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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1976年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记者问他谁是本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不假思索地答道:“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一个从不隐瞒自己观点的学者，在事业的峰巅向学术对手致以崇高的敬意。这敬意并非佯作大度，与谦虚和礼貌也没有任何关系，弗里德曼对凯恩斯经济学的批判是众所周知的。正是这一批判将经济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凯恩斯就没有弗里德曼。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横扫西方世界，主流的古典经济学一筹莫展，它既无法解释萧条的产生，也不能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议。凯恩斯大胆抛弃了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不再固守完美竞争的市场，不再视价格为具有充分弹性的供需平衡器，在价格刚性的假设下，导出了长期萧条的可能性，并提议政府增加开支以补充私人部门的需求不足，从而赋予政府前所未有的经济功能。
凯恩斯简单假设了价格和工资刚性，但未给出刚性的微观理论解释，这一缺陷由后来的新凯恩斯主义者部分弥补。凯恩斯学派另一更关键也更致命的假设，是“无所不能与仁慈的”或“聪明且意愿良好”的政府。这里“意愿良好”的含义，是政府最大化社会福利。令人诧异的是，迄今没有几个凯恩斯主义者对此基本假设作过认真和系统的说明。
弗里德曼不得不肩负起这一任务。政府真的比市场聪明吗?以引发凯恩斯革命的大萧条为例，弗里德曼用数字和事实揭示了那场灾难实际上源于“政府失灵”，而不是“市场失灵”。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美联储未能及时向金融系统注入资金，反而收紧银根，致使商业银行在基本面尚属健康的情况下，因头寸短缺无法周转而破产。银行系统的瘫痪令经济陷入混乱，酿成长达十年的萧条。
在弗里德曼与施瓦茨的里程碑式著作《美国货币史》中，两人以大量数据说明，截至上世纪60年代，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非但没有稳定经济的运行，反而直接造成了经济的周期波动。政府能否先知先觉，在恰当的时点上，以恰到好处的政策力度调节经济，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没有保证。如果政府不比市场聪明，为什么要让政府调节经济呢?
至于“意愿良好”的政府，更是凯恩斯主义者为了搭建理论体系的方便，信手拈来的一块积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指出，近代史上，英国首先实现经济发展的飞跃，完善的产权保护为重要的原因;但这并非出于英王政府的良好意愿，而是宪法与议会对国王形成了有效制衡。相比之下，享有绝对王权的法国和西班牙政府，恣意侵犯民众产权，阻碍了市场的发展，使两国经济长期落后于英国。
即使到了现代，世界上也鲜有“意愿良好”的政府。格林斯潘在他的新书中就认为，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为了石油，布什家族和副总统切尼都与得克萨斯石油财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老布什也曾抱怨过这位美联储前主席，没有在1992年大选前放松银根，创造更多就业以争取选票，害得他输给了克林顿。若非法律和制度保证了美联储的独立性，货币政策就可能沦为总统牟取政治利益的工具。
如果政府也是理性经济人，有其自身的利益追求，“聪明且意愿良好”的假设便失去意义，公共政策的设计与执行就不可能像凯恩斯主义者设想的那样简单:经济萧条时增加政府开支和放松银根，过热时削减开支和提高利率。现实中永远是花钱容易紧缩难，对选票的考虑时常压倒一切，调节经济的需要反而沦为制定政策的次要因素。欧洲的福利国家就在这种政策和选票的博弈中膨胀，今天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监管的实践也说明“意愿良好”这一假设的虚幻性。政府干预自然垄断，原本应促进竞争，降低价格，保护消费者利益，结果却是行政垄断代替自然垄断，公众继续承受高价之苦。又如政府出面规范市场，原本目的是降低交易成本，结果演变为部门利益的扩张，行政审批代替了法制规范，交易成本不降反升。
施莱弗等经济学家证明，当政府也是理性经济人同时又缺乏有效的公众监督时，政府干预的成本有可能超过“市场失效”所带来的损失。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不言而喻，与其行政垄断，还不如自然垄断;与其政府规范，还不如市场自律;与其政府干预，还不如放任自流。转了一圈，又回到市场，回到斯密关于政府职能的定义，政府的作用不在市场之内，而在市场之外界定和保护私人产权。
毫无疑问，凯恩斯和弗里德曼都对经济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这一学科的公认奠基人是斯密。斯密第一个对人类经济活动进行了理性分析，天才地论证了市场的有效性，无论今后涌现出什么样的大师，经济学家都将永远是斯密的孩子。
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始，中国的命运就和世界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虎门硝烟升起之时，天朝帝国就再也无法按照自己的轨迹运行，延绵不断的皇朝循环被打破，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
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华夏文明曾经充满着自信，尽管以往多次与外部世界发生碰撞与冲突，也多次为外族所征服，然而正如满清历史所表明的，军事上的征服非但没有动摇反而巩固了汉文化的地位。努尔哈赤的子孙们夺取了政权，新皇帝的登基却要由被征服者的儒教来加冕。随着爱新觉罗氏的公主下嫁孔府的衍圣公，华夷的高下之分依旧，八旗军只不过是忠孝礼义殿堂中新到的朝圣者。
1840年之后的形势则完全不同。不仅在洋人坚船利炮的打击下，帝国的军队土崩瓦解，面对严密完整的西洋思想体系，科举精英们遍寻祖宗留下来的国粹，也找不出可与舶来品匹敌的思想武器。传统儒学如寒风刺破的灯笼，千疮百孔，黯淡无光，其狼狈与窘迫丝毫不亚于战场上丢盔弃甲的绿营兵。
满清官僚知识阶层开始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为中国之劣势仅在于技术，试图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下，回避根本性的制度改革，通过洋务运动，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军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国人猛然醒来，方知儒家经典不足以应付外来文化的挑战，尽管它在过去成功地化解了外来民族的冲击。与骑马的蒙古人和满洲人相比，除了军力的强大，乘船而来的洋人有着自己发达的文化，凭借文化产生的物质力量，在工业革命后短短的几十年间，西方就崛起成为世界的主流，而昔日居天下之中的华夏帝国则被推到了舞台的边缘。
华裔美籍学者余英时指出，边缘化的危机感导致了思想的激进化。在如何对待外部世界的问题上，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比洋务派激进，孙中山又比康梁激进，“三民主义”的第一条就是民族主义。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在北伐中提出了“打倒列强”的口号。到了“文化大革命”，国人干脆将自己封闭起来，断绝了和外界的往来。耐人寻味的是，近代史上越是激进的对外政策，似乎越能够得到民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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