[转型NIE12]为什么温州商人在确立私有产权之后还要谋求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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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碰到浙江大学的曹正汉教授，看了他的一篇文章，觉得很有意思。该文章大意如下：温州企业在组织形态上，从集体制、股份合作制到有限公司制，逐步脱去“红帽子”；但是温州商人却开始建立党支部和党委，谋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逐步戴上“红帽子”。这种组织内去政治化而组织外谋求政治化的现象，我觉得很有意思！

曹正汉教授的演讲（pdf格式）见附件。

欢迎大家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给出解释，版主有奖！

30151.rar (28.35 KB) 本附件包括：

• 曹正汉_温州民营企业的成长道路.pdf

2005-10-9 18:10:00 上传

[转型NIE12]温州商人在确立私有产权之后还要谋求政治地位？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0-9 18:11:32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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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私有产权 pdf格式 制度经济学 股份合作制 制度经济 政治 温州 地位 商人

去年大约这个时候，曹教授到中大给管理学博士生上了一次课，我碰巧在座。我认为这个问题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政府掠夺之手，二、利益集团的垄断利润。

A．A．阿尔钦：产权是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惟一拥有合法实施暴力权的政府，无疑是最具有强制力保障的提供者。在中国，没有政治权利的实质保障，再怎么漂亮的纸上私有产权都不能说被完整确立。

80年代中后期，民企为了规避强大的意识形态压力，采取戴“红帽子”的方式降低企业风险。地方政府为了财政利益，也愿意对企业提供政治支持。产权“模糊”使得企业“左”右逢源。

90年代中期，私有经济的合法地位正式以立法形式确立。而地方政府不断干涉企业内部组织运作，侵犯了企业家的实质权利。民企戴“红帽子”的收益不断下降，甚至为负。企业家通过经济承诺等方式，换取地方政府放弃对企业内部组织的严格控制。

但是，强大的政府权利并未从市场中完全推出。政府对许多经济领域进行管制，客观上是一种“创租”行为。民企谋求“看得见的手”的支持，以绕过一些管制门槛，攫取经济租金。地方政府可以获得对民企的直接监督权——“富可敌国”可不是什么好事；这个意义上说，企业会主动要求建立党支部类的对话沟通渠道。地方还可以获得财政增长的实际利益，从而有利于应付政绩考核。

[em10][em15]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0-10 1:34:25编辑过]

一切都与制度环境息息相关。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的冲突与协调，奇妙的均衡。

谢谢三位的回复。奖励2楼金钱30，3楼金钱50。

分阶段来解释，每一类行为都可以容易得到解释。但是，能否有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来解释所有阶段的不同行为呢？期待大家的高见。

个人认为这个问题还是从交易的角度入手，呵呵，不好意思，还是从公民与政府进行交易的这个角度来。

张五常的租值耗散理论——交易双方有动机使公共领域租值耗散最小化

第一：组建党支部是融入中国部分商业圈子的需要，成本不高，但收益也许很大；融入既有制度交流平台，是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的需要

第二：牵涉到红顶商人的特权问题。

温州商人在确立私有产权之后还要谋求政治地位，这主要与中国整体的制度环境有关。

在现有的制度这个外部约束下，有了政治地位就可以减少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寻租行为，从而可以减少政府官员对民营企业的敲诈，所以民营企业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办事的交易成本。

同时当前政府在制度环境下，民营企业家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后，可以作为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表可以通过参与立法，进一步保护其他相关权益。以法律形式确立保护私有产权以后，民营企业的其他权益也需要有人代表其利益，所以这时一些企业家就开始寻求政治地位。

文化因素也是要考虑的，中国一直有官商，胡学岩的成功对民营企业家是有启示的

在回到交易成本上，官商一定程度上在信息获取上具有优势，这也会降低交易成本，这对民营企业发展显然是有帮助的。

作为理性人的民营企业家，他们从这种行为所获得收益显然是远大于其要付出的成本。

至于具体能得到哪些收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如果我国政府干涉企业的手伸的越来越短，企业家政治上也会逐渐脱掉红帽子的。

在美国企业家也会谋求政治地位，但是不会通过象中国企业家带红帽子的方式，应该会组织游说集团和政治献金吧，另外还有？

只要政治权力影响经济结果，众多企业家谋求政治地位就不足为齐，奇怪的是不同约束下不同的谋求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