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经济进步与民主的冲突：韩国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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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eong-Ho Gong，秋风译 I.导论 II.概观：经济进步与进步 (1)经济进步与民主兼容吗？ (2)政府的积极角色是否促进了经济发展？ III.个案研究：韩国经验 (1)韩国简史 (2) 经济进步与民主 (3)经济发展的成就 IV. 结语 I.导论 韩国经济已经成功地完成了从贫穷的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这一艰巨的转轨过程。二战后大约10年时间，与诸如台湾、新加坡、香港这些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等欠发达地区相比，韩国人的生活仍然相当悲惨。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彻底破坏了韩国的社会和工业基础设施，朝鲜战争摧毁了大约45%的工业设施，仅在汉城地区，工业设施和公共设施的毁坏率就达到80%以上，而政府建筑和住宅则分别有75%和50%被摧毁。 1950-53年的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人一直倍受政治动荡的困扰。李承晚总统的第一共和国成了厚脸皮的独裁政府，直到1960年4月它被大规模的“学生起义”彻底推翻。第二共和国时期的Myon Chang总理倒是努力想使他的政府坚守西方类型的民主制度以完成其反对制度化的腐败的改革纲领，然而由于不断积聚的问题最终大爆发，这样的政府最终还是不能维持下去。 韩国第一次的迅速增长始于朴正熙将军发动军事政变之后，朴正熙领导的军事集团统治的、从1961年到1987年、第三到第六共和国这26年时间，是不折不扣的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政权，不过，正是在朴正熙总统统治下韩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 1953年，人均GNP仅有大约67美元，而到了1995年，人均GNP提高到10076美元，韩国的GNP名列世界第11位，由此而获得“汉江奇迹”的美誉。 对于有意于研究经济发展的任何人来说，韩国经济走过的历程都是一个极有助益的案例。尤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学者、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常常提出这么一个重要的问题：韩国是如何在过去的30年中取得如此高速的增长的？ 为了描述韩国的经济发展，常规的假说是韩国正是“专制主义-资本主义关系” （authoritarianism-capitalism nexus）的典型。Chalmers Johnson在分析东亚国家的成功经验时就强调两种类型的权威主义政府，一种是日本这样的“软权威主义”政府，另一种则是韩国、台湾这样的“硬国家”（hard state）。 在这两种政府中，专制主义政府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总的来说，韩国是通过政府的产业政策而取得经济发展的成功案例，政府的干预如果是被用来实现政府确定的国家目标，就被看作是计划理性（plan rationality），与之相对应的是市场理性（market rationality）。在日本，市场并未被国家取代，但是市场机制受到官僚精英制定的产业政策的限制和引导。 而在韩国，为了维护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政治稳定，权威主义的政府镇压人权和劳工运动，这意味着韩国人基本上不能享有公民自由权利，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却成功地避免了严重的贫穷，给国家带来了物质繁荣。 很多学者还指出，官僚和政治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很重要的，而政府与企业部门之间的劳动分工将促进目标的实现。 根据这种理论可以作出如下推断：政府是开车的驾驶员，而企业就是发动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之性质不是平行的，而是分等级的，因此韩国的经济发展主要就是权威主义国家领导的功劳，至少也是政府与企业共同努力的产物。为了描述这种现象，学者Alice Amsden发明了一个术语“公司”，比如日本公司或韩国公司。 最近不少学者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争论说，并没有足够准确的证据证明权威主义政府的作用是正当的。近来的研究论文解开了掩藏在韩国成功故事背后的问题，并提请人们注意环绕着权威主义政府之英明和慈善的观念的误解，文章指出： “首先，韩国经济发展是权威主义政府指导及其产业计划的功劳的论点，是令人费解的，权威主义的朴正熙当局一直向韩国公众灌输这种说法，用这种说法来克服由于社会和经济矛盾而导致的其合法性之匮乏，并以之获取民众的支持。一些御用理论家及政府周围的学术人士夸大了韩国国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作为整体的企业部门应该获得经济增长的绝大多数荣誉，它应该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变量。 对韩国电子和汽车产业的成就的仔细的考察，就驳斥了经济成就应归功于官僚精明的投资指导推进了关键产业发展的说法。这种说法完全忘记了，韩国的官僚机构常常不能认识到汽车和半导体制造部门技术的复杂性。” 绝大多数人都承认，一个权威主义政府在其发展的早期是需要公众神话的，也由于此，人们很容易就得出错误的结论，以为政府应该在促进经济发展上起带头作用，从而能够使产业政策的效应最大化。尽管这些解释是靠不住的，但对相反的观点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本文将探讨经济进步与民主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考察这一问题：经济进步是否与民主兼容？要回答这一问题，我相信韩国经济的经验将向我们揭示经济进步与民主之间一般性的模式。 同时我将评估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另外我将考察这一假说：政府的积极作用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是正当的。根据韩国的经验我也将讨论下面的论断：由这样的政府采用目标导向的经济发展计划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积极的，因此我们也有理由推断其它发展中国家可以遵循这种模式。 本文分下面几个部分：第二节概括地考察经济进步与民主的关系，也将讨论积极的政府干预的效应；第三节用韩国的经验来检验两个假说；最后一节总结出结论，并引申出一些教训。 II.概观：经济进步与进步 (1)经济进步与民主兼容吗？ 本节先对“民主”下个定义。众所周知，存在着多种民主制度，诸如自由民主，人民民主，社会民主，等等。为了理解民主的真正含义，有必要明白，民主一词首先发源于古希腊雅典。 大约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民主制度被认为是民主的古典模式。在历史上沉寂了很多世纪之后，民主又开始在英国、法国、美国伴随着新的民族国家的诞生而再现。经过漫长的历史，民主从其最初形态演变出了多种多样的类型，比如社会民主、人民民主。 本文所使用的“民主”一词是指自由主义民主，其特征就是存在着政治家和政党通过选举竞争获取政权，同时也实行法治、分权及市场等原则。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人们全神贯注于获取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他们没有时间来考虑政治-经济的制度问题。而且，民主和自由市场制度是某种公共物品，因而人们并没有动机去矫正制度的弱点或投入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参与到制度改革运动中。 在人们成功地改善了其悲惨的生活条件之后，他们就要求有更多的政治和经济自由。在从一个贫穷的国家转变为富裕国家的转轨时期，政府和人民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冲突必将导致促使向人民让权。当人们变得比较富裕时，自由市场经济就成为稳定的民主制度的事实上的先决条件。这种主张繁荣推进民主的论点就叫做Lipset假说。 一些学者近来提出足够的证据支持了上述论点，Robert Barro指出，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促进民主，Barro讨论了在发展起步阶段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1960年到1994年对100个国家的访谈研究强有力地支持这种观点：一个国家生活水平的提高预示着民主的增进（用关于政治自由的主观指标来衡量）。民主趋势将随着人均GNP、生活期望值的提高及男女之间接受基本学校教育的差距的缩小而增长。” 然而，Lipset假说并非什么时候都有效。随着人们富裕起来，他们发展出了多数统治的思想观念，这是民主的关键概念，结果，多数统治就渗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和经济领域。于是，自由市场经济逐渐就被多数赋予其正当性的政治程序所取代。多数的需要引发了新的立法及与当前法律相一致的变化。 人口中的简单多数或代议制议会拥有无限或近乎无限之权限的民主制度趋向于侵蚀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诸如保障财产权、巩固法治、提高政府活力等等。这反过来将抑制市场中效率、储蓄、生产性投资和创新，并导致一种人们认为危险的局势。 Peter Bernholz在朝圣山学社阐明了无限民主的发展最终必然侵蚀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下面一段话或许太长了，但也值得引用： “民主并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香港、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及朴正熙统治下的韩国都能说明这一点。而且长远来看，民主有可能危及自由市场经济……这种情况发生在无限或者几乎不受限制的全面民主制度下。我所说的全面民主（total democracy），是指这样一种民主制度，其权限不受宪法或其它保护机制的制约。于是，议会中的狡猾的多数，即整个人口中的少数人，只要他们不恰当地被理性地统一起来的选民所控制，就能够将其目标强加于其他人。由于多个政党都在争取选民，都需要财政支持以满足其组织及选战的花销，所以，政府活动的范围就必将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扩大。于是，越来越多的公共开支、越来越多的政府管制、对少数特殊利益和压力集团的税收优惠和补贴，就从立法机构那儿汹涌而来。这确实是一个问题，这些决策将损伤消费者或纳税人的境遇，因为个人的选票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他们几乎没有动机承担获取信息的成本。” 如果研究一下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情况，我就会确信确实存在着这种从穷国到无限民主的典型道路。我知道，任何国家要想避免走上似乎是命中注定地的这种通往无限民主的道路，都不大容易，例如，仔细地研究二战后英国的政治历程就会得出结论，英国差点不可避免地走上这条路。 这部分地要归因于目前的民主结构下利益集团的发展。经济学家Mancur Olson指出利益集团对民主制度的影响越来越大，用这种观点可以有力地解释绝大多数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共同问题。他提出一个假说：经济停滞可以被归因于稳定的民主社会中发生的利益集团繁衍现象。 如果没有战争或革命等外部冲击，社会的组织能力趋向于形成越来越多的分配卡特尔，从而强化了经济的僵化。他说，“在没有剧变或入侵的情况下,具有民主的组织之自由的国家，将蒙受那些抑制增长的组织和社团的危害。”Olson也坚持认为，过去数个世纪英国经济每次陷入衰退的主要原因就是英国出现了破坏效率的集团稳步增长的现象。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大多数国家都只有少数利益集团，且利益集团的实力还不足以左右经济政策的方向。而这个阶段社会将由于经济活动和再分配性收入的扩张而形成很多利益集团。 而且，财富的积累也增大了政府通过各种形式的补贴而对收入分配产生强烈影响的可能性。因为现行的民主制度并没有break机制以拒绝利益集团系统性的、连贯的欲求，那么很明显，利益集团必将产生无休止的动力，从而促使不断进行新的立法。因此如果我们坚持现行的民主结构，我们就将无可避免地屈从于利益集团的影响。正是这种影响力侵蚀了保障财产权、小政府等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我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无限民主的悲剧。 很多利益集团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基于“社会公正”、“再分配的正义”之类的口号，多数人也就趋向于支持利益集团的诉求。所以，无限民主的流行必将导致高税率、补贴和歧视性立法。人们不再勤奋工作而只想搭便车。“更少工作更多福利”之类的口号带给普通人的是一种扭曲的激励机构。 无限民主用更多管制、计划等政府干预方式取代了自由市场和私有财产权。然而这种趋势将导致效率下降、自由减少，从而将抑制生产性投资和创新活动，资源不能合理配置，增长速度下降。 其结果是经过一段时间后，政治-经济体系将陷入危机从而导致选民的普遍的不满，而这反过来将引发改革的呼声，此时改革的性质将决定国家的前景。目前很多人都注意到了新西兰经济改革的成功。新西兰在经历了对市场经济的长期的社会化之后，遇到了经济危机，增长速度低下、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高企。然而并不是每个国家都都有机会找到解决危机的正确途径。在危机的情势下，对于经济改革的方向经常存在着严重的冲突，Peter Bernholz 强调了危机期间意识形态对经济改革的影响： “一般的情况是，在危机期间，不同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互相竞争，常常对问题的解决提出大相径庭的方案，人们总是希望借助一种意识形态来形成一种世界观，来解释世界及其关系的主要方面。很多这样的意识形态都包含着最高价值，只有通过追求这种价值才能解决个人/或社会的问题。因此，意识形态是对人类广泛的精神需求的一种反应，是对一种能够提供安全感并赋予无法理解的世界以意义的世界观的反应。一旦与他人共享这种世界观，就能给予人们以温暖和从属的感觉，一种在集体的子宫中的安全感。很多宗教以及共产主义、民族社会主义都是这样的意识形态。” 总结一下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经济进步与民主的关系:经济增长会促进民主，但是到了第二阶段，人们积累了一定财富后，民主将蜕化为无限民主，从而破坏财产权、工作激励等等市场原则。而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要选择正确的改革方向也不件容易事。 (2)政府的积极角色是否促进了经济发展？ 人们通过把知识和信息附加到自然资源上而创造财富，因此每个国家都面临的根本经济问题就是如何充分地利用其人民所拥有的知识和信息。作为一种“脑力”的知识的重要性差不多被遗忘殆尽了，而20世纪最伟大的学者之一哈耶克则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到了在现实世界中知识的价值，他如此定义知识： “价格预期甚至对于当前的价格的知识都只是我所指的知识问题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方面，我所关注的知识问题的更广泛的方面是对如何获取和使用不同的商品这一基本事实的知识（脚注：此一意义上的知识显然超出一般所说技能的范围，而我们此处所说的知识分工也远非劳动分工所能比拟）简而言之，‘技能’仅仅是指一个人在他的交易中所加以使用的知识。而我们为了能够对一个社会的过程能有所言说而必须了解的更广泛的知识，则是关于他不能直接加以利用的行动之可能性的知识。也许可以加上一点，我们这里所使用的知识一词的含义与所有的知识都具有预测的能力这样的意义上的远见一词含义相同。还包括在什么条件下能够确实得到和使用这些知识的问题，也就是不同的人的主观认识为什么与客观事实相一致这样一个一般的问题。”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认为经济问题就是某种知识的问题，就此而言，哈耶克对于我们理解经济现实作出了无价的贡献。哈耶克基本上把知识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科学知识，可以通过文字或言谈方便地交流，我们在学校接受的就是这样的科学知识，比如数学、自然科学等等。科学知识是不问特定的地点或时间都普遍地适用的。 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另一类型的知识，即默会的知识。默会的知识并不能看作是一种普适的知识，而是随着时间地点的不同而表现各异。在市场经济中绝大多数人干自己的职业比在别的职业上要熟练得多，总的来说，科学知识的多寡取决于受教育时间的长短，而默会的知识则并不需要依赖于教育背景。 比如，绝大多数成功的商人就有一种专门技能（know-how），即企业家精神，米塞斯特别强调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在任何现实的和有活力的经济体中，每个参与者都是企业家。”他这么说的意思就是指绝大多数人都具有默会知识这样的特定的知识。 通常当我们谈论政府的英明作用时，我们的意思是说官僚和政治家们利用配合得当的计划指导经济发展的方向。如果计划者掌握现实世界的足够的知识和信息，当然可能制定出好的计划。回顾20世纪的历史，我们看到人们制定了很多野心勃勃的计划，试图建设社会主义者和政府干预主义者所鼓吹的理想社会。 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和政府干预主义者都强调制定经济计划是实现国家目标的手段，这个目标则由少数官僚一手规划。他们的基本观念都建立在关于知识的类型的基础上。他们认为人类只要掌握了科学知识，就能够集中所有的知识从而提高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社会主义者的理念是一种致命的自负，使人们承受了巨大的代价而其本身最后也归于崩溃。 维持现实世界正常运转的乃是默会知识，极少数聪明的计划者是不可能掌握每个人所拥有的默会知识的，因为默会知识蕴涵在每个人自己的头脑中。而且，默会知识零碎地分散在社会的每个成员那里，因此根本不可能由政府之类的某个实体集中起来并进行管理。所以，每个个体在他自己特定的环境中面对手头的任务自身作出的调整，比任何政治家或立法者所能想象的都更有效率。 政府中的官僚在写报告、做简报这样的事务上当然是专家，然而在现实世界的其它领域他们就不是专家了。当然，即使官僚可能并不拥有经济领域的特殊的知识，他们也确实可能拥有关于经济发展的一般性的知识，如果这些一般性知识运用得当，也能为企业家精神确立一些基础，比如保证政治稳定、禁止利益集团的活动，建设良好的社会基础设施。 官僚们为经济发展做的基本准备都属于科学知识。重要的是官僚和政治家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他们并不拥有经济发展的默会知识。政府的作用并不能逾越科学知识的局限性。如果官僚和政治家雄心勃勃地所采用的政策却仅仅是基于科学知识，那根本就不可能有良好的经济发展。而且单单采用基于科学知识的政策，必将扰乱资源的配置，从而导致经济衰退。 概括一下经济发展与政府作用的关系，我认为政府应该承认其对于现实世界的默会知识所知有限，也就是说，如果政府所使用的（产业）政策仅仅是依据科学知识，那么现实世界与理论之间的鸿沟将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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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Rationality Capitalism Democracy Rational Bernholz 经济 民主 韩国 个案

III.个案研究：韩国经验 (1)韩国简史 作为探讨经济发展与民主的背景，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韩国。在其漫长的历史中，朝鲜一直受到外部世界、尤其是其西方之国家的保障，因此，朝鲜常常被称之为隐居之国（Hermit Kingdom）或the Orient's Land of the Morning Calm。然而到19世纪后半叶，朝鲜也被迫向日本和西方列强开放门户。 差不多5000年历史上，朝鲜跟绝大多数东方国家一样实行的是一种传统的“东方专制主义” （oriental despotism）统治，在这种制度下，国王拥有无限权力，没有西方的权力分立或共享。在1910年日本实行殖民统治之前，朝鲜人没有任何民主政府的经验，因此，现代朝鲜政治传统中最著名的人物可以被称之为独裁主义（authoritarianism）。 在1910年到1945年的殖民统治时代，殖民地统治当局在很多方面都类似于权威主义政府，在1930年代之前，朝鲜被用来充当供应日本食物的原料产地。不过，随着时间推移，日本人对朝鲜的政策越来越趋向于工业化，这反映了日本的帝国野心。就在这段时间制造业在总产值中所占的份额从4%上升到20%以上。 然而，随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朝鲜在其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独立，也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民主的政府体系，这就是1948年大韩民国的建立。不过，大韩民国仅治理朝鲜半岛南方，而北半部分则建立了共产主义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即北朝鲜）。 从经济上看，在独立的时候，南北朝鲜之间工业设施的分布是很不平衡的，这是因为日本投入了更多精力发展北方，比如，北朝鲜发电量全国90%，采矿产量也占到全国的80%，80%到90%的化工产品和金属产品也都在北方生产。 朝鲜半岛分裂之后，朝鲜战争（1950-53)爆发了。这场战争摧毁了全国大约2/3的生产能力，100万人死亡。1953年，的工业生产估计还不到1940年水平的1/3。第一共和国总统李承晚是在1948年第一次大选中获胜的，他当时已经73岁。李承晚当局在朝鲜战争全国的紧急状态期间成为紧急政府，面对着受战争摧残的全国之重建使命，政府则变得极为独裁，直到1960年4月被一场大规模的“学生起义”所推翻。 在李承晚总统统治时期，年均增长率差不多是5%，之所以能取得这一相当强劲的经济增长，部分可归功于美国的援助。李承晚总统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巩固新生的国家，恢复韩国经济。在第一共和国时期，韩国通过投资教育、进行土地改革、完成第一阶段进口替代从而为外向型经济的成功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在李承晚时代，从来没有一个连贯性的经济发展战略。不过李承晚在朝鲜战争最黑暗的时刻维护年轻的共和国之团结的决定性作用是不容低估的，当然存在着很多问题，特别是随着他年纪老迈、脾气越来越坏，也不大能够努力工作以推进经济发展。 1960年“学生起义”之后，建立了所谓的民主的第二共和国，当年12月第二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委员会宣布了雄心勃勃的经济计划，实际上是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草案，1961年2月分该委员会公布了更为详尽的计划，这份计划强调从1961年起要进行土地开发、重新造林、公路和大坝建设，然而，该计划的执行却被军事政变打断了。 朴正熙将军领导的军事政变为韩国政治经济发展开辟了新道路，它把半民主的制度转变成了完全权威主义政府。尽管政治制度是权威主义的，但韩国头一次出现了一位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政治领导人。这具体体现在采用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积极吸引外资、进行制度改革等等各项经济措施和政策上。1961-79年间，朴正熙总统一直执行五年经济发展计划，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看一下朴正熙总统的理念，就能对第三共和国的特征有个清楚的了解，在一份给人印象深刻的文告中，朴正熙宣称，包括韩国在内的绝大多数亚洲国家 “……为了改善群众的生活条件都不得不诉诸于不民主的和非常的手段……不可否认，人民更担心贫困而不是极权主义……” “朴正熙概括了他的政治-经济目标：这场革命的目标就是重建国家，建立一个自我维续的经济体，而其根本性目标则是把一度被少数特权阶层霸占的政治经济体系归还给全体人民。” 朴正熙总统1979年遇刺之后，全斗焕将军通过军事政变的方式掌权，并通过间接选举成为总统，全总统的政权仍然是权威主义的，并同样实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管理经济方面，新政府不得不更多地转向私人部门的主动性而远离政府干预，并改革全国经济结构的扭曲状况，同时以强有力的领导主动性执行了稳定和自由化纲要。总的来说，全总统领导下的经济状况相当良好。 1988年，卢泰愚总统领导的第六共和国宣誓就职，卢也具有军人背景，是全总统的密友。跟全的政府不同的是，第六共和国更接近民主制度。在第六共和国时期，工会的要求大幅度地提高了工资水平，结果，韩国开始严重担心其很多产业部门可能会失去竞争力。 1992年民选总统金泳三和平地掌握了政权，而经济状况不像以前那么良好，各种利益集团则展开激烈竞争，目前韩国人面临着一系列全新的挑战。 (2) 经济进步与民主 只要我们评估韩国的经济发展，就不免提出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一个国家来说，为了实现高速的经济发展，就必须建立一个独裁政府吗？有些人争辩说，独裁政府不能维持长久，因而只是国家在特定阶段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临时性手段。 如果我们仅局限于韩国的经验来观察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关系，那么似乎有理由推测在第一、第二共和国时期(1948-60)，不大可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理由就是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实现政治稳定，经济就不可能发展。 然而，政治稳定并不意味着我们远离民主，为了保持强有力的领导能力而不惜一切代价。韩国早期发展阶段的经验显示并不需要承认或容忍权威主义统治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相反，它强烈地提示，经济进步的先决条件是某种坚强的领导能力，它需要正确地理解经济问题，具有说服人民接受为了发展而进行制度改革的能力，从而能够持之以恒地寻求正确的解决之道。特别是在韩国，政治和经济深深地纠缠在一起，因为总统在政府的三个分支的权力分立中拥有强大得多的权力。 在第一共和国时期，总统并没有关注经济，他是一位政治导向的人物，对经济所知甚少也很少关心。李承晚在任命内阁成员时主要考虑的是其关系或是否忠诚,而并不关心其专业才能或经验，结果他的内阁成员也都没有兴趣关心经济问题。John Kie-Chiang Oh曾这样谈论 李承晚总统的用人之道： “李承晚任命或突然撤换内阁部长都是为了加强他的政治控制。单是跟经济有关的部长即财政和农业部长，从1948年到1953年就换了23个人。8位财政部长中，只有两人在获任命前在从事跟经济有关的工作，他们两位都是银行家，而15位农业部长中，只有两位具有农业背景。” 关于第一共和国时期的经济形势存在两种对立看法，一种是强调其悲惨的一面，如下文所说： “李承晚统治下的韩国完全是一个经济上无所作为的社会，在1959年李承晚的政权快终结时，韩国的人均收入估计只有81美元，同期通货膨胀则螺旋式攀升，1945年到1957年间，总体销售价格上涨了1840倍，而零售价格上升了1890倍。普通韩国人刚刚能够维持生存，而总统则醉心于政治……” 对于这种悲惨状况的强调有助于朴正熙总统的政权获取合法性。这种论点符合一般的看法，即是朴正熙从贫困中拯救了韩国，提高了韩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从而为后来的政治改革奠定了基础。有些人还指出朴正熙的权威统治在韩国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是不可避免的。 近来相反的看法则相当流行，大胆地提出这种看法的人们的主要观点是，相对于李承晚总统来说，人们在有意识地强调朴正熙总统的成就。Ho-Chul Sohn指出，李承晚总统时期的经济增长率确实并不突出，但也足以令人钦佩(See Table 1) ，他也坚持认为，我们应该注意到进口替代产业的高速增长，而且这些成是在日本人的统治崩溃和朝鲜战争带来巨大破坏这样恶劣的社会环境下取得的。(See Table 2) In-Young Kim则有进一步宣称，1954年到1963年韩国的GNP在平稳增长(表1) ，李承晚和朴正熙统治时期的成就之差距(表2)被出于政治目的而人为夸大了。据此，人们赞扬朴正熙当政时期的经济状况，并以其证明其权威主义统治的合法性。 (表1) 韩国经济增长速度比较，1950 - 87 (年均增长速度) (%) 　 1950-64 1964-73 1973-9 1979-87 韩国 6.1 9.6 9.0 7.0 台湾 8.3 11.0 8.4 7.4 印度 4.3 2.7 3.4 4.6 阿根廷 3.0 4.9 2.3 -0.4 意大利 5.7 5.1 2.6 2.2 日本 9.5 8.9 3.6 3.8 资料来源: In-Young Kim (1996), p.49. 　 (表2)第一和第三共和国时期的经济表现 (制造业年均实际增长率) (%) 　 The First Republic (1950-60) The Third Republic (1961-80) 发展中国家(a) 5.0 6.6 韩国(b) 16.8 20.3 (b)/(a) 3.36 3.07 资料来源: In-Young Kim (1996), p.49. 不过，我们在考虑第一第二共和国时期的经济表现时，不能忽视美国援助的贡献，比如，1953年到1961年间美国的经济援助占到整个GNP的7-12%，60-80%的进口都用美国援助。 我不能完全同意对于朴正熙总统的作用的第一种看法，我也怀疑这种看法，即如果没有朴正熙总统的干预，韩国经济可能会表现得更好一些。我相信，朴正熙的成就是为普通韩国人带来了政治稳定。回顾一下第一、第二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动荡，我们很难设想第二共和国能恢复政治稳定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即使第二共和国时期官僚机构也制定了五年计划，我也怀疑在脆弱的第二共和国政府治理下这些计划是否真的能被执行。 第三共和国的性质跟第一、第二共和国截然不同，朴正熙从根本上建立起了权威主义政府，后来在1970年代又改变了选择制度和权力结构从而使自己成为独裁者。1960年代以后的经济发展都是基于一系列五年经济发展计划，除此之外，还有其它一些国家发展蓝图，比如由经济计划委员会制定的每年一度的资源总体预算（Overall Resources Budget），根据五年计划的目标调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1977年到1991年还有韩国开发研究院制定的经济和社会长期发展纲要，分析整个1980年代的问题和政策选择，从长期的角度研究五年计划。 在分析韩国经济发展时，还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就是把其成功归功于经济发展计划，然而我们必须谨记，计划只具有宣示目标的意义，通过下文的讨论我们也许能够部分地解释为什么计划本身并不真的有效，其它一些因素则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作出了贡献。 不管怎样，权威主义政府确实获得了高速经济增长，1962-1979年间，年均增长率达到9.3%，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朴正熙总统需要高速经济增长以维护其权威主义独裁统治，当然他也需要权威主义政权来保持经济高速增长。 (表3)朴总统当政时期的经济表现 　 经济增长速度(%) 出口 （百万美元） 人均GNP(美元) 人口 (千人) 农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例(%) 1961 5.6 40.7 82 25,766 38.7 1962 年均 9.3 54.8 87 26,513 39.8 1972 1,624.1 318 33,505 28.7 1979 15,055.5 1,640 37,534 22.9 1980 -3.7 17,504.9 1,592 38,124 17.8 资料来源: Bank of Korea, Yearbook of Economic Statistics 作为经济发展的代价，韩国人的政治自由则被推迟了。然而，人们的政治自由是不可能被无限期地推迟的，于是1970年代末，以工会、新教徒和天主教为中心的反政府运动开始高涨。1978年和1979年，由于对反政府活动的强硬镇压政治局势开始恶化，结果追求民主的反政府运动最终导致朴正熙遇刺。总结一下第三共和国，我们也许可以说韩国人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而政治自由的延迟则是他们付出的代价。 全将军通过镇压反政府活动于1980年掌权，从政治自由的角度看，他的政权比朴正熙总统稍微好一些，但是韩国政治自由的程度离民主的基本概念还远着呢。存在着严厉的新闻控制，人们批评政府时得非常小心。虽然政治自由程度还远不是民主的，不过第五共和国的经济成就也相当好。 1988年在韩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民选的新政府和平地接管了韩国政府，这是韩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和平交接政治权力。但是不应该设想民主会由政府赏赐给人民。韩国人尽管能够忍受相当程度的政府活动，但是人们的容忍和默许也是有限度的，政府不能超过这个限度。是1987年春夏的人民大规模的民主化斗争，迫使强大的全斗焕当局接受了直选等广泛的民主改革。因此民主并不是赐予人民的，而是人民自己争取来的。 然而韩国历史上很多年来又出现了政治领导人第一次对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承诺大大弱化的现象。结果很明显，贪得无厌的政治需求压倒了比起政治来不那么受欢迎的经济的逻辑，最紧迫的问题都出现在经济部门，尤其是表现为愤怒的、经常发生的劳工纠纷和罢工。 比如加入工会的工人的数量从第五共和国头一年即1980年的948,000 人猛增到第五共和国最末一年即1987年的1,267,000人。罢工发生得更为频繁了，从而导致工资急剧攀升。实际工资的增长开始超过生产率提高水平，韩国很多产业部门开始丧失竞争优势，第六共和国时期，韩国人享受到了政治自由，但政治动荡、频繁罢工和工资高增长却侵蚀了经济的基础。 1993年，金泳三总统领导下进入第七共和国，罢工的次数迅速减少了，但工资继续爬升，与第六共和国时期相比，第七共和国时代利益集团的实力越来越强，游说活动也强化了，经济和社会政策有时得听命于这些充分地利用了其大规模示威之权利的利益集团。 目前，韩国改革议事日程上的主要议题是跟劳工相关的法律。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冲突非常严重，政府根本就找不到改变劳动力市场刚性的解决方案。从雇主的立场看，劳工法不合乎国际标准，它将不利于在韩国做生意。 我这里涉及到的是第二节中提到的经济发展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无限民主对经济进步产生了不利影响。从第六共和国到第七共和国，无限民主的程度在逐渐地强化。为了克服目前的困难，有的政治家和学者强烈要求进行改革，但是大多数政治家由于担心失去选票而一直不愿意进行改革。在我看来，韩国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如果韩国要想成功地从发展中国家鲤鱼跳龙门成为发达国家，就必须面对目前的挑战制定出合适的政策。 (3)经济发展的成就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是韩国取得经济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也一直有一些政治家、官僚、学者及很多普通人抱有同样的看法，于是，有时就出现一种理论，说韩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好榜样。 这种流行的观点是否正确？有没有合理的证据支持这种看法？如果没有，为什么这种看法如此流行？不管是在任何国家或什么时代，计划的编制总是不能避免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计划者也不能指望获得好的证据。就此而言，韩国并不能例外。 基于一系列五年计划的产业政策所取得的成就，被人们出于政治原因而部分地夸大了。为了使权威主义的独裁统治合法化，历任总统都需要来自政府积极作用和经济成就的支撑。人们有理由假设，韩国开发研究院（KDI）之类的政府出资的思想库都被用来实现这一目的。 在韩国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并不存在任何批评或监督政府制定之经济政策的思想库，在权威主义独裁统治和高压政治制度下，批评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困难的和危险的。任何批评都被认为是对当局权威的挑战。而且传统上韩国人都不愿意容忍不同观念和看法，因为他们在历史上没有经历过自由主义，他们倾向于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 在经济发展阶段，最有实力的思想库就是KDI，它在制定计划及论证产业政策合理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KDI的一些著名学者都在政府中获得了很高职位。关于韩国经济发展的大部分英文论文都是出自KDI，这些论文论证了积极的政府政策的正当性。批评不能存在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经济研究基金绝大多数来自政府。 朴正熙统治时期的成功故事也通过媒体和教育广为传播，在学校教育中，韩国人不会被告知政府的产业计划失败的例子。由于媒体和教育的这种宣传，包括学者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相信了那种传统的观念：政府对韩国经济的干预有益于社会，而只要经济中出现问题，大众媒体就习惯性地要求更多的“政府干预”。 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对能够测度的、看得见的因素倍感兴趣。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处理的是更复杂的世界，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倾向于不去注意那些不可测度的因素，有时甚至是有意地忽视这些因素。尤其是经济学家都更乐于探询可以测度的因素之间的关系，于是他们在自己的研究中就不承认任何不可测度的因素。 不管我们评论哪一时期的韩国产业政策，都可以发现很多政府失灵的例子。韩国战略性产业的成功并不是韩国干预的结果，而是企业部门企业家精神的产物，而政府的深深干预只不过是给私人部门增加了巨额成本。反之，我们却很难找到政府干预成功的例子。 1973年到1979年，政府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产业政策，即所谓的重化产业化（Heavy and Chemical Industrialization，HCI)政策，世界银行对这一计划作出了如此评价： “HCI计划的代价还未被充分认识到，但这种代价必将是巨大的。” 国家重化投资无法按计划进行导致投资大量浪费，然后1981年政府又搞了个所谓的重化产业重组计划。 在实施HCI期间，朴正熙当局积极地推动建立大型造船厂，却根本就没有考虑韩国公司的技术能力、这些公司靠债务支撑的脆弱的财务结构，也没有考虑到这些公司严重依赖海外需求。所以与政府的预期相反，1980年代中期，70%到90%的订单得依赖海外的韩国造船业由于全球航运业的衰退而经历了新订单严重下滑的局面。造船厂面临着财务和失业危机。如果私人公司能够被允许控制其生产能力，那么这种萧条局面是可以被相对容易地应付过去的。 汽车和电子产业是韩国最重要的产业，而政府也深深地介入这些部门资源的配置，由官僚决定韩国由于资源短缺在此一行业是建一家公司还是建两家公司。在汽车产业，尽管企业界强烈抵制，他们仍强迫各公司专门生产卡车或是轿车。 今天，现代、大宇、起亚汽车公司的成功来自于他们抵制了政府的积极作用。如果政府成功地执行了其计划，韩国就不可能拥有几家彼此竞争的汽车公司。 电子产业则比汽车产业还要糟糕。官僚们坚持认为垄断制度对于保持竞争优势很重要，其基本理念是投资大量资金到一家有望成为巨型公司的企业中，1960年代，隶属于LG集团的金星几乎垄断了电子产业，三星集团历尽艰辛游说官僚，最后获得朴正熙总统的亲自首肯。如果官僚们仍坚持他们的理念，那么，三星电子公司就不可能成为全球半导体和电子产品大厂。 因此，我对这种流行的看法——韩国经济的成功应归功于产业政策、精英官僚的指导这一类政府的积极作用——持怀疑态度，相反，我认为韩国经济的成功主要有下面几条理由： 首先，第一共和国时期，通过宪法及相关的经济政策较好地建立起了资本主义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一基础，韩国人就不大可能实现经济如此快速的增长。 1948年制定的宪法遵循的是社会主义路线，其中包括国有化及工人共享利润这样的观念，不过第一共和国的政治家们在出售日本人的财产时，把国有化的范围控制在最小限度，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公司都在私有部门中间分配了。工会强烈要求劳工参与和利润共享制度，尽管宪法宣布了利润共享的权利，相关的法律却并没有将此权利赋予工人，这意味着韩国经济的基石乃是私有财产所有权制度。 跟公司的分配一样，《土地分配法案》消灭了土地等级制度，建立了土地所有权制度，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韩国的土地分配制度非常公道。 其次，朴正熙总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比如政治稳定。在第一和第二共和国时期，由于政治动荡、高通货膨胀、大规模示威以及腐败，商人常常不能预期未来。某种程度的政治稳定，可能更容易在权威主义政权下达成，而在民主制度下反倒不容易实现。不过，民主政府的坚强的领导能力也能够为政治稳定奠定基础，不管政府的类型是什么样的，领导能力才是政治稳定的前提条件。 第三，朴正熙总统领导人民摆脱贫困，使人民对未来有了远景。在漫长的历史中韩国人已经高度地适应了贫困，而朴正熙总统的发展计划对人民产生了正面影响。 第四，众所周知朴正熙总统乐于学习，因而在制定政策时能够接受商人们的理念。不管何时会见商人，他都很仔细地倾听他们的言谈，并记下要点，如果有的理念他喜欢，他就直接下令予以实施，并监督实施过程。朴正熙总统执政初期，正是包括Wul-san工业开发区之类大型项目负责人在内的商人提供了经济发展的理念。韩国产业联合会的成员们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提供了很多好的理念。另外，朴正熙总统也根据经济政策应该推动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原则努力地区分开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同时朝鲜战争也彻底摧毁了利益集团，从而减弱了它们对体制和经济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 同时，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世界经济环境也有利于韩国经济，石油价格低廉，比较容易进入发达国家市场。越南战争和中东建设高潮也为经济进步添加了动力。 重要的是，韩国拥有勤奋的、雄心勃勃的企业家，在经历了严酷的竞争后，其中一些人建立起了大企业集团即财团。另外，韩国文化一直都比较重视教育，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工大军是推动韩国经济进步的重要因素。 IV. 结语 韩国是在权威主义政权下获得经济成功的，于是就有很多人觉得在民主政府下不大容易建立起经济发展的基础，因而有人就说，那些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无可避免地得依赖权威主义政府。 我在本文中用韩国的例子考察了经济进步与民主的关系。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在韩国第一、第二共和国实际上是动荡不安。第一、第二共和国时代(1948-60)，是不可能取得良好的经济表现的。第二共和国时期，已经建立了5年计划制度，但政府却无法组织实施。 朴正熙总统的政权(1961-79)是权威主义的，不过它对政治稳定和经济进步有所贡献。但这却并不意味着权威主义政权总能保证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能力，而与其政治制度类型并不相干。 在人们富裕起来后，经济进步有助于巩固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是民主最终将侵蚀财产权的保障之类的自由市场的基础。在第六、第七共和国时期(1988-)，韩国人享受到了以前难以想象的政治自由，然而他们又面临着工会等利益集团不断膨胀的要求。利益集团已经对经济政策具有了强大的影响力，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韩国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正在从一个民主国家转变为一个无限民主国家。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无限民主的悲剧”，福利国家就是现成的例子。 另外，我们在解释韩国政府在经济进步中的作用的时候必须非常谨慎，为了证明朴正熙总统的权威主义政府的正当性，韩国政府英明、慈善的一面被有意识地夸大了。在造船、汽车、电子等战略性行业，政府的干预导致了资源严重配置不当，巨大的代价却由民众承担。韩国经济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实行立宪法议会制度，土地分配，政治稳定，经济政策的非政治化，朝鲜战争打破了利益集团，富有进取心的企业家，及勤奋的工人。 总之，经济进步和民主在其早期阶段都需要政治稳定，在软弱的民主制度下，我们不可能指望取得经济进步，而在无限民主制度下，由于利益集团的掣肘，我们也不大能取得经济进步。现在到了我们应该担心无限民主及寻求保持领导能力和法治的途径的时候了。 秋风2001年春节期间译自the Korea Center for Free Enterprise（http://www.cfe.org/english/index.htm）

关于作者 Byeong-Ho Gong博士以A Comparative Study of Firm-specific Efficiency Using SFA and DEA一文获得Rice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the Korea Center for Free Enterprise主任，主要致力于大企业集团和自由市场经济的研究，主要著作有： What's Wrong with Specialization?(1991), A Study on Firm-specific Efficiency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2) A Study 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Korean Chaebol(1992) Chaebol : Are they to be blamed?(1992) The Rise and Fall of Korean Enterprise (1993) Corporate Capitalism and the Korean Chaebol(1993)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Korean Enterprise(co-author, 1994) Power Shift in the Korean Economy(1995) The Exit Barriers in Korea(1995) What is the Free Economy?(1996) The Free Market and its Enemy (1997) Entrepreneur(1998)。 个人电子邮箱：gong@cfe.org 参考文献 Adelman, Ima, "Review of Korea's Social Development", The Korean Economy 1945-95:Performance Vis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Korea Development Institute, 1995. Amsden, Alice H.,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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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e是韩国新自由主义者组成的一个学术组织,提倡公司自由,反对政府的干预作用.

粗略浏览完这篇文章后,脑子很乱,一方面肯定朴总统的强权威政府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嘲讽李承晚的独裁政府;一方面以经济为中心,另一方面要强调民主自由第一位.而且是在同一时期,作者持双重态度,忽左忽右.

此文与Corleone兄的上一次转帖的<踢掉梯子>放在一起看,很有意思.

以下是引用xiaoyang在2005-12-5 13:01:23的发言：

cfe是韩国新自由主义者组成的一个学术组织,提倡公司自由,反对政府的干预作用.

粗略浏览完这篇文章后,脑子很乱,一方面肯定朴总统的强权威政府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嘲讽李承晚的独裁政府;一方面以经济为中心,另一方面要强调民主自由第一位.而且是在同一时期,作者持双重态度,忽左忽右.

此文与Corleone兄的上一次转帖的<踢掉梯子>放在一起看,很有意思.

这实际上也是世界各地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的一个共有特点。虽然在口头上不能放弃民主和政治自由的说词，实际上心里是把经济自由放在首位的。一旦两方面可能有冲突，经济自由必须被首先确保。哈耶克曾把自己的书送给葡萄牙的独裁者，佛里德曼也和智利军政府关系嗳味。主要是因为在独裁者有时能推动经济自由（其实也未必是自由，主要是经济上的”反共产化“）。看看中国也是一样，知识分子们虽然对deng颇有微词，但总体上拥护他仍然超过毛。在liusi和文革中，自由主义者肯定不会选后者。

以下是引用TravisBickle在2005-12-5 17:25:11的发言：

这实际上也是世界各地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的一个共有特点。虽然在口头上不能放弃民主和政治自由的说词，实际上心里是把经济自由放在首位的。一旦两方面可能有冲突，经济自由必须被首先确保。哈耶克曾把自己的书送给葡萄牙的独裁者，佛里德曼也和智利军政府关系嗳味。主要是因为在独裁者有时能推动经济自由（其实也未必是自由，主要是经济上的”反共产化“）。看看中国也是一样，知识分子们虽然对deng颇有微词，但总体上拥护他仍然超过毛。在liusi和文革中，自由主义者肯定不会选后者。

经济自由主义真正拥有话语权是要有条件的,即国家已经完成了其在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一旦这个过程完成,任何的政何行为在他们看来,都是对经济秩序的破坏,必定是适得其反,是徒劳无益的.但是在这个过程未完成之前,推行自由主义政策结果极可能是今日的菲律宾,拉美.

请TravisBickle兄不要触及政治底线,这对论坛不利,呵呵.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2-5 22:18:52编辑过]

Understand。谢谢斑竹的提醒。不过看在偶积极参与的份上是不是奖励点钱啊.....呵呵呵呵.....

积极参与的朋友都能得到激励的,呵呵

其实我囊中羞涩, 一直想等到可以下Polanyi那本书的那天...

教父同学，你说的是波兰尼的great transformation吗？如果是的话，在这里可以下载：

http://bbs.rbook.net/read.php?tid=21271&keyword=%B2%A8%C0%BC%C4%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