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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纯依靠大量注入货币来拉动经济增长，非但不足以从根本上克服与就业和消费需求不足相伴随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还会造成经济的“再杠杆化”和资产泡沫的生成，也不排除在不久的将来出现高通货膨胀。所有这些，都会为新一轮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创造条件。因此，必须在密切观察和注意防止金融体系因新的冲击而崩溃（眼前尚无这方面的危险）的同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促进就业和产业提升，实现增长模式转型方面去，以求得经济可持续的稳定回升。 2.目前对宏观经济政策走向看法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对我国经济近年来困难成因的不同分析。主流的意见把困难成因归结为以美国金融泡沫的崩溃和由此导致的中国企业出口订单的减少，认为我们只要用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创造足够的需求，来维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待到西方国家经济走出困境，增加进口，中国经济就可以全面复苏。
3.我不认为以上的分析符合实际。在我看来，危机发生前世界经济体系的病症，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美国多年来凭借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强势地位，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宽松的金融监管来实现货币扩张，通过发行美元以净进口的方式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借钱来弥补本国储蓄的不足，维持高水平的消费。当金融泡沫膨胀到一定程度，虚拟资产出现缩水，就会导致流动性突发性的短缺，爆发所谓“资产负债表危机”。这一危机通过全球金融体系的资金链条传导到整个世界。不过，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中国经济粗放增长模式（或者叫做“增长方式”、“发展方式”）带来的问题。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以来，就为以高额投资发展重工业带动GDP高速增长的粗放增长模式造成的资源耗竭、环境破坏、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和最终需求不足等问题所困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学习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用出口导向政策支持高额净出口，来弥补国内最终需求的不足，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和就业水平。这种政策在实施初期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了无可置疑的推动作用。但是，正像日本等实行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最终陷入危机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长期实行这种政策，在应当进行调整时没有及时调整，也会造成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以及资产泡沫形成和通货膨胀等一系列使金融体系变得十分脆弱的消极后果。中国的情形正是这样。于是，就形成了“中国储蓄、美国消费”，两极共生的扭曲格局，并使两国的金融体系中都充满泡沫。金融危机一来，泡沫爆裂，两国经济都受到严重打击。危机对各国造成的危害也表明，这种格局必须改变。
4.如果以上的分析是正确的，为了有效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应当采取的政策就是在采取短期的财政货币政策维持市场稳定的同时，坚决执行“十一五”规划和“十七大”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决策，激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活力，延伸产业链，提高附价值，实现产业升级和增长转型，以便消除经济危机最深刻的根源。
5.如果不此之图，寄望于用大量注入货币的办法保持经济的高增长态势，恐怕将会是事与愿违的。今年上半年银行贷款的增加额将高达7万亿元以上。这种空前庞大的货币注入显然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对中长期宏观经济的影响也很值得担忧。当前的实际情况是：纵然有天量货币的注入，除了造成股票价格在半年内暴涨70%和房地产价格高位续涨之外，对实体经济的积极影响并不显著。特别是对增加就业有决定影响的中小企业，它们在近几年来趋于恶化的经营环境，近来似乎并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
6.我国经济存在的两大问题：效率低下、污染严重的生产方式和腐败蔓延、贫富悬殊的分配格局，其根源都在于马克思曾经进行尖锐批判、西方国家在上一个世纪之交已经抛弃的粗放增长模式。因此，为了有效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必须痛下决心，以坚持不懈的市场化改革促进增长转型和产业提升。财政和货币方面的短期政策，也要服从这一总体目标。
7.目前有些论者对西方经济复苏寄予很大的希望，认为只要它们恢复进口，中国在出口导向政策的支持下，粗放的发展方式又可以继续运行下去了。我觉得这种想望恐怕不太现实。过去美国之所以向中国大量进口，一方面因为需要靠净进口来弥补巨大的储蓄缺口，另一方面是因为能够凭借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向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借债。其实这两个方面的情况都正在改变。从第一方面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美国的储蓄率已经提高了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至少最近不会需要过去那么多的净进口。从第二方面说，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正在致力于改变美元作为唯一国际储备的状况，建立受到国际监管的国际货币体系。这两方面的演变说明，靠出口需求支撑的经济发展方式决不应当继续下去了。我们也应当自求改变。
8.从理论层面说，这两年出现了一种以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短期分析取代宏观经济长期分析的倾向。这极易造成宏观经济决策的偏差，很值得加以注意。去年以来在讨论宏观经济走势时，人们经常用所谓“三驾马车”或“经济增长三支柱”（消费、投资和出口）的理论框架来进行分析。认为在构成总需求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受到了重创，当务之急，就是要用政府政策来扩大需求和保增长。实际上这种分析方法乃是凯恩斯主义短期分析框架（消费＋储蓄＋财政收入＋进口＝消费＋投资＋财政支出＋出口，或消费＋储蓄＝消费＋投资＋财政赤字＋净出口）的变形。它只适合于用来分析短期的宏观经济问题。对于国民经济的长期问题，需要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总产出＝余量A·资本α·劳动1－α）来进行分析。
9.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采用了西方国家20世纪以前的传统增长模式，主要靠资本增量（投资）拉动增长，由此造成了马克思指出过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平均利润率降低和劳动者消费不足等弊端，并且使它们本身的生存受到威胁。西方国家只是在19世纪末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后转向以提高余量A（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把它定义为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为重点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式，才摆脱了上一个世纪之交风雨飘摇的状态，走向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
10.用这一长期增长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当前的问题，在增加消费需求方面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由于政府能够提供的资金毕竟有限，靠政府大量投资来扩大需求和拉动增长决非长久之计；而且增加投资只能相应地增加政府的收入和消费倾向偏低的富人的收入，于消费需求的增加没有多大补益。出路还在于增加就业和提升产品的技术知识含量。这一方面可以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另一方面又可以增加普通劳动者和中等收入阶层（“白领工人”）的收入，从而增加消费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促使经济转入良性循环，最终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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