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料】陈国君被打死后，通钢的天空就亮了吗？

陈国君可能永远想不到自己会在长久的唾骂声中孤独地死去。
7月24日深夜，当陈国君死讯传出的时候，整个通化市二道江区沸腾了，鞭炮齐鸣，声音大得甚至惊醒了浑河对岸的东昌区市民。
同样的场景发生在今年3月底，吉林省通钢集团（简称“通钢”）宣布与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建龙”）实行股权分立，陈国君代表的建龙退出之时。用通钢职工的话来说，“陈国君怕工人揍他，当晚就逃走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通钢人迎来了最严酷的“寒冬”。6座高炉全面停产，只有7号高炉生产且限产40%，还要供应整个二道江区的取暖，“极个别的月份工人只能领取300元的基本生活费。”
这样的日子在通钢人的记忆里挥之不去，并迅速定格为建龙带给他们的“梦魇”。
1958年成立，几乎独占二道江区的通钢拥有约1.2万名一线工人、总数近3万人的职工队伍。3年前，建龙与通钢的“牵手”曾经被认为是一个钢铁业重组的典范，这一年秋天，通钢的职工们记住了一个名字——建龙。不过这一典范在残酷的钢铁市场竞争“丛林法则”面前演变成了一场悲剧。
7月24日，建龙增资扩股通钢的决定遭遇通钢职工反对，刚上任一天的通钢下属子公司通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通钢股份”）总经理陈国君被围殴，延误治疗致死。通钢停产11小时，当晚，吉林省政府宣布，建龙将“永不参与”通钢重组。
控股：“7·24”事件导火索
大约4年前的2005年9月，在冲破了重重阻力之后，建龙与通钢签订了重组框架协议，开始了第一段“姻缘”。并于当年11月28日正式签约，“婚姻生活开始了”。
“婚后”的通钢注册资本38.81亿，吉林省国资委保留了对通钢的相对控股地位，持股46.64%，建龙在付出近12亿元的“聘礼”后，持有36.19%的股份，并在企业内部引入市场化机制。另外，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持股14.6%，通钢管理层持股2.57%。
新的通钢董事会由7人组成，原通钢方面3人，建龙2人，华融资产管理公司1人，企业管理层1人，董事长由通钢董事长安凤成出任。通钢总部搬至长春，而位于通化市的钢铁厂，作为集团子公司更名为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由建龙派出的陈国君担任副总经理，2006年6月升任总经理。
这一段“姻缘”曾长期被吉林省视为国企改革的成功案例，在当地素有“阳光改制”之称。
重组后的2006年和2007年，新通钢均实现盈利。2007年10月，吉林省副省长牛海军在通钢集团调研时表示，“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通钢是吉林省国企改制的成功典范。”
然而，“婚姻”生活并不顺利。去年下半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钢铁行业一度出现全行业亏损。今年初以来，企业亏损前景愈加明显，仅一季度，通钢就亏损了近10亿元。建龙向吉林省国资委提出两个方案，要么增资控股，要么分立退出。
吉林省国资委今年3月与建龙集团初步达成“离婚”意向，随后双方进行分手的具体方案谈判。股权分立后，建龙拥有吉林精品钢基地所有权，并拥有通钢原有的矿山所有权。
在4个月的分手期内，吉林国资委也在苦苦寻找下一个对象。《新世纪周刊》获得的一份材料显示，吉林国资委曾经与宝钢集团、中钢集团等多家国内大型钢企接触过，不过都好事未成。
但进入今年二季度以来，钢铁行业总体形势好转，就连亏损严重的通钢也在6月实现了4279万元的盈利。
吉林省国资委与建龙决定再续前缘。“经与众多战略投资者近4个月的商谈，对多个方案反复论证、研究、比较，最终经各主要股东同意，在通钢集团2005年已实施改制的基础上，由第二大股东建龙集团对通钢集团进行增资扩股，并控股经营。”
7月22日上午，吉林省政府专题会议做出通钢增资扩股的决定，并坚信这一方案“既有利于化解通钢集团当前经营困难，又有利于通钢集团的长远发展”。
通钢一位中层领导称，当天，通钢原董事长安凤成、副总经理孙玉斌、胡品、鞠忠等4人反对建龙增资扩股的决定，并集体辞职。
有消息人士透露，当吉林省国资委要安凤成在重组协议上签字的时候，“安很气愤，摔了一个杯子，并表示，如果建龙进来就不干了。”
根据股权调整方案，建龙以10亿元现金和其持有的通钢矿业公司股权，向通钢增资控股。重组后的通钢，建龙持股65%，吉林省国资委直接持有通钢的股权变更为34%，其余小股东的股份被稀释成1%。
建龙集团承诺，保证努力做到年内不亏损，保持年产800万吨以上生产规模；确保通钢股份在2010年形成 1000万吨生产规模；通钢集团注册地、纳税地保持永久不变；通钢集团现有班子全部留用，员工不裁员、不减薪、适时提薪。
在省会长春做出的这一重大决策如同长了脚一样，很快为300公里外的通钢职工知晓。
不少职工认为，从吉林省国资委与建龙第一次牵手，到分手、再到第二次牵手，整个谈判过程均未能与通钢职工有过良好沟通，他们似乎成了多余的“局外人”和“沉默的大多数”。
各类传言也在整个通钢厂区不胫而走。有传言说，建龙在外地培训了200名左右的后备干部以替换通钢的干部，更多的人担心会大范围裁员，大量使用更加廉价的农民工。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人相信，建龙作为民企，控股后必将对通钢进行彻底整顿。一些附着在通钢上游和下游的产业和人员，也感觉到了空前的危机。
当晚9时30分，吉林省政府工作组赶到通化，并在通化宾馆召开通钢股份领导班子会议，多名高层“在此次会上第一次听说建龙控股通钢的决定，觉得非常突然”。会议至当晚12时以后方始结束。
23日9时许，工作组在通钢办公楼五楼的会议室，分别召开通钢股份中层以上干部和集团公司所属子公司班子成员、在岗职工代表和内部退养人员座谈会，传达省政府决定精神。
据了解，当时约有60多位退休员工欲进入办公大楼，被保卫处封锁，但部分人从后楼到达会场，听到了会议的相关内容。当天，已有近千人在厂区聚集。
当晚，宣讲省政府重大决定意义的材料印发，不过还是很难跑过某些小字报的速度。在通钢家属区张贴的大量小字报，号召大家明早8点在广场集合。
尽管各类会议陆续召开，宣讲材料应有尽有，“不裁员、不减薪、适时提薪”的承诺音犹在耳，但通钢职工的愤怒情绪以及对于未来生活的恐惧感已经酝酿完毕，一场群体性事件的爆发似乎不可避免。
死亡：陈国君命陨通钢
《新世纪周刊》试图借助受访者的讲述和公开的信息资料，还原陈国君死亡当天的全部过程。
7月24日，周五，每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也是陈国君走马上任通钢股份总经理的第一天。
早上8时35分，通钢召开干部大会，处级和部分科级干部参加，宣布建龙与通钢重组及干部任命等事宜，并宣布新通钢董事长由张志祥担任，总经理由李明东担任，党委书记由崔杰担任，通钢股份总经理由陈国君担任。
会后，建龙董事长张志祥及建龙董事兼副总裁李明东、陈国君等人，分别与通钢职工就建龙控股通钢一事谈话。
有在现场者估计，当天在通钢股份厂区聚集的人数上午就超过了3000人，人们高举“建龙侵害国有资产，从通钢滚出去”的横幅，喊着“建龙滚出去”的口号进入生产区域。后来人群越聚越多，到晚上7时已超过1万人。
与陈国君谈话的主要是炼铁厂和焦化厂职工，陈的任务是安抚他们，保障生产。上午大约10点半的时候，陈国君在焦化厂被聚集人群包围。此后人群规模逐步扩大，陈国君一直难以脱身。
张志祥和李明东则在当地武警的保护下撤离了通钢宾馆。
及至下午，厂区五个大门已被聚众人群封堵。不等企图说服聚众者离去的各级领导们开口，聚众人群的谩骂与围攻就会呼啸而至。
据了解，在铁轨上的聚集人员，阻止高炉向外运铁水，随后通钢7个高炉相继停产。当日下午，各主体、辅助单位陆续停工。各车间职工停工后，也有部分人员加入了聚集队伍，通钢厂区内聚集的职工越来越多。
中午12时左右，建龙方面接到陈国君的电话求助，称已经被打，情况十分危急，现在已经隐藏起来，要求尽快营救。这是陈国君的第一次被打，陈躲进了焦化厂旧办公楼二楼化验室，藏到一个铁皮工具柜中。
下午3点多，陈的藏匿地点被发现，聚集人群向焦化厂旧办公楼猛冲了过来。愤怒的人们砸开了房门，旧办公楼遭到了洗劫。
事发后《财经》发布的图片显示，这座破旧的二层楼房，大部分窗子上的玻璃都被石块击破。聚众者费力地卸下暖气片，撞开一楼至二楼楼梯间的防盗门进入二楼，逐个房间搜查，在二楼带有防盗门的房间里搜出了陈国君。陈遭到了再次殴打，并被从二楼楼梯上打得滚落下一楼。
据当时在场的人转述，陈当时嘴巴很硬，“三个月内让你们全部下岗”、“三年内不要通钢一个人”等话语激怒了聚集的人群，并引来更加猛烈地群殴。不过《新世纪周刊》询问多位受访者，他们均表示自己是从别人处听来的，并未亲耳听见。
实际上，愤怒的人群已经不需要陈以更硬气的话语激怒他们了。
有目击者称，在下午5点左右他看到了躺在一楼走廊入门处的陈国君，大家排队过来看，还有人向躺在地下重伤的陈国君吐口水说，“你一天赚的比我一年赚的还多。”
当时陈尚有一些气息，之前陈在走廊里大喊救命，喊了很长时间，可没人理，这时二号门那面有很多警察，但就是进不来。
聚众者与警察对峙，有警车被掀翻，“对宿舍及抢救道路进行封堵，不准医护人员进入宿舍对陈进行救治，阻止公安干警对其救援”，甚至连手中的矿泉水瓶子也成了袭击的武器。
现场的防暴警察在接到命令后，多次试图冲过聚众人群，强行救人未果。
24日下午15时，吉林省国资委继续组织原通钢高层领导座谈，推进重组工作，遭到了参与座谈者的一致反对。
建龙提出立即终止执行增资扩股方案。省政府工作组为尽快救出被扣押人质，防止事态扩大，同意终止建龙重组方案，并立即向职工宣布。
17时15分，吉林省国资委主任李来华在遭到聚集群众石块攻击的情况下，直接面对聚集人员，宣布终止建龙集团重组并控股通钢集团的决定。
然而，这个口头宣讲没能缓释聚众者的情绪，也没能拯救处在危难之中的陈国君。
18时10分，陈国君被打现场传出消息，他已经生命垂危。大约19时，陈国君已经不能动弹了。
当晚，吉林省省委副书记王儒林、分管副省长王祖继以及省国资委主任李来华等领导带队赶到现场，也无法及时救出陈国君。
19时56分，吉林省国资委关于建龙不再入股通钢的通知正式文件传到，印刷后向群众发放。
在建龙退出通钢的消息发布后，“大部分人员离去，但仍有少数人员不准进室救治已经奄奄一息的陈国军。”
据多位通钢职工讲述，殴打陈国君的人也有一些社会人员，是他们对陈国君下了“黑手”。此前，陈国君任通钢股份总经理时，曾分流了通钢一些实业公司，让其走向社会自收自支，不再享受通钢大集体的照顾。为了防止偷盗现象发生，一段时间陈还曾雇用武警守钢材。
2008年5月，通化警方端掉了依靠倒卖废铁谋私利的“李氏三兄弟”涉黑团伙，整顿通钢周边的废铁收购秩序，这也导致一些人员与陈国君结仇。
23时，来自白山市的警力到达，“强行进入焦化厂宿舍，将陈国君抢救出来。”
吉林省国资委在通知中还宣布，“希望通钢集团广大干部员工接此通知后，从维护通钢稳定、维护通钢广大员工根本利益出发，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这一消息从当晚到第二天在通钢电视台反复播出。
在停产11个小时之后，通钢于当晚恢复了生产。次日6时，陈国君尸体经过尸检之后，在警车护卫下运抵河北遵化老家。
两天后，陈国君的家人拿到了尸检报告，陈的致死原因是颅骨骨折和颅内出血。
仇恨：四年前已经生根
今年40岁的陈国君生于河北省唐山市下属的遵化市一个普通家庭。现有一双龙凤胎儿女。
他的第一份工作就在当地的遵化市钢铁厂。在一般人看来，陈国君可以算得上是年轻有为：26岁担任遵化市钢铁厂二轧厂的车间主任，不到30岁又成为遵化市钢铁厂炼铁厂厂长。
1998年，他与后来的老板、建龙老总张志祥结识。当时，张志祥成立了遵化建龙钢铁总厂，协议租赁遵化市钢铁厂。三年后，张的遵化建龙钢铁总厂买断遵化市钢铁厂，完成改制后更名为唐山建龙实业有限公司。
建龙集团由浙江商人张志祥在1999年创建于河北唐山，短短10余年，已成为国内民营钢铁企业龙头之一。
陈国君被张志祥相中，成为张麾下一员干将。在建龙工作人员看来，陈是一个称职的职业经理人，踏实肯干，重视管理，更为难得的是，“他对建龙很忠诚”。
2005年11月，建龙参与通钢重组后，陈国君衔张志祥之命进入通钢，出任通钢股份副总经理，后升任总经理。从那时起，他就和通钢职工们打起了交道。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最初的媒体报道一直将“陈国君”的名字误写为“陈国军”，后来才纠正过来。甚至连吉林省国资委提供给《新世纪周刊》的新闻发布稿，也写作“陈国军”。
事件主角的名字都弄错了，可见事件爆发的突然，也足以证明陈国君此前并不为外界所熟知。
实际上，通钢职工们对陈国君却没什么好印象。他们对陈的死大多不带有同情之心，甚至有一些幸灾乐祸，丝毫没有伤人致死的罪责感。在很多职工心目中，陈国君一没文凭，二无专业知识，三缺技术职称，也不是党员，“对工人还特别心狠，算不上一个好领导。”
在建龙高管集体撤出通钢后，职工们称，“没有领导我们干得更好。”
有媒体感慨，“这令人感觉刚刚发生的是解放前才能看到的工人运动，而不是一场刑事案件。”
“陈国君刚被我们送走了，这才100多天又回来了。”通钢职工称，通钢效益不好时，建龙要走，等到盈利了，又要来控股，“太黑了”。
在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很多通钢退休人员将许多老账都算在了建龙和陈国君的身上，比如通钢将子弟学校、公安处、教育处以及某些公用设施剥离出去也被视作陈国君的“杰作”。他们还责怪通钢将“他们这些退休人员剥离给社会了”。
实际上，早在建龙入股前的2003年，通钢已经开始推进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剥离办社会职能和整体改制，把34家辅业单位剥离出去改制为民营企业，同时员工、干部的身份置换也开始进行。而养老社会化已经是大势所趋。
被剥离出去的七道沟铁矿的部分职工们，直到陈国君死去两日后依然聚集在通钢厂区，要求重新回归通钢。
更大的质疑针对的是建龙入股后的通钢管理层薪酬制度。
不少通钢职工认为，建龙进来之后，“高薪收买了干部。”有两个流传甚广并为职工们深信不疑的说法。一个是说“安凤成一天2万，陈国君一天1万”；另一个是说“安的收入是工人的1000倍，处级的收入是工人的20倍，科级的收入是工人的5倍”。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自从2005年通钢改制后，通钢职工的工资“就没有上涨过，反而一降再降”，一线普通职工每月工资只有1000元，最少的时候，“平均不到500元。”
一位中层管理者称，尽管建龙并不控股，但通钢集团的总经理、股份公司的总经理、通钢集团和通钢股份公司的财务部门等要害岗位已经逐渐换成建龙的人，“通钢集团董事长安凤成基本上被架空了。”
在很多通钢职工看来，通钢的大幅亏损并非来自全球金融危机，而主要是建龙的所作所为造成的。
陈国君就是建龙派来通钢的主要管理者。通钢职工对其最大的印象来自于他“内退3000人”的大手笔，这样的举措或许符合民营企业的管理方式，但却彻底得罪了很多二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都在通钢的职工们。
仇恨的种子就此种下，并在通钢职工的心底潜滋暗长，生根发芽。
“7·24”事件发生前，通钢原管理层和职工的关系也已显紧张，且沟通不畅。很多通钢职工甚至质问安凤成，“为什么不顶住？”
虽然有关部门对重组进行了政策性的宣传，但效果并不明显，加之老国企的固有矛盾，导致职工对持股人的不满与不信任。
早在7个月前，通化股份炼轧厂厂长宋凯被一名职工锤杀，干群关系的紧张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职工将希望寄托在将事情闹大上，这正是通钢悲剧诞生的群众心理。
在一次次反映问题石沉大海，一趟趟上访举报无功而返的背后，民怨在一点点地积累，最终在7月24日以极端的形式爆发出来。
尽管通化市公安局已对此成立了专案组进行立案侦查，但依然可以感觉到警方的小心翼翼，生怕一步不慎，群体性事件又趁势再起。
处置“7·24”事件指挥部总指挥、通化市公安局长纪凯平要求，各级公安人员要掌握通钢职工群众对立案侦查的各种反应，严防再次引发事端。
安凤成行踪成谜。通钢一位中层领导对《新世纪周刊》证实，原来的几位副总经理目前还在集团上班，安凤成被控制一说属谣传。其称，安董事长因为生病打点滴，才没有来集团上班。
标本：中小国有钢企的命运
这是一起钢铁业重组的悲剧。
伴随吉林省政府关于建龙“永不参与”通钢重组的宣誓，这一历时近4载的钢铁业民企重组国企的案例最终以悲剧画上了句号。陈国君以自己的生命做了献祭。
10多年来，钢铁行业经过不断的兼并重组，铸成了一批钢铁大佬，但更多的没有追赶上改革步伐的中小型国有钢企却身处生死边缘。
通钢集团的职工们很怀念上世纪80年代的美好时光，那个时候的钢铁职工“有地位、有保障”，更重要的是“有钞票”。
一河之隔的东昌区市民也清晰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在通钢职工过好日子的时候，每逢周末，就有成批成批的职工过河来购物，“人多的时候公交车都挤爆了。”
不过，进入21世纪之后，“好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随着市场经济逐渐渗透钢铁业，通钢亏损呈现蔓延之势。
尽管通钢集团管理层展开了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但直至2005年，建龙介入重组之前，通钢国有产权虚置、激励机制不足、监督成本过高和社会负担过重等深层次的体制与机制问题，依然没有丝毫改善。
在如何控制成本上，大型国有钢企有先天的规模优势，并且，大型国有钢企拥有长协矿进口资格，与国外矿山建立了长期供应关系。相比大型国企，民营钢企的成本控制，更多的在于“设备投入”和“人力成本”。
作为吉林省最大省属企业和唯一的大型钢铁企业，通钢集团也只具备年产钢700万吨的生产能力，而中国最大钢铁企业宝钢的年产能则高达3000万吨。既没有大型国有钢企的规模优势，又不具备民营钢企的灵活性，通钢集团的成本当然居高不下，在市场的激烈波动中处于两面夹击的劣势。
改制之路也并非一蹴而就，甚至要付出血的代价。国企改制是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这在钢铁行业尤为明显。中央政府一直希望消除过剩的钢铁产能，创造更大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钢铁企业，而行业整合就意味着要实现工厂现代化以及裁员。这就要牵涉到现有职工的切身利益。
建龙重组通钢的消息对通钢职工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他们不愿面临重组后可能下岗的命运，不愿失去养家糊口的微薄薪水，更不愿失去政府补偿的退休金??
事后，也有通钢内部人士在反问，陈国君死了[lol] ，通钢的天空就亮了吗？通钢职工对陈国君最大的印象来自于他“内退3000人”的大手笔，这样的举措或许符合民营企业的管理方式，但却彻底得罪了很多二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都在通钢的职工们。

陈国君死了
[lol]

还有后来人

国退民进的悲剧！

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与“劳动”历经多年较量中发生的重大事件！

在较量中，私有资本——贪婪的本性（尤其是在对公有制资源的侵吞、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和普通劳动者利益的蔑视和剥削）充分显现，与所获得的利益相比，陈国君的死是微不足道的，更何况还能依靠法律获得相应的补偿。

新的较量仍将继续。建龙对这里是“永不参与”了，但还会去新地方，建“虎”、“豹”……还会来——因为谁也无法改变私有资本的本性，因为这种“改制”的正确性、合法性仍不容置疑，因为其代言人扔在坚持自己的做法、主张，因为……

改革中的逆流，警示社会进步的曲折和反复。

改革到了今天，还在摸着石头过河？怎么个改法？值得深思

改革的人会说 每个案例都是独一无二的 所有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国有企业民营化一定是好事吗？如果是好事，如何民营化才能够照顾广大企业职工的利益呢？
改革的目的是什么？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