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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些法学家，或是真糊涂，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总把立法当成法治，比如，最近有人又在呼吁要立一部《对外援助法》，认为只要有了令他们满意的法律文本，法治就可以自动实现，流沙上就可以建成高楼大厦。
记得今年年初的时候，也颇有些学者为《立法法》修改，确立税收法定原则激动了好一阵子，仿佛真有那么回事似的。不过发改委可不吃这套，这不，油价崩盘似下跌，好容易不调整消费税了，人家又来了一招，为治理雾霾暂时不降油价。这不是税收，而是行使国有企业产品的定价权。你咬它一口啊？
讨论税收法定，暗含的前提是私有产权占有绝对优势地位。公有制下哪有税收啊？连你的人都是国家的一颗螺丝钉，征税从何谈起？不理解这一点，税收法定就是个笑话。
今年是英国大宪章八百周年。英国历史上，国王为了税收而与贵族和平民斗争、妥协，对英国宪政格局的形成有极大影响，议会主要就是议税，所谓无代表不纳税，所谓以支定收，所谓税收法定。而后来的美国独立战争也与税收之争脱不了干系。但是，如果英国的国王早早就搞什么盐铁专卖，土地国有，资源国有，哪还需要就税收谈什么判，开什么会，立什么宪？直接卖盐铁、卖土地、卖石油、卖汽车牌照之类的就行了。另外，如果私有产权会被随意侵犯，被挪用、被限制、被征收、没收或国有化，光制定一部规范税收的法律又有多大用处呢？出口结汇形成的外储被拿去当外援，作基金，这也不是税收哦！
“无财产者无人格”，私有产权是安身立命之基础，其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为过。总有人幻想着绕开这点，所谓政右经左，幻想宪法能解决一切问题。对此，米塞斯和米尔顿·弗里德曼都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两人不约而同地用了出版自由的例子。米塞斯说，如果所有印刷机都归政府所有，政府就能决定印什么不印什么，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就消失了，其他的自由也是如此。弗里德曼则说，如果政府拥有所有的纸张，需要用纸的话得特批，又怎么实现出版自由？而哈耶克也反复强调，私有财产设立了一个自由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个人不受政府的干预，私有财产是防御政府专横势力的堡垒。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那是因为他还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有“将芜之田园”可供维持生计。而如果名为国民，实则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无一寸私有之土地，无受到保障的私有财产，那也就只能“全国人民喜迎油价上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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