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制中的私有制---关于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致郎咸平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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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制中的私有制---关于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致郎咸平们 　　【郎咸平们认为国有资产在产权改制中流失了。言下之意，如果不进行改制，保持现状，就没有什么资产流失的问题。但是一般人都会明白，对于国有资产，无论它是否改制，都存在着巨大的资产流失问题。下文揭示了我们一个严峻的"内幕"：国有企业里的"私有制"问题真是非常严重。由于切身责任人的缺位，所以从国企领导到政府部门的领导，实际上都不真正负起责任，因为都不是"自己的钱"，多点少点没关系。这些公共资产的流失现象，到底有谁更有责任性，更显得着急，有资格站出来指出问题，要求纠正呢？没有！政府部门的领导没有这个心思，作为"腐败主体"的企业老总们更没有这个心思，广大社会民众缺乏相应的民主管理权利来监管这些"全民所有"企业。国企职工才是企业的真正而直接的关切者，但体制原因，他们也没有过问、监督的权利，企业腐败破产倒闭，他们沦落街头，受苦最大，但他们却没有什么权利监督与纠正企业运行过程中的种种问题，甚至眼睁睁地看着企业被腐败一步步吞没。在这种"国有制中的私有制"状况下，企业要不因腐败而死亡，那是太难了！――黄焕金http://hxhhj.nease.net/dgbsgzl.pdf】

耐人寻味：一位已全家移民美国的国企老总的自白

［转贴］耐人寻味：一位已全家移民美国的国企老总的自白

作为中国最大企业排名62位的国有企业老总，我去年全家移民美国。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国内的要好的同学、朋友对我举动都不理解，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要么是"捞够了"？要不然怎么会放弃多少人打破脑袋都抢不到的位置，到美国从零开始呢？！可不是嘛，深圳最年轻的享受"正局级待遇干部"，深圳6大国有集团公司之一的老总，统治一万多名员工，操控号称近百亿（约十多亿美元）的资产,同学、朋友，甚至上海交大、清华等母校都引以为荣的成功人物，国内活得那么滋润，到美国做一个"入不了主流社会的二等公民"，作出这样的选择，如果没有什么深层原因，谁信呢？！这些想法我能理解,在没有干过国企老总之前,我也只看到做国企老总比贩毒更来钱,更别提有多风光，但当上国企老总后,真切体会到,干这个工作比贩卖毒品风险更大,更难干！

　　就拿我熟悉的深圳为例，1995至2000年间任职的大行企业（市属一级企业）老总的"入狱率"超过了50%，毒贩被抓的比例有这么高吗？！95年，深圳市政府搞了一个"百亿工程计划"，培植6个到2000年销售超百亿的集团（特发集团、建材集团、莱英达集团、赛格集团、能源集团、盐田港集团），5年后，这6个企业销售加起来还没有超百亿，到是6个企业中，有5个企业的"一把手"，包括能源的劳德容、建材集团陈小雄，特发集团的陈宏明、盐田港集团的刘定桐等被拘捕了，更惨的是，跟随他们的私党、甚至一些家人也牵连被捕。在这样的环境下,有谁能不提心吊胆,专心工作或享受职务消费呢?!　　

　　国企老总的活儿不是人干的。它逼着你"要么贪污受贿，要么鞠躬尽瘁"，实际上你"鞠躬尽瘁"也行不通，自己"不敢捞"，但堵了别人的财路，最终也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当然，既不被抓，又能"捞钱"的国企老总也有，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要贪得足够多，即便"有事"，也可以有足够的钱"消财免灾"。国内对贪官有一句顺口溜：百十万坐牢、千把万可跑，上亿元逍遥。贪了亿万就能逍遥法外，原因很简单，"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就认识那么一位老总，住着上千万的别墅，从中央到地方立案查了不知多少次，不但没事，而且，纪检系统的一些主要领导都成了他的"挚友"；其二，就是"联系领导，不吞独食"。深圳某集团的老总，企业改制时，给自己分了一点股份，员工到处举报，引起中纪委的重视，该老总"放话"，要是我"进去了"，谁也别想好过，结果，纪委到企业的工作组都在去企业的路上了，都被领导叫停，他被调动一下工作了事；其三，有稳固的后台撑腰，比如上面所说的什么人的秘书、子女之类的，只要"后台老板"不倒，他们尽可放心伸手。就我管理的集团内，就有很多，如号称四平"黑老大"的林治国，自称是某现任国务委员的干儿子，在我们投资四平涂料公司时，明目张胆地将我们2000千万资金卷走；某原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儿媳，在我们下属的深圳兴达，从事对外贸易，弄出1亿多元的窟窿；某..元老的儿子，在我们下属的中华自行车公司，弄出2亿多元的烂帐。对于这些事，谁追究，谁倒霉，明智的做法就是请他们到其它地方再去发财。

　　俗话说,"不怕贼,就怕贼惦记",国企的这块没有主的肥肉,谁能挡得住诱惑.这毫无疑问地给当老总的带来了巨大麻烦和风险.　　

　　就我的体会说,黑社会的滋扰比"纪委"更烦人。老国有企业都欠了一屁股债,欠银行的一点用不着担心,债务到期他们还会求着公司"借新还旧",麻烦的是欠私人的"说不清债"，债主请黑社会的"清债公司"要债是常事。我们集团下属的中国大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嘉年印刷公司，土地被黑社会霸占3年。嘉年公司位于深圳最繁华的商业街--华强北路上，1997年，公司考虑到级租地差，决定把工厂搬到深圳关外的龙华，原厂址改为商业用地。结果被带有黑社会背景的潮州人公司叮上，在这块不到3万平方米的土地上，上演了近500人的斗殴，十多人受伤，更冤的是，市里有一位心直口快的副市长，当着几十个官员的面，一口咬定是我请了黑帮，挑起事端，连给我解释的机会都没有，气得我几天没有睡好。最后只有息事宁人，让我们国有资产损失5000万了事。广东省高院院长(真是报应,他现在被抓起来了)，伙同挂靠在广东四建的潮洲黑包工队，通过"法院判决"，黑了我们近5700万国有资产等。关于这些涉黑事件，我想等有时间，好好把有关公司与黑帮恶斗的经过，以及不得已在政府压力下退步、如何摆平记者，成功保密（连我们的副总到现在都不知内情）的情况写出来，让大家了解一下中国社会的另一面。　　

　　让国企老总最心烦要数下岗员工的问题了，所谓下岗，就是解雇，但企业给一段时间的最低生活费，实际上对个人来说就是失业，这是官员们为减少"失业率"和推卸责任搞出的把戏，因为下岗员工，还"挂在"企业，可以不用管，也不增加失业数字。我做总经理的3年，裁减了月7000千人，把怎么多人的饭碗砸了，人家能让你好受吗？平时家里的电话线是必须拔掉的，不然，肯定有几个过得不痛快的下岗员工来电"恶心"你一下，你还只有听的份。至于半夜来家敲门也只能装听不见，所要做的是安抚一下还在上小学的、被吓醒的儿子，至于老婆的抱怨，那就对不起了，谁叫我是老总呢？！

　　

　　实际上,国企老总即使捞到钱,多数也没好日子过,整天提心吊胆,怕有朝一日,东窗事发.就算通过种种手段来到美国，也很难过得自在。上个月，我陪同国内一个老板去世界最着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一间"贵宾赌室"，我意外地见到了深圳某上市公司董事长.这位仁兄在深圳就以好赌出名，把他把持的一家深圳"老五家上市公司"之一输得停了牌，而且还欠了大把赌债，去年不知去向。他是见世面、经过大风浪的人，但见到我显然有点意外。在这个赌室玩，最少要买5万美金的赌码，每次下注1000美圆起。当然，这种档次的搏杀对他来说是小意思，据说有一次在香港的赌船上一天就输了1亿5千万之多。这次显然仍然不走运，他面前的赌码已经空了，只是坐在那里干着急而已，不时地往豪华地毯上随意吐痰，显得和环境十分冲突。这时，坐在他旁边的一个老外，可能是去洗手间站起了离开了。这位仁兄，象是对着我，又象是对着在场的所有人用普通话说，我借他一下，同时手就迅速、老练地在刚离开的老外的赌码堆了拿了3个赌码（每个5000美圆）放到他的赌位上，我突然感到就象自己偷了人家钱一样惊恐，担心他"还'不上如何是好。感谢上帝，给他赢了一把，他把刚才"借"的还给人家，并见好就收了.我们互相留了联系电话就分手了。回来后，我一直不敢和他联系，听说他在美国语言不通，到处借钱，我的那点钱还要养家糊口，怕给他盯上。过了两个星期，我实在无聊，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我原来的那些担心是多余的，他给的电话都是空号。　　

　　顺便解释一下，我是通过"有益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杰出人才"移民的途径来美国的，不是投资移民.我强调这点，不是要表明自己多"牛比"，我昨天还见到一位连A、B、C都不认识的浙江老兄，也通过了移民局的"杰出人才"审核，中国人只要拿出平时使用的万分之一的"小聪明",就足以制造出任何通过美国"一根筋"移民官的审核的材料。我解释的目的只是想避免大家产生对我"经济是否清白"方面的联想。　　

　　当然，当老总遇到的不全是这些坏事，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抢着干呢？　　

　　如果说做国企老总比"贩卖毒品"更赚钱，一点也不夸张，谁见过毒贩个人收入有几千万、甚至上亿？做老总是"无本万利"的生意，而且只赚不赔，还名利双收。上述深圳几个被抖出来的老总，在短短的几年中就把身价搞到数千万元。　　

　　那么，企业老总的收入是那里来的呢？这个说起来话就长了，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小说如由于竞争广告、保险、汽车修理，甚至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无序竞争，回扣往往高达费用的50%。据《深圳特区》报透露，仅深圳市政府部门维修车辆回扣损失为2000万元，企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有关这个方面的关键秘密，我想另文专门介绍。

　　

　　国企老总还可以"身累、心不累"，拥有决策的权力，而又不必对决策后果担心、负责，就我所见的国企老总们"摆乌龙"的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就我知道的略取几例：

　　

　　*市国有外贸公司总经理，未经集体讨论，个人拍板决定贷款1837万美元在海外经营期货业务，并绕过总公司财务部把这笔巨额外汇转到境外代理人手中，不到一年，这笔巨额外汇全部亏空流失；

　　

　　*深华公司不经科学论证，举债2.2亿元投资重庆地铁工程。虽经制止，追回8000万元，尚有4000万人民币和1000万美元至今追不回来；

　　

　　*根据深圳"三点一线"战略（指国外一点，深圳一点，沈阳一点，当时书记厉有为，市长李子彬老家都在沈阳）到沈阳等地盲目兼并阀门厂、四平建新涂料等企业，损失7000多万；

　　

　　*深圳食品饮料公司与天津启士林公司联营并耗资千万美元从国外购置的食品加工设备，由于不适用、不配套，闲置3年后报废，深圳投资的许多公用公司，如投资高达7亿的、门可罗雀的"海上田园"公园，每年要亏损5000千万，当然，这件事和企业老总无关，是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张高丽"拍脑袋"的结果。　　

　　*深圳外贸集团担保24亿，加利息近30亿元，而又不能控制这些被保企业的投资决策经营，其中约5亿元要该集团买单。　　

　　*中航技集团通过莱英达集团借钱给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潮洲老太婆个人开发房地产，结果拿比市场高5倍的房产抵债，造成2亿元的损失。

　　

　　*企业银行存款余额最高时达到1.3亿元，而该企业只有一名正式员工，其余均为聘用人员，财务负责人是一退休人员，对资金的支出起不到监督作用，三个副经理相互攀比，竞相花钱，短短的4年时间，花费6951万元，对于驻港企业、海外投资企业，损失几千万、甚至亿元的就太多了！

　　

　　国企老总这样干，难道没有监督、约束机制吗？有，而且，理论上讲是世界上最完善，最复杂的监督、约束管理体制，其机构之臃肿是外人无法理解和不能相象的，就拿我做总经理的集团为例，我把他叫做"六会七方，八层领导"制，也就是由新三会（股东会、董事会、监时会）、老三会（职代会、党委会、工会）加上经营班子七套机构，在加上市里派来的财务总监,享受副总以上待遇的有14人之多.在管理层次上就更吓人,有国资委--投资管理公司---本集团--上市公司--一级企业--二级企业--三级企业等等，上面层次主要是管理监督，不从事经营。这么多吃闲饭的,企业搞不好,是天经地义的.

　　

　　国企老总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要担心企业效益或企业员工发不出工资，企业是政府的，政府当然要扛着。叫市长拿钱给企业没有关系，只要职工不闹事，不要影响了他们的仕途，反正钱又不是他们的。　　

　　深圳90年代有一面全国闻名的旗帜中华自行车公司，她号称拥有世界最大的自行车生产能力，91年曾经是国内排国内合资企业第一名，其"大名"（DIAMOND）品牌被评为92年世界最知名自行车十大品牌首位。96年...陪卡斯特罗参观公司时，时任深圳市委副书记的黄丽满把5辆我们的自行车作为国礼送给卡斯特罗。但在国有资产与外方的资本融合与运作过程中，由于一些企业管理不当，使外商有机可乘，国有资产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如中华自行车公司，企业和港商合作经营，数亿港元买卖业务的资金全部由该企业垫付，而采购、销售、提货等关键业务的资金全部由港商掌握，甚至另刻一套公司财务章和行政章交给港商使用，使港商可以任意调运该企业的货物。结果，不法港商以市场变化、商品质量或其它借口，不仅应付的利润不兑现，而且，连高达成协31亿应收货款也没有了.仅2002年一年，就撇了21亿元的呆帐，创造了我国上市公司有史以来年度亏损最大的记录，公司净资产为负35亿多元，国家（主要是银行）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当然，我是2000年兼任该公司董事长的，虽然说起来没有我的责任，但我也要面子的人哪！　　

　　按市场规律来说，象中华自行车这样的无药可救的公司，破产算了，但政府不但没有放弃我们，还成立了有副市长王穗明、郭荣俊为正副组长的挽救中华公司的领导重组小组。新华社记者赵晓峰2001年5月写了一篇披露中华公司将引起深圳经济"雪崩"的"动态清样"（这是新华社给.....委员以上高官看的紧急的、"报忧"的文章，当时我和投资管理公司主席李黑虎在给市长于幼军及其他几位副市长汇报中华公司方案，在...人事调整的关键时侯，谁愿意因此减分？为了就

"莱英达"和中华自行车，市政府通过给我们现金、注入资产、免地价等方式，仅在我任内3年里，一共给了近13亿元。后来市长书记安全地都升了官，而莱英达在今年以"MBO"方式买给了经营者，作价还不到一亿元，而市财政历年通过包括优惠政策在内的超过50亿元的投入，这样的结果连我都想象不到！　　

　　做国企老总有这么多的好处，在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下，自然不是有能力就能当上的了。　　

　　老总的位置是紧跟领导的奖赏，任人为亲，企业武大郎开店，是难免的啦.有些人一天没有在企业呆过，也不知企业管理是什么东西，但只要领导服侍舒服了，就能给一个到国有企业捞好处的机会。例如深圳前书记张高利（现为山东省长）的秘书孙利平坐上了深圳高新投公司老总的位置，原市长李子彬的秘书当上了深圳机场公司的董事长。当然也有"既要做*子，又要立牌坊"式的公开招聘，深圳最近又面向国内外招聘几家国企总经理，其实内部早就有人选，千万不要天真，跟着劳民伤财，我虽然是过来人，可又犯傻了一回。　　

　　去年来美后，看到新成立的国资委"第一次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中央大型国有企业副总经理"，我报名参加一个"部级企业"副总的选拔，因为我在深圳是"正局'级，又有交大、清华等国内名校的学习经历，在126位报名者中，顺利通过了初选，回国参加了由28人的笔试，尽管来美较长时间，但我在包括"时事政治"内容在内的笔试中名列前矛，又一次回过参加了面试。这次面试在中央组部招待所举行，因为有多位部级以上的"高干"出任考官，到处武警站岗，戒备森严。最后，我只得到一封参加"活动"的感谢信。从美国去回两次，自掏腰包化了3万多元，连报考公司的门往那里开的都不知道，你说搞笑吧？！后来，我通过熟人，问了该企业的董事长没有被取的原因，他给我了一句话，"你也是当过企业老总的，谁会选一位自己不熟悉的人管资产"，可不是吗，我在这条道上混了这么些年，还那么书生气，连这点起码的"国情"都不知道，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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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有资产的流失最严重的时候是始于改革开放的前十多年时间，那时的工业企业改革想援用农村“土地承包”的模式，是以“举荐承包”“租赁承包”“风险抵押承包”开始的。结果是绝大多数都失败了。赚了的是自己的，赔了充其量是将风险金赔进去，其它的是国家埋单——成了银行的呆账坏账，更重的是，除了承包人变卖企业资产外，企业内的人，企业外的人，政府官员都有了机会向企业伸手抓一把。这是国有变私有的开始……

老黄说的在理.官僚体制不改革,中国的市场经济必然走向官僚资本主义,肯定如此.不过我认为这和郎的观点没有太大冲突.郎也不是说只有产权改革才会带来国有资产流失.说产权改革会带来资产流失,并不等于说不搞产权改革就不会带来资产流失.两者有区别.但根本问题不在市场经济,而在官僚体制.正是在市场经济改革中,由于官僚体制的介入,导致了一切经济操作方式并不完全按市场规则进行,而是按照官僚体制操作.从而导致了大量的腐败现象和资产流失现象.

现在普遍的现象：腐败。 国家也一直在搞，但是一直还是这样，俗话说的的确在人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50%的老总最后的结局是进去的，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当官难啊。后面深思下觉得。。。国企老总的活儿不是人干的。它逼着你"要么贪污受贿，要么鞠躬尽瘁"，实际上你"鞠躬尽瘁"也行不通，自己"不敢捞"，但堵了别人的财路，最终也是没有好果子吃的。这完全说到了点子上面。

正如分析的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原因一样，耐人深思啊。。。

以下是引用sixiangzhe2005在2005-12-29 21:26:14的发言：

老黄说的在理.官僚体制不改革,中国的市场经济必然走向官僚资本主义,肯定如此.不过我认为这和郎的观点没有太大冲突.郎也不是说只有产权改革才会带来国有资产流失.说产权改革会带来资产流失,并不等于说不搞产权改革就不会带来资产流失.两者有区别.但根本问题不在市场经济,而在官僚体制.正是在市场经济改革中,由于官僚体制的介入,导致了一切经济操作方式并不完全按市场规则进行,而是按照官僚体制操作.从而导致了大量的腐败现象和资产流失现象.

我们看看哗众取宠的郎咸平是如何解决这个矛盾的。他认为只要有好的经理人制度，就可以将国有企业搞好，从而不需要产权的切身责任性，可以绕过产权这个关键核心点。

但是，正由于国有企业是缺失产权的切身责任性的，找不到人来责任这方面的事情，所以那怕象郎咸平那样存在一个较好的经理人制度，我仍然不太相信能够将企业搞好而不出现腐败问题。

我倒是觉得国有企业私有化是必然趋势，首先，国有企业被称为全民所有制企业，这本身就是一种偷换概念的说法。从经济学上讲，国有企业和私人产业的经营方式没有本质区别。不过全民所有制企业也没有什么好的，象俄罗斯曾经采用过的休克疗法，倒是真正的全民所有制，不过后果是什么，早就已经一目了然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当代理人为委托人工作而其工作成果同时取决于代理人所做的主观努力和不由主观意志决定的各种客观因素，并且主观原因对委托人来说难以区别时，就会产生代理人隐瞒行动而导致对委托代理人利益损害的“道德风险”。在国有企业中，如果缺乏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便会产生所谓内部人控制问题，在两权分离的现代公司中，当出资人不能有效的对经理人员的行为进行控制时，后者就可能利用这种控制权来谋取个人或小集体利益，损害全体股东利益。不过在国有企业，可能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吗?不过对于能源等基础产业，如果私人经营造成的外部性在法制完善的条件下大于国家经营时所造成的损失的时候，还是应该由国家经营，毕竟这是关系到全国生产的正常运行。不要在一个生产领域出现国家企业和私人企业并存的现象，这势必会造成不公平竞争。不过国企私有化有个前提条件，必须国家的法制要健全，要约束政府和经济人的行为，否则寻租的行为必然发生。中国的经济问题光靠经济手段是解决不了的。

以下是引用hhj在2005-12-31 7:31:00的发言：

我们看看哗众取宠的郎咸平是如何解决这个矛盾的。他认为只要有好的经理人制度，就可以将国有企业搞好，从而不需要产权的切身责任性，可以绕过产权这个关键核心点。

但是，正由于国有企业是缺失产权的切身责任性的，找不到人来责任这方面的事情，所以那怕象郎咸平那样存在一个较好的经理人制度，我仍然不太相信能够将企业搞好而不出现腐败问题。

个人认为 郎教授指的较好的经理人制度，是说在这种制度下经理人作为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均势关系，彼此之间依照各自的付出来获取回报。例外郎教授反对是产权再鉴定，而不是国有企业内部机制的改革与优化。

产权要再鉴定，本人认为这完全是多此一举。国有企业的产权事实上非常清楚，属于全国人民，凡是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其产权人。中国的公民将自己的一部分的生产资料或者说是资本吧，委托给政府管理并希望其增值。而政府再从社会中聘任职业企业经理人来经营，并希望企业能经营好。这本身是很清楚的事，为什么要在来一个企业产权的鉴定。至于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我只能说是这是政府的失职，没有为自己的委托人找到一个合格的经营者并让他努力工作。而现在却有不少人说产权不清，试问理由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