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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题：理论的市场与现实的市场
马克思所批判的那个以英国为蓝本的资本主义，其实和经济学理论上的市场经济完全不同。当然也与发展到今天的资本主义非常不同。
在理论上，马克思并不否认市场经济的合理性。马克思盛赞了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取而代之的历史进步意义，还直言不讳地称赞“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现实生活当中，具有资本家身份的恩格斯也是马克思的最好的朋友。马克思还盛赞英国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统计官员们“内行、公正和坚决”的工作，他们不为政治权贵所干扰的经济统计工作为马克思分析研究英国资本主义提供了充实的素材。关于这些已是众所周知，无须赘述。
然而，作为天生的平等派，商品以及维系这种体系存在的制度——市场经济制度，仅仅是书本上的。现实当中被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与之相去甚远，如果用理论上的市场经济去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就大错特错了。
也就是说，马克思赞誉商品为天生的平等派，同时又对现实的资本主义口诛笔伐，其实并不代表马克思的自相矛盾，因为被赞扬的是理论上的商品即商品生产，而批判的是现实的资本主义。
那么资本主义在理论上和现实上究竟有何不同？
理论上的商品交换，是建立在平等的私有制之上的，商品交换的双方是平等的私有制者，都对自己的商品有着绝对的控制权，对于自己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以何种比例相交换，具有今日所流行的说法：定价权。
早在十三世纪，Thomas von Aquin（1225～1274）就将商品交换同人类行为的正确性联系在一起，并将平等作为公平交易的前提。也就是说，理论上的市场，或者叫做规范经济学的市场，是交换双方对等的、自由平等的市场。
但现实的市场恰恰不是这样的交换双方平等的市场。
哲学界经常会讨论“人的自由”的问题。人到底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有人说人生来自由，有人说人生来不自由。自由，抑或不自由，也可以说是需求能够得到充分满足或不能满足的问题，如果需求总是可以得到满足，无疑就是充分自由的；如果需求受到限制而不能满足，欲望不能被解欲，就可以说是不自由的。所以，“人的自由”这个问题可以从行为心理学的层次需求理论上来理解。
在低层次需求领域，人也是生物，生物在其生物学层面本来就是不自由的。生物学的法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要适应自然环境才能够生存，而不存在自然环境顺应人的欲望。
在低层次需求被满足之后，人还会产生高层次的需求，即精神需求。人的精神是天性自由的，可以任意“意淫”不受客观环境条件限制。一个人的生活清贫无妨于其精神的自由与伟大，“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
但是，精神的这种自由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建立在低层次需求被满足之后的，而不是独立于低层次需求之外的。一个人的精神自由不可直接剥夺，但是可以通过限制其低层次的需求的解欲来间接剥夺。如果把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也拿走，那么他恐怕也就无法再“不改其乐”了。
有哲学家说过：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而是不想干什么就可以不干什么。真正的市场自由，就表现为交换者具有在定价的权力，即既具有愿意成交的自由，也具有拒绝成交的自由。
市场上的自由，也是人的自由的一个表现方面。市场的自由，表现在交换双方出让的东西都是其必要需求被满足之后的盈余之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任何一方不满意，都可以拒绝成交。而拒绝成交既不会影响到自己的生存，也不会影响到对方的生存，双方均依然可以享有建立在次层次需求满足之后的精神世界的自由。
但是，马克思所批判的那种资本主义把市场化推到极致，直至人的必要需求领域当中，出让劳动力和劳动服务成为一部分人迫不得已的行为，而这种（劳动力商品化）行为恰好又成为了这种资本主义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前提。
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小规模手工业到大规模现代化工业的过程，资本家也从小作坊主到今日的亿万富豪。生产，是一个资本与劳动相结合的过程。拥有生产资料，这使得拥有者可以选择是自雇佣地同生产资料结合，还是雇佣他人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但是没有生产资料的无产者，惟有选择同他人的生产资料相结合。也就是说，双方因为对生产资料拥有的差异而在选择方面是不对等的。
在这种市场上，没有其它生产资料来满足自己的必要需求而只拥有劳动力的人——即无产者，就实质性地丧失了市场上的定价权，要么死亡，要么忍受接受满足最低需求的条件而交换，有时候连最低生存需求条件都得不到满足，但别无其它选择。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无产者的自由就是“接受被剥削的自由”。
完全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就是通过在人的基本生存领域的市场化（例如圈地制造无产者），把一部分人的必要需求剥夺，迫使其变成实际上的不自由人，以此实现另一部分人的充分自由。这种制度下的“自由”，是一部分人的自由而不是生活在这个制度下的全部人的自由，用马克思式的词汇讲，就是“剥削”。
任何“自由”，都是在一定的约束范围内的自由。市场化不被约束在人们的非必要需求领域里，同样会变成产生不自由（产生剥削）的手段（而且是一种高效的手段）。纵观《资本论》，马克思所引用以批判资本主义的经济实例，无一不是这种把市场化推至民众的必要需求领域的例子。整个《资本论》所研究的“规律”，就是建立在不合理的完全市场化框架上的现实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用今天的话说，马克思批判的是“完全市场化”，而不是批判市场化。马克思希望能有一个他认为是公平合理、非剥削的劳资交换市场，但这只是什么样的市场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市场的问题。
杨小凯教授生前曾经把资本主义也分为两种，即“好的资本主义”与“坏的资本主义”。抑或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正是一个坏透顶的资本主义，这个“坏的资本主义”的表现方式就是惟利是图，就是把市场化推到一切它所能想到的领域里。
中国的经济学人正试图把合适领域里的市场化的合理性演绎为“完全市场化”。在马克思的时代里，“在德国，直到现在，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缺乏生存的基础。它作为成品从英国和法国输入；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是学生。别国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教条集成，被他们用包围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去解释，就是说，被曲解了”（《资本论》第二版，跋）。经济学研究的历史似乎正被重复着。
在《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当中马克思就说到：“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们的学者和政治家，在无数人抛头颅撒鲜血推翻了万恶的英国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之后，也正陷在“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当中呢。现在的情况是，只有市场化人士想不到的领域，没有他们不想加以市场化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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