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匹并不意外的“黑马”——碎语2009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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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匹并不意外的“黑马”——碎语2009诺贝尔经济学奖
作者：于晓华  来源：中国经济导报  字数：4570
http://www.ceh.com.cn:8080/epaper/ceh/20091015/A02A03/A02A03_93.htm

要解决“共有地的悲剧”问题，比较简单的方法有两个：一是让共有地私有化，二是政府从总量上控制消费者数量。这样的理论对于今天经济发展中的政策制定非常重要。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需要一条合理的边界,一些资产专有性很强的产业还是应该保留国有企业的存在。很多专有资产很弱的产业，就应该让市场自己去组织生产。
　　
　　
　　于晓华
　　
　　    随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名单的公布，今年的诺贝尔奖全部尘埃落定了。
　　包括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人都宣称，所谓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不是真正的诺贝尔奖，因为这个奖不包括在诺贝尔的遗嘱中。这只是瑞典中央银行为纪念诺贝尔从1968年开始设立的经济科学奖。但是，这并没有让世界否定或歧视这个奖的地位，因为它对获奖者的提名程序和其他的真正诺贝尔奖一样，获奖者所享受的荣誉和奖金也没有差别。过去40年的获奖纪录表明，这个奖项也确实比较公正客观，获奖者也是名至实归。
　　今年这个经济学中影响最大、奖金金额最高的奖项，最后颁给了美国的两位经济学家：印第安纳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艾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Ostrom,她有一个中文名字叫欧玲）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奥利弗·威廉森（OliverWilliamson）。对于欧玲，诺贝尔奖委员会公布的理由是“表彰她对经济治理，特别是对公共资源治理的研究”；对于威廉森，诺贝尔奖委员会公布的理由是“表彰他对经济治理，特别是对企业边界的研究”。
　　    对这个获奖名单，不少人感到有点意外，认为这是两匹“黑马”，而我却一点不感到意外，因为他们确实在我个人所预测的获奖名单的前列。
　　
　　  超越淡水与咸水学派之间的人选
　　
　　在正式公布诺贝尔获奖名单之前，学术圈里会流行“猜谜游戏”，很多同僚都会为此小赌一把。毕竟一年才一次。同僚们三五美元，也为无聊而枯燥的“论文写作”的单调生活，稍添一抹色彩。其实大家也知道，即使是身处经济学术圈里，但猜中获奖者的概率也不比猜中彩票的几率高多少。很多大人物都有资格得奖，但是最后摘得桂冠的，一年也不超过3个人。
　　经济学术研究的圈子里有很多人都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把世界的经济搞得翻天覆地。今年的诺贝尔奖应该会给那些重点研究宏观经济学或者金融的学者，以此来为金融灾难的重建发挥一点影响。不过我个人认为这种臆测可能是一种误解，因为越是在这个时候，诺贝尔经济学奖往往越不能发给这些领域的学者。
　　宏观经济理论领域里，从凯恩斯主义诞生开始，围绕新古典经济学派（“淡水学派”）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咸水学派”）这两个截然相反的经济理论派别的口水战，就一直没有停息过。80多年了，在实际政策和经济理论上，谁也没有压倒谁。这就像武侠小说里描述的两个派别间的较量，各自雄霸一方，很难分出高下。如果这个时候，诺贝尔经济学奖给了某一方的代表人物，必然会受到来自另一方的强烈不满与攻击。但如果搞平衡，两边都给，又必然导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公信力下降。因此，最好的结果就是，谁都不给。
　　    这样一来，欧玲和威廉森这样少有争议的候选人，当然就脱颖而出了。
　　
　　欧玲理论重解“共有地悲剧”
　　
　　    今年的两个获奖者中，很多人认为欧玲是一匹“黑马”。
　　在我看来，与其说欧玲是一匹“黑马”，不如说这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亮点。这是第一次把这个奖项颁给了女性，而且，她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家，而是一个地道的政治学家。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经济学向其他学科的渗透，以及和其他学科的不断交叉和融合的特点。
　　诺奖名单公布后，居然有人问：谁是欧玲?值得一说的一个搞笑花絮是，很多中文媒体在翻译欧玲的获奖理由时，说“表彰她对经济治理的研究，特别是对普通人经济治理活动的研究。”这是一个普遍的错误翻译。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表彰她对经济治理，特别是对公共资源治理的研究”。英文的原文是这样的：“forheranalysisofeconomicgovernance,especiallythecommons”。这里的“commons”应该翻译成“公共资源”而不是“普通人”。
　　“commons”这个词被大家接受，最早应该从哈丁（GarrettHardin）在1968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著名论文《共有地的悲剧（TragedyoftheCommons）》算起。可惜哈丁在2003年去世了，否则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可能有一个角是他的。这也说明了，要想拿诺贝尔经济学奖，必须要足够年长。这不，今年的获奖者的年龄分别为76岁（欧玲）和77岁（威廉姆森）。虽早已过古稀之年，但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充其量也只能算中年。
　　commons一词的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体现了欧玲教授研究的贡献和价值。不同于纯粹的公共产品利用中的非排他性，公共资源利用中是具有排他性的。一块共有草地，或者一个油田，你多利用了一点，其他人必然会少利用一点。在哈丁的论文中，他指出共有地的所有利用者都会陷入过度利用该资源的状态，对于每个人来说，这都是最优的选择，结果导致了公有地被过度利用，最终导致资源的枯竭。在哈丁的故事中，这个世界的结局是灰色甚至是黑色的。
　　但是这个结论受到了欧玲教授的挑战，她通过分析大量的事例表明，当一个团体在遇到共有地利用问题时，很多时候大家会设定一些基本原则，采取集体行动，获取集体利益，以防止“共有地的悲剧”的发生。这里面，既有很多成功的例子，也有很多失败的例子。她给出的一个很有名的成功例子，是尼泊尔的灌溉水管理。她发现农民自发管理的灌溉系统比组织（包括政府）管理的灌溉系统对农业产出更有效，因为灌溉系统的上游农民和下游农民会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而组织管理可能阻碍这个谈判。
　　2008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召开的美国农业经济学年会上，加尔布雷斯论坛演讲者（这是美国农业经济学会的最高的荣誉之一）就是欧玲教授，我有幸聆听了她的精彩演讲。她演讲的题目是“建立信用来解决公共资源悖论的挑战”。老太太看上去很富态，但是心态还很年轻，听她的演讲非常的轻松。她不时开着玩笑，和大多数充满数学公式的经济学论文不一样，她的演讲里充满了有趣的小故事，什么乌干达的森林管理，印度的老虎保护区的故事等。她把每一个案例，从不同于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得非常透彻。她把成功的原因列举得那么详细，又把失败的原因分析得那么透彻。相对于经济学分析中充斥的各种假设，这样的分析显得非常贴近实际。当时我就有种预感，她必然会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
　　上升到理论层面来看，要解决“共有地的悲剧”问题，比较简单的方法有两个：一是让共有地私有化，二是政府从总量上控制消费者数量。这样的理论对于今天经济发展中的政策制定非常重要，比如我国的环境污染治理问题，水资源的短缺和利用问题，还有全球的气候变迁问题等，都需要这样的理论支撑。
　　就拿全球的气候变化来说吧，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全球气候在变暖，而造成温暖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气候变化的成本是巨大的，很多城市可能会淹没在大海中。在这个时候，如果每个国家采取利己的政策，结果必然是每个国家都想大量排放温室气体，这就会导致世界的危机。所以，根据“共有地的悲剧”的理论和欧玲教授的研究，我们必须采取集体的行动，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这样才能拯救地球。
　　    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早作准备，主动参与世界规则的制定。如果我们不参与到规则制定，就有可能被世界孤立。一个可能的情况是，如果中国不接受世界的规则，那么国外可能会对中国的所有出口产品征收气候税。
　　
　　威廉森划出企业与市场界限
　　
　　    对于威廉森的获奖，很多人也有点意外。
　　    虽然他也在不少人的获奖预测名单上，但并不是热点，因为他的研究只是科斯理论的发展。科斯已经拿过诺贝尔奖，他一直活在科斯的阴影里面。幸运的是，诺贝尔奖委员会最后还是把这个他早该得到的奖给了他。
　　从科斯开始，人们一直在问一个问题，企业是什么？既然有市场，为什么还要存在企业？企业的的规模可以有多大？科斯定理认为，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不管何种产权制度，市场的分配都会达到帕累托最优。但是实际情况里是存在交易成本的，产权的制度安排就很重要了。
　　    同时，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市场就无法组织生产，而是需要企业来组织生产。企业内部通过阶层化管理，内化了市场交易成本，减少了风险。这是威廉森对科斯理论的解释和衍生。
　　但是对于企业的规模，存在不同的解释。如果企业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减少风险，那为什么不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工厂？这样一来，难道就不需要市场了？这就是所谓的计划经济。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等人认为，由于存在不确定性，不容易观察到合同对手的行动，对手可能会倾向于偷懒，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所以，通过企业内部的非市场管理，可以监督并减少道德风险。
　　但是，威廉森认为，一个最重要的假设就是产出和努力很难联系起来，而实际上企业内部的产出一般是可以分离出来的。威廉森因此提出了一个新的“专有资产”的概念来解释企业的边界。根据资产的专用程度不同，威廉森给生产行为做出了分类。他认为：一，如果专有资产很弱的，就是资产通用性很强，流动性很大，可以通过市场来组织生产；二，如果资产专用性属于中等的，可以通过中间组织来生产，比如可以通过长期的订货或者销售合同来组织生产；三，如果资产专用性比较强，就要通过组织（企业）内部来组织生产；四，如果资产的专用性非常强，就要通过政府来组织生产，比如，供电供水系统和电信系统等。
　　    对于资产专用性很强的企业来说，如果通过合同方式来生产，很容易被对手威胁改变合同，从而降低利润。这就是所谓的套牢（hold-up）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通过企业的兼并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等人的理论基础上，威廉森发展出一个“代理成本”的概念来解释为什么企业的规模受到一定限制。然而随着企业的规模的扩大，阶层的增加，这必然会降低监督和协调的效力，所以全社会不能只变成一个工厂，我们还是需要市场。
　　威廉森的理论对企业的边界做出了定义，这对我国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非常有借鉴意义。我们应该知道，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需要一条合理的边界，不是政府要完全退出市场，一些资产专有性很强的产业还是应该保留国有企业的存在。很多专有资产很弱的产业，就应该让市场自己去组织生产。这样才能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
　　
　　国人获奖仍需努力
　　
　　    我们纵观诺贝尔经济学奖40多年的历史可以发现，获奖者基本上是被美国的经济学家所垄断。在已有的62位获奖者中，超过40位是美国人，超过50位在美国工作。这也再一次说明，美国不仅是一个经济大国，还是一个经济学理论大国。
　　    我们也遗憾地发现，原来舞台上都是别人在跳舞，我们都是台下喝彩的观众。
　　    于是，我们就会酸酸地问：为什么没有中国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有？
　　这里面既有历史的原因，文化的原因，也有制度的原因。在我看来，东方文化相对而言，是一种缺少逻辑分析，更多重于经验判断的文化。同时，现下国内浮躁的学风以及一些源于计划经济的历史影响等，这些或许都是我们还没有诺贝尔奖的原因。这样的原因，同样也适合除了经济学奖以外的其他诺奖。
　　    有人问：“是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歧视中国人？”我个人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和物理、化学、生理医学等奖项一样，都是相对公平的，它并不像文学与和平奖那样具有较多意识形态的偏见。
　　    我们确实还需要等待，也需要更加努力。花落我家总有时。
　　    (作者系德国哥廷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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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了，很有道理

希望楼主继续发表一些有见地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