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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哥本哈根 杨志 2009-12-18 22:10
悲惨的抵达日
15日一清早，我和联合国大学技术创新中心黄灿博士一起，从荷兰马城出发到布鲁塞尔，乘一个多小时飞机到达哥本哈根。由于哥本哈本来面积不大，从全世界各地赶来的人又很多，所以我们只预定到一个离机场不远、但离会议所在地贝拉中心不近的一个便捷酒店。然而，到了酒店，面对一种空空如也的景象，我俩立即被免费送到另一个酒店，因为这个酒店已经被政府“买单”了，它全部用来给警察住了。
在被送往另一酒店的途中，我们听不远处的口号声，还有刺耳的警车声。在这个初始经历的刺激下，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进驻酒店，然后，便飞也似地乘地铁朝着贝拉中心直奔而去。然而，我们又被通知：“由于贝拉中心车站发生火灾，所以乘客们请提前一站下车。”我们没有可能判断这话的真假，我们只能同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参会者一样，乘自己的“11路”前行。
到了贝拉中心，我们没有看到有半点“火灾”的景象。我们看到的却是前所未见的“长蛇阵”和环保宣传。
高大的丹麦警察们，在飘着雪花的寒风中认真地维持秩序。在通往安检的道路上，电子指示牌上出现的是这样的信息：“there are five hours to get to gate”。我们向警察出示我们是联合国直属机构的专家，请他们帮助我们及早进入中心。然而，我们得到的全部帮助是被放行到另一个安检队伍。跟随这个队伍，我们用了三个多小时才被放进检察大厅。我旁边一个40岁上下、比我小十多岁的非洲男人，竟然挺不住坐在一块塑料布上，一寸一寸地往前挪…景象好惨啊！
Raise your voice?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景象呢？原来，会议的检录口只有两个小门，而每天却有近两万人开会。于是乎，许多缔约方代表、非政府组织人员和媒体记者等均被“挡”在门外。我们作为联合国直属机构的专家代表，在贝拉中心大门口凛冽的寒风中等待三个小时才被“安检”。NGO的代表一般都要排五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
而随着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进入冲刺阶段，人满为患的主会场贝拉会展中心已经不堪重负。为此,会议主办方连日来不断出台新措施。所谓“新措施”是什么呢?原来就是控制会场人数。如何控制呢?请看如下一个镜头:16日一早,哥本哈根下起鹅毛大雪,气温骤降,但贝拉会展中心外照例排起了好几条长队，然而,无论是缔约方代表、还是媒体记者等均被“挡”在门外。缓慢的安检速度令这些本来都是十分有教养的人一起顿足:既为了对付严寒也为了表示不满;也因为，这时候人们又看到，美国代表竟然获准不经排队从出口逆向进入会场，风雪中受冻的人们实在按捺不住啦，便发出阵阵嘘声。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会议重要人物之一——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席帕乔里也一脸无奈地被拦在警戒线外。对此,帕乔里说：“我觉得，出现这种局面并不是太好，我不知道该怪谁，但是我们当然希望能有一个更流畅的机制让与会者参加会议讨论。不过，这种局面并不让人满意。”
后来，大会主办者绞尽脑汁又想出一个办法:减少NGO组织进入贝拉中心。于是从16日开始，NGO会议换到了另一会场，主办者让他们在贝拉中心之外进行沟通。而从17日起，NGO组织的参会名额几乎没有了，进入贝利中心会场的，除了联合国直属机构的，剩下的几乎全是主办方招呼的“观察家”了。这不仅与我脑海中对哥本哈根童话般的印象大相径庭，也与我对事先对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会议的预期相距甚远。
就这样，大会主办方生生地把自己的倡议“发出的声音（raise your voice）”变成一出绝妙的讽刺剧！
规则为谁而定？
如果说上述问题只能说明此次会议主办者视角太窄:只开两个小门，只看见美国人,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不能不说主办方心眼子不端正了。
第一,哥本哈根大会主席康妮·赫泽高16日还在强调，哥本哈根会议将由部长级谈判升级为领导人峰会，谈判必须在未来48小时内完成,同时也坦承大会有失败的可能。然而,就在做出上述表示的同一天，赫泽高突然辞职了，大会主席由丹麦首相拉斯穆森接任。
第二, 刚接手大会主席的丹麦首相拉斯穆森上来就破坏预设程序，提出了自己草拟的方案，抛出一份私下拟订的协议草案试图强加给大会讨论;而破坏预定程序实质是一个侵犯权利问题，是侵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问题，这自然引起发展中国家强烈反对。
第三, 最不能容忍的是，丹麦总理认为自己的做法是为了推动取得“全球共识”;这说明他们没有半点“尊重程序就是尊重共识”的概念。
要知道，应对气候变化的哥本哈根会议不是少数几个国家的事，而是全球的会议。发达国家大搞单边主义，只顾争取自身利益。这次会议已经成为一场政治会议，大家不是讨论低碳技术或低碳贸易问题，而是大谈技术转移和资金支持的程序问题，改变程序就是改变利益分配问题。
气候就是利益。虽然这次会议中，气候问题、环境问题表面上是技术、经济问题，但其实质却是利益问题、发展问题，尤其是发展权利的问题，即发展中国家能否获得公平发展的权利。毫无疑义,发达国家千方百计在维持自己的利益，他们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公开宣称他们是为自己国家争得利益。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国家显得很大度、很谦和、很无奈，也很无所作为。
成也媒体，败也媒体
形成同样对比的是东西方的媒体。
当事关国家利益的时候，西方媒体一致而“自觉”地把媒体的客观性、中立性抛到九霄云外，一边倒得为本国利益服务，捕风捉影，小题大做，无中生有。这时候国家利益高于媒体道德。明明美国、发达国家没有作出减排行动，但只要发展中国家一反击，西方媒体便有话可说，大肆宣扬发展中国家捣乱，有意搅黄哥本哈根会议，舆论压死人。
而中国副外长何亚非，更是被国外媒体逼到了风口浪尖。所谓“优先将援助资金让给最贫穷国家”，在西方媒体疯狂炒作，变成中国对国际社会暗示：中国可以不接受援助。
舆论背后是权力争斗，深层次来看，还是利益问题。
而中国的媒体却还在做着“训练有素”的客观报道，不敢谈政治性的问题，中国的民众更是一头雾水，甚至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存在一些不理性的、极端的曲解，爱国主义和极端仇恨主义并存。因此，中国媒体报道的方向应该有所转移。媒体代表着话语权，而话语权能获得表决权，国内舆论界对这个问题及其背后的利益的认识太天真了。
另外，我们的媒体也要注意另一种声音。比如芬兰的学者对我说，中国是有真正行动的。奥地利的学者还无私的帮助我联系了一批奥地利的低碳企业，介绍他们的先进低碳技术，并慷慨的资助中国的博士生赴奥研究低碳经济；而且发达国家民众是十分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减排行动，在哥本哈根游行的都是普通民众，他们在严寒中冻得脸通红，这是令人感动的，因此发达国家政府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行动并不代表民间和民众的心声。我们媒体不能光看政客的嘴脸，要加大对发达国家民间和民众声音的报道。
哥本哈根不相信童话
哥本哈根的地铁、公交、道路、商场都打着“It's time to act”的标语和广告。然而，这并没能阻止最后一天哥本哈根会议的混乱步伐。
今天下午，按照原先的安排，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该在哥本哈根当地时间下午2：30于新闻发布会主场发表演讲。2：15，各国媒体纷纷入场，但是在2：30时，主办方宣布这一演讲临时取消。这已经不是首场重要表态的临时取消。事实上，中午1：30的一场美国代表团的发布已经取消；之后紧接着便是欧盟代表团发布的取消。此外，诸多重要的“边会”也毫无前兆的流产，还有些从会场内转移到了会场外。可以想象情形的严峻与组织的混乱。
这种混乱与丹麦国家组织能力有关，说明丹麦没有能力组织这样的国际大会。而在这些表面的混乱之外，发达国家无不把气候问题、把哥本哈根会议看作一场“show”，逼迫中国表态，实施他们的政治野心。尤以美国最为明显。
哥本哈根会议的核心是技术转移、资金支持的机制，美国对于这一问题的态度很明确——对于“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谁都不能对我们核定，只有我们对别人进行核定——这就是所谓的“单边主义”、“单轨制”，这就是典型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行为方式。对于中国，美国采取边拉拢边打击、大棒加胡萝卜的惯用伎俩。希拉里在17日提出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援助，前提是中国必须接受外部的核查，而这里面还隐含了另外一个前提：中国很可能无法得到其中的一分钱。
而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厘路线图”和《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原则，发达国家要率先实现总量减排，而发展中国家采取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措施取决于发达国家对其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承诺的有效履行，且发展中国家利用本国资源采取的自主行动无需接受国际监督。美国的这种提法看似合理，实则本末倒置。
因此，正如中国谈判代表一贯声明的那样，中国将不会接受、也没有必要接受国际监督，因为这完全是它的自主行为而非硬性的国际义务，中国将通过国内的统计、监测、考核、问责来推动目标的实现。
杨志
杨志,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苏州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风险资本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副总干事,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基本建设优化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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