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甬军教授在线访谈活动贴（请注意访谈节目前半段网友是无法回复的,到在线回答问题阶段时我们会开放权限允许提问）

你对转轨经济研究的论文好像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比较乐观。但当前有部分舆论指出，在市场经济中促进效率的同时应该兼顾公平，比如医疗、住房、教育等领域价格的快速高涨，使得部分社会群体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的痛苦指数大大上升。你如何看到这些问题？

转轨经济研究虽然不是我的主业，但我一直对转轨理论有兴趣。由于它也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因此，我研究市场经济时进入经济改革的领域去也不奇怪了。

在这方面，1999年我先完成了一个国家课题，对中国经济改革模式形成的机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主要是认为“目标决定道路”，也算在理论界自成一说。后来在2000年到美国访问时，又专门看了国际上研究转轨的大部分英文研究成果，回国后发表了《过渡经济的本质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性质》一文。今年从美国回来后，又发表了《转轨经济理论模型的构建及对中国改革的启示》一文。这两篇文章实际上是“姐妹篇”。它们的共同点是，通过对国际经济学家对中国转轨主张的介绍和评论，阐述自己对中国转轨或过渡经济基本性质的认识，提出推进中国改革的若干大的理论建议。当然，它们都是属于全景式的宏观叙事的风格，没有也不可能对中国改革的具体措施来进行阐述。那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

实际上，这两篇文章还是有所区别的。如果说前一篇有你所说的乐观因素的话，那么后一篇悲观因素就会多一些。这四、五年来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些现象令人忧心，最主要是收入分配差距明显扩大，似乎是验证了美国那位莫纳高斯教授指出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归宿是走市场资本主义道路的结论。在这个背景下，注意公平问题，建设和谐社会，就是一个要摆脱这个归宿的努力。不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就很难实现。所以，我在第二篇文章的结尾提出了“现在决定未来”的观点，意思是，中国未来的状况实际上是由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决定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2-5 19:46:02编辑过]

你对反垄断问题的研究也别具一格，能谈谈你在这方面的研究体会吗？

与城市化问题有些相同，我对反垄断问题的研究也是通过抓住机遇而进入前沿的。我过去在发电厂工作过5、6年，对垄断行业有一个直观的印象。2000年我从美国带回来一本最新的反垄断与管制经济学的教科书，又组织研究生把它翻译出来，并且开设了这方面的课程。这本教材出版后，受到学界的热烈欢迎。2004年我凭这些成果申请成功富布赖特项目，专门到美国作这方面的研究，现在也可以算是这方面的半个专家了。

现在我对反垄断与管制问题的基本看法是，与其说这是一个理论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实践问题。因为反垄断的原理、管制的理论就那么几条，各种版本的教科书都是大同小异，困难的是反垄断和管制政策在实践中如何操作。美国联邦法院的反垄断案例材料，图书馆里有上百本，看得你焦头烂额还不得要领。因为每一个案例都有当时具体的情况，判决结果都有所不同。因此，这门属于法与经济学的学科需要极大的耐心来学习。联系到中国实际，认识到这一条，我们就不必在什么是行政垄断、市场垄断、自然垄断等概念上去过多争论，而是要先实践，通过立法、明确执法机构，在执法过程中再逐渐形成自己的路子。争论了十年之久的《反垄断法》今年年底可望通过，这是一个好消息。当然，我不是说不要关注反垄断的基本理论问题，而是说，反垄断问题的特征更在于它的实践性，要在实践中摸索中国反垄断的规律、方法和政策。

你参加的国家“十一五”规划前期研究课题是有关中国城市化的道路和方针、政策研究的，请你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相关情况及研究结论。

上面说过，2001年在厦门开了中国城市化问题国际研讨会，第二年主编出版了研究文集。从那时开始，我就钻进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了，凭着这方面的有利条件和自己的研究成果，2003年我申请成功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进行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研究。这是国家最高级别的科研项目。申请成功了这一类别的课题，当年下半年看见国家发改委向全国公开招标，邀请全国各研究单位和个人研究有关“十一五”期间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的重大问题，当然也就不会放过。申请书送上去后，结果不出所料。这大概也是一种“赢者通吃”的规律吧。本来我还想在今年继续申请同一主题的教育部的重大攻关课题的，后来因为要调到人大工作，时间上实在顾不过来，后来只好放弃。

经过近两年的研究，国家发改委的课题已经完成，它和全国几十个报告一起已经编辑成了《“十一五”规划战略研究》这本书，由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主编，现在已经出版。显然，它起到了直接为编制国家“十一五”规划服务的作用。在这个课题的研究中，我们提出了要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观点，并测算了到2050年各个年份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规模的具体指标，还进行了沿海地区不同省份城市化机制的比较研究，以及内地资源省份城市化道路的分析等。在方法和思路上，我们这个研究是紧紧抓住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机制这个主题来展开，构造了这方面的模型，所以与其他部门的研究成果有所不同。具体研究结论下面再介绍。国家发改委规划司的领导对这个研究成果很满意，还希望我们今后再做下去。所以对这件事我很高兴，因为它是直接为促进国家发展和提高人民福利服务，实践了经济学的宗旨。

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您的成长经历吗？

可以。从我的名字可以看出，我出生于浙江宁波市的一个军人家庭。我父亲是苏北的一个农民儿子，早年参加了新四军。我母亲是浙江中部一个乡村富绅的女儿，解放初高中毕业入伍到部队当文化教员。他们所在的部队是人民解放军的一支王牌部队（第20军），建国以后，一直在浙江备战准备攻打台湾。后来朝鲜战争爆发，又赴朝参战。回国后他们回到浙江驻地结婚成家。由于出身军人家庭，所以我虽然在宁波出生长大，但在性格上却与一般的宁波人或上海人不同。熟悉的朋友说我是“南人北相”、豪爽中兼有细腻。

应该说我在“文革”前小学时还是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同时，也养成了比较理想主义、做事十分投入的特点。这从以后我的工作经历可以看出来，这些经历可能别人不会有。例如，1972年，为了看看外边的世界，我放弃了作为“文革”后宁波的首届高中毕业生选拔后到市教育局报到做一个中学教师的机会，离开家乡到福建福州的一个流动的列车发电站做汽轮机工人，结果就与福建结下了不解之缘；1982年我在安徽财贸学院毕业时，为了研究供销社体制改革，我就主动要求分配到浙江省供销社工作，后来对当时的农村商品流通体制就很熟悉；1986年我在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时，为了亲自体验国民经济运行和宏观管理，为建设家乡出力，我又主动到国家计委宁波开发办公室工作，结果在北京三里河国家计委的集体宿舍住了两年多。虽然这些经历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并对自己的家庭生活和经济收入都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但也为以后从事经济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实践基础。

简言之，我当过发电厂工人、在供销社工作过，可以说是了解了微观经济组织的情况，了解了工厂和农村的情况。后来又到国家宏观经济部门从事地区经济开发，可以说是大体了解了宏观经济管理活动。有了这样的经历，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上就有了第一手的感性认识，再通过感悟上升到理性，当然比从学校到学校要好得多。所以我主张在可能的情况下，一个人要多转换几种职业。另外，经济学家最好能先从事一段实际经济工作，再来做研究。当然，一段时间后要稳定下来，固定做一种职业。后来，我从1989年回到厦门大学读博士生后就没再转换职业了，因为这符合社会分工原理。这次到人大，虽然单位换了，但职业并未更换。

可以谈谈你为什么要从厦大调到人大工作吗？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既复杂又简单。复杂的是它有各方面的因素，简单的是我希望有更丰富的人生阅历。前面讲了，我已经有了几种职业（工人、教师、中央国家机关干部）的体验，但还没有在各个大学中执教经历的比较体验。而在美国，教授流动是很平常的事。去年我到美国做研究，学校研究生院的工作有人接替了，又恰逢中国人人民大学代表团访美，我到华盛顿去看他们，顺便与人大的领导谈起了这件事。他们从学科建设考虑，欢迎我去加盟。当然，要离开厦大我也依依不舍。厦门生活环境很好，在厦大学习工作了二十年，有很熟悉的工作环境，有很好的老师和学生，要离开也是一件很难下决心的事。经过两、三个月的“痛苦”挣扎，现在总算到人大工作了。回想起来，这大概与我自己的性格中的不断追求新鲜事物和环境的特点有关。当然，人大的研究生生源质量要比厦大的好一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有哪个老师不喜欢好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