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个贴，转自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http://www.dajun.com.cn/fubbianhu.htm
[编者按：整个中国改革的过程，说得不好听，是个“洗钱”的过程，那就是如何将公共资产洗成私人资产。而这一洗钱过程，是在国家宏观政策支持背景下进行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近出炉的一项国企改制调查报告称，国企改制过程中并不存在明显的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并且说国资改制流失争论是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进行了一场稀里糊涂的辩论。此论一出，立即遭到社会一片批评。目前的中国，民众心中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症结，大多数民众接受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大量的公共资产被私人化。一部分学者代表民众情绪，极力估算腐败资金有多少，如本网最近刊登的《中国的腐败资金有多少？》 。再一类学者是帮助腐败资金在洗钱，当然他们不是动手洗，而是通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报告这样的形式洗钱。这真是中国洗钱的新花样。通过改制洗钱，真是中国精英捞钱的大好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说刘芍佳这样的人本事不大？所以，目前中国出现的围绕改革的这场大辩论，其问题实质就是反洗钱派与洗钱派的一场斗争。
当前的中国，一些学者在大众心目中已经很臭了，已经根本不能指望他们还有良知。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太幼稚，书生气，对当前社会的腐败内幕了解太少，二是他们就是要和经济精英腐败沆瀣一气，就是要打造一个权力资本的不平等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平民百姓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觉醒和抵抗一条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是在为谁洗钱？
-----谁在为“改革”洗钱？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6年4月28日
国研中心报告验证了中国经济学家的心灵水平
巫继学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4月25日 12:58 新浪财经
新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出炉的一项调查报告验证了我对中国经济学家从心灵到水平的判断。这份由英国布鲁耐尔大学刘芍佳博士主持完成的报告称，总体来看，国企改制过程中并不存在明显的国有资产流失现象。从统计学显著性来讲，60%以上的MBO(管理层收购)并不存在郎咸平所说的资产流失。大部分国资流失是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并不是改制过程造成的，因此去年国资改制流失的争论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一场稀里糊涂的辩论”。(《第一财经日报》4月24日)
对此，我赞成新浪财经2006年04月24日邓清波文章《一份稀里糊涂的报告》的看法：如此重要的报告，它的着眼点应该是实事求是地查找问题，而不是为谁辩护。因此，报告撰写者所站的立场就至关重要：即使报告中所列的数据真实，它所反映的出来的问题仍然不容乐观，因为，“60%以上的MBO(管理层收购)并不存在郎咸平所说的资产流失”，换个角度来看就是近40%的MBO存在“郎咸平所说的资产流失”。将近十成四的国有企业MBO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国有资产流失现象，这个问题难道还不够严重吗？难道不够触目惊心吗？如此天文数字的中国国有资产中有将近40%的MBO存在郎咸平所说的资产流失，还坚称“总体说来”国企改制资产流失不明显，这不是经济学家的心灵出的问题就是学术水平出了问题！那我将会说，去年以来公共大众(特别是网民)对MBO的质疑与批评，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平台，展开了一场清清楚楚的国资保卫战。
令人感到多少有些失望的是，正当公共大众期望经济学家们能够对当前人们关心的改革问题给一些说法的时候，曾经醉心于诊治经济社会疾病的经济学家一个个瘟瘟的，不见往日擅长发现经济问题的风发锐意，不见过去指点江山时的飞扬情怀，更不见过去受领导表彰褒扬后的弹冠快感。人们禁不住地要问：经济社会的医生怎么啦，究竟自己得了什么病？
在我看来，他们的病症大约可以归结为两类：一是心灵出了问题，二是视野出了问题；前者是医德问题，后者是医术问题。
应该说，中国经济学家队伍整体上说是正派的，无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立场还是走西方经济学路线的学者，对于改革是真心拥护与投入的。即令在网络上被严厉批评甚至被恶搞的那些人，许多人在过去的年代中以自己的方式为改革与发展做出了贡献。面对当今现实，人们的不满情绪虽然可以理解，但一概地发泄到经济学家头上也有失公平。出思想是一回，被采纳进入战略与政策则是另一回事。一种思想，一种观点要进入操作层面，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因学者的一种建言，就断定他应该为某种经济政策负责似乎不公允。
心灵与视野，即道德与水平，两者有某种联系，但相互背离的情形亦有发生。操守好，学术水平高是一种情形，操守好，学术水平平平是一种情形，操守差，学术水平高是一种情形，两者都差则是又一种情形。这四类学者中，双优秀是世人赞美的；双恶劣是世人唾弃的；操守虽好水平平庸者无害亦无益。反倒操守差，水平高的经济学家在经济社会中引发了不小的震荡。出生于苏格兰的约翰·罗可称之为骗子经济学家的鼻祖，但与以后的纯骗子相比，他却相当有学问。他一手策划了并实际操控了臭名昭著的“密西西比计划”骗局，自己捞足了名利，却令法国殖民地密西西比经济崩溃。但这并不能掩盖他1705年所写的《货币与贸易研究：国家货币供给的建议》中学术成就。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称他“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罗正确预言了信用体系的重要作用以及用纸币代表金属货币的重要性，同时罗预言了货币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另一位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一位学问极好人品极差的典型人物。为了功名，他不择手段向上爬，在他登上学术高峰的同时，心灵也下到了人间地狱。配第成为“统计学之父”，配第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至今还闪烁着光彩。可是他以权谋私，背叛理想，卖主求荣，其生活作风也极不检点。一时为世人唾弃。
轻率地指责国资流失争论是对民意的漠视和傲慢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4月25日 01:22 第一财经日报
尽管由“郎顾之争”而来的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已落下帷幕，但有关对这场争论的评价却不时响起。日前，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刘芍佳博士在南开大学举行的一场学术研讨会上表示，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去年出炉的一项调查报告，大部分国资流失是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并不是改制过程中造成的，因此他认为，去年国资改制流失的争论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一场稀里糊涂的辩论”。
刘芍佳所说的国研中心报告，指的是国研中心企业研究所于2004年8月到12月初，对74家中央企业及其二级子公司共计1524家，以及北京、重庆、黑龙江等16个省和省会城市所属企业共计5103家，进行的改制和重组调查，报告显示，60%以上MBO不存在资产流失现象。而刘芍佳本人，则是这个调查报告的执笔人之一。
对此，人们难免疑问，调查样本的真实性是怎样确保的？调查样本中的60%以上MBO不存在资产流失现象，能否得出国企改制在某个时段就不存在大面积的国资流失的结论？而刘芍佳以此为由批评有关国资改制流失的争论是“一场稀里糊涂的辩论”，逻辑是否严谨？
对国资流失的判断，首先涉及一个标准问题。标准不同，判断也就不同。刘芍佳认为，判断国有资产是否流失，要看转让后，至少未来3~5年的企业经营状况，具体来说就是企业能否创造利润、税收以及就业机会是否增加等。我们认为，这一判断标准是有问题的。国资流失与否，与企业能否创造利润、税收以及就业机会是否增加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流失指的是原有资产的价值被低估、流走或盗走，并不是说这个资产就不存在了。所以，即使企业的资产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全部流失到个人手上，只要经营得当，它也能创造利润和税收。
另一方面，MBO只是国企改制中的一种，尽管它受到人们的诟病较多。因此，60%以上MBO不存在资产流失现象也不等于其他改制形式不存在大量的国资流失。我们也注意到，此次调查的时间是在2004年下半年后，这个时候国家主管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规范MBO行为，国企改制比过去相对更规范，而众所周知，大量的资产流失发生在国资委成立以及规范国企改制的法律法规未出台之前。另外，国研中心企业研究所的调查企业虽然加起来达到6000多家，但在全部国企中，这只是一小部分。退一步说，即使国研中心的调查准确，也还有30%多的MBO存在资产流失现象，这一数字同样是惊人的，同样是值得关注和讨论的。
事实上，对于国企改制导致国资流失的问题，无须进行大面积的调查，公开的报道已经很多，断言这只是个别案例，或者指责人们单纯地凭主观判断，背离了人们的经验和社会常识。如果由此而否定前年以来的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更不应该。因为大讨论固然是由国企产权改制引发的，但是它超越了国企层面，上升到了中国改革的方向与路径，是对20多年改革的一个思考。尽管这场争论会出现一些问题，争论中会带有一些非理性和情绪化因素，但争论的最大好处在于解决矛盾，明辨是非。它不仅促使人们思考经济改革中的问题，而且促使人们思考整个社会的问题。换言之，这场争论本身将直接影响中国经济及社会的变革与发展。特别是争论中所形成的若干共识将为中国改革路径的选择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毫无疑问，它的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当然，不能因为国企产权改革出现国资流失，就否定整个产权改革，甚至否定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中国经济20多年来的长足发展举世瞩目，其中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即产权的改革。所以，国资流失虽然是由产权改革引起的，但不能说是产权改革带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重要的不是减缓产权改革甚至停止改革，而是加快产权公开、规范、透明的制度建设，在坚持改革大方向的同时，将改革操作纳入规范，并消除国资流失的漏洞。
轻率地指责国资改制流失的争论，反映了一种对民意的漠视与傲慢。应该看到，当前，由于分配不公和日渐扩大的两极分化，越来越多的弱势人群的挫折感也愈来愈重。有关国资改制流失的争论事实上折射出了人们对改革公正性的呼吁。这是我们在下一步改革中应高度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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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章
主流经济学家鞭挞互联网,知识精英患网络恐惧症
早报评论专栏作者 童大焕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4月25日 11:34 东方早报
一段时期以来，不时有主流的知识精英，批评互联网对于重要决策的“干扰”，时而说“经济学家要顶住互联网的压力坚持真理”；时而说“互联网如耍猴”，要“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清华大学的李稻葵教授、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樊纲等等。
李稻葵教授公开批判“将利益群体矛盾公开化”的做法。他说，“现在我们缺乏健康的争论环境，争论解决不了目前经济生活的矛盾，有时候反而还会拖后腿。”“以互联网为代表，出现了大辩论、大批判形式的讨论。这种讨论实际上历来对改革帮不了忙，反而起了负面的作用。”
张维迎则说：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则谈不上尊重科学。现在对一些改革的讨论，乱七八糟。
而经济学家樊纲最近在某报论坛上更是直截了当地说，网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但中国更大的利益群体在网外，多数的农民、民工都不在网上，不是网民能够代表的，所以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政府也不能光看网上的东西，不是说使网民高兴了就等于大家都高兴了，不能仅以网上的舆论来左右自己的政策。此言既出，立刻引来四面八方的口水讨伐。著名时评家鄢烈山先生直言樊纲此论不知是赞扬政府“民主”“谦虚”到盲从网民的地步，还是贬斥决策者的草率。
这些曾经一言九鼎，如今依然以一当十、当百、当千万的主流经济学家“不约而同”地鞭挞互联网，出现普遍性的“互联网恐惧”，归根结底，是互联网时代知识分子对自身角色定位的不确定性的恐惧。
众所周知，在互联网出现以前，表达的权利基本上被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一些经济精英所把持，中国的知识分子更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传统与潜意识自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既是他们的道德和学术追求，也是其“货与帝王家”的资本。在此情形下，传统知识精英“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抱负中实际上也包含着“为天下代言”的自负与精英独裁倾向。经世济用，是中国读书人从古到今的梦想，能够直接以自己的学术观点影响政府政策，更是知识分子职业生涯中的极大荣誉和成功，也是其必不可少的晋升之阶。
在互联网普及之前，公众表达的门槛非常高，因为无论从政策上还是从经济上，传统媒体的准入门槛非常高，专业期刊、主流媒体、学术会议、政策讨论会等等，非主流精英不得其门而入。
但是，网络的蓬勃发展彻底改变了传统的言论表达格局，在某种程度上昭示着“公共空间”的初步形成。它是历史上堪称伟大的一次技术革命，与以往的任何技术革命不同，它第一次通过技术将社会政治民主和公民权利平等的问题摆在了前台，意味着人的权利平等有了最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因为，人的一切权利，从表达的权利开始，一个“观点的自由市场”自此生机勃勃。它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知识精英的表达特权，甚至屡屡直接反击知识精英们的言论。
这种情况下，传统知识分子一般有两种选择：一是坚持传统道路，拒绝与互联网合作，并试图通过否定互联网言论的方式维护自己的传统地位；二是积极参与到互联网这个“观点的自由市场中”，让自己的观点也在各种冲突的言论中大浪淘沙，最终由时代和历史来选择。事实上，前一条道路已无可能，惟一的办法就是合作。因为包括否定网络言论的观点本身，也已被无情地扔进了互联网这个无比巨大的汪洋大海，经受着时间和“网意”的考验。世界本来就是个彼此联系丝丝入扣的网，任何人不能置身度外。
必须强调的是，任何人的理性都是有限的，因此任何表达都不可能完美无缺。知识精英在指责网络言论缺乏理性、乱七八糟的时候，也要充分地认识到自身的理性同样是残缺不全的，政府的理性也是如此。而互联网的最大优势，正是让各种貌似残缺理性互相纠错，不断修正。政府则可以在各种冲突的言论中寻找平衡。
此情此景，知识精英还有存在的价值吗？是不是要“沦落”成互联网这片汪洋大海中的沧海一粟？不必悲观！知识精英与众不同在于，他比别人拥有更多的知识，知识的力量，在于它能够穿透现实的迷雾，为解释现实寻找历史的参照和坐标。就像一座山，一般人只能看到这是一座山，但知识精英却可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不是站在山上看，而是站在山外看，看得清这座山在整个知识版图中的位置。谁看得更清楚、更透彻，谁的观点就最有可能脱颖而出成为主流观点。互联网时代不是不需要主流，而是主流的生成机制与传统有了很大区别
此时，知识分子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坐标，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调整自己的路径和方向。否则，不是等你来抛弃互联网，而是互联网和时代抛弃你。时势终归比人强，在宇宙和时代的滚滚洪流中，人算几何？
茅于轼为张维迎辩护 刺激社会敏感神经
每经评论员 叶檀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4月25日 07:27 每日经济新闻
茅于轼先生最近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文章《群众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在这样的敏感时刻写这样的文章是不讨好的。题目就会引发争议，文中还用大量篇幅为张维迎和富人利益辩护，刺激了社会的敏感神经。
不过，老一辈公共知识分子的风骨也体现于此，“学术和科学是利益中性的，该怎么说就得怎么说”，虽然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曾经阐述过经济学家参与决策与利益的关系，但这一理论并不能解除经济学家捍卫自身观点的权利。茅于轼先生也曾发表过“我不赞成抵制日货，买日货对自己有好处”、私车高收费解决北京堵车问题非常合理”等引起社会激烈反应的观点，恐怕都出自这样的理念。如果从维护社会利益首先应勇于维护自身利益和自己的观点，以及自由体现于过程这两点来衡量，茅于轼先生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市场自由主义者。与此相符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他的观点也并不激进，对约束条件的考虑使他常常对一些经济政策持同情的态度，热心于公益事业。
文中的一些观点其实是信念。比如，应该一视同仁保卫富人与穷人的权益，当今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已经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法律问题———这当然没有错。如果富人与私人的财产可以随意侵犯，那么穷人与国家财产也不会更幸运，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意识泛滥，市场化赖以立足的法治文化迟迟无法确立。
笔者完全赞同这一理论，但也预料到将这一理论用之于现实将会引发怎样的争议。这牵涉到财产的合法性来源问题。当民众感到社会财富被小部分人瓜分，绝不会平心静气地认可这样的财富分配格局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视那些强调一视同仁地保护所有人的财产权的学者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也就理所当然。虽然以笔者看来，真正被利益集团牵着鼻子获益的经济学家们对于这样只会产生负效应的争论避之唯恐不及，绝不会舍弃对于银行与企业的研究推荐，而来趟这混水。
在很多场合，用西方现成的市场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现实经济现象，因为市场的前提就不具备。也因此，杨小凯、盛洪等人才折返回去，研究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以及文化与法律等对经济制度的影响。
所以，划定辩论的前提与理论适用范围十分必要。比如，在替企业家辩护时，只能用具体的论据与理论替个别人辩护，而不能大包大揽地替所有企业家代言。如果合法与合意的前提不具备，属于显而易见的荒谬，那么，我们应该对民众的不满表示理解，并尽其所能地促进某项政策的具体变迁。而不是大笔一挥，勾去所有的“原罪”。须知，“仇恨在心会发芽”，对原罪无原则的宽容会败坏市场制度的基础。
另一方面，由于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时常遭遇现实的瓶颈，因此，一些经济学家经常用中庸之道来寻求利益均衡，使得对各方的补偿达到合理的限度。但问题在于，在某些阶段，利益均衡不过是一种泡影，经济路径依赖会固化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
有一种理论认为，当经济发展找不到一个更好的突破口、只能维持现状时，就是帕累托最优。但处于改革转型期，认为自身利益受到侵害的民众显然不会认可这样的最优，他们心目中另有一种最优理念，这一理念夹杂着公道的诉求以及传统的均贫富观念，泥沙俱下，滚滚而来。
面对这样的情况，理智的做法只能是就事论事，具体指出何为最优何为均衡，而不是无端招惹社会情绪，恶化自己的观念环境。
群众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
茅于轼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4月24日 09:19 经济观察报
读张维迎的《价格、市场与企业家》， 把我带回到1980年代初的激动人心的改革浪潮之中。中国经过了万马齐喑的文革时代，终于开启了历史的新篇。被压抑了几十年的自由思想有了萌发的机会。也只有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才有可能走上改革之路。当时我是年过五十的进入老年的知识分子，带着满身的伤痕, 像欢迎朝阳那样地呼吸着改革带来的新鲜空气。
而张维迎则刚过二十多岁，用充满好奇的眼光, 观察着这个激烈变动中的世界，试图把他在大学里学到的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当前现实问题的分析。我们这两种很不相同的年龄、生活经历和知识准备，但却有共同的语言，就是对改革的憧憬。
我第一次见到张维迎是1982年2月23日在西安召开的全国数量经济学年会上。这次年会是我国经济学界突破传统经济学束缚，取得重要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今天大家听起来一定感觉可笑，现代经济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以数量经济学为突破口的。因为文字的经济学被传统理论界封锁得很严密, 只有用数学稍微有点自由度，因为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数学的文章容易通过检查，从网眼里漏出来。这次会议有许多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学科带头人的重要经济学家，像杨小凯、田国强、王国乡、刘世锦、还有史树中、王书瑶、于清文、张纪岳、周述实、冯文权、胡传机、钱志高等人。
那时候讲西方经济学(应该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是要冒风险的，不像现在各个大学都在课堂上堂而皇之地讲。那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传统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的斗争会。我是我们小组的副组长，另外有一位正组长。两个组长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看法。结果当然无所谓胜负，但是确实给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打开了一条生路。
张维迎当时还是西北大学经济学的研究生。经济系的研究生很多，让张维迎参加这次会议，显然因为他与众不同。他的导师何炼成先生受到大家的尊敬，主要因为何老师善于识别人才，而且不拘一格。那时候学校里教的主要内容还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但是何老师鼓励新思想，不怕离经叛道。张维迎就是正在两种经济学中进行认真思考和慎重选择的时刻。他在小组会上发言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和数量经济学关系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他的发言获得普遍的称赞，并且被推选代表小组到大会去发言。从那时候起，我就对这个年轻人有了深刻印象。
回到北京一年多后，大概是1983年8月，听说张维迎出事了。他写了一篇“为钱正名”的文章，无非说明钱是价值的客观度量，大家为创造财富而赚钱是很正常的，不应该回避钱，把它看成是什么坏东西。但是此文被省里的某个领导点了名，于是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哄然而起，不但在陕西省，在全国都展开了批判。我在北京很为他不平，就写了文章支持他，但是发表不出来。从那儿以后我把他看成是经济改革的战友，不是一般的朋友了。今天看来，我国的改革绝不是一帆风顺的。任何一点微小的进步都会遭遇巨大的阻力，改革的新思想总会被那些自认为一贯正确的坚持派视为大逆不道。尽管随着改革的向前发展，证明新认识是对的，但是从来没有人给改革派平过反。到了下一次新旧思想发生冲突时又是改革派被批，坚持派俨然以一贯正确的姿态出现。改革中最重要的两次冲突是要不要放弃计划经济接受市场经济，和要不要发展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和国家企业平等对待。今天的事实已经完全证明了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的道路是对的，但是在这两次争论中伤害了许多人，有的被批判，有的被罚款，有的书被禁，至今没有改正。
从批判”为钱正名”以后，张维迎很快地成长起来。他后来表现的学术上的坚忍不拔精神，我相信和这次受到的批判有关。我们之间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他和我不断有书信未来，展开了许多讨论，内容主要是关于现代经济学的学习和改革中的问题。1984年底张维迎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接触的机会更多了，几乎每星期都会碰几次头。记得经常往来的还有宋国清、张敢明、栗树和、梁天征等。1984年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丁宁宁邀请我参加能源组的活动，张维迎有关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文章有机会通过我带到国务院的中心发表。特别是关于价格改革的争论是当时的中心议题。应该承认，我那时候对价格双轨制的认识还是很初浅的，只是感觉价格改不动，一切都无从谈起，必须想办法突破这个僵局。双轨制是能够突破障碍的一个可行方案，但当时并没有懂得这是一个帕雷托改进，更没有想到将来如何并轨，以及并轨中可能发生的官倒和贪污腐化问题。
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理论。我提出的择优分配原理从理论上很直接地解决了价格能够最优分配资源的道理。但是现实生活远远比理论丰富。在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从全面公有制过渡到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所有制，价格的过渡性变化是丰富多彩的。记得那时候张维迎写过一篇文章，论证公费报销会导致价格扭曲。在西方的市场经济中公费报销虽然也有，但是数量很少，不足以影响到整个价格系统的均衡。然而在全面公有制的中国，公费报销数量大，足以影响均衡价格。他的这篇文章清楚地说明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冲突。
慢慢地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站稳了脚跟，它的主要贡献是确立了改革的目标，承认分散决策和自利行为，在市场规则被遵照的条件下，能够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然而目标的确立并不等于目标能够实现。如何从计划经济的现状转变为市场经济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动态问题，和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所表达的静态问题完全不同，而且这儿没有任何理论可以指导。邓小平先生提出来的摸着石头过河准确地说明了这一状况。比如，经济改革中应该先放开价格管制，还是先解决所有制，这儿没有现成的理论，恐怕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解。这个动态过程事实上是一个博弈过程。它的发展视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而定。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主流经济学对改革的指导作用是相当有限的。一旦方向确定了，剩下的事基本上是一个博弈过程，而且是多个参与者，多个策略，极其复杂的博弈。1987—88年时，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大致已经确定，价格改革的方向也放弃了成本定价，接受了市场交换价格的概念。当时更多的问题是实施。张维迎逐渐把兴趣转移到博弈论。1990年改革进入低调，他花了很大的精力阅读一本影印的青木昌彦的《非合作博弈企业理论》，他读完后介绍给我，在去英国时就把这本影印本留给了我。可是我为别的事忙，没有仔细读。他攻读博士学位的主修课是产业组织理论和企业理论，而所用的学科则属于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他在为《詹姆斯·莫里斯论文精选》一书所作的前言中说：如果说信息经济学与博弈论有什么不同的话，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研究的着眼点上：博弈论是方法论导向的，而信息经济学是问题导向的。
张维迎在研究企业的时候，越来越感到法律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他又关注法学，写出了《产权、政府与信誉》和《信息、信任与法律》。从张维迎治学的轨迹可以看出中国改革重心的转移。的确，以我之见，当今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已经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法律问题。许多学者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认为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将走入僵局。也正是这种判断的反映。
前面说到，主流经济学的主要作用只是改革目标的确定，一旦目标确定它的用场就很有限了。目标是静态的，过程是动态的。动态问题远比静态问题难解得多。中国的经济改革内容非常丰富，这是人类历史中几乎是惟一的现象。但是要科学地总结并不容易，至今还没有看到对这一动态过程的理论归纳。如果说中国人要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恐怕要从改革转变过程中的博弈去发现。
在改革的进程中发生了许多困难，特别是帕雷托改进的机会已经用尽，改革开始损害某部分人的利益时，对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提出了怀疑。这就是当前我国改革所面临的形势。由于贫富差距扩大，工农大众的收入增加幅度不大，腐败问题没有明显好转，而豪富们挥霍浪费，社会不公明显暴露。这时候许多人对改革的目标感到怀疑：是不是我们走错了路，该不该往回走，过一个比较平均的日子？这时候目标的重要性重新显露。到底是目标错了还是过程中的问题？对主流经济学坚信的人会主张原来的改革方向，并指出问题是法治的松弛；没有法治的市场将是拉美式的，坏的市场经济。
在这场争论之中张维迎坚定地站在维护原定改革方向的一面，受到不少误解。对他的主要批评是认为他是为富人的利益说话。其实，学术和科学是利益中性的。该怎么说就得怎么说。相反有些讨好公众的人倒是常常昧心说假话，把是非搞乱。这才是危险的。我们在全力以赴地保护穷人的时候(我国穷人的权益常常严重地被侵犯)，不能侵犯富人的权益。如果我们不是把穷人和富人一视同仁，而是彼此对立，发动工农大众清算富人，我们将重新陷入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这万劫不复的深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一部彼此残杀的历史，人的心思都用来人斗人了，还有什么功夫去想怎么提高生产力，创造财富！
清算富人的结果是大家一块儿受穷，社会上再也没有富人了。改革前谁有胆子当富人？当了富人就要挨批斗，不但自己挨批斗，子女和子女的子女，一代代下去都不许上大学，不得参军，更谈不上出国，甚至还要挨批斗。所以改革前中国已经彻底地消灭了富人, 真正变成一个穷人国了。今天的富人全都是过去的穷人变的，甚至相当一部分是当时的“弱势群体”变来的。上世纪80年代是没有门路进政府和国营企业的人才去创业做生意。难道我们还想回到那种状态吗? 我们愿意穷人永远当穷人，还是有希望变富人? 当然是后者。市场经济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可能人人都是富人，社会上总有穷人。不论这个社会有多富，穷人还是难于避免。至少未来五十年里这种状况是很难改变的。
不谈学问，就拿做人来讲，张维迎是非常同情穷人的。他自己就是从陕北一个穷山沟里苦读出来的。我前年想注册一个扶贫基金会。得到张维迎慷慨出资十万元。他不但自己出资还帮助我募款一百万。他那热心扶贫的精神使我极其感动。我想这和他的出身有关。有些人口口声声为穷人呐喊，但不见行动。不过对社会来讲，一个学者重要的倒不是参不参与扶贫，而是要敢说真话，要有良知，要对社会负责任，而不是只想着自己的得失名利，迎合时髦。可惜的是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而社会的先知先觉往往成为历史的牺牲品。这才是真正可悲的啊! （原标题为：忆峥嵘改革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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