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金钱难买国防现代化中国军工当自强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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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x850710 发表于 2005-12-8 14:22:00 |只看作者 |坛友微信交流群|倒序 |AI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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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height=40>金钱难买国防现代化中国军工当自强 </TD></TR>
<TR align=middle>
<TD>［作者：赵汝斌转贴自：解放军报点击数：24 文章录入：<a href="http://www.wyzxsx.com/ShowUserInfo.asp?UserID=4961" target="_blank" >奔腾中国心</A> ］</T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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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
<TD vAlign=top height=200>
金钱难买国防现代化中国军工当自强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一位老帅在听到仿制外国武器装备比自行研制装备“效果好”的说法后曾言：中国不能总靠着别人送咱们的技术过活，中国军工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否则我们只能一辈子跟在别人后面爬。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一字之差启示我们，要掌握未来战场上的主动权，最重要的是掌握军事创新的自主权。
 支柱产业离开自主创新，经济发展就要被人卡脖子；军事尖端技术离开自主创新，国家安全就可能失去保障，就要落后和挨打。
 众所周知，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过程，是一个创新的过程。而要切实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我们可以从商场看战场、从经济发展中找到对军事领域自主创新的启示。
 590万与零：光荣与汗颜的背后——不受制于人的关键是不依赖于人
 前不久，媒体上有两个关于中国汽车的数字很耐人寻味。
 一个数字是，中国汽车年产量突破590万辆，中国汽车工业已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连国际上都有人在惊呼：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排名第四的新的汽车大国。
 另一个数字是，刚刚结束的东京汽车展展示了当代汽车最新最高技术成果，代表了汽车发展的希望与未来。可是，参展中真正属于中国人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却一辆也没有。
 590万辆，一个令人值得骄傲的数字。
 0辆，一个令人汗颜的数字。
 一个日本人说得很直接：中国的汽车工业是嫁接在别人树干上的一枝鲜花，离开了树干，这朵鲜花无论再美丽和耀眼，结果只能是枯萎和衰竭。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支军队，要避免受制于人，就不能过度依赖于人。如果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那么，这个灵魂的核心就是自主创新。一个中国学者曾疾呼：如果将技术成长的道路，完全寄托在对外引进上，其结果将毁掉中国的创新体系，使中国的国家安全、发展与前途命运，时时受制于人。
 当然，坚持自主创新，并不是闭关锁国，并不是排斥和拒绝外来的先进技术和先进思想，如果那样，自主创新创出来的很可能就不是新奇，而是落后。
 要在军事自主创新的道路上不走弯路，不交别人已经交过的学费，必须弄清楚自主创新所包含的三层含意：一是原始性创新，努力获得更多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二是集成创新，使各种相关技术有机融合，形成具有市场(战场)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三是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积极促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应该说，中国自主创新的航天技术，全面和完美的体现了自主创新的真正内涵。
金钱是买不来现代化的———没有军事技术上的自主创新，就不会有未来战场上的主动权
 这些年，经常听到一个很长中国人志气的事例：一些中国人到国外旅游，给亲朋好友带一些精美礼物，回来后却发现大多商品的商标上都标着“中国制造”。谈论这些事例的人无不想要证明，中国发展太快，中国是世界工厂，世界离不开中国。这确实应该让每一个中国人感到自豪，但自豪的背后却是巨大的深深的忧患。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国的GDP三分之二来自制造业。制造和创造，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在市场竞争中却有着本质的、巨大的区别。有资料表明，中国是世界DVD生产和出口的大国，出口一台DVD的平均价格是29美元，但要支付国外技术专利费20美元，除去成本，平均每出口一台DVD中国仅能获得纯利润1.5美元。即便是用中国低廉劳动力的汗水，即便是用中国宝贵的资源，即便是以牺牲中国的环境为沉重代价来换取这微薄的1.5美元利润，也常常受制于人，人家如果不想让你生产，就可以用知识产权的利剑来制裁你。
 在先进军事武器装备生产制造上，即便是弱国想为强国当制造厂，想用血汗钱来换取技术生产，强国也不会答应。
 伊拉克由一个强盛的海湾国家沦为战败国的沉痛教训值得深思。人们都知道伊拉克是被美国打败和占领的，但却很少有人认为伊拉克早在25年前已被美军控制和打败了。换句话说，战争没有打响，伊拉克败局已定。
 25年前爆发的两伊战争，实际上是当时两个超级大国的先进武器、技术在间接较量。两伊用石油换来的财富，耗资数千亿美元，分别从这两个超级大国购买先进的武器。也就是说，现代化的伊拉克军队基本上是用先进的美国军事技术武装起来的，以至于作战中新式武器的使用都离不开美国顾问和专家。再加上伊拉克工业基础薄弱，许多先进武器的零配件本国根本无力修配，弹药主要靠外国供给。
 可以说，美军对伊拉克军队战斗力的了解，比伊军自己还清楚。
 从“制造”到“创造”，中国需要经历一个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但需要警惕的是，我们不能沉浸在世界工厂的自我陶醉之中。相反，应当从国家安全利益的高度居安思危，发奋图强。
自主创新需要钱，更需要的是精神———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军事自主创新并非只有大投入才能有大作为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却是万万不能的。这句在经济社会已成为人们生活态度的言语，也被一些人们带到了军事创新的实践中。
 于是，我们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军事自主创新是靠钱来支撑的，有多大投入，才会有多大效果。
 当年研制两弹一星时，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常的困难时期。但中国的科学家、中国的军人风餐露宿，爬冰卧雪，睡着地窝子，啃着窝窝头，凭借着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举国支持，凭借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作风，用最低的成本、最小的代价造出了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中国人创造了世界奇迹。
 尽管我们现在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许多事情也离不开资本的支撑，也必须有一定的经费保障，但我们千万要清楚，“市场经济”前面还有一个“社会主义”，我们应该把这种制度优势运用到军事创新实践中，成为我们的成本优势。用社会主义善于集中力量的优势，更好地促进科学技术的集成创新；用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政治优势，为军事自主创新减少阻力、降低风险、提供精神动力和政治保证。这一切，都是资本的力量所不可能达到的。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应该说离不开中国综合国力增长的支撑，但与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来比，中国的投入是很少的，成本是较低的。
 三分之一的差距有多大———数字之差在市场上是利润多与少，战场上则是胜负之分
仍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数字：去年，中国涉及创新并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项目三分之二是由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完成的。这个数字告诉我们，在创新意识和成果方面，外资企业比中资企业领先三分之一。
 这个数字更耐人寻味：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国大中型企业中，至今有71%的企业没有技术开发机构，三分之二的企业没有技术开发活动。这种现象在国外大中型企业中可谓罕见。
 三分之一的差距有多大？三分之二的空白又意味着什么？很难用一个数字来衡量。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企业如果不能加强自主创新，那么，肯定会不断拉大我们与强国之间的差距。
 程控交换机，现在已成为有我们国家自主创新知识产权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产品。但我们没有这项自主知识产权时，要从日本进口，成本只有几十美元一线，而日本却要价200美元一线。后来，中国自主创新的程控交换机生产之后，日本同样的交换机立即降到80美元一线。中国不仅不用进口交换机，而且还向外出口。
 从市场看战场，我们必须有这样一种忧患意识，有这样一种紧迫感。经济数字的差异，最多带来的只是贫与富，而军事上的数字差异，带来的就可能是生与死，胜与负，就可能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灭顶之灾。
 </TD></TR></TABLE></TD></TR></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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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防现代化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汽车工业新中国成立解放军报武器装备中国制造中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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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nx850710 发表于 2005-12-12 14:09:00 |只看作者 |坛友微信交流群

神六上天，不要忘记老一代科学家的贡献！

我一点也不喜欢“文革”，——正如我不太喜欢那些本来就没有一点点思想，却居然还大声疾呼“解放思想”的时髦人士一样。尽管我本人是“文革”后的一代人，不知道“文革”究竟是怎样“革”的，但“文革”确实使我的父母遭遇了很多不快，因此我并不在乎否定它。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邓公关于“全面否定‘文革’”的观点，其实是说要否定 “文革”这场政治运动，而非“文革”的一切的一切。但不幸的是，很多人习惯于把这句话从其特定的语境中剥离出来，于是使之成了一种有利于发挥个人想象力的政治口号。从《红色太空新长征》极其勉强地承认“文革”中有载人航天计划，以及从《巡天》干脆沉默地忘却了“文革”的太空计划来看，在一些媒体中流行的新趋势是“全盘否定‘文革’中一切正面事实的存在”。

　　如果真的能够把一切失败归咎于“文革”，并把一切荣耀归功于改革，这倒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但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吗？

　　我不喜欢“文革”，但并不认为可以用感情来取代历史事实。特别不幸的是，我竟然长期着迷于中国的航天事业，因此难以选择性地忘记中国航天发展的基本脉络，故尔知道有些史实是不可能因某些记者和编辑的意志而改变的。

　　我所知道的事实是：中国航天起步于“大跃时”时代，发展于六十年代，小成于 “文革”时期，因此完全是毛泽东时代的全新产物。在“文革”中，尽管航天工业也受到了冲击，但总体上说，中共最高决策层是保护并支持航天事业的，航天科学家们享受到良好的待遇，社会声望极高（至少老百姓都把钱学森视为半神半人），科研资金更是有保证的。因此无论是“东方红”卫星，还是长征二号，还是卫星回收技术，都成就于广义“文革”的中后期，构成了后来载人航天的基础环节。

　　同样难以回避的事实是，中国的航天工业在“文革”中发展，却在改革开放时期遇到了一些曲折。神舟任务的开创者戚发轫先生在回忆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时，曾经提到 “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无奈现实，并且指出“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航天队伍流失很多”。但这不仅仅是航天领域的独特现象。

　　我在长江边的某个城市度过了少年时代。那个城市是当年“大三线”建设的重点区域，部署有若干军工企业。在我的童年，这些处于半秘密状态的高科技设施颇令我和伙伴们感到骄傲。然而，八十年代末期的一次春游经历却几乎摧毁了我们的全部自豪感。那天，我们看到一些戴眼镜的人在一个公路工地上敲石头、推两轮车，一位老师以颇为同情的口吻告诉我们说：别小看那几个“四眼”，他们是某某军工厂的工程技术人员，由于工厂没有生产任务，只好出来砸石头修公路挣工资。

　　我们骇然，但又极不相信。直到有一天，我很偶然地在《光明日报》的副刊上看到一篇报道，其中就提到“无业务可干的核工程师砸石头挣钱”，于是不禁有种万念俱灰的感觉。我悄悄地把那张报纸烧了，——因为我不想让到我家来闲聊的朋友们看到它，并因此而动摇对于中国高科技事业的信念。

　　那是中国社会普遍相信“五十年内不会有大的战争”的时代。

　　既然“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既然“五十年内不会有大的战争”是历史铁律，不以任何人（包括美国）的意志为转移，因此“马放南山”就是非常自然而然的结果。于是野战部队顺理成章地放下了枪炮，兴致勃勃地搞起了养殖业、加工业、运输业之类的副业，走上了“自找自吃”的发展之路，参与了当年的海南汽车事件等一系列举世瞩目的重要商业活动。在技术密集的的军工单位，由于转型困难，则出现了严重的资金不足、订货不足等问题，其结果就是大量的人才流失。

　　航天工业正是这样的军工单位。

　　1980年代，中国的航天事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资金。由于国家希望航天领域向商业化方向转轨，因此财政投入相对不足；航天部门虽然通过价格战，在国际卫星发射市场上争取到了一席之地，但由于利润微薄，无力在研发和生产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致使科研、生产和职工生活条件难以得到明显提高。

　　据戚发轫先生回忆，在那个“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时期，总是有很多轿车停在研究院的门前——都是来挖人才的。虽然老一辈没有动摇，但年轻人中“最聪明”的研究人员却选择了离去。我觉得这些年轻科研人员的出走倒并不是仅仅由于待遇太低，更重要的或许是科研任务减质减量，致使其聪明才智无法伸展，于是抱憾而去。人员的流失直接重创了中国的航天事业，并且在1990年代初期显现出恶果。

　　1990年代的前五年，就在中国航天试图借助40年积蓄之余威，在国际商业发射中大显身手时，中国长征火箭却接连发射失利，使得中国航天多年以来辛苦树立的金牌航天形象遭受严重伤害。根据公开的资料，从1991年到1996年，中国实施的14次发射任务中，有5次遭遇失败，失败率高达36%；相比之下，从1970年到1990年的23次发射任务中，仅有2次失败，失败率仅为9%。1990年代的火箭发射接连失利，无不指向两大症结：投入不足和人才流失。在这个颇为阴沉的时期，来自航天部门的一篇报道指出：由于投入不足，新产品开发面临严重困难，运载火箭工厂无力购置新的大型和精密设备；由于人才流失导致了技术工人断层，全厂只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工人能够加工某个大型部件… …

　　这无疑是中国航天史上最阴暗惨淡的时期。

　　导致中国航天在1990年代初期出现空前低潮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决策失误。

　　在整个1980年代，中国的航天战略的基本方向是颇为幼稚的“市场化”路线。这条路线的信奉者认为：只要我们参与市场竞争，就能够通过价格优势和系统可靠性，在开放的国际商业发射市场上分得一杯羹。但事实证明，国际商业发射市场根本不是一个充分竞争的领域，而是一个严重政治化的国际角斗场，掺杂了太多的国家利益考虑，并不具备“以质以价取胜”的基础。在中国发射以美国制造为主的国际商业卫星的过程中，不断遭遇来自美国国会及军方的种种阻挠，著名的考克斯报告更是声称“中国利用发射美国卫星的机会盗窃美国技术”，为美国政府禁止对中国出口卫星提供了依据。

　　不容否认，改革开放使得大量的通用技术和管理理念进入我国，并成为新时期中国太空技术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技术层面的成就并不能改变1980年代航天大战略明显失误的状况。

　　好在“市场化”、“国际化”的路线并没有长期坚持下去。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逐步收紧了对华出口卫星政策，使中国实际上基本不可能再发射美国卫星，无异于为1980 年代以来中国航天的“国际市场路线”签发了死亡通知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第三、四代领导层对于航天发展战略的调整。

　　1990年代中期，在“国际化”和“市场化”遭遇严重挫折的同时，中国的航天战略开始出现向毛泽东时代老路回归的迹象，其中最为核心的环节，就是今日终于修成正果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这一工程的最大特点，就是采取了按照两弹一星的支持模式，即由财政投入全部研发经费，然后在较为封闭的条件下推进研发工作。——其间，航天员参与了由俄罗斯提供的太空培训项目，但这没有改变整个工程“自力更生”的特点。

　　这种向“两弹一星”模式的回归，无疑是用实际行动全盘否定了原来过份强调“国际化”、“市场化”的航天战略。但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对毛泽东时代政治思维的回归，而是对航天事业发展铁律的再认识。1980年代，被中国航天战略决策者们忽视了的一个事实是：即使在高度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美国，航天事业也基本上是政府承担的事务，大型项目几乎全是由NASA这样的纯粹政府机构投资并实施的。之所以会是这样，乃是由于航天项目大成本、高风险、低产出的特点。私人企业也有试图参与太空设施研制的事例，其中最著名的也许要算麦道公司“三角快帆”计划，——由于这一航天工程项目的失败，直接导致了该公司财务危机，最终促成它被波音公司收购兼并。

　　载人航天计划救了中国的航天事业。特别是随着神舟飞船的接连升空，由于经济发展而囊中充实的中国政府在投入方面也日益慷慨大方，于是使航天部门的科研、生产条件和职工待遇得到了显著改善。由于有了高水准、高密度的科研任务，加上不断有由政府资助的新的发射任务，研究人员感觉到事业心得到了满足，并且在一次又一次成功的飞行试验中找到了荣誉感。于是，据说在“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时期离去的科研人员这时也对当年的决策感到了后悔。

　　可以说，从五十年代钱学森们开创了中国的航天事业以来，中国航天走过了一条创业-发展-初成-转型-挫折-再转型-大发展的路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航天人曾经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不遗余力地追求奇迹，于是实现了中国航天的起飞；我们也曾经轻率地选择了建立在幼稚市场观之上的国际市场化道路，结果导致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明显挫折；近十年来，由于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的高瞻远瞩，重新加大了国家对航天的财政支持，用大手笔促大发展，从而再次创造了奇迹。

　　这个奇迹是几代航天人薪火相传，不懈努力的结果。这正如戚发轫所说，“人饿的时候，吃第一个馒头没什么感觉，第二个馒头垫了个底，到第三个馒头就饱了。看上去功劳是第三个馒头的，可没有前两个馒头怎么行？”他进而指出，以钱学森为代表第一代航天人做出了“第一个馒头”，王永志为代表的第二代航天是做出了“第二个馒头” ，在这两个“馒头”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做出第三个“馒头”，即载人航天工程。

　　《红色太空新长征》和《巡天》试图告诉我们的，其实正是“我们只有第三个馒头，而且这个馒头使我们吃饱了。”

　　这种出于自己个人的历史偏好而任意割裂历史史实的做法，反映了一种非常错误而且荒谬的历史观。我想说，中国的四代航天人都值得我们尊敬，他们的成绩都值得我们铭记；今天我们特别不能忘记的，当数钱学森先生等拓荒者。戚发轫先生是这样回忆那个时代的：

　　“工作生活条件很差，心情很好，有一种‘爱国、翻身要自强’的动力，满腔热忱为了事业，国家对我们也特别信任、尊重和照顾，聂荣臻在困难时去募捐，给科技人员搞肉；文化大革命时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然而中国知识分子物美价廉经久耐用，爱国热情没有受到干扰。我家里被抄过家，母亲被赶出北京，我顾不上那些。当时中国和日本正抢着把卫星送上天，我们有很大压力。我相信党，热爱祖国，始终没有动摇。”

　　火箭控制专家梁思礼是梁启超先生之子，据他回忆，在20世纪60年代，钱学森领衔的“航天部五院”各分院的科研办公楼每晚都灯火通明，绝大多数同志自动来加班或学习，当时政委、指导员的主要任务是说服动员大家早点休息。于是当时出现了一个非正式的口号：“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

　　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困难环境中，凭着对国家的爱和信念，靠着卓越的技术天份和过人的发奋精神，在戈壁滩上种下了中国航天的树苗。如今，这棵树苗已经长成了大树。但我们不能忘记：如果没有他们在五六十年代的努力，中国的航天事业也许到现在还只是一个树坑。

　　忘记老一代科学家的贡献，就是对良知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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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椅

nx850710 发表于 2005-12-12 14:11:00 |只看作者 |坛友微信交流群

　肯定改革开放的丰功伟绩，这自然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但我觉得对于“文革”的航天历史仍然，我们还是应该有屑一顾。因为如果我没有弄错，那么今天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的基础都是在“文革”期间奠定的。

　　其实，无论《瞭望东方周刊》还是中央电视台，都完全明白“文革”和钱学森们对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贡献。因此，《瞭望东方周刊》的《红色太空新长征》在把大约百分之九十的篇幅用于歌颂改革开放时代的航天成就后，在文章的最后一段把笔锋一转，打了下面这样一个补丁：

　　——*但是*，中国的太空计划*却*直接与毛泽东有关。……在知道苏联人造卫星和航天员上了天时，毛泽东同全世界的政治家们一样为之震惊。他问:“我们怎么能算是强国呢？我们甚至无法把一颗土豆送上太空。”1958年5月，中国还未摆脱“一穷二白 ”，毛泽东就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据了解，在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还曾培训过一批自己的航天员……中国的太空探索计划即使在“文革”中并没有放弃。

　　这样，《红色太空新长征》先是断言中国的航天工程始自2005年，然后又改口说起自1970年代末，最后它还是承认原来中国的载人航天计划起始于“文革”时代钱学森们的手上。不过，这个承认看起来却是那样的充满无奈和不情愿。——要理解这种情绪，只须注意一下被星号包围的“但是”和“却”字即可。央视的喷血抒情短片《巡天》没有玩这种看起来很搞笑的文字游戏，而是在干净彻底地遗忘了“文革”的两弹一星后就坚定地保持着这种健忘状态。但是，在央视的其他节目中，特别是在神舟任务第一天，它还介绍过“曙光”工程，足见编辑们是非常非常知道“文革”时期的载人航天计划的。

　　我不胜冒昧地揣测：不论是《红色太空新长征》的步步退守，还是《巡天》沉默的遗忘，也许都反映了作者的一种潜在或者显在的个人情绪，这就是：

　　——全面否定“文革”。

　　于是，作者出于这种个人的历史偏好，决定有意识地选择性遗忘“文革”时期航天工程的历史史实，以便增强改革开放在中国航天史上的历史地位。

　　我一点也不喜欢“文革”，——正如我不太喜欢那些本来就没有一点点思想，却居然还大声疾呼“解放思想”的时髦人士一样。尽管我本人是“文革”后的一代人，不知道“文革”究竟是怎样“革”的，但“文革”确实使我的父母遭遇了很多不快，因此我并不在乎否定它。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邓公关于“全面否定‘文革’”的观点，其实是说要否定 “文革”这场政治运动，而非“文革”的一切的一切。但不幸的是，很多人习惯于把这句话从其特定的语境中剥离出来，于是使之成了一种有利于发挥个人想象力的政治口号。从《红色太空新长征》极其勉强地承认“文革”中有载人航天计划，以及从《巡天》干脆沉默地忘却了“文革”的太空计划来看，在一些媒体中流行的新趋势是“全盘否定‘文革’中一切正面事实的存在”。

　　如果真的能够把一切失败归咎于“文革”，并把一切荣耀归功于改革，这倒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但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吗？

　　我不喜欢“文革”，但并不认为可以用感情来取代历史事实。特别不幸的是，我竟然长期着迷于中国的航天事业，因此难以选择性地忘记中国航天发展的基本脉络，故尔知道有些史实是不可能因某些记者和编辑的意志而改变的。

　　我所知道的事实是：中国航天起步于“大跃时”时代，发展于六十年代，小成于 “文革”时期，因此完全是毛泽东时代的全新产物。在“文革”中，尽管航天工业也受到了冲击，但总体上说，中共最高决策层是保护并支持航天事业的，航天科学家们享受到良好的待遇，社会声望极高（至少老百姓都把钱学森视为半神半人），科研资金更是有保证的。因此无论是“东方红”卫星，还是长征二号，还是卫星回收技术，都成就于广义“文革”的中后期，构成了后来载人航天的基础环节。

　　同样难以回避的事实是，中国的航天工业在“文革”中发展，却在改革开放时期遇到了一些曲折。神舟任务的开创者戚发轫先生在回忆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时，曾经提到 “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无奈现实，并且指出“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航天队伍流失很多”。但这不仅仅是航天领域的独特现象。

　　我在长江边的某个城市度过了少年时代。那个城市是当年“大三线”建设的重点区域，部署有若干军工企业。在我的童年，这些处于半秘密状态的高科技设施颇令我和伙伴们感到骄傲。然而，八十年代末期的一次春游经历却几乎摧毁了我们的全部自豪感。那天，我们看到一些戴眼镜的人在一个公路工地上敲石头、推两轮车，一位老师以颇为同情的口吻告诉我们说：别小看那几个“四眼”，他们是某某军工厂的工程技术人员，由于工厂没有生产任务，只好出来砸石头修公路挣工资。

　　我们骇然，但又极不相信。直到有一天，我很偶然地在《光明日报》的副刊上看到一篇报道，其中就提到“无业务可干的核工程师砸石头挣钱”，于是不禁有种万念俱灰的感觉。我悄悄地把那张报纸烧了，——因为我不想让到我家来闲聊的朋友们看到它，并因此而动摇对于中国高科技事业的信念。

　　那是中国社会普遍相信“五十年内不会有大的战争”的时代。

　　既然“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既然“五十年内不会有大的战争”是历史铁律，不以任何人（包括美国）的意志为转移，因此“马放南山”就是非常自然而然的结果。于是野战部队顺理成章地放下了枪炮，兴致勃勃地搞起了养殖业、加工业、运输业之类的副业，走上了“自找自吃”的发展之路，参与了当年的海南汽车事件等一系列举世瞩目的重要商业活动。在技术密集的的军工单位，由于转型困难，则出现了严重的资金不足、订货不足等问题，其结果就是大量的人才流失。

　　航天工业正是这样的军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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