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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看到李士金写的《吴敬琏批评郎咸平中国社会5000年没这么坏过》，才知道吴敬琏和郎咸平又有这样的一场争论。其中郎说“中国社会5000年没这么坏过”，这个判断是不是正确我就不说了；还有吴说郎“用造谣、煽动弱势群体的这种办法来讨论”，我觉得这是习惯性地乱扣帽子，我也不想说，我只说关于效率的争论。郎说：“民营企业效率比国有企业效率低，所以不应该改革”，而吴则反驳说：“有学者用数据反驳他，他说他讨论大是大非问题，不讨论小是小非”，这显然让我们看出来，郎在狡辩。不过我要告诉经济学大师吴敬琏的是：社会整体效率不是个体效率简单的加和。
只要一提到经济效率，我们总是习惯地看企业的效率，这种习惯是错误的。影响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是整体效率，即社会效率，但是单个企业的效率高就能代表社会的整体效率高吗？不一定。例如，两匹马拉一辆车，一匹往北拉，一匹往南拉，整体效率是零；而有两头驴拉一辆车，都往北拉，虽然每头驴的效率都比每匹马的效率低，但是整体效率比它们高。所以社会的整体效率高不高，取决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单个企业的效率高不高，另一方面是生产关系的效率高不高。所以不能只看企业的效率，还要看生产关系的效率。
什么是生产关系？右派不喜欢谈生产关系。他们不喜欢谈，可是我们不能不谈。我们就谈他们否认不了的生产关系。现在的企业，没有自给自足的了，都和其它企业有关系。A1、A2、A3等企业的产品是B1、B2、B3等企业的原材料，B1、B2、B3等企业的产品又是C1、C2、C3等企业的原材料，C1、C2、C3等企业的产品又是D1、D2、D3等企业的原材料……最后最终产品到消费者手里，整个社会就是一条大生产线，这就是生产关系的一种。这种生产关系应该不能否认吧？
而这样的生产关系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里的表现是不同的。在私有制、市场经济里，A类企业的产品要卖给B类企业，B类企业的产品要卖给C类企业，C类企业的产品要卖给D类企业……最终消费品要卖给消费者，这是买卖的关系，商品交换的关系。那么在这种生产关系下，整条大生产线的效率怎么样呢？因为市场经济里，总有贫富分化（对这个结论的论证，此处略去），许多穷人买不起，所以最终产品总会相对过剩。而最终产品一相对过剩，前面的D类企业就生产不下去，D类企业生产不下去，C类企业就生产不下去，就象多骨诺牌一样，一倒就是一大串，一大片，整条大生产线都得瘫痪。而且在这种生产关系下，一个项目要论证很长时间，要谈判很长时间，企业之间会互相拆台等，这都使整体效率降低。所以在这种市场经济的生产关系下，即使理论上单个企业的效率都可以达到非常高，整个社会的效率也不可能高。
而公有制、计划经济里就完全不一样。在公有制、计划经济里，A类企业的产品是调拨给B类企业的，B类企业的产品是调拨给C类企业的，C类企业的产品是调拨给D类企业的……最终产品是分配给消费者的，这是分配关系。在这样的生产关系下，整条大生产线的效率不受消费者贫穷的影响，只要是人，只要参加劳动了，就可以分配到消费品，所以整条大生产线可以一直生产下去，直到满足所有消费者为止。消费者得到满足了，还生产干什么？这时就可以停止生产，等消费者再需要时再生产。
两相对比就可以知道，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际上，市场经济这种生产关系都不可能有计划经济这种生产关系的效率高。所以，就算计划经济里的各个企业都是驴，市场经济里各个企业都是马，计划经济的整体效率也要比市场经济的整体效率要高得多，整体效率不是个体效率简单的相加，这才是郎说的大是大非，岂是只盯局部不看整体的吴们所能理解的？
话又说回来了，计划经济里的企业真能都是驴吗，市场经济里的企业真能都是马吗？吴说：“有学者用数据反驳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有学者用数据证明一些市场经济里的企业比计划经济里的企业的效率高。可是，光有数据证明有用吗？得用理论证明。比方说，你举一百万个平行四边形的例子证明平行四边形的面积等于边长乘以高，这都是没用的，你得能用理论证明。光用事实，不能用理论证明的东西永远都不能成为科学，即使正确也只能说是在特殊情况下的碰巧正确。吴们能用理论证明市场经济里的企业比计划经济里的企业效率高吗？他们可能要说，市场经济里的企业都是私人的，私人当然要对自己的企业负责任，积极性当然高，效率当然也高，而公有制里的企业是大家的，当然就没有人负责，人人都没有积极性，效率自然低。这个当然是理论论证。可是这样的论证正确吗？私有企业是私人的，积极性高，效率高，这只适用于家庭作坊，而在有雇工的企业里，企业不是雇工的，他怎么可能有积极性，怎么可能负责？就算实行计件工资，可是计件工资制下照样有工人偷懒的，我就亲眼见过许许多多。况且有许多工种不适合实行计件工资呢？别说是计件工资，就算是家庭作坊又怎么样？老爹在干活，儿子照样玩，照样睡懒觉，老爹得打着骂着才干，而一不留神，又跑了。公有制里企业是大家的，就没有人负责任了吗？大家都没有积极性了吗？我看不一定。民主革命的时候，要推翻君主制，保皇派就说了，国家只有是一个人的国家，他才会对国家负责；国家不是一个人的国家，是全体人的国家，就等于谁的都不是，就没有人对国家负责。可是，推翻君主制后，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对国家负责的人。相反，君主制下，皇帝对国家负责的却很少，大多都是吃喝玩乐，他们有本钱吃喝玩乐。吴们的这些理论只不过是保皇派的这个言论的翻版，他们都不过是为了维护落后制度而找的歪理。
总起来说，从单个企业来看，公有制的企业的效率不会比私有制里企业的效率低，而公有制这种生产关系的效率比所有制这种生产关系的效率要高得多，所以公有制、计划经济要比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社会整体效率高得多。这是吴们能用理论推翻的吗？事实是可以歪曲的，可以掩盖的，所以他们可以用事实推翻，但是理论是不大容易歪曲的，不大容易掩盖的，他们能用理论推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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