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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
今天是天则所第392次双周学术报告会，主题是明代白银货币化。历史问题可能研究的人不多，但其不论从学术方面还是社会影响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明朝白银化在中国发展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件大事。美洲白银的发现使得欧洲进入现代，而中国明朝白银化的发展却使得中国错过了进入发展现代经济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研究明朝白银化对中国近代发展的讨论有重要意义。一般我们都从金融上讨论白银化，但其实还有财政的问题。明朝万历年间的财政非常有意思，其国库保留了会计记录，方便了我们了解当时的****状况。我最近在读顾准关于希腊和西方世界兴起的研究，其中涉及到****的一些问题。为什么我们****和西方****的状况不一样，或许可以从明朝白银化中找到一些线索。所以，对它的讨论无论是从学术发展还是现实研究方面看，都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今天有幸请到万明教授来做主讲。万明教授现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主任。明史研究室出过很多关于明史的专著，万明教授本人也一直在研究明代白银化，她的成果被很多人引用。下面，我们有请万明教授。
万明：
非常感谢张先生给我这个机会做演讲。其实到这里来我非常不好意思，因为我一直是做历史研究的，而不是专注于明史，对经济史更只能说有一些不成熟的认识。今天能向各位经济学家讨教，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学习机会。我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研究白银货币化的问题，今天借此机会向大家做一下汇报。也许讲得很粗浅，希望大家批评指教。因为涉足经济史的时间很短，我坐在这里很是忐忑不安。稍后讲得不是很清楚的地方，还希望大家多提问题。这是我第一来经济研究单位做演讲，确实有点紧张，希望大家谅解。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做明清海外政策比较时涉及到了白银问题。明代后期有大量白银流入，对于这个现象，外国学者的研究比较多，因为主要资料在西方。其实，“为什么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探讨，但这方面的研究不是很多。而在经济史方面，则很早就有专门从钱币或者货币角度进行的研究。比如20世纪30年代以后，梁方仲先生和日本、英国的一些学者从货币制度和国际贸易角度进行了研究，而彭信威先生、杨联升先生、日本的加藤繁先生也都从货币史的视角对白银有所涉及，但是，一直没有人研究外部白银流入对中国的总体影响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大量白银内流的原因还是应该从中国本身找起。所以，我从政策层面转为从经济和货币层面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是我发的第一篇关于白银货币化的文章。1999年，我们所建立课题制，题目是一个集体课题，叫“晚明社会变迁研究”，由我来主持。我当时关注到白银问题，就准备着手研究。这篇文章最早是在2001年香港大学创校90周年明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因为关于货币问题的文章只有我这一篇，所以没有得到很多帮助。后来我把这篇文章修改后投到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刊登在2003年第2期上。这是我的第一篇论文，主要谈的是，明朝白银成了重要的社会现象，可翻开明朝的历史史籍，明代关于典章制度的记载，比如《明会典》、《明实录》等等，只能看到“钞法”、“钱法”，没有“银法”。这说明，白银其实不是明王朝的法定货币，没有制度可言，所以，白银在明朝的货币化是历史上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那么，白银是怎么在明朝货币化的？又怎么形成了实际上的主币？面对这些问题，我开始探讨明朝宝钞和白银的关系。
明朝的法定货币是宝钞，白银被禁止使用。那么，禁例之中的白银是怎么货币化的呢？经过考察，我认为是从民间开始的。最早注意明初民间实际使用通货状况的，是傅衣凌先生。他对146件徽州土地买卖契约进行了初步分析，指出明代前期这一百多年间所使用的通货是很复杂的。洪武、永乐年间以钞为主，宣德、正统则钞、谷、布、银兼用，成化、弘治年间开始以银为主。沿着他的研究足迹，我利用后来大量发现和披露的徽州土地买卖契约，对明代民间白银货币化的趋势进行了重新统计。根据427件徽州地区（主要是祁门、休宁、歙县）的土地买卖交易契约，我编制了一个表，从中可以看出，从洪武到成化，土地买卖中由原来多使用钞，到后来白银逐渐成为主要货币的发展过程。其实，成化年间，还不到弘治年间，我统计的结果显示土地买卖基本上都是用白银了。民间白银货币化的过程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洪武到建文时期，此时，作为法定货币推行于民间的宝钞已经开始衰落；第二，永乐至宣德时期，这仍然是宝钞通行于民间的阶段，特点是宝钞经历了顶峰后衰落，在其永乐年间的顶峰时期，使用的货币基本全是宝钞，宣德之后，向白银过渡的实物交易开始出现；第三，正统至成化时期，这时宝钞逐渐绝迹于民间流通，特点是白银逐渐成为实际主币，并向全国展开。这427件契约文书说明，民间的大宗交易基本以白银为主要货币。
之后，我又对白银货币化做了一点说明：它不是国家法令推行的结果，而是民间发起的，自下而上再到自上而下的历程。从史学角度进行考证，一般认为，这两种趋势的交界点是正统元年“金花银”的出现。《明史》对此有所归纳，但这个归纳高度概括，以致后来出现了一些问题。像“英宗即位……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这种说法，我认为就不太合适。经过考证，我认为，正统年间，尤其是正统初年，一方面，金花银已经出现，但另一方面，国家仍极力维护宝钞的地位，两者经历了此消彼长的过程，并非在英宗正统年间就实现了“朝野率皆用银”。从整体过程可以看出，成化年间才真正实现了民间用银。如果说，英宗“弛用银之禁”，应该有国家法令，但我们没有见到任何法令显示出对用银开放的迹象，只有说一部分税粮折征为金花银。关于金花银的问题这篇文章中也有具体的讨论。虽然金花银可以追溯到正统，但其实还是很复杂的，跟过去的传统有直接联系，并非从英宗才开始。比如，金花银的名称并不见于正统，而是后来才有。
这篇文章得出的主要结论是：
自明初至成、弘年间，民间社会存在一种自下而上的白银货币化趋势，作为宝钞最强劲对立物的白银，最终不以统治者意志为转移，逐渐占据了主币的地位。
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进程，是由自下而上的趋势转而为自上而下全面铺开的，转折标志不在正统初，而在成、弘以后；主要是民间趋势促动的结果，而不是国家法令推行的结果。
《明史·食货志》的高度概括产生了误导，应予澄清。
明初民间白银货币化的趋势，正是明代社会经济发展内在动力的客观体现。白银货币化过程是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的过程，也是市场萌发的过程，由此引发了晚明社会变迁，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
第四点实际上就是我后来的工作，主要体现在《晚明社会变迁研究》里。其中第三章是我写的，题目是《明代白银货币化与中外变革》，主要对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整体趋势进行了粗线条的勾勒。其中，第一节是刚才论文中提出的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趋势，以及这个趋势并非国家法令的结果。第二节是白银货币化的过程，分别从国计、民生两条线索进行考察。
国计部分首先是国家财政收入的货币化，包括钱赋的货币化、徭役的货币化、盐课的货币化、茶课的货币化和关税的货币化，其次是国家财政支出的货币化，分为皇室、官俸、军费和****开支，然后，我探讨了国家财政白银货币化的空间分布，主要指各省在太仓库中所占的份额等情况。全汉昇先生在太仓库这方面有非常好的研究，我这里主要是从货币化的角度，对全国的货币化实行情况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后面是对一个问题的澄清。以往讲明朝典籍中都规定以实物粮食为单位，直到明末，赋税等仍以田粮为称位，而非白银。但是这种情况与实际不符，当时的白银已经开始在社会流通。白银货币化的实行是全国范围的，包括边远地区，也出现了白银的渗入。美国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在制度，尤其是农业制度方面，没有什么变化。但大量史料记载的白银货币化足以说明，各种制度都在不断变化，包括农业制度，比如田赋。制度变迁之后就是民生部分，它与社会变迁是同步发生的。白银货币化是社会经济化的过程，但绝不仅是发生了经济变革，而是以商品货币为引擎，以市场为推动力，整个社会形成的一种连锁反应，是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下的社会变革，是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晚明社会的变化非常多元，当时谈得也比较多，但是材料今天没有都带来，我就不完全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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