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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与经济相比，当今中国文化其实很苍白
当今中国文化的现状
所谓文化，其核心的东西就是其价值观和道德体系。无论是西方的民主、自由，还是东方的儒家文化，其本质都体现了一定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如果从这个标准来看的话，我们当代文化是很苍白的。我们有什么呢？与当代中国的巨大转型形成对照的是，我们对此缺少体现和解释自己的道德体系和价值观念的知识体系。当然这里也包括缺少解释道德和价值转型的知识体系。
不用说1949年之前，更不用说晚晴以来的转型，单是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转型，这是多么巨大的历史转型，其内容十分丰富。我们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吗？经济社会的转型、社会道德的转型，有人去解释吗？没有解释。现在流行的，要么是对传统儒家的再解释，要么是贩卖西方的概念和理论。但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并不属于我们自己的当代文化。
对儒家的再解释，其典型是新儒家。但什么是新儒家？只是存在于几个人的脑袋里而已。新在哪里？没有认搞得清楚。儒家是农业社会的产物，逝去了的东西很难复生，更难创新。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家自五四运动之后从来就没有出现生机过。到了工业社会，儒家已经无法与工业社会和商业社会结合起来。但是，儒家文化作为人们个人或者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没有问题，即便在新加坡、日本、韩国、越南和我国的香港、台湾，儒家的意义也仍然体现在私人和社会生活中。面对伟大的经济社会转型，试图用儒家去解释是行不通的。
同时，如果你拿别人的东西来解释你自己，比如西方的概念和知识体系，那也不能说那是你自己的文化。用他人的东西可以“包装”自己，但不能解释自己。现在的文化界，喜欢贩卖西方的知识，这在本质上跟中国的加工业很类似。
你用人家的技术加工中国的原材料，这样的产品对他们有吸引力吗？我认为，没有。一种文化要有吸引力，首先能解释这个时代和社会，不能解释这个时代的话就不能说是你自己的文化。你去看，欧洲文化为什么吸引你？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马克思和雨果的作品，其魅力都来自对社会转型的解释。
中国模式就是当代文化的贡献吗？
我们的转型实践与西方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没有把它概念化和理论化。中国的转型，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成长，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和方向，向人们展示除西方之外，也可以有不同的工业化道路。事实已经证明西方那条路，也会经常出问题。
即便是发达国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也发现中国的经验可以有参考之处。他们发现，中国的宏观调控方式有可借鉴之处，在把握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上如何增强政府的调控手段。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迫切地想认识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可是我们的文化界，不能提供丰富的有信服力的解释。因此，我认为，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实践是有其成功的方面，但作为一个文化上的概念还是远远不够的，就是说还没有提到一个文化的层面。
中国和19世纪末的美国一样，发展迅速，也产生过很多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的出现都是正常的，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模式是完美的。中国模式不管怎么样，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它是客观存在的。
作为客观存在，这个模式本身是没问题的，它的存在具有它的历史合理性。比如，中国人对教育投资的重视，一家人为了子女的教育，有时候甚至可以做到倾家荡产。此类现象和中国当代的发展有关，都是文化的表现。但现在人们都不这么看，也不去总结这些东西。有很多东西需要人们去总结，就像当年日本和四小龙总结亚洲模式一样。
至于说国内的争论，很多人已经把中国模式的概念意识形态化了。一群人认为它好得不得了，另一群人则很讨厌它。本来是好端端的一个概念，让他们弄得很糟糕。当务之急，不是去争论中国模式的好坏，不是简单地加上一个价值判断，而是去研究中国模式的来龙去脉，去解释中国的转型。
文化创新要完成三个解放
要实现文化创新，我认为要改变三种文化思维方式。
首先，要从被殖民地的状态解放出来。自五四之后，中国开始引进西方的各种主义，即便是当代新儒家也大都是从西方出口转内销舶来的。但是你会发现，所有拿来的主义，没有一个是可以解释中国的。现在很多学者，依然拿着西方的东西去解释中国，思维被高度殖民化了。
其次，从对权力的迷恋中解放出来。中国的文化人分为两种，一种是拥护权力，依附于权力，另一种是反权力，通过反权力来获取权力。从本质上来看，这两类人都是权力的迷恋者。我认为，知识分子的权力和使命首要是解释事物，而不是改变事情。但是五四之后，中国的不少知识分子都跟抢政治家的饭碗，要改造世界。问题在于，世界都没解释清楚，你怎么去改造世界呢？结果是，只能把社会改得一塌糊涂。这是文化人与政治家角色的错位的恶果。
最后，还要从利益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传统的中国文化人，从始皇帝的焚书坑儒到当代的反右运动，很多还是比较有骨气的。但现在商业革命汹涌而来，一大批知识分子都投降了。到处都可以看到利益腐蚀文化人的现象。温家宝总理曾经问，为什么没有穷人经济学家？很简单，为穷人说话没有利益，但为外国大公司说话，为国企代言时，则有利可图。
如果没有上述三个解放，我认为谈文化崛起很难实现。
政府是掌权者，跟文化创造者是两类不同的群体。所以政府跟文化领域之间一定要有边界，政府要尽可能减少对文化的直接的干预。否则，文化领域就会经常挑战政府，而政府则要去控制后者，这样就容易导致恶性循环。
文化的产生大都是自下而上的，很少有自上而下的尝试是成功的。没有哪个国家的文化是政府创造的。你说欧洲的文艺复兴跟国家有什么关系？它是一种社会自觉和道德自觉。
中国的历史也证明这一点。历代文化昌盛之时，当时的中央集权大都处于相对消解状态，比如春秋张国、三国、五代十国和清末。
反观现在，政府控制的文化体系和符号，老百姓往往看不懂。更不用说出国了，这些东西怎么走出去？孔子学院算走出去的典型吗？不算，它推广的只是一种语言，而不是某种核心价值观。
表面上看，中国的文化界是百花齐放，但实际上很贫穷，相互之间也缺少认同。这和我对当代文化的整体感知有关。在我看来，文化界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不关照中国的现实。如果大家都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那么就比较容易形成文化共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奉之为真理的东西，都是从西方拿过来的，人们总想着拿西方的真理去改造中国自己的世界，而不是去着力解释中国的现实，怎么能形成共识和认同呢？
我这么说，很多人肯定觉得很受伤，觉得一棒子打死一群人。但事实就是如此。之前，费孝通他们那一代人，比如梁漱溟、晏阳初等，他们在解释中国上用力颇深，做了很大贡献，但他们走了就走了，没有人传承这个传统了。
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上，从来就没有按照种族或者民族的原则（就是西方的民族主义原则）来组织过国家。民族、种族等因素在中国是存在的，但中国并不把它们作为组织国家的原则。组织中国传统国家的是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儒家。近代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也发生了演变。例如，在孙中山先生那里，民族主义也只有工具价值。因此，在推翻满清皇朝之后，他就主张要“五族共和”。
实际上，现在继续提民族国家在国际政治上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在民族国家的发源地，欧洲已经逐步告别民族国家，走向一体化的欧盟了。美国也从来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美国是一个文化概念，而非宗族和民族概念。所以，从长远看，中国要建立的应当是一个非民族国家，而非民族国家。但我并不很认同，甘阳先生提的文明国家。文明国家强调的文化的聚合力，哪个国家没有呢？哪个国家不是文明国家呢？凭什么说人家不是文明国家？如果说中国的文明绵延时间很长的话，那也只是时间的长短不同而已，并不能说明其特质。
我自己也在尝试，从非民族国家的角度，构建一个非西方的理论去解释中国。我的初步想法是提倡“共和国家”，强调公民权和国家认同。公民权面前，人人平等。在这里，不对一个种族有特殊的优待政策，也不对另一个种族有特殊的歧视政策，人为地将人与人是分开来，人为地创造等级和偏见。相反，一个国家的公民应该都平等地享有权利。转自：http://wemedia.ifeng.com/282574493699118/wemedia.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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