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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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很大成效;但同时还存在着大量的“
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增长方
式,取决于国情和发展阶段,还取决于发展观。在环境与资源的约束日渐严峻的今天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刻不容缓。
经济增长方式问题的由来
主持人: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和增长方式转变。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作为任务提出来呢?
吴敬琏:首先,我们应当搞清楚“转变增长方式”问题的由来。所谓经济增长方
式,就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
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20世纪60年代后期,苏
联实行其在1959年党代表大会通过15年赶超美国的计划后,发现虽然经济增长
速度远高于美国,但增长质量很差,经济差距并没有缩小。于是得出一个结论,即增
长方式有问题,提出了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60年代开始,苏联每个五年计划都
包含转变增长方式内容,但是,直至苏联解体也未转过来。
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由留苏经济学家刘国光、董辅引入此概念后,曾有
过一段时期的讨论,但在政策上并没有实际举措,直至“九五”计划。国家计委拟定
“九五”计划时提出,中国经济的大问题是增长方式问题,要从外延、粗放的增长方
式向集约、内涵方向转化。中央吸取了苏联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教训,在制定关于“
九五”计划的建议中完善了计委的提法。
主持人:在这方面,发达国家的发展之路给我们哪些启示?
吴敬琏:了解人家的发展之路很有必要,但应警惕一些地方依据西方过时理论调
整结构带来的严重后果。萨缪尔森将工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发展道路和增长道路也
分为三种。其中,第一阶段是起飞前阶段,以英国为主。主要是依靠土地投入,局限
性很大,易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即土地资源被完全占用后,经济无法再继续增长
)。但19世纪经济起飞后,英国并未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原因是经济增长靠的
是物质资本投入,用机器代替人工,发展重工业。霍夫曼将19世纪英国、美国工业
化初期和中期阶段的增长方式外推到工业化后期阶段,表明重化工业还要发展得更快
,要占支配性地位,这就是霍夫曼经验定理。为什么马克思在19世纪末说,资本主
义丧钟已经敲响?这不是从政治角度提出,完全是通过经济分析提出的。但是从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发展情况看,并未实现霍夫曼定理,于是萨缪尔森将这段发展时期
称为现代发展,即经济增长不是依靠物质资本积累和资源的投入,而是效率的提高。
再“粗”下去难以为继
主持人:中央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刻不容缓的命题,这是不是说,我国经济粗
放增长的问题十分严重,已经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了?
胥和平:是这样的。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资金、劳动力和
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实现的。建国50多年来,我国GDP增长了10多
倍,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40多倍。我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1980年为3
4.9%,1995年为40.8%,2000年为36.4%,2003年高达4
2.7%,大大高于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一般20%左右的水平。从“六五”
至“十五”的前3年,每增加一亿元GDP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是1.8亿元、
2.15亿元、1.6亿元、4.49亿元和4.99亿元。这里虽然有一些不可比
的因素,但仍可反映出,我国的高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靠高投入支撑的。土地和劳动
力投入也同样存在粗放的问题。
刘福垣:我在南方当副市长时,许多县市区盖的楼堂馆所,越搞越豪华,有的县
办公楼跟外国总统府似的;开发区里搞花园式企业,一个企业占地相当于普通建成企
业的四五倍。这种搞法除非是在澳大利亚、加拿大这样地广人稀的国家,我们是搞不
起的。土地的浪费使用尚且如此,更不用说能源、其它资源的破坏和耗费。
胥和平:高消耗换来的高增长,必然是高排放、高污染和低效率。我国第二产业
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30、日本的1/18、法国的1/16、德国的1
/12和韩国的1/7。资源产出效率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
率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我国人多地少
的矛盾十分突出,但低效利用问题也十分突出,一些地方盲目兴办各类开发区,省级
以下开发区征地后的土地闲置率高达40%以上。
刘福垣:粗放式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十分尖锐的资源与环境矛盾,是经济进一步发
展过程中不可回避、不能绕行的瓶颈。在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下,生产扩张与资源消
耗、生产规模与环境恶化之间的正比例关系,不可能通过经济增长得到转变,相反,
生产越扩张,就越是激化了这些矛盾。因此,只有加快转变、彻底转变粗放式的经济
增长模式,才能缓解,进而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制约经济长远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增长不等同于发展
主持人:增长方式转变问题提出很长时间了,为什么转变这么难?
刘福垣:1995年以后,我们不少地方领导干部把“发展是硬道理”搞成“增
长是硬道理”了,颇有点GDP拜物教的味道,以为只要GDP上去,就能一俊遮百
丑,考核政绩也以它为首要指标。如所谓经营城市实质是经营土地,这种做法侵犯了
全民的产权,侵犯了十几届政府的经营权,你在任就是三、五年一届,而地一卖五十
年、七十年,十几届政府的经营权让你剥夺了。根子是在增长方式转换上没有重视发
展的本质。
吴敬琏:粗放经济增长方式是计划经济的必然产物。苏联为什么没有转变过来呢
?因为他不懂得增长方式跟体制有关系,你想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增长方式不可能
转。因此,中央在“九五”计划的建议中提出两个转变,一是增长方式转变,二是体
制转变,其中体制转变是关键。“九五”计划期间增长方式转变取得了一些成效。但
“十五”计划却有了问题,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提法没错,因为效率提高,从
经济学角度看就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就是结构优化。问题是由谁来调整,向什
么方向调整,各地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偏差。按照“九五”计划思路,要靠体制的改
善来实现优化,但变成了“十五”计划的以结构调整为主线。调整就应该有调整行为
的主体。问题在于,在计划经济中,不管是宏观总量还是结构问题,都由计划、由政
府来定。而在市场经济中,应该是政府管宏观,即货币、财政收支、外汇收支、劳动
就业总量等关系全社会的总量;市场管微观,即资源在地区、部门、企业间的配置。
刘福垣:现在的调整经济结构,与我们的吏治有关系。地方官就是两年半到三年
的政治生命周期,如果任期内搞不出来能让人家看得见的成果,你就升不了官。只要
干部考核的标准不变,仍然以GDP为第一指标,这种情况就不会改变。
吴敬琏:什么是增长方式?什么是新型工业化道路,很多人没有弄懂。在一些研
讨班包括那些科学发展观的研讨班上,领导同志做报告,讲科学发展观,就讲到我们
现在进入了重化工业时代。在科学发展观中间夹一个19世纪重型工业化道路,再讲
增长方式转变,完全对不上号。科学发展观怎么走到老工业化道路上呢?老工业化道
路怎么可能转变增长方式呢?
速度仍极为重要
主持人: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在8%左右
,这与去年9.5%的增长率相比已是有所抑制了。同时,报告还提出要保证900
万人就业。提高发展质量是项艰巨的任务,但总不能以降低速度来实现吧?
刘福垣:我们目前的发展阶段,8%或9%这个发展速度并不高,如果把增长方
式转化好了,GDP增长可能比现在还要高。我们这个阶段相当于小孩长个子的时期
,五六岁的小孩,半年没见,就长了一头。欧美日这些国家是成年人,一年可能就长
个2%、3%,不同阶段没有可比性。我们不要跟速度较劲,而是要解决内在的结构
和质量的问题。该长多高就长多高,孩子要长,能不让他长吗?
我们还处在追赶西方发达国家阶段,只有靠速度、靠总量使中国经济的规模赶上
发达国家才具备与它们讨价还价、掰手腕的资格,这也是中国在战略机遇期发展的首
要任务。
但是,具体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效率”就陷入到了两难境地——效率与速
度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如果是效率优先,势必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
影响中国经济发育成世界巨人的大局,丧失掉极其难得的战略机遇;如果不讲效率,
中国经济在长成像美日欧一样的大个子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身体素质和精
神素质的竞争要求就难以满足。目前,我们要坚定地保持高增长速度,而对于效率处
于两难的现实情况,最好的解决办法可能就是速度优先、兼顾效率。至于兼顾到什么
程度,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当是不影响增长速度,不影响就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中国近一百多年的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要想崛起,必然要经历一个先长个再强身的
过程。
胥和平: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任
务。到2020年,实现GDP翻两番的目标,要求经济保持在7%以上的增长速度
。这是一个基本限定。同时,转变增长方式,推进结构,扩大就业,建设和谐社会等
一系列目标,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的总量基础,需要调整和发展的战略空间。我们愿
意看到经济快速发展,但反对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社会失衡的高速度,反对不协调
、不可持续的高速度。
经济发展本质上要讲效率优先,这种效率是指全局的、综合性的,经济长期发展
的整体效率。只图快可能无效率,慢也可能无效率。合理的提法应该是:在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构建合理结构的基础上,加快发展。
转向何方,从何入手
主持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方向是什么?应当从何入手?
吴敬琏:十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但从全国的整体情况看,
“十五”前3年经济结构已在向重型的方向转化。许多地方都在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
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本地的经济结构也要向重型结构转化,这是在
走旧工业化的老路。
原因之一是政府作为调整的主体,财政收入、政绩考核,都决定政府必然要搞产
值大、税收高的重化工业。北京是世界上技术力量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应是高新技术
基地、创新基地,但发展了两年,财政收入、GDP都上不去,于是选择了汽车业,
创造了200天的“现代奇迹”。深圳是信息中心,有望成为世界性企业的两个电信
设备制造企业都在深圳。而深圳反思其发展道路时,认为问题是结构过轻,要向重化
工业转化。
原因之二是各级政府拥有过大的土地和贷款等资源配置权力。资金投向,除考虑
环境、安全等因素外,应由投资的经济主体自己决定,自己承担责任。
胥和平: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新兴工业化道路。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轮以
重化工为重点投资热潮,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引发了许多思考。其中一个就是,这
种发展思路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在思想并不一致。许多经济界人士认为中国工业化
必须补上重化工大发展这一课,基本仍沿袭了过去两个世纪对工业化理解。这个看法
在何种条件下成立,仍需要探讨。“绿色GDP”、“轻型GDP”,都是对这个问
题的一些积极思考。
吴敬琏:不要只谈意图、目标怎样良好,重要的是要谈实现目标的机制、手段和
实际结果。
主持人:政府应该怎样转换角色?
吴敬琏:一要建设有限的政府。除非必要,政府不要干微观的事情,不要直接在
地区、部门、企业间配置资源,不然就是“抬牛腿”。即使在市场失灵条件下,政府
不得不对微观领域进行干预时,也要尽量同价格、市场等间接手段相配合。如在讨论
生产用水如果紧缺怎么办时提出了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由政府、计划部门来确定哪
个企业的生产是国家需要的、有效率的,然后给它配水;另一种意见,提高生产用水
的水价,使大量耗水的企业难以承受而关闭或迁到别处,这才是更好的办法。
二要建设有效的政府。政府要把主要精力放到提供公共产品上。提供有效的服务
。要建立一个好的市场体系,政府要做的事情很多,首先要提供法制,提供规则,要
公正执法。
主持人:目前在中国进行资源配置,市场起的作用有限,政府在宏观调控过程中
应运用哪些手段?
吴敬琏: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要尽量用总量手段,必须用行政手段时,应与价
格等手段相配合。现在有一种舆论认为,总量手段非常可怕。其实总量手段是指利率
、准备金率、汇率等,是很富有弹性的。总量手段的作用就是要把需求总量调整到与
资源支撑能力相适应的水平。至于应该用在微观结构上的哪个企业、部门、地区,是
由市场决定的。
我们现在对行政手段还是用得过多,但却又不能不用,因为我们的市场并不完善
。但在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政手段的副作用和局限性。由领导机关的官员来判断
哪个该上哪个不该上,该不该给企业贷款,这是不可想象的。政府如果有如此大的资
源配置能力,我国应该还在搞计划经济。现在有一种提法,说总量手段是一刀切,微
观干预要区别对待。所谓区别对待,就是由行政机关来判断项目该上与否,贷款该给
与否,要该压的压,该支持的支持。这就意味着资源配置还是由领导机关决定。结果
,一是容易导致腐败;二是算不准,该下的不一定是效率最差的,该保的也不一定是
效率高的;三是由于指标体系注定简单,很容易产生一刀切。
用科学技术促进转变
主持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离不开科学技术,我们在这方面应该做些什么?
胥和平:历史上,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向后工业化过渡时期,也曾遇到过
经济发展与环境和资源紧张关系带来的所谓“增长极限”问题。跨越这一极限,消解
这一极限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科技进步与自主创新。这个手段是转变粗放式经济发
展方式,缓解和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矛盾的最便捷、最经济,从而也是最可行的
途径。
在当代,内涵式扩大再生产,不仅意味着生产要素在更广范围、更大程度上的优
化组合及合理使用,更意味着生产要素以及生产各环节间的科技含量比重的不断扩大
。最近几十年,由科学理论到应用技术,再由应用技术到终端产品之间的转化速度不
断刷新。科技进步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新前景,开辟了新道路,科技进步日益成为经济
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要真正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需要我们在科技自
主创新方面下大功夫,花大气力。
科技进步既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标示了方向,同时也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
有效手段。当然,在国际经济竞争的环境下,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结合得越紧密,科
技发明转移的限制就越多。因此,在以科技进步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积极引
进国际先进的、成熟的科技手段固然重要,但更为根本的途径则在于科技自主创新。
为此,我们必须坚持贯彻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
战略方针,继续大力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从而形成科技与生产紧密结合的有效机制。
在经济发展中,我们要逐步确立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投入的主体地位,增强企业的研
发能力,坚持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相结合,实现市场开拓、技术
创新和生产经营一体化。这样的生产方式,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以科技创新为
前进动力和发展潜力的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增长方式。
刘福垣:要转变增长方式,要树立以中为重的发展观,不能片面喊高科技,信息
化生存。现阶段,我们上项目、上设备,要以中等技术,利用中等人才,来创造中等
收入阶层。
吴敬琏:新型工业化道路有两个意义的新,第一个新是相对于十九世纪那个老工
业化道路,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这个新在哪儿呢?主要靠效率提高,而不是靠资源
投入实现增长。第二个新就是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时候,瓦特改良
蒸汽机,用了一点热力学,但是基本上是靠经验。第二次产业革命靠这些东西就不行
了,而是基于科学的技术能普遍运用。比如做一个电脑,你不基于科学,没有物理、
电子学的这些科学研究,一千年也做不成电脑。为什么基于科学的技术能普遍运用呢
?关键在于创新的制度化,主要有两个制度:一个是关于科学的制度;一个是关于技
术的制度,这两套制度不形成,科学进步不了,基于科学的技术就不可能应用。
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东西。科技要为生产服务,技术可以企业为主体,因为
激励主要靠市场;而科学不能够直接为生产服务,科学的激励体系以发明优先权为核
心。这个激励机制在同行,就是建立科学家们独立的共同体,同行的科学家们认可,
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要从根上研究人家的历史,我们是一个后进者,后进者聪明在
哪儿?聪明在于能够以史为鉴,知道别人哪儿走错了,少走弯路,这就是后发优势。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归根到底要靠人。要加快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努力造就数以
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的创新人才,建设规模宏
大、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人才队伍,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新局面。要充分认
识教育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中的先导性、基础性和全局性作用,积极推动教育改革,
大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