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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晚上刚过7点，南方产权交易中心的同学打来电话，告诉我刚从中央电视台得知，威廉姆森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我到网上一看，果然不错。虽然此前猜测威廉姆森获奖是迟早的事，但没想到是今年。刚刚动手想给老人家发个贺信，文汇报的一个记者打来电话，说是从我在《经济学家茶座》的文章得知我是威廉姆森的弟子，几经周折找到我，想了解一下有关情况。其实，我哪里敢称是威廉姆森的弟子，惭愧！惭愧！为祝贺老人家获奖，把《茶座》的文章贴在这里，也算对老人家的感谢吧！
威廉姆森生于1932年。家乡苏比利尔市是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小城镇，父母均是镇上的中学教师。威廉姆森年轻时的理想是当律师，但他在高中时却喜欢上了数学和自然科学。高中毕业后，他选择了一家社区学院，修读该学院和MIT联合提供的教学项目，该项目需要在学院学习3年，然后去MIT续读2年，威廉姆森只用了两年就进入MIT。MIT浓厚的学术氛围对他一生有很大的影响。
1957年，威廉姆森与Dolores Celeni结婚，先后生了5个儿子：斯格特（Scott，1958)、塔迈罗（Tamara，1959)、凯仁（Karen，1961)、小奥利佛和迪（Oliver Jr.和Dean，1967)。最后两个是一对双胞胎。
1958年，威廉姆森考入斯坦福大学攻读工商管理哲学博士学位。可能是两个孩子的出生影响到了他的精力，也可能斯坦福的博士培养制度过于严格，也许对斯坦福的培养计划不感兴趣，两年后他仅仅拿到硕士学位就离开了。这时，已对企业研究产生浓厚兴趣的威廉姆森转投卡内基技术学院（1967年与梅隆学院合并为卡内基-梅隆大学），于1963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荣获福特基金博士论文奖。卡内基学院纪律严明，学术思想活跃，鼓励和倡导跨学科研究，威廉姆森在那里受益匪浅。当时，西厄特（Richard Cyert）、马奇（James March）和西蒙（Herbert Simon）等都在卡内基任教，对威廉姆森产生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组织理论方面。
从卡内基毕业后，威廉姆森正式走上学术道路，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任教。当时的系主任戈登（Aaron Gordon）和招聘委员会主席帕潘德里欧（Andreas Papandreou）都是研究现代公司的，而威廉姆森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抉择行为的经济学：企业理论中的经理目标》（TheEconomics of Discretionary Behavior:Managerial Objectives in aTheory of the Firm）。此外，他1963年的一篇论文《作为进入障碍的出售费用》（Selling Expense as Barrier to Entry）引起了该系资深教授，被称为产业组织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的贝恩（Joe Bain）的兴趣。由于这两个原因，尽管威廉姆森从来没有学过产业组织的课程，也没有读过任何这方面的书籍，仍能进入伯克利经济系任职。伯克利经济系的实力堪与斯坦福蓖美，多年来两家一直不分伯仲，排名均在全美前5名以内。
在伯克利，他在给本科生开设产业组织课程时，虽然选用了贝恩的《产业组织》作教材，但加进了大量的他在卡内基学到的组织思想，并把钱德勒（Alfred Chandler,Jr.）的现代公司组织学说融合进去。实际上，他是把经济学和组织理论结合起来研究经济组织，开创了组织经济学研究的先河。
除了讲授中级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威廉姆森还给研究生讲过公共服务的定价。这是马格利斯（Julius Margolis）设计的一门课程。由于马格利斯去了斯坦福，就由威廉姆森接了过来。该课程包括许多应用福利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产权经济学和集体选择等内容。他在讲授这门课过程中所获得的材料对他以后的研究和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65年，威廉姆森在顶尖的《政治经济学杂志》和《经济学季刊》分别发表两篇关于产业组织的文章《创新和市场结构》以及《企业内部行为的动态理论》，被宾夕法尼亚大学聘去做副教授，给研究生讲授产业组织。
这时，一件幸运的事发生了。1966年春末的一天，威廉姆森突然接到哈佛大学产业组织专家凯森（KarlKaysen）的一个电话，问他是否有兴趣给特纳（Donald Turner）作经济特别助理。特纳曾与凯森合写过《反托拉斯政策：经济和法律分析》，时任美国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局长。在此之前，他是哈佛法学院反托拉斯专家，哈佛的经济学博士，并获得过耶鲁的法律学位。刚过而立之年的威廉姆森闻之激动不已，跟系主任克莱韦思（Irving Kravis）一说，克莱韦思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于是，威廉姆森带着妻子桃乐丝和3个孩子（那时双胞胎还没有出生）于当年8月到了华盛顿。
在反托拉斯局的工作看来并不如意，否则他不会不到一年就重返宾大。不过，在反托拉斯局工作期间，他与该部评价处的一批年轻律师的密切合作，使他对法学有了更多的了解，也使他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这就是纵向一体化和市场限制。他在司法实践中发现既有的新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是苍白无力的，难以解释和指导实践。于是，他组织了一个纵向企业和市场关系的研究生讨论班，查阅了大量的经济学文献，终于理清了思路。1967年，他在《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层级控制与企业最优规模》，同时与别人合作发表多篇论文。1968年，在《经济学季刊》发表《作为进入障碍的工资率》，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两篇关于反托拉斯的论文。同年晋升为教授。
又一件幸运的事发生了。1969年，在伯克利认识的马格利斯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宾大公共政策和城市政策学院院长。马格利斯要他参加一个博士项目并讲授一门两学期长的组织理论课。得益于在卡内基跟组织理论大师们学到的组织理论知识，他知道这门课既有趣又重要。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
班上人数并不多，但讨论很热烈。无论学生还是威廉姆森都努力用经济学和组织理论相结合的方法去探讨每一个专题。反复讨论的问题有：人的本性；各种各样的交易成本；解决问题的合约方法。他的卡内基学术背景和在相关领域的工作，如社会学、产权经济学、管理抉择，特别是市场失灵方面，都得到充分施展。
1971年，一年一度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安排了一个专场：对市场不完善的回应。威廉姆森被邀请提交论文。他决定探讨一下纵向一体化的可能性，于是就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写了《生产的纵向一体化：市场失败的思考》。该文发表于1971年5月的《美国经济评论》上，成为引用率最高的经典文献之一。这一年，他被任命为宾大经济系1971-1972届系主任。
1975年，《市场与层级组织：分析和反托拉斯含义》出版了。这是一部跨时代的杰作。作者通过引进交易成本，在经济学和组织理论之间正式架起了一座桥梁。1976年，他再度蝉联系主任，并兼任宾大组织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任期结束后出任查尔斯和威廉姆经济学和社会科学教授。顺便说一下，美国大学有成就的知名教授大多被私人和机构认养，其地位和收入比一般教授要高得多。
1983年，威廉姆森转战耶鲁大学，受聘为高登.B.提迪（GordonB.Tweedy）法和组织经济学教授，任期5年，并兼组织和管理学院院长。1985年，他出版了另一部学术名著——《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该书先后被翻译成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德文、俄文、法文、波兰文、中文等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由此进一步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这一年，他当选为美国经济协会荣誉和奖励委员会主席。这一年他53岁。
1988年春天，功成名就的威廉姆森得意洋洋地重返伯克利，同时被聘为研究生院教授和埃德伽.F.凯瑟（EdgarF.Kaiser）商学、经济学和法学教授。此后，威廉姆森步入人生的辉煌，各种荣誉接踵而来。1994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1995任伯克利大学学术参议会（Academic Senate）主席；1997年当选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院士及法与经济协会主席；1998年被选为国际新制度学会主席，并于1999-2001年连任两届；2001年任美国经济协会副主席；2004年获德国莱顿沃德(H.C.Recktenwald)经济学奖（此奖系德国总理奖，每两年颁发1次，每次1人。此前只颁发4次，除1次给法国人外，其他3次均颁给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包括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和罗默）；2006年获美国经济协会杰出会员奖。此外，他被全球十几所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赴世界各地讲学和做学术报告数百次。2006年，一位客居英国的学者根据SSCI-ISI统计，威廉姆森论著的被引次数自80年代以来直线上升，不仅超过了科斯和诺斯，也超过了马克思和凯恩斯。2004年，凯恩斯的被引次数不到200次，科斯不到300次，马克思300次出头，诺斯不到400次，而威廉姆森被引高达800次（Pessali，2006）。
目前，年过75周岁的威廉姆森已经引退。哈斯商学院破例保留了他在哈斯的办公室F434室，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制度分析研讨班（seminar）。每周四下午4点多，在哈斯商学院C325室制度分析研讨班上，人们总会看到一个老人缓慢地走进来，在讲台的左边悄悄地找座位坐下，偶尔插上一句话，有时候一言不发，会议结束，又默默地一个人离去。他，就是威廉姆森，一个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制度分析大师。哈斯的学生们期盼他健康长寿，早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也祝愿他颐养天年！
来源：价值中国网http://www.chinavalue.net/Blog/BlogThread.aspx?EntryId=216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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