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低消费率植根于重投资与轻家庭收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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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华强森 陈有钢 彭壮壮

曾经造就了中国长达二十年的高速增长奇迹、使几百万人民脱贫的发展模式面临转型难题。远在美国信贷泡沫破裂前，中国的领导人就意识到，靠出口和政府投资拉动的旧经济模式难以为续。雷曼兄弟破产后，全球经济衰退接踵而至。旧经济模式的软肋在这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中暴露无遗。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出台了四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国有银行急风骤雨般的掀起了新一轮贷款潮。

这些措施虽为经济短期增长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却又产生了经济结构不平衡加剧的风险，而正是因为结构失衡，中国经济才在外需锐减时受挫。随着全球经济危机逐渐消退，中国领导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醒的认识到释放消费潜能对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性。刺激消费业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政策议题之一。那么，消费应如何扩大，并且该扩大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分析了未来15年中国消费率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形：基线情形(base case)(不采取新措施来促进消费)、政策情形(全面贯彻落实已公布于众的扩大消费政策)和延伸情形(stretch case)(在当前政策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进行广泛的经济结构调整)。

MGI预测，在基线情形下，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会增加到39%，仅比当前水平高出3个百分点，经济持续增长仍然靠出口和政府支出推动。在政策情形下，消费占比可提高到45%，但依旧远远落后于其它主要经济体的水平。如果中国下决心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开展延伸情形中所述的综合改革，就能在2025年前把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拉升到50%以上。届时，中国的消费率与欧洲和亚洲的发达经济体基本持平，从而使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麦肯锡估计，上述综合改革完成后，全球经济每年可有1.9万亿美元的净新增消费，中国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也将上升至13%——比不采取进一步措施时所占的比重高出4个百分点。

实现延伸情形中的目标决非易事。中国必须在多个领域同时进行长期的政策调整，既要出台较为直接的措施鼓励个人消费，又要从根本上改革国家的医疗卫生与养老保险体系，全面转变经济的基本结构。未来15年，中国有望大幅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但前提是政策制定者要摒弃现有的发展模式，选择更加适合中国成熟的市场经济大国身份的新政策、新结构和新体制。这一转变无比艰巨，但值得为之一搏。因为一旦实现，中国经济将更稳定，也更公平，资源利用率更高，就业机会更多，抵御外贸萎缩负面影响的能力更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

中国消费提升潜力巨大

在促进个人消费的过程中，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面临一个独特的挑战。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可用以评估发展中经济体的个人消费水平的“健康状况”。但是，无论参照哪个标准，中国的个人消费水平都是“气血不足”。2007年，中国的个人消费总额为8900亿美元，是继美国、日本、英国、德国(近期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之后的第五大消费市场。不过，相对于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中国人民消费的力度还是不够大。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是36%，仅为美国的二分之一，欧洲和日本的三分之二。事实上，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的消费占比低于除沙特阿拉伯以外的所有国家，而沙特是因为石油出口占了其经济总量的很大一部分。

实际上，自1990年以来，中国的消费占比已经下跌了15个百分点，在金融危机后这一情形继续恶化。虽说消费率下降在新兴经济体中并不少见，但中国消费率减少的速度和幅度在现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美国即便在二战后的全面工业化时代，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也保持在50%以上。日本和韩国在工业化快速发展期间，消费占比也没有低于50%。

中国的消费率低既有行为上的也有结构层面上的原因。中国家庭的储蓄能力极强：存款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平均高达25%，是美国的六倍、日本的三倍，着实令人震惊。事实上，中国的储蓄率比亚洲整个地区GDP加权的平均水平高15个百分点。

中国的经济结构特点对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形成制约，它加剧而且在很多方面催生了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所造成的影响。比如，中国家庭只可支配国民收入的56%，这一比例在欧洲和美国则分别是60%和70%以上。结构性问题一方面使消费者收入分流，另一方面又压抑了人民的消费意愿，使他们不愿用哪怕是收入中很小的一部分进行消费。如果不能解决结构性问题，任何旨在扩大消费率的努力都是枉然。

最重要的问题是“医疗和养老由谁买单”

对于中国人民不愿意放开手脚进行消费的原因，最常见的解释莫过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许多人认为，中国消费者存款太多、花钱太少是因为他们缺少医疗保险，而且也不指望靠政府或雇主提供的养老保险金颐养天年。社会福利与个人消费之间的关系纷繁复杂。不过，扩大医疗和养老保险范围、将几百万缺乏保障的中国人纳入其中，这一道德责任是不言而喻的。从长远来看，完善社会保险体系有助于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增强他们的消费信心。

然而，医疗和养老保障的改善并不会使个人消费在2025年前出现突飞猛进的增长。在评估它们对消费支出的影响时，最重要的问题是“医疗和养老由谁买单”。如果提高医疗和养老保险标准所需资金来自个人所得税税率上调或征缴范围扩大(这一点基本上无需怀疑)，家庭虽则能够感受到储蓄压力减小，但扣缴税费后可以用来消费的钱也缩水了。所以说，扩大医疗和养老保险覆盖面的主要影响不是平均分布的，贫穷家庭所享受到的惠益的成本被转嫁到了中高收入家庭。另外，旨在拓宽医疗保险范围的任何举措都可能加大国家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开支，从而提高总消费中政府所占的份额。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为此类改变的互作效应建立了模型。这项工作的结果显示，总的来说，即使出台一项全面的政策把更多人纳入医疗和养老保险的范围，这对提高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所发挥的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我们预计，这样做最多能使消费占比高出2025年的基线预测值一个百分点。

增加产品供应

提高商品和服务质量、扩大商品和服务供应的措施比改善社会保障体系更能促进消费。中国的消费基础设施尚不完善，专门为使用者量身定制的产品少之又少。与收入水平相比，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较高。13亿中国消费者中有一半以上都在农村。然而，农村的零售商店只能满足18%的消费，而在城市，这一比例则是50%。

即使高端商品琳琅满目，中国消费者也对于赊购犹豫不决。中国的未偿消费债务仅占GDP的3%，远低于巴西(12%)、俄罗斯(7%)等其它发展中大国的水平。此外，中国存量公房私有化也使消费者有了一个新的储蓄冲动：只有最富裕的城市家庭能够得到抵押贷款，贷款总额只有中国新增住房价值的23%，而在美国这一数字是65%。

对于大学教育成本的担忧也同样促使人们储蓄：2009年4月，MGI委托开展了一项关于中国城市家庭的调查，结果显示攒大学学费排在医疗卫生支出和退休养老之前，是储蓄的最大动因。在中国，公立小学和初中的学费由地方政府承担。但是这项调查也表明，将近九成的家庭希望送子女到高校就读。就目前的收入水平而言，大学教育的成本过高——上大学的费用平均约占典型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一半。中国有两种国家助学贷款，目前只有10%的大学生参加了贷款项目。

MGI估计，借助提高商品质量、丰富商品种类、增加供应渠道、扩大消费信贷覆盖范围、资助大学教育等促进消费支出的各种措施，总的来说中国可在2025年之前使消费占GDP的比重提高2.8到4.7个百分点。

需对投资导向型经济进行结构调整

从长期来看，社会保障体系增强、优质商品和服务的供应渠道改善都能鼓励中国家庭削减储蓄，增加消费。不过要想使消费率提高真正有意义，就要扭转当前的一个主要趋势：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很少，而且还在不断下降。家庭收入显著提高需要影响深远的政策调整作为支撑，这样的政策变化会使经济上的最基础的一些结构发生转变。消费率长期在低位徘徊的根本原因是系统性的——它植根于重投资、轻家庭收入的发展模式——而不是源自文化的、独特的消费者偏好。

中国当前的增长模式过于偏重大型工业企业。这些企业一般都是国有或者国家主导的，能够享受国有控股银行优惠贷款，还拥有相当可观的垄断力量。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会使消费者处于劣势，并制约了就业增长。在任何一个经济体中，大型重工企业多是资金密集型的，单位产出所需职工数量小于轻工业或者服务业。在中国，重工业“国家持股”强化了这一趋势。这些企业一则能够轻易得到中国的大银行的贷款，二则无需对国有股分红，因此有充足的资金进行资本再投资。大型国有制造商在本行业占据着垄断地位，更易于抵挡职工要求加薪的压力。

其结果就是经济由规模庞大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企业把持。这些企业本身有强烈的动机将利润投资于兴建更多的工厂和购置更多的设备，而不是作为工资或股息支付给普通家庭。劳动密集型生产商——中小型企业——和服务业不被重视。在过去二十年间，家庭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从72%滑落至56%，而企业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却从14%提高到22%。经济增长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太少，与其规模和扩张速度不成比例。近年来，虽然GDP年增长率高达10%以上 ，就业却是裹足不前，每年的增长率只有1%。

除非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提高职工工资，否则中国消费者的潜能无法释放，因此监管政策必需修改。另外，还应鼓励银行支持服务业和中小型企业，调整国有企业的股息政策，积极发展股票市场。到2025年前，围绕上述几个方面采取综合措施以调整经济结构，可使消费占GDP的比重增加3.5到6.0个百分点。

根本转变

中国已经出台了一些措施，使经济重心从重工业和出口转向服务业和消费品。但在提议与实现、实现与长期潜力之间还存在巨大的鸿沟。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借助大幅扩充新增国内政府与企业投资来弥补外需骤降所造成的影响。该方案已经帮助中国摆脱了全球经济衰退的直接影响，但对个人消费的促进作用微乎其微。从短期来看，经济刺激方案与扩消费背道而驰：投资的89%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8%用于支持消费。

要想真正脱离旧有的发展模式，需要做出艰难的经济和政治选择。然而，这种转型无疑符合整个国家的长期利益。假如中国固守当前的发展模式，那么无论在资金和资源配置效率、就业岗位创造能力，还是在经济增长成果的公平分配(甚至增长速度上)，都会落后于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经济体。贸易顺差减少和中国消费者对全球经济增长所做的巨大贡献可以使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更加和谐。去年，中国为了实现宏观国家目标而迅速开展重大经济改变，显示出非凡的驾驭能力。现在中国可以再次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力量，转向新的经济发展模式，释放自己的消费潜能。

(作者为麦肯锡咨询公司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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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率 植根于 Stretch 社会保障体系 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 收入 模式 家庭 植根于

说的很有些道理。只是觉得很难转变了。
因为人口负担太重了。

说的很好，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