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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场堕落效应理论
传统市场失灵集中关注效率方面，但是，市场失灵还有另一重要表现：社会价值的忽视和丧失。譬如，基于自由交换的帕累托改进原理，波斯纳、贝克尔等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倡导者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主张：性交易乃至强奸权利合法化、建立婴儿买卖和人体器官买卖市场，甚至允许毒品买卖和奴隶交易，等等。问题是，尽管从经济学的分析思维来说，这些交易似乎是有效率的；但是，在社会文化和伦理道德层面上，这些“有效”的市场成果却违反了他人或社会的利益，因而长期以来都属于为社会道德所贬斥以及为法律所禁止的行为。
这意味着，从经济学来说有效率的市场成果在社会文化和伦理道德层面上却难以为社会所接受。 如何解释呢？这正反映出被长期忽视的另一市场失灵类型：某些交易从市场运行来说似乎是有效率的，却衍生出对社会发展极度不利的后果；相应地，如果放任这种交易的推行，就必然造成社会伦理的式微和解体，进而使得整个社会陷入无序和失范状态。
显然，这就带来了新的思考：究竟是以社会合理价值来审视和反思现代经济学的分析结论？还是以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来审视和重塑现代社会价值和法律道德规范？康芒斯（观察者网注：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罗杰斯·康芒斯）强调，社会“合理价值”是审视市场成果的可接受性以及市场运行的有效性的重要标准，如果市场交易所促进的东西不符合社会需要和社会价值，那么这种市场也就不是合理和有效的。
一般地，即使按照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效率原则，市场的设计和推行有助于社会总效用的提高，但只要它会对社会发展造成危害，这也就是明显的“市场失灵”。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不关注市场运行中出现的失灵现象，而仅仅关注市场“运行”中效率欠缺的失灵，反而以经济学的有效市场分析来重塑法律和道德，这充分表现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分析之中。
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狭隘的市场效率，一个叫王福重的“主流经济学家”宣称要为号贩子辩护，不仅认为号贩子做的是正常生意，为其正名为看病中介，而且认为全社会都该感谢号贩子，因为他的行为显示了专家号的稀缺程度(也即真实价格)，从而优化了资源配置。
同时，社会价值的忽视和丧失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市场内含的堕落效应，还包括以效率牺牲公平、庸俗同质化、实用媚俗化等。究其原因，商人为了在商业主义社会中获取最大利益，就必须迎合大多数人的口味和偏好，从而滋生出了强烈的实用化、媚俗化和平庸化倾向。譬如，在当前中国社会，芙蓉姐姐、流氓燕以及凤姐们可以成为各电视节目的嘉宾，包含性暗示、人身攻击以及物欲主义导向等“低俗”节目不断推出，目的也就是尽可能地吸引受众眼球。
美国学者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指出，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是一个娱乐化的时代，电视和电脑正在代替印刷机，文化的严谨、思想性和深刻性正让位于娱乐和简单快感。类似地，由于商业主义的渗透，现代高等教育逐渐偏离了社会发展的目的，而逐渐沦为个人谋利的手段，甚至退化为一种工具主义的技能培训；相应地，现代学术就日益庸俗化、实用化和功利化了，短、平、快的实证论文获得了推崇和鼓励。
事实上，托克维尔通过对早期美国社会的观察就发现，民主体制下的学术风气呈现出三大显著特征：(1)学术取向的实用化，如重实践而轻理论，重一般观念而轻具体观念；(2)学术精神的平庸化，如有追求而少大志，缺少革命创新精神；(3)学术控制的极权化，如信仰的从众取向，学术中的多数暴政。
同样，马尔库塞在对二战后美国社会的考察中也指出，发达工业社会创造出了丰裕的物质条件，由此成功地容纳、化解了社会中一切可能存在的否定力量，社会文化为适应社会的需要而日益商业化、世俗化、物质化、标准化、大众化；进而，平庸的娱乐和无聊的消遣就吞噬了人们的心灵，它以文化的形式告诉人们，现存社会是最好的、最合理的，认同这个社会并接受它的观念就可以得到快乐和幸福，以致人们的自由意识和批判精神就在不知不觉之中被不断增长的“虚假需求”、不断更新的商品以及维护现实的“肯定文化”所窒息和消除了。
结果，现代发达工业社会使得人成为单向度的人，成为缺乏批判和反省的人，对自身和他人的未来漠不关心，对周遭现实毫无批判地接受。显然，市场堕落效应在当今社会的肆意呈现，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政府所应承担的角色，拓宽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上所赋予的政府功能。
五、促进分配正义理论
上面引入了市场主体的相异性，尤其是权力和地位的不平等性，这也必然导致市场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性。一般地，在现实世界中，市场交易中的供求关系根本上体现为权力之间的较量，交易剩余的分配结构也必然决定于当事人的权力对比；因此，分配结果总是有利于势力大的一方，强势者往往会占有更大的收入份额。进而，更大的收入份额又进一步增强了强势者的力量，从而使得它在今后的交易中拥有更大的优势，并获得更大的收入份额……如此循环往复，这就产生了市场经济中的马太效应：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最终导向社会收入分配的两极化。
当然，一些经济学人也许会基于库兹涅茨（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俄裔美国经济学家，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现的倒U型收入分配规律，认为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到一定限度之后就会出现缩小的趋势，并以此来为现实收入差距辩护，并反对人为干预来缩小这种收入差距。如张维迎就认为，“市场越开放、政府干预越少的地方，收入差距越小。”
但实际上，这并没有认真区别倒U型收入曲线前后端的影响因素差异：(1)收入差距变化曲线中前一段的扩大主要源于自发市场的马太效应，这种马太效应最终会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两极化；(2)收入差距变化曲线中后一段的缩小主要源于社会干预的转移效应，这种社会干预主要促使弱势者的力量联合和直接的立法来保障弱势者的基本诉求。 也即，收入分配本身就是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而随着财产权利的集中，其所有者将在谈判中拥有越来越强大的权势，从而也会获得越来越有利的收入份额，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
尤其是在一个社会中的权力分布是极端不平衡的社会，完全基于力量决定的供求市场必然就有强烈的掠夺性，必然缺乏对正义和公平的关怀。为此，一个良善的社会就体现为：存在一系列法律来限制那些附属于特定功能角色的财产权利的使用，使之不会因累积效应而膨胀，这也正是民生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之理论基础。同时，正是通过抗衡力量的引入以及对财产权利的“约束”壮大了弱势者在谈判中的力量和地位，从而最终使得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出现缓和甚至转向缩小。
事实上，在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中，人们对社会正义往往具有基本共识，这就是个人的所得收入与其劳动贡献应该相对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每个人的应得权利，使每个人的福利与国民财富同比例增长。其中，就成熟而完善的市场而言，它应该维护每个市场主体的应得权利，致力于促进社会权利和国民财富之间的平衡发展；只有这样，市场才能被视为成熟的而非原始的，才能被视为合作性而非掠夺性的，才能促进社会秩序持续扩展。
就合理和合法性的政府而言，它应当是弱体群体的保护者，应该确保社会中不存在统治和剥削其他群体的权力；只有这样，政府才能担负起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才能担负起协调社会利益的功能，才可以保障社会协调合作的顺利进行。
同样，作为一个关注社会现实的人本主义者，经济学人也应该致力于分配正义的深层研究，因为分配正义的实现不仅有助于社会效率的提高，而且分配正义本身就是值得推崇的社会价值。显然，在现实市场中，无论是资源的初始占有还是财富转移的程序制定都控制在少数权势者手中，由此带来的收入分配就具有显著的不合理性；而且，初始分配收入的不合理性不仅表现在工资收入没有体现其劳动贡献，而且表现在依据劳动贡献来获取收入的原则也忽视了人类个体的自然不平等。
因此，从正义原则角度，这就要求通过收入再分配对初始分配收入中的不合理进行弥补：(1)对那些受到损害的主体进行补偿，从而实现补偿正义；(2)对那些处于自然弱势地位的主体提供援助，从而实现纠正正义。显然，这就赋予了政府在收入分配领域的积极作用。
不幸的是，边际革命以降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反对古典经济学从力量博弈将收入分配与规则制度联系起来，而是基于边际生产力原理将生产理论和收入理论统一起来，进而将市场收入与生产贡献等同起来；相应地，它将初始分配收入视为正义的，并由此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将基于收入再分配的征税认为是对基本正义的违反。正是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鼓吹下，政府在纠正和补偿正义以及收入再分配功能被放弃了，而市场机制则得到了过分的推崇，中国社会的市场化改革也片面地强调收入分配由自由市场机制决定，以致任何以其力量所获得的利益都被合法化了。
六、促进社会均衡理论
讨论政府所应承担的功能，不是先验的和固定不变的，而是与特定时空下的诉求有关。事实上，自20世纪初以来，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政策之后，西方诸国的公共部门以及公共开支一直都呈现出迅猛的增长趋势，包括政府对私人部门的管制以及公共部门公共所有权的扩大。而且，经济权利最为集中的不是由法定管制的方法或公共所有权带来的，而是发生在公共部门(即政府)收入和支出的相对增长上。
事实上，大规模的公共部门已经成为现代发达经济的特征：发达国家中公共部门占GDP的比重平均已达40-50%，尤其是在北欧那些福利国家，公共部门占GDP的比重已达60%。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公共开支长期增长的现象呢?经济学界为解释此现象所提出的理论大致有这样几种：
(1)瓦格纳的“政府活动扩张法则”，倾向于从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政府履行越来越多的职能角度做出解释，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大而使得财政支出不断增加；
(2)皮考克和怀斯曼的公共选择理论，倾向于从公共收入随经济发展和社会动荡而增长，并导致公共支出相应增长的角度做出解释；
(3)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的发展理论，倾向于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要求公共支出结构做出相应变化的角度做出解释；
(4)鲍莫尔的“鲍莫尔病”，倾向于从公共部门劳动生产率偏低必然导致其规模偏大的角度做出解释；
(5)帕金森的帕金森法则，倾向于从等级制组织中的组织原则弊端中寻找原因：不称职的行政首长一旦占据领导岗位，庞杂的机构和过多的冗员便不可避免，行政人员会不断膨胀，但组织效率越来越低下；
(6)黄有光的追求福利说，倾向于从福祉和快乐角度探究广告品的增长，私人消费主要是私人间竞争，从整个社会来看并没有提高快乐，只有私人消费转移成为公共开支尤其是用在环保、基础研究、教育等方面，才可以在没有减少私人快乐的前提下提高人们的快乐和生活品质。
加尔布雷斯在《丰裕社会》就将私人产品和服务与政府产品与服务供给之间令人满意的关系称为社会均衡，它强调，任何一个运行良好或管理有方的社会都应该使公共服务跟得上私人生产。其基本思路是：一种产品使用量的增加不可避免地创造了对其他产品的需求，相应地，随着社会的逐渐富足，私人消费品的增加将相应地增进公共品的需求。例如，随着更多汽车的消费，就必须有更多的汽车保险和更多使用汽车的空间。而且，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社会性需求占人类需求的比例越来越大，例如，汽车消费的增加需要增加街道、高速公路、交通管制、停车空间，富裕社会越来越需要道路、学校、博物馆、低价住房等公共事业。
然而，长期以来社会均衡状况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能够使公共服务与私人生产和商品消费保持起码的关系；相反，私人部门的富有不但与公共部门的贫乏形成了令人震惊的反差，而且私人产品的丰富性成为造成公共服务供给危机的重要原因，这也就是私人富裕与公共贫困的共存现象。尤其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越是盛行的地方，私人产品和与公共产品间的失衡情况也就越明显：一方面是华贵豪华的别墅花园、昂贵奢侈的私人飞机和琳琅满目的金银绸缎，另一方面则是破烂不堪的公路、充满臭味的河流、拥塞肮脏的公共交通。
那么，对人类福利来说日益重要的公共目标为什么会被现代社会所忽视呢？加尔布雷斯（美国经济学家，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认为主要原因在于：(1)在现代垄断经济体系中，传统的完全竞争力量已被强大的组织力量所代替，如巨大的生产者、全国性零售公司和强大的工会；它们操纵了市场、操纵了消费者，从而操纵了经济；(2)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经济增长的关心超过了对生活本身的关心，对“物”的注意超过了对人的注意，因而一个经济体系的目标常常并不是供应商品以满足人民的需要。正因如此，就要重新树立经济学对公共目标的关注，重新认识和确立政府的应有职能。
七、复杂自由主义理论
当前经济学界围绕坚持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争论进而衍生出的有关政府职能界限的争论，还源于对自由主义内涵的认知差异。事实上，当前社会往往流行着简单化的贴标签取向，如一个学者不是自由主义者就是反对自由主义者。
这种标签化区分明显忽视了这样几点：(1)“自由主义”一词本身经历了长期的演化，在不同时期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如无支配的自由、无干涉的自由和自律的自由等；(2)自由主义的内涵呈现出日益复杂化的趋势，如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到改良自由主义再到现代自由主义等概念的演化；(3)20世纪70年代后兴起而在90年代形成全球思潮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又开始向古典自由主义复归，从而又呈现出原始的、简单化特征。
具体说明如下：“自由主义”起源于启蒙运动时期对封建社会中存在基于等级身份的支配关系之反对，而要彻底摆脱这种身份制的支配，就必须有基本财产的保障，因而早期自由主义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是，随着市场马太效应导致的财产权集中规律再次显现，金钱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危害也日益增长，因而19世纪70年代西斯蒙第、约翰·穆勒、托马斯·格林、霍布豪斯等人开始反思和质疑自由放任的市场有效性，并转而主张政府以立法手段来保障工人的基本社会权利和基本社会福利，这就是改良色彩的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
接着，到了20世纪70年代，由于凯恩斯干预主义政策造成的经济困境和苏联等计划经济的解体，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学人和弗里德曼等新古典经济学人将流行的改良式“New Liberalism”称为伪自由主义，并创造了一个新词“Libertarianism”来承袭古典自由主义的内涵。至此，“Liberalism”就被指称为赞成社会福利的改良自由主义，而“Libertarianism”则被理解为追求自由放任的自由至上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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