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原刊《南方都市报》2009年9月20日）英国的年轻人爱读的《新政治家》杂志最近刊载了一篇预言下一个世纪世界局势发展的文章。当然，说是预言，其实更像一种“畅想”。我对文章中大段大段对未来的预测毫无兴趣，却觉得它对历史的“回顾”更有意思。这篇题为《下一个100年》的文章开篇说：“自15世纪以来，欧洲的力量完全统治了世界，创建了史上第一个全球的地缘政治系统。但同时，欧洲也开始了一场近五个世纪的内战。”内部纷争的后果只能是分崩离析，于是作者写道：“到20世纪，欧洲已经面临着四分五裂的状况。苏联倒台以后，人们发现，已经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具有一流的全球影响力。”
阅读这篇文章让我联想到了另一件事。今年初，由于天然气过境费的纠纷，俄罗斯停止经乌克兰向欧洲供应天然气，而欧洲又恰逢严寒，这使得奥地利、捷克、保加利亚等多个欧盟成员国的天然气供应完全中断，大批民众受冻。明眼人都能瞧出来，俄乌两国的做法非常不给欧洲各国面子，但是被“扼住咽喉”的欧盟却只是在事后派了一位相应的执行官，怯生生地声称要对俄罗斯的天然气公司进行起诉。偌大一个欧盟，面对紧迫的能源危机之时竟然显得如此窝囊，现在想来也真是可叹。
据说，个中原因是由于欧洲各国对俄罗斯的天然气依赖程度不同，因此对这一事件的反应也就有所区别。比如，英国和法国分别有18%和24%的天然气来自俄国进口，而这一数字在东欧国家常常高达60%至80%。于是，受影响相对较小的“老欧洲”，对饱受“灾害”的“新欧洲”几乎是坐视不理。一心想成为欧洲“盟主”的萨科齐甚至公开唱衰时任欧盟轮值国主席的捷克总理托波拉内克对于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斡旋。在欧盟的圆桌会议上，大家首先连意见都没法统一，想要拿出点实际的强硬手腕，其可得乎？
但这件事也让我感到有些困惑。为什么生性友善的欧洲人在处理内部事务时会如此狭隘地“自扫门前雪”？而这种事无大小大全都从自己的小算盘出发的态度，或者像那位英国作者所说的“四分五裂的状况”，是否就是欧洲在今天很多观察家眼里“衰落”的主要原因？
这个问题，人们从国际关系、地缘政治、公共政策的角度，七嘴八舌做了一大堆分析，但从思想的层面来考量，它似乎还说明了某种精神价值在欧洲的丧失。就此，法国学者莱涅尔-拉瓦斯汀在其著作《欧洲精神》中，引用胡塞尔在1935年的一次讲话的内容为我们做了如下的回答：“欧洲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自我懈怠。”
自从康德十八世纪末发表《永久和平论》倡导在欧陆建立和平联盟以来，欧洲的“大一统”精神在知识界总是被不断地被提出和延续。几乎在康德发表这篇文章的同一时期，大洋彼岸“美利坚合众国”建立，这启发了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在第三届万国和平大会的开幕词时提出了“欧洲合众国”这个时髦的口号。美国人独立后所建立的联邦，曾经给了憧憬统一与和平的欧洲人以非常现实的启示。但不幸的是，这一希望很快就被20世纪欧洲所犯的一系列错误彻底击碎。
先是在两次大战期间陷入纳粹主义的泥潭，在二战后又被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所胁迫，欧洲人在过去的一百年里长期生活在一种不确定的“恐惧”气氛之中。胡塞尔所说的“自我懈怠”，便是起源于欧洲，尤其是东欧国家长期所处的并不安全的现实。上世纪90年代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民族清洗运动，还令人隐约想起二战时期可怖的纳粹大屠杀。今天，欧洲人的这种“集体恐惧”更是伴随着对失业、社会倒退的种种忧虑。然而，在一个普遍将消费文化和道德判断混为一谈的时代，人们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却很难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之道。
这段特殊的历史导致了匈牙利思想家伊万·毕波所说的“政治歇斯底里症”。欧洲小国因为那种无所不在的不安全感，不得不大肆宣扬国家的天赋，固守自己的疆域，甚至相互拆台，对于自己“邻居”的事情不闻不问。拉瓦斯汀将此定义为，“将他人置于恐惧之下，以此来克服自己的恐惧”。
换言之，在国家的层面，如今的欧洲已经没有了当初的启蒙者所设计的“公共精神”，而是刚好相反，变得越来越缺乏社会责任感。我曾在国外的报章上读到一位欧洲议会议员披露开会时的真相：欧盟的决策层通常不关心成员国的具体情况。甚至当欧洲国家议会在讨论一国代表在欧盟提出的议案时，他们竟然不知道那位来自本国的代表是谁。原因很简单，没有一个政客会真正关心与自己并无直接利害关系国家的政治问题。
另一方面，欧洲自身在表面上似乎不断地“标准化”。欧盟自1971年成立至今，扩大了6次，几乎覆盖整个欧洲大陆。“老欧洲”也不断地向新加入的成员输入经济和法律的各项标准。但拉瓦斯汀却尖锐地戳破了被统计数据覆盖的事实表面：“在重回欧洲的旗帜下，东欧各国陆续摆脱了共产主义，但我们没有建立起一个文明的框架。”换言之，整个欧洲在建设新的共同体并不断取得“成就”的同时，却忘了在哲学上继续探寻欧洲的意义。
新欧洲的困境有些像我们在讨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得与失时常用的论调：硬件的输入是有了，但软件的输入却没跟上。拉瓦斯汀认为，在解决了诸如温饱、安全这些基本问题以后，如果人们还是紧紧盯着盘子里的面包而不考虑任何公共议题，那么，最后人们等来的，就只能是一个被商品和消费文化包裹着的“虚无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们的行为乃至思想都会变得惊人地一致——表面上有了更“民主”、更个人化的生活，实则与吃了睡睡了吃的猿猴无异。设若拥有如此的人民，无论对于人类近现代思潮发源之地的欧洲，还是作为古代文明圭臬的中国，无疑是不太相称的。
大哲雅斯贝尔斯在《论欧洲的精神》的末尾向欧洲人质问道：“（欧洲人）是想要一种狭隘的、固定的、最终是盲从的真理，还是想要一种无限开放的真理？也就是说：他想屈从于一种教条主义的全体知识形态，还是想在浮动中将所有的思维和认知的可能性坚持为自身生存的工具？”欧洲，这个对于“集体”一词拥有血腥的历史记忆的大陆，很自然地在今天信奉起了“他人就是地狱”的利己主义哲学。但欧洲人对“集体”的弃绝，换来的却是如今同室操戈，以邻为壑的现实。他们在精神上的“狭隘”与“盲从”，使得“我”与“他人”不断分裂，形成了如今欧洲的“精神地狱”。回想启蒙者们当初设计“欧洲联盟”的美好愿望，最后却换来如此结果，这种落差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欧洲精神：围绕切斯拉夫·米沃什，雅恩·帕托什卡和伊万·毕波展开》
（法）亚历山德拉·莱涅尔-拉瓦斯汀 著 范炜炜 戴巧 等译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