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经济中的企业家制度能力：中国企业家的实证研究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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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从企业家能力角度解释转型经济中的中国企业家制度创新行为，本文提出企业家制度能力的概念。企业家制度能力是企业家通过制度创新，突破企业创业过程中的外部制度性约束和（或）内部制度性约束，促进企业成长的能力。它是制度理论和企业家能力理论的整合性产物。根据对21个中国企业家案例的聚类分析，企业家制度能力可以分为三类：外部正式制度创新能力、外部非正式制度创新能力和内部制度创新能力。21位中国企业家可以分为4种：全面性制度创新企业家、规制性制度创新企业家、认知性制度创新企业家和内部制度创新企业家。中国企业家应该大力增强制度能力，适应转型经济所导致的特殊制度环境，为成功创业提供具有本土针对性的企业家能力支撑。　　关键词：转型经济，企业家制度能力，制度创新，聚类分析
　　一、引言
　　起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成为当今世界的转型经济大国。转型经济的关键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实质是一种制度变迁。在制度视野中，正在向市场经济纵深层次演进的中国转型经济对中国企业家创业造成了双重影响：既激发了创业激情、创业能力和提供了丰富的创业机会，也制造了大量的制度性创业约束。在制度约束面前，有些企业家畏难退缩，企业止步不前。有些企业家却能通过制度创新，勇敢而巧妙地突破制度约束，促进企业成长。例如，李书福领导吉利集团打破民营企业不能造车的产业管制性进入壁垒，倪捷领导绿源公司打破制约电动自行车发展的政策性桎梏。影响企业家成功实现制度创新的因素众多，企业家能力应该是不可或缺的能力性因素。从企业家能力角度来看，解答这些问题有利于中国企业家更好地致力于自身成长和企业发展：企业家制度创新行为的能力依托是什么？实施制度创新的企业家属于哪种企业家？由于制度的复杂性，这种企业家是否存在不同类型？他们如何通过制度创新促进企业成长？但是现有相关研究难以有效地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企业家能力研究而言，虽然关于企业家能力内涵的研究文献比较丰富（Knight，1921；Casson，1982；Penrose，1959；Gartner，1989；Chandler & Hanks，1994；张完定、李垣，1998），但是较少关注企业家所处的制度环境及企业家和相关经济组织、经济行为人之间的制度关系（郑江淮，2004）。其次，从企业家能力和企业成长的相关研究来看，贾生华（2004）确立了基于企业家能力的企业成长的一般逻辑，贺小刚和李新春（2005）从实证角度研究了企业家能力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可是基于企业家能力的企业家作用于企业成长的内在机理的质性研究是不多的，在制度情境下的研究就更为少见。最后，就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的企业家研究来看，主流是从制度背景研究如何改革公司治理机制以更好地发挥企业家精神，企业家能力在这些研究中被视为给定而不加以分析（贺小刚，2006）。因此，本文将综合运用企业家能力理论、制度理论，尝试性提出并剖析企业家制度能力的内涵，并通过对中国企业家案例的聚类分析，回答上述问题。
　　二、企业家制度能力概念提出的理论基础
　　必须指出的是，企业家制度能力是一个新的概念。徐飞和程志波（2009）指出，新概念的提出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求新的概念来谋求突破现有理论难以克服的困境；二是学术环境已经为新概念的提出创造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引言部分已经指出，在转型经济情境下，如何从企业家能力角度解答中国企业家制度创新行为已经成为现有理论难以克服的困境。下文将分析提出企业家制度能力概念的理论基础。
　　（一）转型经济中的企业家能力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企业家能力是促进企业成长的重要能力之一。相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稳定的制度环境，转型经济的“中间制度”性使企业成长面临较高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双重不确定性（Droege and Johoson，2007）。较高的制度环境不确定性要求企业家增强对制度环境的认知与开拓能力、对制度需求变化的预测能力并且要实施制度变革以促进企业成长（Acs and Karlsson，2002；Luo，Zhou and Liu，2005；Batjargal，2005）。汪伟和史晋川（2005）指出，中国转型经济中存在的管制性壁垒对企业家突破管制性进入壁垒，实施制度创新的能力提出较高要求。如果把企业家通过制度创新促进企业成长的能力称为制度能力，那么转型经济中企业家制度能力对于企业成长的作用不可忽视。与此同时，较高的市场环境不确定性要求企业加强战略管理（Tan，2007）。这就对企业家战略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可见，随着中国转型经济演进，企业成长对企业家制度能力和战略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转型经济对企业成长的制度性影响催生了战略性影响，企业家制度能力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机理很可能会影响企业家战略能力的作用机理。这说明在转型经济中研究企业家制度能力具有基础性价值。
　　（二）制度理论
　　这里的制度理论包括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企业家理论和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学派中的组织合法性理论。两者是互补关系（Scott，1995）。Peng（2003）就曾结合两者，研究制度变迁中的企业战略选择。
　　（1）制度企业家。制度企业家是制度变迁的关键主体。戴维斯和诺斯（1994）认为，任何一个制度变迁中的初级行动团体的成员至少是一个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在制度变迁情境下，制度企业家通过实施制度创新，打破制度障碍，促进企业成长（张曙光，1999，2005；Dieleman and Sachs，2008）。周其仁（1997）、陈湘舸（1998）都强调了制度企业家才能是企业家实现制度创新的力量源泉。制度企业家的企业家能力结构不同于一般企业家。李稻葵等人（Li Daokui et al.，2006）认为制度企业家不仅应该具备传统企业家能力，而且要具有处理企业和政府、社会公众的关系能力，从而能够在商业活动过程中促进市场制度发展。制度企业家理论从行为主体角度对企业家制度能力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
　　（2）组织合法性。组织合法性（legitimacy）是组织社会学中的新制度学派的重要概念（周雪光，2003）。它是指当各种制度安排、社会规范等成为社会公众的“广为接受”的事实之后，就会成为规范人和组织行为的制度环境，导致组织趋同。由于组织合法性理论是用于解释组织和环境的关系，因此逐渐形成制度视角和战略视角的研究（曾楚宏、朱仁宏、李孔岳，2008）。在获得组织合法性的认识上，制度视角认为组织的地位是被动的，但是战略视角认为组织的地位是主动的，组织可以通过管理者所设计的组织合法性获取战略主动地适应环境、选择环境和操纵环境（Suchman，1995）。本文采用战略视角的组织合法性理论。由于企业创业过程其实就是获取合法性的过程，因此战略视角的组织合法性理论在企业创业研究中的应用日益广泛（Aldrich and Foil，1994；Tornikoski and Newbert，2007）。从中国现实来看，能否打破制度约束并获得组织合法性和企业家创业成败息息相关（杜运周、任兵、陈忠卫、张玉利，2008）。所以，组织合法性理论为企业家制度能力研究提供了行为识别和目的指向。
　　由此可见，尽管现有研究没有提出企业家制度能力的概念，但已经从不同方面论述了企业家制度创新行为。上述理论在企业家制度能力研究中的角色是：转型经济所要求的企业家能力是行为动力，制度企业家是行为主体，组织合法性是行为目标。围绕企业家创业活动，它们和制度紧密相连，具有内在的逻辑自洽性。因此，提出企业家制度能力的概念，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
　　三、企业家制度能力的概念和维度
　　张旭昆（2007）指出，制度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定义，制度分类也没有定则，制度定义和分类角度的确立和研究者的研究目的密切相关。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清晰界定企业家制度能力并明确其内涵，把握制度的基本内涵就显得尤为重要。制度的基本内涵是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使人们的行为更可预测并由此促进劳动分工和财富创造（柯武刚、史漫飞，2002）。其次，还要明确制度的分类。根据本文研究内容，借鉴李建德（2000）对组织内外部制度的划分，这里把制度分为企业外部制度和企业内部制度。企业外部制度指规制整个企业行为，调节企业之间关系的规则；企业内部制度指调节企业成员在实现组织目标过程中的责、权、利的分配方面的规则。
　　（一）概念界定
　　企业家制度能力是指企业家通过制度创新，突破企业创业过程中的外部制度性约束和（或）内部制度性约束，促进企业成长的能力。它包括企业家外部制度能力和企业家内部制度能力。
　　企业家外部制度能力的概念解析要从企业外部制度的构成入手。Scott（1995）指出，制度有3个支柱：规制性支柱、规范性支柱以及认知性支柱，这3个支柱就构成了制度的3个基本组成部分。Kshetri（2007）在研究中国制度变迁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时指出，制度包括规制性制度、规范性制度和认知性制度。鉴于Kshetri所分析的制度和本文所指的企业外部制度的内涵一致性，本文就沿用该观点，认为企业外部制度包括规制性制度、规范性制度和认知性制度。规制性制度是指政府、行业协会、专业机构制定的具有强制执行特征的正式规则；规范性制度是指社会价值观、道德规范；认知性制度是代表社会公众对特定事物的知晓程度的知识集合。因此，企业家外部制度能力是指企业家通过外部制度创新，突破创业过程中的规制性制度约束、规范性制度约束和认知性制度约束，获取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促进企业成长的能力。
　　企业家内部制度能力的概念剖析要从企业内部制度的构成入手。企业制度的主要框架由企业产权制度、治理结构、企业组织管理制度和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四部分组成（顾文涛、王以华、李东红、吴金希，2008）。企业产权制度和企业治理结构是协调企业和所有者、经营者的利益关系的规则，两者可以整合；企业社会责任制度涉及企业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它会和企业外部制度产生交叉。因此，本文所理解的企业内部制度包括企业产权制度和组织管理制度。企业产权制度是企业的资源配置、权利和利益分配规则，组织管理制度是规范企业内部生产和经营活动的规则。基于这些认识，企业家内部制度能力是指企业家通过内部制度创新，突破创业过程中的企业产权制度约束和组织管理制度约束，优化内部管理效率，促进企业成长的能力。
　　根据本文对企业家制度能力的界定，可以这样认为：在企业创业过程中，只要存在外部制度性约束和内部制度性约束，就为企业家外部制度能力和内部制度能力提供了作用机会。中西方企业都如此。国外相关研究显示，即便在相对完善的西方市场经济体制情境下，企业家制度能力也存在。但是，由于制度环境不确定性程度的差异，西方企业家制度能力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机会及影响和转型经济国家的企业家制度能力不可同日而语。像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国家正在进行的各个层次的正式制度变迁和非正式制度变迁为企业家施展制度能力提供了更丰富的机会、更强劲的动力和更丰厚的回报。中国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包括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民营企业的追求合法化产权制度的曲折历程）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且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必然要求公司治理结构与组织管理制度的相应改革。由此可见，相对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大国，西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环境难以为企业家施展制度能力（尤其是外部制度能力）提供宽阔的舞台，从而使企业家制度能力研究缺乏现实基础，这可能是西方相关文献没有出现企业家制度能力这个概念的情境性原因。因此，企业家制度能力研究倾向于特定情境研究（徐淑英、欧怡，2008），它从制度层面表现了中国转型经济情境对企业家能力的本土化要求。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正如Scott（1995）所指出的那样，身处这些“原始试验”之中，有必要研究企业家如何拒绝旧制度，确立新制度，发展新能力。
　　还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企业家制度能力是制度理论和企业家能力理论的整合性产物。Oliver（1997）整合制度理论和资源基础论，提出资源资本和制度资本是企业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所不可或缺的要素。Peng（2001）认为制度理论和资源基础论的整合对于转型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战略研究颇具指导价值，但是这种整合机制是未知的（Peng，2003）。提出企业家制度能力是基于这些前期研究的理论探索。
　　（二）维度分析
　　企业家能力不易被直接测量。常用方法是通过企业家行为加以测量（Man，2001；贺小刚，2006），原因是企业家行为是企业家能力的体现。因此，企业家制度能力维度可通过企业家制度创新行为来确定。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属于特定情境下的理论探索性研究，这不同于理论验证性研究。为了验证关系模型及理论假设，理论验证性研究要求对概念加以严格的统计学意义的信度和效度检验。由于缺乏先验的理论框架，本文难以对企业家制度能力的维度加以统计学意义的检验。但是理论研究的严谨性决定了必须对概念区分维度。这时，相对理想的途径是根据现有理论来指导维度分析。基于中国企业政治策略及行为理论、国外组织合法性获取战略理论、企业制度等理论和所选案例，本文对企业家制度能力的维度分析参见表1。
　 四、研究方法
　　（一）样本来源
　　本文借鉴了贾良定等（2004）在研究愿景型领导时所用的取样方法，选择有关中国企业家的案例性出版物作为主要数据来源。Eisenhardt（1989）和殷（2004）指出，虽然出版物本身存在偏见，但只要出版物是思考性的，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的素材。Laneley，Kakabadse和Swailes（2007）指出，在探索性研究的初始阶段，研究者可以利用出版物作为信息源。
　　（二）保证二手资料可靠性的措施
　　在利用出版物这种二手资料时，应该设法保证其可靠性。纵观国外优秀学术期刊的利用二手定性数据转化为定量数据的研究，为了保证资料的可靠性，对二手资料来源的把关很严格。一般选择有影响力的报纸、杂志和其他出版物（Lee and James，2007）、上市公司年报（Nadkarni and Narayanan，2007）、富含公共信息的行业性杂志（Chen and Miller，1994；Langley，Kakabadse and Swailes，2007）。鉴于本文的研究主题，上市公司年报和行业性杂志都不是理想选择。所幸国内关于企业家创业和成长的出版物比较丰富，因此比较适合作为资料来源。
　　为了尽量保证二手资料的可靠性，采取了这些措施。首先，通过网络在第一作者所在单位的图书馆馆藏书目中用“企业家”、“总裁”、“首席执行官”、“老板”、“总经理”、“董事长”等关键词检索，选出备选图书。然后，根据本文研究内容和目的来确立案例筛选标准。案例筛选的标准包括：（1）企业家对企业成长具有很强的控制权，企业行为实质上是企业家行为的组织化外显；（2）企业创建时间或者关键发展时期应该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保证企业成长处于转型经济情境之中；（3）案例描述比较清晰，能够反映企业创业过程中的企业家制度创新行为的目的和手段，以符合企业家制度能力的维度分析要求；（4）案例信息比较充分，以保证研究变量能够编码，如果某些案例信息不充分，必须能够通过检索优秀学术期刊、浏览企业网站加以信息补充和比对。根据这些标准，在备选图书中加以筛选。最后，根据卡麦兹（2009）关于扎根理论对文本分析的要求，结合图书的思考性、信息量等做出终选。确实，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
　　经过层层过滤，最终从《大败局Ⅰ》、《大败局Ⅱ》、《浙商制造——草根版MBA》、《中国著名企业首席执行官》、《与100名老板对话（二）》、《财智人物》和《大逆转》这些出版物中选择了17个案例。另外，还从优秀学术论著、企业内部出版物、新闻报道等渠道增补了4个案例，它们是首推“小灵通”的徐福新（高勇强，2007）、广东华帝的黄启均（王宣喻、李新春、陈凌，2006；陈凌、曹正汉等，2007）、江苏双良的缪双大（刘小玄、韩朝华，1999）和绿源电动车的倪捷。总共选择了21个合格案例。
　　（三）数据编码
　　数据编码采用双盲方式，对每个案例使用利克特7点刻度进行编码。编码组成员包括主持人和2名编码人员。为保证编码过程的科学性，编码人员按照内容分析方法和企业家制度能力的18个变量进行编码。
　　（1）效度保证。首先是概念效度。它得以保证的重要因素是理论基础。在前文的分析中，企业家能力理论、制度理论等理论整合为企业家制度能力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是编码效度。保证编码效度的重要方法是每个编码成员必须清晰理解每个变量的含义，并且取得共识。由于编码组成员都参与了前期研究工作，所以对各变量的含义有较清晰的理解。主持人还对各个测项在案例中的表现形式进行了举例说明，并将之附在每个测项之后，供编码人员参考。
　　（2）信度保证。包括3个阶段。第一，统一打分标准与尺度。尽管参与编码的人员对测项有比较清晰的理解，但在打分尺度上仍然可能存在不一致，所以为统一打分标准与尺度，编码过程通过多阶段的递进形式进行。首先进行尝试性编码。主持人提出3个较经典的案例，要求编码人员在一天之内阅读这些案例并打分。第二天进行比对和分析。主持人仔细对各项打分进行审查。对完全一致和方向一致的测项，主持人给出其意见，编码人员进行讨论，得到一致认可的尺度；对与方向冲突的测项，3人共同讨论，分析冲突出现的原因，再推出一致认可的尺度。
　　第二，预编码过程。采用双盲方法对21个案例企业家进行预编码。得到的结果是：完全一致率为32.01%，方向一致率为27.51%，方向冲突率为40.48%。对于方向性一致的，取均值作为测项得分；对于方向性冲突的，由主持人组织编码人员共同讨论，达成共识。第三，正式编码。经过上述准备工作，正式编码结果比预编码在一致性上有了较大提高，完全一致率为41.8%，方向一致率为48.41%，方向冲突率为9.79%。
　　五、数据分析
　　（一）变量的多维尺度分析（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这里运用SPSS 16.0统计软件中的多维尺度分析方法，以变量间的欧氏距离为依据，描述各变量之间的相似程度，并将18个变量映射到二维坐标的4个区间内。图1显示了企业家制度能力的18个变量的相似程度，反映了样本企业家的企业家制度能力类型。它们的名称是：（1）企业家外部正式制度创新能力；（2）企业家外部非正式制度创新能力；（3）企业家内部制度创新能力；（4）未命名。

　　（二）聚类分析过程
　　首先使用层次聚类法进行分析，根据树状图的形状和聚类系数确定最佳聚类数目。然后，以层次聚类得到的各类别的变量均值为原始聚类中心，进行k-mean聚类。得到的4个类别中仅有一个企业家调整了类别（黄启均从原来的第3类调整到第4类），变化率为4.76%，这说明聚类结果可信（见表2）。

　　六、数据分析结果的理论阐释
　　（一）企业家制度能力类型
　　（1）企业家外部正式制度创新能力包括7个变量：制度缺口、适应环境、私下实践、游说沟通、参政议政、行业活动和舆论造势。这种能力的作用对象是正式的规制性制度，体现企业家通过政治行为影响政府制定政策法规或者行业组织确立行业标准，打破创业的规制性制度约束，争取规制合法性。（2）企业家外部非正式制度创新能力包括4个变量：舆论倡导、社会形象、广告宣传和培训教育。前两个变量的作用对象是非正式的规范性制度，后两个变量的作用对象是非正式的认知性制度。这体现企业家利用舆论工具，宣传新的价值观、消费观和企业商业模式，使公众理解并接受创业行为，打破创业的规范性制度约束和认知性制度约束，争取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3）企业家内部制度创新能力包括了5个变量：内部制度、产权制度、公司治理、职能管理和企业文化。这种能力的作用对象是企业内部制度，体现了企业家通过内部制度创新，打破创业的内部制度约束，优化内部合作秩序，提高管理效率。另外，制度真空和政治关联聚为一类，但它们在理论上并未体现出共性。它们聚成一类的原因是各种企业家在这两个变量上的得分都较低。
　　（二）企业家类型及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模型
　　（1）全面性制度创新企业家。这种企业家的制度能力的类均值为：外部正式制度创新能力5.21、外部非正式制度创新能力4.25、内部制度创新能力5.33和未命名2.50，方差检验的F值为9.094.企业家外部制度创新能力和内部制度创新能力分值很高，表现了这种企业家打破创业中的规制性制度约束和内部制度性约束的能力很强。代表性企业家是李书福、徐文荣、倪润峰。图2是他们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模型。

　　1997年，李书福敏锐察觉进入汽车制造行业蕴藏着丰厚的利润，但是必须突破产业管制。为了打破创业约束，李书福的外部制度创新行为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第一，游说沟通政府官员，争取支持。典型事例是时任浙江省副省长的叶荣宝为吉利汽车获得合法身份上下奔走。第二，以私下实践方式赢得竞争时机的优先权。1998年，李书福在临海市征地850亩，名义上是造摩托车，实际上是筹建吉利豪情汽车工业园区。第三，舆论造势。李书福积极利用新闻媒体的力量，为打破民营企业造车的制度壁垒摇旗呐喊，影响政策制定。最终国家放松汽车生产管制，目录管理制改为公告制，吉利成为中国首家获得轿车生产资格的民营企业，获得了成功创业所需的规制合法性。李书福的外部制度创新行为还产生了外部经济性影响。截至2004年5月，中国已经有15家非国有企业获准进入汽车制造业。在企业内部制度创新方面，李书福觉察到四兄弟之间“亲兄弟，不算账”的产权制度对企业创业的负面影响，决定改造家族企业产权制度和引进高级职业经理人，优化了产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机制。在李书福的领导下，2002年，吉利进入全国企业500强，名列浙江省百强企业第28名。2005年，吉利在香港成功上市。2007年，吉利汽车被纳人中央政府公布的2007-2008年中央政府国家机关汽车协议供货项目。
　　（2）规制性制度创新企业家。这种企业家的制度能力的类均值为：外部正式制度创新能力5.26、外部非正式制度创新能力3.33、内部制度创新能力2.73和未命名2.17，方差检验的F值为24.860.企业家外部正式制度创新能力分值最高，表现了这种企业家打破创业中的规制性制度约束的能力很强。代表性企业家是倪捷、徐福新、缪双大。图3是他们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模型。

　　2003年，福州市政府发布通告禁止销售电动自行车，在126家企业的支持下，倪捷带领绿源启动法律程序抗争，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强大支持，有力地推动了电动自行车行业发展。2004年，国家标准委员会拟出台的电动车标准将严重影响电动车行业的发展，绿源联合全国约150家电动自行车厂商向标准委紧急要求，反对新标准出台，标准被发回协会重新修改，为整个电动车行业的发展赢得了宝贵时间。除了通过法律途径和行业活动等方式突破创业中的规制性制度约束之外，倪捷还积极通过舆论造势，例如参加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在各大报纸媒体大量发表文章，促使政府和社会公众日益重视电动车发展。倪捷的外部制度创新行为为绿源集团，乃至整个电动车行业发展获取了规制合法性，创造了发展空间。绿源逐渐成长为现代化世界级电动车生产企业，2009年1月入选2008影响世界的中国力量品牌500强排行榜。
　　（3）认知性制度创新企业家。这种企业家的制度能力的类均值为：外部正式制度创新能力2.89、外部非正式制度创新能力5.21、内部制度管理能力2.83和未命名2.25，方差检验的F值为15.024.分值最高的是企业家外部非正式制度创新能力，表现了这种企业家打破创业中的认知性制度约束的能力很强，为他们所扮演的产业启蒙者角色提供企业家能力支撑。代表性企业家是张树新、黄鸣等。图4是他们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模型。

　　1995年的中国网络信息产业还是新兴产业。张树新创建的瀛海威通过培训教育和广告宣传担当起了市场启蒙者角色：开办了民营科教馆；在各大新闻媒体开设专栏普及网络知识、传播网络文化；提出“百姓网”概念。张树新推广网络概念是对基于网络信息技术的企业商业模式的认知合法化过程，瀛海威公司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尽管瀛海威由于盈利模式和战略方向上的错误使其高速发展仅维持了短短的一两年时间，然而张树新却培养和发展了最初的中国互联网市场。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黄鸣被誉为“中国太阳能产业化第一人”。1995年前后，在国人不知太阳能为何物的情况下，黄鸣带领企业自1996年开始创办《太阳能科普报》，1997年起发动“科普宣传万里行活动”和“百城环保行活动”，每年在全国各地举办数万场次的太阳能科普展示、销售、服务咨询活动，使消费者认识和接受了太阳能。
（4）内部制度创新企业家。这种企业家的制度能力的类均值为：外部正式制度创新能力2.78、外部非正式制度创新能力2.92、内部制度管理能力5.11和未命名2.17，方差检验的F值为21.407。分值最高的是企业家内部制度创新能力，代表性企业家是张瑞敏、南存辉等。图5是他们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模型。

　　民营企业创业过程中一般都会遭遇家族产权制度的困扰。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以其“温和革命”完成了卓有成效的家族产权改革。1991年，南存辉招进9名家族成员入股，使其股权从100%降到了40%。紧接着南存辉开始用社会资本稀释家族股份，先后有38家企业成为了正泰的私人股东，而南存辉的个人股份也被稀释到不足30%。南存辉还在集团内推行股权配送制度，其个人股份再度被稀释。正泰集团成功地从一家传统的家族企业转型为一个现代的“企业家族”。海尔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迅速成长起来的成功企业典范，这在较大程度上归功于张瑞敏卓有成效的企业内部制度改革。从最初的砸冰箱事件开始，很多行为都鲜明体现了张瑞敏的思想——把管理做好。在管理实践中，张瑞敏开创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海尔管理模式，他的管理实践被国内外知名大学遴选为工商管理教学案例。
　　（三）导致4种企业家的制度能力差异的因素
　　通过比较上述4种企业家的制度能力，并结合有关理论来分析导致企业家制度能力差异的因素是颇有意义的。可以从以下方面探讨。
　　（1）企业家自身因素。它是导致4种企业家的制度能力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包括：企业家拥有的资源（卫武，2006），通过企业规模与经济实力、企业声誉、企业家的政治身份来衡量；企业家社会技能（Fligstein，1997，2001），通过企业家社会活动来衡量；企业家在组织场域（organizational fields）中的地位（Maguire，Hardy and Lawrence，2004），通过企业家在行业组织中的任职、业界影响力来衡量；企业家性格（张建君、张志学，2005）；企业家价值观；企业家对科学管理的重视程度。这些因素在案例中基本能够找到佐证。
　　（2）影响因素和企业家类型。综合前文分析，可建立图6所示模型。

　　从图6来看，导致4种企业家的制度能力差异的因素除了企业家自身因素，还有企业家创业行为的类型：先动性创业和跟随性创业。前者更容易遭遇外部制度性约束和可能的内部制度性约束，如李书福、徐文荣、徐福新的创业行为受规制性制度约束，张树新、王永民的创业行为受认知性制度约束；后者更容易面临内部制度性约束。当企业家具备的各种制度能力能够突破相应的阻碍企业成长的制度性创业约束（尤其当这种约束成为阻碍企业成长的瓶颈时），就会生成不同的企业家。当然，这个理论模型需要后续研究来验证。
　　需要指出的是，有的企业家可能具有良好的企业家制度能力潜质，但缺乏发挥能力的机会和制度环境，有的被抑制甚至遭扭曲。这和区域政策、区域文化有密切联系。以浙江为例，浙江顺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区域政策设计和重商的区域文化为“浙商”兴起创造了良性的制度环境，以李书福、徐文荣等为代表的“浙商”的制度企业家行为为改革开放后浙江富有诱致性特征的制度变迁提供了充沛的民间制度创新活力。政府和企业家都是制度变迁中的重要“行动者”，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演进，如何为企业家制度能力的发挥创造互补性制度环境，是政府必须直面的现实。
　　4种企业家的制度能力差异的成因研究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主题，深入研究需后续跟进。
　　七、结论及讨论
　　（一）研究结论与理论贡献
　　本文的研究结论是，企业家制度能力是转型经济中的企业家实施制度创新，打破创业中的制度性约束，促进企业成长的能力依托。通过对21个中国企业家案例的聚类分析，可以把企业家制度能力分为三类。在制度能力的强度表现上，企业家表现出不同的主导性能力（表3所示各种企业家的最高类均值所属的企业家制度能力）。根据主导性企业家制度能力，可把21位中国企业家分为4种，并初步确立了他们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模型。
　　本文的理论贡献集中表现在，视中国转型经济所造就的制度环境为内生变量，整合制度理论和企业家能力理论，提出并剖析企业家制度能力，从制度视角拓展了企业家能力的理论内涵，有利于深刻揭示转型经济对中国企业家能力的特殊要求，尤其是企业家外部制度能力，本土化内涵更加鲜明。本文的分析综合了多种理论，就各种理论而言，本文的潜在理论贡献表现在这些方面。第一，对企业家能力理论而言，企业家制度能力拓展了企业家能力的内涵。传统的企业家能力理论视制度环境为外生变量。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为企业家能力研究提供了丰富、独特的素材，应该将制度环境看作内生变量。第二，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而言，本文从企业家角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制度变迁的实现机制。制度变迁是政府、企业家、普通民众等利益相关者反复博弈的结果，但是，学术界没有较多关注包括企业家在内的组织行动者为何、在何时和以何种方式影响制度变迁（Burns and Nielsen，2006）。本文关于全面性制度创新企业家、规制性制度创新企业家和认知性制度创新企业家的分析对此做出了一定的解释。这还能够证明两个理论观点：企业家的合法化战术会影响制度形成（Aldrich and Foil，1994）；制度企业家精神主要聚焦于行动者影响制度情境的斗争过程和方式（DiMaggio，1991）。第三，对组织社会学的制度学派来说，把企业家引入制度舞台。传统制度学派不重视企业家的创新作用，因此迪马久（2007）认为很有必要把利益与行动相关者引入到制度舞台的更中心位置。本文加强了制度学派在制度形成和“去制度化”这两个问题上的理论解释力度。
　　（二）现实意义
　　在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正在向纵深演进的制度环境下，企业家应该大力增强制度能力，为充分利用制度变迁释放的创业机会，实现成功创业提供具有本土针对性的企业家能力支撑。尽管增强这种能力的关键主体是企业家自身，但也需要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努力。增强措施包括两个方面。
　　（1）企业家和政府、社会公众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共同努力，协同式增强企业家外部制度能力。从企业家数量来看，全面性制度创新和规制性制度创新企业家最少（各有3位），认知性制度创新企业家次之（6位），内部制度创新企业家最多（9位）。出现这种现象和企业家领导的企业创业类型密切相关。前三种企业家领导的是先动性创业，转型经济条件下，正在进行的正式制度变迁与非正式制度变迁使先动性创业极易遭遇外部制度性约束。企业家必须首先通过外部制度创新，克服外部制度性约束，获取组织合法性，否则创业难以为继。这对企业家外部制度能力提出挑战。此时，全面性制度创新企业家还会通过内部制度创新，突破企业内部制度性约束，提高管理效率和效益，双管齐下地驱动企业成长。最后一种企业家领导的是跟随性创业，就本文视角而言，影响这类企业成长的因素主要源于内部制度。企业家掌握了企业控制权，实施内部制度创新的难度和对企业家制度能力的要求会低于外部制度创新。值得关注的是，具备强大外部制度能力的企业家所领导的先动性创业孕育着更高的创新收益。企业自身不仅拥有了先行竞争优势，而且会对所在产业发展带来明显的外部经济性。例如，李书福领导吉利集团进入汽车制造业及其对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促进，倪捷领导绿源集团开发电动车及其对国内电动车行业发展的推进，黄鸣领导皇明太阳能集团利用太阳能后对中国乃至世界太阳能产业发展的推动。因此，在转型经济情境下，企业家外部制度能力及其所作用的先动性创业的影响更重大。从企业家角度来看，增强这种能力的重要途径是加强企业家战略学习，尤其要加强公共管理知识和宏观经济知识的学习，从中发现促进企业成长的制度性机会。同时，积蓄制度资源和制度资本（Oliver，1997）。政府应该明智地认识到企业家在制度变迁中的多元化作用，以大智之政治心态、大勇之政治举措，设计制度装置，以“善治”来激发、引导企业家制度能力，为企业可持续成长创造适应性的制度环境。社会公众应该在价值观上宽容、平和地看待企业家先动性创业行为，鼓励创新，允许失败。
　　（2）企业家和股东、经理、员工等内部利益相关者共同努力，协同式增强企业家内部制度能力。为了克服创业过程中的内部制度束缚，提高管理效益和效率，民营企业家的内部制度创新对象是企业产权制度和职能管理制度，国有企业家的内部制度创新对象主要是职能管理制度。从企业家角度而言，增强这种能力的重要途径是在心智上真正敬仰“管理是生产力”，加强学习管理知识，掌握驾驭现代公司的管理方法与技巧。股东、经理及员工应该从企业长远发展角度，以建设性心态，支持企业家内部制度创新行为。
　　（三）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展望
　　作为一项涉及多种理论的探索性研究，本文必然存在不足之处，包括：企业家制度能力的维度建立在理论研究基础上，未经严格的统计学意义的效度和信度检验；通过二手案例编码所获得的数据，易受研究者的主观影响，影响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二手案例的数量不够多，并且缺少对二手案例的样本代表性的技术性评价。未来的研究展望将重点围绕实施先动性创业的企业，研究企业家如何基于外部制度能力，设计并实施组织合法性获取战略，促进企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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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项国鹏 李武杰 中国地质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肖建忠 来源：《管理世界》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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