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圣铎：王安石等人不是改革家而是敛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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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一本书，题为《中国古代五大改革家》，一看目录，不禁哑然失笑。原来五大改革家是指商鞅、桑弘羊、刘晏、王安石、张居正。为什么要笑？是因为五人之中有四人在历史上都扮演了同样的角色——解决国家钱不够花的问题。汉武帝要打匈奴，国库无钱，富人又不肯出钱，只有一位贡禹拿出了一点钱，其他富人都在一旁看热闹，气得汉武帝火上房，大发雷霆。于是出现了桑弘羊，发明了盐铁禁榷，解决了军费问题。唐代中叶，发生了安史之乱，此后动荡不止，军费激增，国库空虚。于是刘晏又应运而生，他最大的成功，就是使榷收入倍增，从而使财政收支大为缓解。北宋朝中后期，军队人数增至125万，又接连死了两位皇帝（仁宗、英宗）财政上出了赤字。于是王安石又破颖而出，他重新举起桑弘羊的旗帜“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建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从此官僚机构名称即可看出，此次“变革”又是朝着钱去的。而变革的结果，财政上确有一时的好转。但北宋在五十年后即灭亡，当时在召上的又恰是王安石的同党，可见“变革”是促进了北宋灭亡的。明朝与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打仗，旷日持久，越打越吃力，军费越来越多，钱（白银）又不够花了。于是张居正又来改革，稿一条鞭法。其最可称道之处，也是给国库增加了收入。
有人抱怨改革家不得好结果，我想，或许这与被人称为“改革家”的人大都是理财家有关，他们“改革”的结果，归根结底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怎么不遭人恨呢！想要好结果也实在不容易。难道中国的改革家应当都是理财家吗？都是“敛财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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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改革家 汪圣铎 王安石 中国古代 少数民族 敛财 王安石 汪圣铎 改革家

统治阶级最高层的改革意愿是好的，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项利国利民的政策到了下面可能就成了一项祸国央民的祸根。。。平心而论，王安石改革的很多政策措施从理论上说都是利国利民的。。。。就拿青苗法来说。。。。青苗法是由传统上贱买贵卖的常平法演变而来。朝廷规定将“诸路常平、广惠仓，略计千五百万贯石”的粮食兑换成现钱，由政府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时期借贷给百姓。借贷者应在夏秋两次收成之后，与缴纳两税一起归还青苗钱，并收取二分（20％）的利息。由于一年是两次借贷，所以实际上是年息40％。同时，青苗法也对借款的担保办法和不同百姓的授信额度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半年20％的利率今天看来是高了一些，但是在当时却只相当于高利贷利息的1/3甚至1/5。

低息的贷款一方面打破了地主豪门垄断农村借贷市场的局面，减轻了平民百姓的负担，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另一方面，低利率有利于刺激经济的发展，许多小农原本负担不起的生产、投资项目现在都可以进行了，社会再生产的规模可以扩大了。原本存放在国家仓库里的死钱，现在也变成了活钱，在经济循环中得以增值，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这样一个通过促进经济发展达到公私两便的青苗法正是王安石“民不加赋而国用自饶”的经济思想的生动写照。青苗法在很多地方已经有了以金融调控的方式管理国家的影子，其深度与广度都不曾在当日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提出过。梁启超称其为“有类于官办之劝业银行”。在近1000年以前，王安石就能够创设出这样先进的制度，实在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但实际执行却出现偏差：地方官员强行让百姓向官府借贷，而且随意提高利息，加上官吏为了邀功，额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勒索，百姓苦不堪言。这样，青苗法就变质为官府辗转放高利贷，收取利息的苛政。并且王安石本人比较孤傲，一意孤行。。。并用定量的指标规定每个州府要贷的数额，一开始这样做是怕保守派不执行改革政策。。。很快各地官员发现了其中的利润。。。大量的强迫农民借贷。。。甚至一些富民也被分摊了指标。。。。这项以借贷额为指标甚至被抬到作为官员升迁的重要参考。。一项好的政策就这样被搞成祸国祸民的祸根。。。。这跟当前地方政府以GDP为纲。。片面的大量招商引资。。给外商超国民待遇。。要地给地。要政策给政策。。而不管是不是污染企业。落后企业。真的是只要“金山银山”（别人淘汰的），不要绿水青山。。。所以说王安石改革的失败与当时的封建腐败制度是有很大的关系。。。但要说王安石是“敛财家”我是不同意的。。。王安石一生清廉。。死后没给子孙留下家财万贯仅几间毛草房而已。。。。。哀也。。。中国的改革家。。。哀也。。。中国的政治。。。

谢谢老师，请你帮我指正一下。。看看哪里说的不是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