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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我很不明白‘富二代’这个词到底是怎么来的…我既没有继承公司的业务，也没有所谓的含着金钥匙出生。何来二代这个概念？” 8月13日，俏江南集团董事长张兰的儿子汪小菲在自己的博客中如此写道。这位生于1981年的年轻人，不久前因为被拍到与“星女郎”张雨绮的亲密照而广受关注。“京城阔少”“公子哥”等称谓接踵而来，汪小菲在博客中大喊冤枉，称自己小时候也吃过苦，如“住平房、打浆油、换煤气、生火、烧煤”。
汪小菲一番话遂并没有得到认同，有人批评：“富二代”与小时候有没有打过酱油何干!
不过，在当下中国的社会语境下，“富二代”确定是一个被狭义化的概念，它往往被定格为富豪特别是民营富豪的子女，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重要是当这一代人开始登上社会舞台时，能顺利嫁接上一代人的名声、财富和资源，至于其它层面的东西和逻辑，人们倒是懒得关心了。
你看，“富二代”这个词汇是多么地锋芒毕露和霸气十足，一股脑儿地、不论青红皂白地，把门类、时间、地域、风格等元素能装了进去，它的真实和谬误，也就诞生了。
权贵富二代与民营富二代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年代，人们对财富的追逐像现在一样痴狂，同样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候，人们是这么地“喜新厌旧”──许多人对刘永好、杨国强、张茵这些中国首富级大佬还只是个囫囵吞枣的模糊印象，就已开始对他们各自的子女刘畅、杨惠妍、刘晋嵩等评头论足。而这些民营富二代大都是“80后”，又为人们茶余饭后更添几份谈资。
不过，“富二代”这个词汇从一诞生就被圈定为民营企业家的子女显然有失妥当，对权势阶层的二代似乎也不“公平”。就像你看到鸡蛋就想起了母鸡的伟大，而冷落了整群公鸡一样。你虽然没机会看见公鸡下蛋，但不代表人家没能耐。
如果你对“富二代”感兴趣 ，那么“民营富二代”和“权贵富二代”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50后”正成为中国政坛特别是省部级及各地市主要官员队伍的中坚力量或说是中流砥柱，而他们的子女同样大都是“80后”。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讲，这批孩子是富二代群体中的“潜伏者”，只不过不容易现身罢了。
官场的“二代”一旦越界，利用父辈关系占用公共资源为己谋私，便成为“权贵富二代”中的一员。有人可能不敢对“权贵富二代”这一概念相苟同。如果我告诉你，中国南方某市的市委书记，拿所在市的逾百亿元市政基金，给其在某国有金融公司任高管的“80后”子女玩，你又会作何感想呢？
在流动的财富盛宴中大口吸吮，乐此不疲而少有后顾之忧，对整个社会财富创造机制的损伤视而不见，一些“权贵富二代”的玩法又是“民营富二代”如何能比得了呢？
年龄命题和地域差别
中学物理课上甫一讲到“参照物”时，老师们都习惯旁征博引李白名诗《下江陵》中的一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来形象解释：如果以山为参照物，舟中的人是运动的；如果以轻舟为参照物，舟中人是静止的，山是运动的……
现在“富二代”话题(下文特指“民营富二代”)之所以引起经久不息的讨论和争议，源头之一何尝不是与不同的人选择了不同的参照物有关——一部分人习惯把“富二代”作为参照物，即假设“富二代”是静止的，而自己是运动中的舟中人，这便是将“富二代”符号化的罪魁祸首。
理性的人们则选择以轻舟为参照物，无论任何时候，都假定自己静止来观察“运动中”的富二代，于是不断有新发现，或是应对过去的观点进行校正，总之不至于落入断章取义的俗套中。
贸然将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企业家的子女称为“富二代”同样不妥。因为你很难划定“第一代企业家”的边界。从年龄角度可见一斑。
以浙江企业家为样本，鲁冠球、楼忠福、徐文荣、梁光夫等算是第一代企业家吧，帮他们各自挑起家族企业重担的儿子鲁伟鼎、楼明、徐永安、梁小雷今年分别是38岁、36岁、44岁、46岁，梁小雷还要比马云还要年长一岁。然则同为第一代企业家的宗庆后，女儿宗馥莉今年不过27岁，而人们更是习惯称今年40岁的茅忠群为“浙商1.5代”，原因是他是帮着父亲茅理翔二次创业从而打下一片江山的……
显然，由于年龄上的参差不齐，“富二代”不能成了一个什么都能往里装的大箩筐。就算同属“80后”的年龄段，也有较大区别。靠近1980年出生、即马上到“而立之年”的富二代，无论是原本就在家族企业里锻炼，还是学成归来，无论是肚子中有真材实料的可塑之材，还是花瓶或公子哥等类型，都已开始在企业里占据重要职位，甚至在商战中初露锋芒。譬如最近的例子是8月3日，张茵之子刘晋嵩荣升为玖龙纸业执行董事，同时获得300万份购股权(以当日玖龙纸业收盘价8.43港元计算，刘晋嵩坐拥2500万港元身家)。而1985年至1990年出生的孩子们，现在大都仍在国外留学或处于“蛰伏期”。
从地域的角度来看，这种区别更为明显。整体而言，由于年轻的“富二代”(主要指“80”后的群体)们与父辈相比，知识储备和结构、眼界等都要胜出一筹，所以他们更善于利用区位优势来推动家族财富的累积效应。譬如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年轻富二代大都热衷于在资本市场长袖善舞，江浙和广东等地的富二代“分化”较为严重，一部分喜欢跑到上海、深圳等地炒房或是做风投，一部分则呆在自家企业或工厂里运筹帷幄，听老爸的话，盯厂子、找订单；山西和内蒙的年轻的富二代们大都热衷于涉足实业，炒煤或炒矿，当然李兆会是个例外。
政商关系和大小富
李兆会在父亲李海仓6年前被杀后并没有潜心于将打造更大的钢铁帝国(尽管此后接连数年海鑫钢铁的业绩不断攀升)而是选择在资本市场尽显凌厉的作法，其实也映射出“富二代”在政商关系上处理手法上的分化特征。
一些性格直朗的年轻“富二代”对上一代人送钱送礼、觥筹交错的风格心生反感，他们不愿意也懒得在打通繁冗而复杂的政府关系上浪费青春年华，于是选择通过股票、期货等途径在资本市场赚个盆满钵满，家族实业也好进退自如。当然也有先攻下政界某位大佬，然后“政商联姻”一起转转资本的，但能独立完成这一杠杆效应的“80后”的富二代目前尚属凤毛麟角。
而对于那些适应或习惯沿袭父辈资源，并在这条道上走得更远的年轻“富二代”，他们构建自己的资源网络特别是政治资源网络的变通能力不可小觑。譬如张兰感叹，他有时出去应酬，对方开场白往往是“我认识你儿子汪小菲”。
如果说他们的父辈十几年前开始喜欢“扎堆儿”是出于通过互相倾诉与聆听，发泄风尘仆仆创业路上艰辛和内心压抑以寻求认同感或博取众长的话，那么喜欢三五成群或私密Party则是年轻的“富二代”们的天性和专利。他们利用这种机会通过亲戚、朋友、同学关系铺设社会资源显然更快速、更便捷也更直接，甚至也更久远——通过培养和“80后”同龄人的关 系，甚至与“80后”下一代的Baby结亲的方式，放长线、钓大鱼。
事实上，抛开“富二代”自己在政商关系上“搭积木”的游戏不说，全世界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的豪门家族无一不希望家族的资产、人力和人脉都能传承下去。譬如6年前包括李嘉诚和李泽钜、李泽楷，李兆基与李家杰等人在内的近百名香港超级富豪及其子女集体探访北京高层，目的之一即为父辈希望子女人脉永旺。相比较这下，最近江苏省富二代“培训门”风波闹得沸沸扬扬的，或许它的初衷是好的，但其致命软肋之一正在于，它将政商或“银商”(银行+企业)联姻这一隐性的东西给显现化，甚至用公共财政埋单——哪怕将来的受益者习惯将这种联姻视为只是一种附属产品。
对于人们饶有兴趣的“富二代”生活方式，同样不能一概而论，如脑海中马上出现开名车、抱美女的画面。与其说这是一种符号化的作法，不如说是杭州飙车案带给普通人们失望情绪的后遗症，和对社会贫富悬殊加大背景下人们苦于找不到发泄通道的愤懑心情的延续。那些“富二代”的实干者们只能就此受受委屈了。
如果非要给80后的“富二代”的生活再画个符号的话，那么就像股票市场的“大小非”一样，“富二代”同样有“大小富”之分。当然，这里所谓的“大”与“小”除了与财富的多寡有关外，同时与财富观和财富品质相勾连。“小富”类型的富二代缩影，如江浙等地一些“富二代俱乐部”的活跃成员，他们踌躇满志，颇有主见、喜欢博取众长，广交天下朋友，不过他们还没有到真正独挡一面的时候，而金融危机的爆发又从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被真正授权的时间。“大富”的富二代缩影如一些追求财富永续的超级民营富豪（尤其是一些黑马富豪）的子女，这些二代少主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延续父辈的低调风格，行踪隐秘，喜欢小范围聚会，在企业经营与资本运作上的风格大都干练、凌厉。当然对于行事低调，个中也有父辈们的强硬要求——记得刘永好有一次在饭桌上说，他要求女儿刘畅30岁之前不要跟媒体打交道。
如果你想知道汪小菲是“小富”或是“大富”类型的富二代，只能去问他自己了。我只知道，他只是这年头好多好多找明星喝酒唱歌或拍拖的富二代中的其中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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