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本书历数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重要条目，全面检阅这些条目的工作逻辑，以之为“史眼”，管窥诸种经济形态之“得失成败”。以马克思主义工作精神之布道看，此乃《资本论》之重写和续写，理论意义不足道也。以中华历史和世界史规定的贯通看，此则为中国工作用语之方法论著作。——作者寄语
本书的工作口号是：以保卫《资本论》之行动，作为中国经济学之切实的“研究导论”。但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这似乎总是一本“看不懂”的书，忝为方法论著作。因为它确实没有通常那些作品惯有的体式（“款式”“体例”“形式”“格式”），不仅书名中明显缺乏“方法”字眼，而且内容也全不由关于方法论的“知识”所组装。于是乎，本书作者难免要作此“预前题录”，权作“画蛇”。
勒石之功：研究问题从历史分析开始
历史和关于真实生活的构境始终是研究的根据，授人无水之鱼，不若授人有水之鱼。凡一国之经济落后必导致一国经济思想之长久落后，亦非必然之事实，至少是缺乏历史眼光的看法。马克思以19世纪的德国作为比证，说明历史学派不足以和当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匹敌，是就资产阶级内部工作体系而言的。德国社会特殊的发展排除了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任何独创之可能。相反的情况则出现在东方世界。在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中，东方社会发掘出本民族历史的特殊规定，遂在发展上反超资本主义社会。此为《资本论》思想在东方世界的横空出世。例如，《国富论》迟至20世纪初始为国人注意，但当其被注意时，《资本论》旋即为国人所注意。要之，说明当日中国并不欲照搬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相反，试图走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劳工发展道路。
推广开来看，所谓劳工自主，也需要进行本土化的宗原论道。且不论孙中山《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实则是“中国式固有社会主义”（大同主义）的思想范畴，今人复鼓吹劳动主义，自然是时代弘扬了劳动者身份和社会财产共占的理念；劳动主义者，或者就是劳动社会主义，它强调：“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主体。”这些论说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原是有充足根据的。从历史发展实际看，劳工关系涵养于族民关系。中国漫长古代社会恰好是利用了此关系体式，以安排广泛性的社会生产和对劳工进行剥削。此处的“族民”，究其实质，乃是对马克思所说“人的依赖关系”（族民的总身份关系）之主体人格范畴的限定。要之，中国族民关系不仅限制了市民社会意涵之劳工概念成长，更为主要的是限制市民关系主体的社会成长的独立性，由此，可能根本取消了社会经济主体的独立规定。中国社会劳工成长路径是：族民→市民暨资本关系下劳工渐进成长→现代劳工。内蕴的“市民?资本”是工作复合体规定，指认中华商品生产体系的特殊性（例如有限资本主义之发展规定）；而族民→市民特别线索，则是对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特殊主体特征的一个极其生动的刻画。
作为预先的交代，本书第十九章讨论的社会要素模型指示发生在“族民”“市民”“资本”“社会劳工”诸异质主体范畴间的历史发展关系转化（母体性质的工作关系当然是人的物质个性的发展对劳工自主的发展的指向性的规定），而以“横通方式”说明它们是一相生相克的历史构成总体。如一种社会要素模型说的是生产要素“所有权条件”的单一类型，是“市民”与族民关系相伴生发展的阶段。在此阶段，复杂劳动所代表的其实是一种“身份”。它和价值规律的领导范畴以及与之对峙的古代产品社会的领导范畴皆是连通的，因此，此劳动实体关系同时是财产生产条件。即，它强化“基于所有的劳动”概念。再就两种社会要素模型而言，其不过指示市民→资本的发展转化关系。此刻，“所有权条件”已经分化，并于生产领域内社会对立化。“资本”专指剩余价值规律之领导范畴。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经济规定，可被视为与独立发展关系上的生产者（和小生产者对立的大生产者）有关的人格范畴锁定。三种社会要素模型乃是阐明资本→社会主义劳工（社会人力资本范畴）的发展转化关系。从“所有权条件”重新趋向社会一统的角度看，“社会劳工”可被视为现代产品社会之领导范畴。这是对联合发展关系的一个社会确认，是生产劳动者重回社会人格范畴之工作过程。
吾道悠悠，忧心悄悄。上述过程是孙中山先生所言的对中国来讲的“知难行易”的转折时代。一方面是“舶来品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成长，要之，它兼顾了中国的历史条件和国情背景。而中国之无纯粹市民社会的发展特点，也写就“中国政治经济学”之独有内涵，要求塑造并不断更新理论与实践工作环境。另一方面是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中国经济学”新议题，是含意特定的；盖言“新”，一是指实践追溯性，二是指工作批判锁定了经济学发展成熟时期的理论建构特点。从而，使我们有可能重新转回“知易行难”高度（所谓行动高于理论）的再创业行程：以原创把脉创新，多学科并举并用，开创广义而总体、打通文史哲并沟通传统与现代之意蕴的历史知识研究的新路径。
居高而思，我们必须得承认：迄今为止，人类对自身历史结构的内在了解，全靠《资本论》给其打下基础。一次次的理论对接及其与实践的结合使中国人逐渐认清一个道理：“主张把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当作理想移植过来的国家，当然没有产生政治经济学的可能。”决定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认真“消化”《资本论》，如在王亚南的基础上前进一步，彻底消除“四分主义法式”和“三位一体公式的模本”积淀良久的病疴与沉重影响，创出全新的理论生长道路来。
华夏一统，是历史、思维、语言、文化养成了的大一统国度。扼要而言：
·这是以“中国人的资格”之经济学人身份完成的一部作品；
·这是遵照中国人阅读之习惯和用语之习惯写就的经济理论巨制；
·这是照顾国人书写历史的习惯、与中国人思维体式契合的方法论长卷；
·总括起来说，本书献给中国经济学建构！
让我们回到上面的主题：中西方学术工作关系。诸如中西共通、中西分殊、差别高低之辨或古今之异，最难以一语统之，而唯有发微阐幽，一事一议乃至学术关系上的“一点一论”。不过，至为关键所在仍然是以历史的贯通为要，促进中西方的学术对话和沟通的深化。《资本论》来到中国，委实与东方经济学不断深化之历史步伐同步。这以后，国人一直努力探求在中华语境中读懂和如何运用好这一伟大著作，尤其是恰当领略埋藏于其中的深邃性语言。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伴随了思想直接撞击的一次历史阅读，是一次气势磅礴、力量宏大的思维对接。以新中国建设实践和改革开放经济实践为底蕴架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理论实践的晚近的一个工作外显。在这一历史高地与思想制高点之下，问题不在于为什么要保卫《资本论》，问题在于保卫什么以及怎样保卫。
中西方历史发展关系在学术上的深入交流，已然表明了中国经济学理论出场的必要性。乃是因为：中国经济学不独对中国历史和经济行程进行理论反映，同时是对于世界历史和经济之过去、现在、未来（它们是通透的）从民族工作语言角度采取的一个深刻性书写。例如，中国社会国家的经济细胞是“家”（狭义的家庭和广义的家庭，后一种意义或可理解为“家庭式的单位”），亦不独是商品单元，乃是商品和产品的合成规定，从而具有产品社会和商品社会的两重生长张力。据此，所谓中国经济的内在特质（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说到底，还在于反映和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经济体的“同”与“不同”，理论彰显的是经济形态社会的发展总体（规定）。从这种意义上说，“走中国人的路，让美国人去说吧”，决不是一句毫无内容的虚妄之语。
摩崖之恙：经济学书架尚有几本书刊可看
思维、语言者，逻辑工作体例也。“名者言语文字也。言语文字，思之器也；以之穷理，以之喻人，莫能外焉。于是乎有界说之用，亦于是乎有分类之学。”可如今，在计量和数学的大潮之下，历史思想本位的位置逐渐被移除，历史和数学难以贯通，经济语言皆由数学逻辑生产，以至于经济学书架之上所摆放的时新读物之中，尚有几本书刊可供青年学生读看？里面的语言文字和数理逻辑萎靡不振，又有几位看家解得其中味？
如果说《资本论》时下备受人们关注、追捧，那一定是自欺欺人之语。这里可以旋即举出时下误读误解《资本论》的三种态度或工作现象：一是不能准确理解其作为历史之学；二是使批判之学＝批评之学；三是将之庸俗化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之学。前者的问题在于没有能力提升历史之学为方法之学，而妄自陷入一域之学的历史经验主义；中者的问题在于一味教条地对待批判，工作堕落为单一语义的思想批判；后者的问题则在于把研究话语当行动，以文本尺度历史，结果，既脱离了《资本论》文献群，亦塞入了空想者的种种论调，试图通过“死文本”藉以主观地制造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理论对立。中国逻辑所求者“方法”也，实质规定乃是语言生产。在中国人当中，近代新学运动巨擘严复率先说明了语言生产的此种规定和性质：“逻辑此翻名学。其名义始于希腊，为逻各斯一根之转。逻各斯一名兼二义，在心之意、出口之词皆以此名。引而申之，则为论为学。故今日泰西诸学，其西名多以罗支结响，罗支即逻辑也。如斐洛逻支之为字学，唆休逻支之为群学，什可逻支之为心学，拜诃逻支之为生学是已……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姑以名学译之。盖中文惟‘名’字所涵，其奥衍精博与逻各斯字差相若。”西学先驱严复的话至今读来震人耳目。名不正，则言不顺。经济学的语言如果皆由数学生产，而经济学隶属于理科或自然学科意义的硬科学，那么其事将不成，其行将不正。
我们呼吁废止这些“论文游戏行为”：理性主义废话连篇，逻辑演绎离离草长，歧义犹如僧俗辩语，庸俗性绵绵不绝如缕，内中却无半点“批判”韵味。但如果据此悲观沉沦，对《资本论》的向前发展了无希望，那又是一叶蔽目、不见泰山。我们主张对“新八股文”予以工作走出，重建史学传统，重振以“记述”为主的艺术能动说明和议论。最终目的是使人们看清其“逃避《资本论》”的实质所在：因为一味地“解读”和“捍卫”，已使《资本论》的精神失去颜色，空留下科学形式皮囊。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些阐说恐怕已无须一一挑明，读者于字里行间已然可以尽情领略到道理的所在。试想，一个不懂《道德经》、《史记》以及《红楼梦》的中国人，称其熟谙《资本论》，如果不是专指对 16～19世纪欧洲史，特别是西欧发展及英国经济史的了解这一点而言，那一定充分暴露出对于历史作品和科学作品的工作统一性及其结合方式的高度无知。对其而言，《资本论》从来就是死的文本，——当然，他们更不会想到上述被提到的这些著作本质上都是“史书”。
鉴于此种情形，我们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把本书处理成纯科学作品。因为，按照“文献综述＋计量模型＋政策建议”的新八股文实证演绎思想，编排的是“废料进、废料出”之学术投入和产出，此种机制固然无可厚非，但成为主流的学术熵的负能量示范性效应巨大。本书遵循史书工作规范，以贯通之法应对循环解释，从而赋予理解行动实效。要之，本书是以“中高级政治经济学”读本身份介入《资本论》研究，以贯通中学和西学的姿态作为《资本论》之提高读本以及作为中国经济学之研究导航；写作特点：反思辩驳式、回溯与前瞻结合、多学科进路的工作发掘，以回答“学术疑问”为谋篇布局，以解决“时代问题”为设计宗旨。从而，因应了国人的百年遗憾：尽管焚膏继晷，前仆后继，但在探索《资本论》逻辑方面其实并未获得预想的真正中国化的结果。这或许并不能全部归结于实践的不成熟性，对“民族原创”之忽略，足以抹杀对一切批判工作的正确认识，最终堕入科学盲目王国。
相反，在中国语境下重整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工作组成，则需要在历史和实践基础上真正恢复它的大写化的规定——方法和批判，以睿智的语言生产支撑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建设行动，审视之，使之重新达成工作统一性。于是：
·本书选题基于此时代潮流，以探求中国经济学工作逻辑为宗旨和目标，以切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为工作决心，通过赋以中国历史蕴涵和方法论规定的工作内容，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终成为涵容“全史＋整史”规定的一块理论整钢；
·本书的思想价值锁定于“资本主义批判”“社会主义批判”的工作统一，并以当代批判导引“全史＋整史”贯通意义之中华社会主义理论史的发掘工作。
总之，奢望单纯通过文本和马克思交流，此路从来不通！回看和书写历史，乃是为了检视理论盲点，通过逾越知识障碍与现实困境更好地指示未来发展。因此，对于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中国人来说，《资本论》的批判的宝贵财富乃是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实践化的圆融贯通性，乃是永不停息的前进性。
（未完待续）
（未完待续）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