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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履新，让我们对中国金融行业的重整有了一种期待。在当下的金融乱局中，如何解决隐在的巨大风险，如何让金融业呈现出理性和秩序，如何定位金融业及复归金融业的合理功能，是摆在郭主席面前的一盘极其复杂的棋局。
单从银行业而言，银行的主要业务模式是吸储和放贷。前者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各种理财产品满天飞，既有高息揽储之嫌，影响到央行的利率政策的有效性；又产生了巨大的风险—---失控的话会产生连锁反应，令体质虚弱的银行不堪一击。从放贷来看，即便没有具体可信的数据，我们也可以推测银行的贷放和盈利结构与房地产关系最为密切，换言之，当下银行的主要收支对房地产形成了严重依赖。也就是说，银行业几乎被房地产所绑架。这正是政府房地产调控政策失效、经济难以软着陆的原因。其次，银行贷放或资金、资本运营领域成了“层层嵌套”的躲猫猫游戏。这种游戏在“转来转去”中生利，只实现了价值转移，没有任何价值创造，不过击鼓传花的投机，受损害的是老百姓和实体经济。底层资产被这层繁华似锦的被子捂住，银行主管以此瓜分奖金、获得业绩。被子下的那个不可见的“洞”，却留给了未来。
需要反思的是，银行业在贷放结构与资金运营中为何会忽视正常利率下的实体经济需要，这既要从银行角度去分析，也要从实体经济的角度去看待。有一个例子，一些实体企业用资产抵押等方式获得银行的信贷资金，再将这钱投到房地产或股市，以求暴利。换言之，无论何种渠道汇集和以何种方式进出的资金如今都变成“热钱”，流到投机领域，促使资金与实体经济这种血与肉的关系日离益远。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路径，就是首先要解决掌握资金命脉的银行的主营业务定位、及向合理结构—--与实体经济、供给侧改革相适配的业务回归。
从金融衍生品的角度来看，近些年金融业包括大学里的金融学科很热衷追捧这类东西，将其视为“金融创新”。由来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这一类金融创新，是与其经济走向资本主义末期密切相关，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并不适配；其次是与资本投机的需求相关，华尔街的金融灾难足以说明其实质—-而非教科书和经济学理论所言的“资源更有效配置”。同样举一个例子，单从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看，期货市场的价格应该完成供求失衡的调整，然而近些年从绿豆、大蒜到铁矿石、钢铁，期货市场不仅没有发挥这种功能，反而推波助澜成为资本圈钱的投机乐园。“价格发现”成为扭曲价格的“陷阱”。而诸如期货、期指，为资本投机提供了更难以监管的游戏空间，使资金在投机池里“打圈圈”，既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又使用于实体经济“活血”的资金变成与实体经济更加远离的“死血”。从监管层而言，从新“发现”所谓金融衍生品的“创新价值”，有效遏制巧立名目的资本游戏，首先要清醒经济学理论的“价值”，不被“创新”所忽悠；其次要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衰落中认清教训—-发达国家如今之所以衰落，就是“金融”代替了“实体”。马克思在这一点上说的很明确。
互联网金融借助工具的创新，成为当下的金融热点，丰富了金融服务，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危害和更大的经济风险。互联网金融的实质并没有改变吸储和放贷的业务本质，却更便利了灰色与黑色的市场运作。同时对银行业等正常的金融行业构成冲击。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互联网金融的新工具价值，但如何让其发挥在合理、对中国供给侧改革有效的空间，如何避免其投机性与混乱性，是监管者急需审视的领域。
银行之外的金融范畴包括了保险业、证券业等，这些资金大户如今成为中国经济“热钱”问题的推手而非“消防队员”。以养老金为例，不进行其经营运作，就会使其成“死血”；而一旦打开闸门，便进入投机场与寻租空间，从而导致“黑洞”产生。这不是简单的收与放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找到好的有效路径。其实诸如养老金等是可以通过制度路径更好、更直接地与实体经济相对接，这需要业务设计与监管设计，需要评估机制。这类问题如果不下一些功夫解决，只简单的以资金投放和业绩要求去看待，影响的不仅是市场，还有长治久安的民生。
再来看看证券市场，股市原本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也为居民或“闲钱”提供投资空间。可这些年的股市同样成为投机的乐园，没有真正实现“经济学”的预期。举个最近发生的例子，顺丰快递的创始人王卫一直迟迟不肯上市，大概出于做大做强的竞争要求、也出于缓解快速增长的资金压力，顺丰终于上市。这是在近几年股市低迷、房地产几轮调控、政府严惩证券市场投机的背景下进行的。当那位被扇耳光的快递小哥敲响钟声之后，顺丰瞬间坐上爬山车腾空而飞，连续三个涨停，使王卫直逼“中国首富”。然而市值已达三千亿元（3月1日）的顺丰，流通市值却只有93.09亿元。很明显，顺丰成了股市击鼓传花、大鱼吃小鱼的一次机会。是谁在兴风作浪，我们在“庄家”中看到的依然是证券公司。这种炒作的结局无外有几种：顺丰为大资本所控制，而大资本根本不关心顺丰的业务，只在乎用“概念”和“壳子”去炒卖；辛勤打拼的企业家王卫见好就收，套现养老；或参与到资本游戏中；顺丰在股市资金的支持下，迅速扩张；股票“跳水后”顺丰成为牺牲品—--换言之，为实体经济提供注血功能、为社会经济进行“更有效资源配置”的股市成为彻底的投机场后，只是更加速了实体经济的走虚。圈百姓的钱去维持这样的股市，其结局可想而知。
换个角度思考造成这种“金融局面”的原因，很多银行包括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都是国资背景，这些金融企业有着似乎不很适配业务的关系。譬如银行，其资金吸纳往往有政策性入口，而贷放却按市场运作。这可能造成两类问题：一是经营主体为求私利不怕将国家或百姓的钱送入“虎口”——只要自己得利，反正风险不是由自己承担；二是业绩要求和依业绩形成的利益关联使得经营主体成为“唯利是图”的工具。如果站在这个角度上，监管层应该审视银行业的业务定位，使其侧重于实体经济注血功能的同时，给以适配性业绩要求。在监管资金流向时，要考虑如何构建活化的有效路径。上升到货币政策层面，政策制定者应考虑到存款利率安排的非市场化与贷款利率的市场化之间的合理关系。这不仅牵扯到每个百姓的利益，也牵涉到每个企业的利益。
简单追溯一下历史，或许有助于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有更深刻的认识。无论古希腊的雅典城邦，还是中国的王朝末期，都会出现商业极度繁荣的虚象。在这种繁荣中，值得一提的是高利贷行业在这种时刻最为发达：在功利心的驱使下，人们只热衷于用最快的速度赚最大的钱，于是以钱生钱的金融业变成了社会末期最典型的热潮。正因这种唯利是图与拜金主义的影响，人们普遍失去精神信仰，社会失去群体粘性。而资本形成的投机力量加速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与经济动荡，最终导致一个社会的解体。当下的欧洲、次贷危机后的美国、民国的大上海，无一不给我们提出警示。
为了避免这种弃本逐末的投机行为，避免因这种行为导致的“脑溢血”病症，中国经济的供给侧改革若想顺利实现，就要打破热钱与泡沫在金融工具下催生的互动关系，就要采取“去金融”的政策手段，使金融行业回归到它的本分、回归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功能上，而不是以其虚假的繁荣及其隐藏和掩盖的投机实质去欺骗自己，更不允许其以各式花样吃空国库与抢劫百姓。决策者们不必迷恋西方经济学的那些理论指示，要真正做到“心中有数”。从这个角度而言，郭主席眼中的猫，实际上已经成为凶恶的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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