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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蒙田笔下的君主
蒙田嘲笑君主，有一种别样的快感，你会觉得陌生，也会觉得解气。他无意塑造一种“蔑视王侯”的愤懑姿态，仿佛每个单词都在滴血。他心平气和，只是把君王宝座视为一种职业来谈论，这已经够奇特了，聊着聊着，他居然还认为该职业有失体面。
看蒙田嘲笑君主，有一种别样的快感，你会觉得陌生，也会觉得解气。我曾提到，他不会用“涉嫌表演的激进语言”，仿佛每个句子都在与对手拔河；也无意塑造一种“蔑视王侯”的愤懑姿态，仿佛每个单词都在滴血。他心平气和，只是把君王宝座视为一种职业来谈论，这已经够奇特了，聊着聊着，他居然还认为该职业有失体面。他这样迤逦道来：
我磨砺心气，使之趋于忍耐，我降低心气，使之有所欲求。我与别人有同样多的愿望，并赋予愿望同样多的自由和鲁莽，然而我却从不希求皇位、王位，也从不想望福星高照、飞黄腾达。我的追求不在这方面，我太自爱了。
“我太自爱了。”——这是自先秦孟子说出“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之后，我所见最牛气的话。当然，你也看到了，蒙田的声量一点不大，他微一轻叹，身形已如晴空一鹤，排云直上。他称国王一职为“行当”和“差事”，他愿意“比一般人更常原谅国王的过错”，只因国王从事的乃是“世上最辛苦最艰难的行当”。听上去就像要求自己原谅马车夫的粗鲁，因为他们的“差事”也不容易。
蒙田执笔奚落国王之时，世上尚无现代民主制，封建王朝几乎是欧洲唯一合法的政府形式。直到蒙田去世近一百年，英国才爆发了开启议会民主制的“光荣革命”。这是蒙田与后世批评者的一个重要区别：当世上存在一种作为政体楷模的民主制度时（在今天，个别实施家族世袭统治的国家，仍会在国名里嵌入“民主”一词，适可见该楷模力量的强大），专制的批评者即使面临风险，内心仍不失豪迈：他知道自己是在为一项神圣事业而战斗。蒙田不然，他嘲笑国王时，内心并没有一个更好制度下的统治者作为参照，这难免降低他批评的必要性，同时增加批评的风险。毕竟，就算国王只是一份“差事”，那也是一份绝对必要且无比重要的“差事”，批评无助于动摇该“差事”的存在根基。
这种批评处境与古人类似，如明末清初的黄宗羲——从年龄上看，黄宗羲也是蒙田的后人——在《原君》里批评今之“人君”，指责他们“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言词不可谓不大胆犀利，但立论基础仍是以尧舜等“古之人君”为师法源泉，推敲“设君之道”，并未指出（也不可能指出）“人君”一职必须废除或改造。因此，当朝皇帝纵然心里不快，仍可能觉得自己并未受到点对点的伤害。黄宗羲的批评只是泛论而非特指，当朝皇帝只要敢于自比尧舜（皇帝倒经常不缺此项勇气），他甚至可以假装黄宗羲的同道。
蒙田的嘲弄虽然也没有针对哪位具体国王，但他有一个凌厉杀招，足以令君主大感不安。即，蒙田的批评系从经验和常识出发，只要陈述的经验和道理具有可信度，那么，无论是否被点到名字，国王都可能意识到自己成了他笔下的皇冠小丑。
为了证明“对王公万分崇敬，事实上是在蔑视他们，不公正对待他们”，蒙田在《论显赫之令人不快》一文里以自己的童年经历为例。蒙田曾是蒙田城堡的少爷，地位特殊一如贾宝玉。事后反思，蒙田认为该地位妨碍了自己的成长，“我感到无比恼火的是，”蒙田写道，“与我一道锻炼的人们总是省着力气，不肯自觉卖劲练，他们认为不值得努力反对我。”以小喻大，高踞万民之上的国王，心智能力则会更加不堪：
正因为人人都将荣誉的好处让给国王，所以大家都在帮国王固有的缺点和恶习找借口，并加重他们的缺点和恶习，不仅以赞同的方式，而且以模仿的方式。
依蒙田之见，当“人的权力大到可以让一切都向他让步”的程度，“可怜”就是注定的：他要什么都可以，他得手的任何东西也就随之变得廉价。“他们的优点已经消失，已经毁损，因为优点只有在比较中才能显露出来，而别人却让他们的优点游离于比较之外。”如此，“哪怕他们与臣民中之最愚蠢者打交道，他们也无法优胜于他，这蠢人一说：‘只因他是我的国王，’这似乎就足以说明他是有意让自己当输家的。”蒙田坚信，“轻而易举压倒一切乃是所有快乐之大敌；那是在滑，不是在走；那是在睡觉，不是在生活。你如设想出一个享有绝对权力的万能的人，你就是在毁掉这个人。”不幸的是，这种在蒙田看来悲哀至极的处境，正是世上国王乐之不疲的荣耀点，地位的特殊导致他们能力低下，又诱导他们失去迷途知返的能力。蒙田看到，国王的骄纵意气总会得到溜须拍马者的过度逢迎，其弱点也会得到属下无微不至的遮掩，这种遮掩（所谓“模仿的方式”）甚至滑稽达到这种程度：
亚历山大大帝的随员个个都偏着头，阿谀逢迎（叙拉古暴君）老德尼的人在他面前互相冲撞，并把脚下碰到的东西乱踢一通使其翻倒，以此表示他们和他一样近视。
蒙田优哉游哉地拿国王开涮，突又掉转笔墨，替他们说了句公道话：“倘若我们也像帝王那样不断被阿谀逢迎的恶棍腐蚀，我们当中便没有人能比帝王优秀。”我想，每一个帝王都宁可蒙田没有说过这句好话，因为它既宣判了帝王具有不可救药的愚蠢，又扯掉了他们惯常罩在自己身上的神圣虚光，他们在能力和心智两方面都被蒙田诊断为一无是处：除了侥幸成为帝王，他们什么都不是。在蒙田笔下，帝王屁股底下那个无比尊贵的镀金宝座，不过是一个蠢气冲天的卑微之地。他还说：
王公的子孙能直接学到手的只有操纵马匹，因为在其他各种训练里人人都得在他们面前屈服并让他们当赢家；而马既不讨好，也不阿谀逢迎，它把国王的儿子摔到地上有如把脚夫的儿子摔到地上。
说到动物，精于比喻的蒙田又顺手向阿谀之徒捅了一刀：
可是，动物在这一点上表现更加高尚，从来没有由于缺乏勇气，一头狮子去侍候另一头狮子的，一匹马去侍候另一匹马的。
虽然蒙田的说法值得商榷，猴子世界就不乏擅长伺候猴王的人，但我们不必拘泥了。国王们头疼的是，他们似乎不便向蒙田发难：对蒙田的书视而不见，至少可以假装自己是个例外，而勃然大怒却等于插标卖首，主动申领了这份指责。无论如何，蒙田的批评都有望培育一种公民气概，使他们拒绝仰视君主，鄙薄溜须拍马之辈。或许可以说，帝王的胡作非为，多是谗佞之辈高温烘焙的结果，蒙田正告此辈：“至于那种出于个人需要，极不公正地对不足称道的君王歌功颂德的人，他们的公道观是违反公众正义观的。”我曾听说，大哲亚理士多德和西塞罗都曾把“奴性”归为东方人的劣根性（他们的“东方”主要指当时西亚地区的人），蒙田援引史实，证明这类“王权统治下的人们用充满炫耀与伪证的语言，无限夸张他们国王的丰功伟绩”的奴性，也曾出现在古希腊的斯巴达，因为，那里流行过这种“虚伪仪式”：
国王们死后，所有的盟友和邻国，所有的国有奴隶，不论男女老少，都会在额头上割一道口子，以示悲痛，声泪俱下地声称，他们的国王，不管生前为人如何，都是最好的君主，并因此为他们的行为歌功颂德，把离他们最近的国王抬到顶峰。
在内在精神上，蒙田对暴君充满鄙夷，他说：“是什么使得暴君们如此嗜血成性？是对安全的忧虑！他们内心怯懦，因别无他法来确保统治，只得把可能伤害自己的人乃至妇女斩尽杀绝，免得后患无穷。”这等于宣布，所有的暴君都是懦夫。当然，类似话头古人多有表述，不应归于蒙田的创见，他也频频通过拉丁语引文，说明古人“先得我心”。但在一个不适宜谈论类似观点的时代，重申前贤的思想，所需勇气有时还会高于前贤。比如，布鲁诺并非“日心说”的发明者，他对该学说的捍卫，直接使自己付出了生命，发明者哥白尼反倒得享天年。
（www.earm.cn/田成杰整理，2017-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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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随笔之神：蒙田（下）》，载《经济观察报》2017年8月21日，作者：周泽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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