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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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4

　　摘  要：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近年来成为了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问题，基于已有的对两者之间机制的研究和实证分析结果，本文从收入不平等的测量、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经济增长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三个方面，综述了近年来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并对其理论价值进行了评述，最后指出了这一关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可能的改进方向。

　　关键词：测量，收入不平等，经济增长

　　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相关的研究文献近年来更是大规模地增加。就收入不平等而言，存在两个层次，一是国家间人均收入的不平等，另一个是一国内部个人收入的不平等。前者尤其体现于经济增长理论之中，特别是新经济增长理论更是试图解开国家间人均收入差异之谜。在此，我们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后者。对于一国内部个人收入的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会影响它的发展速度吗?与此相对应，一个国家经济的增长会影响它的收入分配状况吗?

　　最早就此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是库兹涅茨(1955)，他利用一些小样本数据，得出了描绘人均收入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关系的“库兹涅茨倒U字型曲线”。他发现在人均收入低的国家中，相对富裕的国家收入分配较为不平等；而在人均收入高的国家中，相对贫穷的国家收入分配较为不平等。这一结论说明了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可能会随着这个国家的增长路径发生系统变化(赫尔普曼，2004)。“库兹涅茨倒u字型曲线”假说此后便成为了经济学界争论的热点话题之一，虽然其结论受到了早期实证研究的支持，但随后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越来越多。这些学者不仅批评了由于其早期研究样本容量较小带来的误导性结论，而且指出其主要分析了不同国家间的收入差异，而没有对一国内部收入不平等状况进行动态的分析。相对而言，基于一国内部的收入分配状况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更具有研究价值，并且现有的许多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并不存在“库兹涅茨倒U字型曲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经验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所经历的不平等下降趋势在最近30年间发生了逆转，甚至表现为U字型曲线(王弟海、龚六堂，2007)。这里不得不说明的一点是“库兹涅茨倒U字型曲线”仅是对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间接描述，这主要受制于当时的数据收集和不平等的测量技术。随着现代经济学的不断发展，经济学家们得以能够更为系统地实证检验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就此问题而言，现在远没有达成一个一致性的结论。

　　一、收入不平等的测量

　　对于收入不平等的测量存在诸多不同的方法，按照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测度指数的性质，可以将各种测度方法大致分成三大类：份额比例测度法、普遍离散系数测度法和收入集中度测度法(刘扬、纪宏等，2007)。但当前国内外学者大都以第三种方法来测度收入不平等。收入集中度测度法一般又包含洛伦茨曲线、基尼系数、广义熵指数(泰尔指数和MLD指数)等，其中又以基尼系数和广义熵指数中的泰尔指数最为常见。

　　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最早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20世纪初提出，它其实是洛伦茨曲线方法的一个变体，其值等于洛伦茨曲线与绝对平均线之间的面积除以绝对平均线以下的面积，这就决定了基尼系数的取值范围为0到1，当收入分配绝对平等时，其值为0，当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时，其值为1。目前国际公认的收入差距警戒线为0.4。现在常见的基尼系数即相对基尼系数(relative Gini coefficient)的计算可不依赖于洛伦茨曲线而直接算出，其一般性公式为：n为样本容量，μ为收入均值，|xj-xi|为任何一对收入样本差的绝对值。虽然基尼系数在国内外文献中被大量应用，但其本身并不是没有问题。首先，它对收入较高者的数据精度要求很高，如果样本数据中收入较高者的收入数据存在测量误差，则会使基尼系数的估计出现大的偏差，而收入较高者的收入数据往往由于逃税和出于不露富的心理而难免存在误差。其次，当不同组群(Croup)之间存在收入分布重叠时，基尼系数则无法用于不平等的分解。但这两大缺点并不妨碍基尼系数的广泛应用。

　　另一种同样流行并且便于分解的不平等测量方法是广义熵指数法(generalized entropy，GE)，其一般性公式为：其中，zj代表收入观察值，μ代表收入均值，n为样本容量，fi代表人口比例，a为一常数，代表厌恶不平等的程度，a值越小则表明厌恶程度越高。当a=1时，即得通常所称的泰尔指数，其表达式为：

　　

　　泰尔指数可以将收入差距进行分组分析，可分解为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因此可以很方便地找到收入差距变动的原因。经济学家们，如Bourguignon & Morrisson(2002)则采用泰尔指数的方法把个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分解为一国内部的不平等和国家间的不平等，从而更便利于集中分析其中的一个方面。当然，对于不平等的测量方法还有很多，但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均以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为主要分析工具。

　　对于转型国家或者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收入不平等的测量方面还存在一个很棘手的难题，即统计数据的相对不足，特别是个体收入数据不仅样本范围有限，而且时间上多有中断。虽然组群数据的统计上较为完善，但由于采用了平均化处理，从而会大大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真实状况。Chotikapanich等人(2007)采用了广义β分布(generalized beta distribution)的方法部分地解决了上述难题。他们仍然使用发展中国家相对全面和连续的组群数据库，但由于广义p分布法更为一般化和具有弹性，并且它还放松了在五分位或者十分位数组群内不同个体具有相等收入分配水平的苛刻假设，同时该方法可以不用顾虑收入组的样本大小和具体类型，所以它可以适用于不同地区（农村或者城镇）或者不同省份的收入分配水平的测量。因此使用这种最新的数理方法可以更为准确地计算出发展中国家的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

　　二、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个国家内部存在的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经济学家似乎从这一问题的不同侧面发现了一些相互冲突的力量，这些力量共同决定了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赫尔普曼(2004)总结出了三种力量：首先，从储蓄角度出发，因为利润收入者的储蓄倾向高于工资收入者的储蓄倾向，或者高收入者的储蓄倾向高于低收入者的储蓄倾向，所以倾向于利润收入者或高收入者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将会提高总储蓄额。此时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会增加储蓄，一国投资也会增加，GDP增长速度因此也会加快；其次，从信贷约束角度来说，由于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一般都不完善，那些没有有形资产的个人因不能提供抵押物而无法贷款，在这种情况下，总的投资额会受到资产分布的影响。因为穷人无法投资于有利可图的项目，而富人即使充分利用其投资机会，巨大的资产分布的不平等也会降低社会总的投资额。此时，收入分配越不平等，投资额将越少，经济增长也因此越慢；再次，不平等通过政治程序会引起收入再分配。在民主的不平等社会中，中间投票人的偏好被认为可以决定投票的结果，而他们的收入一般均低于社会平均水平，所以他们往往倾向于选择税收或转移支付等提案将收入从高收入者手中转移到低收入者手中。Persson & Tabellini(1994)就认为这种收入的再分配一般具有一定的经济扭曲性，会降低人们生产的积极性，因此会减缓经济增长。

　　近年来关于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开始关注人力资本。Grossmann(2008)强调了收入不平等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他认为，由于缺乏针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保险市场，家庭财富的最初分配可能在由人力资本推动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当不考虑信用约束(credit constraints)时，更大的不平等倾向于增加总的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均收入，这一结论得到了发达国家实证数据的支持；当考虑信用约束时，更大的不平等阻碍了贫穷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这一结论说明了不平等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关系。Castello-Climent & Domenech(2008)同样考虑的是收入不平等对人力资本的影响，但与Grossmann不同的是他们以个体的家庭条件影响下的人的预期寿命为出发点，认为个体初始的家庭条件决定了个体的预期寿命，寿命的长短决定了每个人在教育上的投资，从而可以认为不平等会降低人力资本投资，最终会对经济增长带来负作用。同时，他们还认为即使忽视资本市场的不完善(这往往容易出现在那些收入不平等的国家中)，即个体没有在教育投资上的流动性约束，来自于家庭条件差的个人也可能由于预期寿命较短而不愿在教育上投资过多。从中可以获得的一大启示是家庭对教育的影响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可以尝试着加入更多的因素到家庭中。例如，收入水平低的家庭其父母的教育水平一般也较低，家庭教育也因此相对较差，其子女人力资本水平也因此会相对较低，这一思路等于在扩展的人力资本概念(加入了家庭教育)上对人力资本差异的进一步发展。同时，我们可以预期父母受教育年限较少，其子女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机会也会减少，其原因可能是父母对待教育的态度和家庭环境不利于其子女接受更多的学校教育。

　　但预期寿命这个切入点不是没有问题，Acemoglu & Johnson（2007）使用了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国联和不同国家公共卫生健康的统计数据估计的死亡率作为工具变量，得出预期寿命1%的增加会导致人口数量1.7%-2%的增加，并且预期寿命对总的GDP具有很小的作用。因此可以认为没有证据表明预期寿命的快速增加会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按照这一结论可以得出即使收入不平等得到了改善，预期寿命因此而增加也不一定会带来人均收入的增长。看来预期寿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目前尚不清楚，但Acemoglu & Johnson说明了两个潜在的原因可能会质疑其结论：一是他们考察了20世纪40年代的国际性流行病传播，这一结果可能并不适应于当今世界。国际性的流行病传播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也许今天预期寿命的类似变化不会导致人口的增长，因此会对人均GDP有着更大的正效应；二是今天夺取贫困地区居民生命的疾病与肋年前是不一样的，例如很多受到HIV／AIDS严重影响的地区20世纪40年代是没有的。作者关注的是对儿童有着极大影响的疾病，而HIV／AIDS则是对成年人有着极大的伤害，并因此对经济增长有着更大的负作用，所以HIV／AIDS的改善(预期寿命的增加)可能对经济增长会有更大的正效应。
二、影响收入分配平等性的各种因素

　　R. Gomez& D.K. Foot (2003) 以代理成本、信用约束、财政政策和社会不稳定四个模型解释青年人口规模相对庞大的国家经济往往更不平等的原因。时间的机会成本是代理成本和社会不稳定模型的重要变量，在人的生命周期中失业的可能性不断下降，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倾向随着年龄增长而显著下降。上述行为特征可用于解释年轻化社会的收入不平等性偏高，并同时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而年龄结构偏高的人群(此处定义为40～50岁人口的比例较高的国家)的不平等具有缩小的趋势。信用约束模型论证了年轻化社会最初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怎样随着时间而强化，以及怎样抑制社会生产力潜力。年龄结构偏高的社会较小的不平等创造了高的储蓄—借贷比率并放松了借款约束，通过允许个人获得资本，社会创造出更高水平的生产投资，如教育、培训和企业。主流的财政政策投票模型不能说明许多国家中年轻人和穷人的低政治参与度，以及随之而来的低税收和高不平等。人口统计学强调年轻人和穷人可能不愿意向高收入人群征税，因为他们预期未来自己将转移到高边际税收部门就业。上述结论的含义是双重的。从肯定的角度看，它们帮助解释了初始经济社会条件相似的国家不同的增长路径。从规范的角度看，与其仅仅以公正标准为基础反对收入分配不平等，不如说是长期的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将导致相当可观的效率损失。政府对劳动力年龄结构的适当干预将同时引致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和更快的经济增长。

　　第一次将制度作为收入分配平等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加以考虑的是A. Chong & C. Csldero (2000) 。他们提供了一个跨部门的实证研究，结论是制度质量(由一个基于政府腐败、官僚质量、法律和行政命令传统、私人财产国有化风险、违约风险等的合成指标加以衡量)与收入分配呈现双重相关。衡量制度质量的数据表明，低收入国家的制度性质与收入平等正相关，而高收入国家的制度性质与收入分配负相关。这一实证检验证明了更平等的社会制度的变革最初可能导致库兹涅兹曲线的某种向上平移，但制度改善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后又会使库兹涅兹曲线向下平移。解释是，制度变革的过程很可能提高经济中某些特殊集团的初始交易成本。在欠发达国家，最初受到改革影响的很可能是非正式的或地下部门。通常非正式部门和地下部门代表一国经济的很大部分，它的参与者通常是最贫穷的人。为了树立政府信用，制度改革的内容往往包括遏制腐败、增加税收，约束官僚行为等，最初可能会对非正式经济部门的成员产生额外成本，不仅仅是税赋增加、规制严格，更重要的是改革可能会直接影响非正式经济从事交易的体系，非正式代理者开展活动的机制很可能不再有用，而新的政治机制可能要加以学习才能掌握。假如事实是绝大部分地下经济的成员处于收入分配的底层，这可能会转化为收入的相对下降甚至暂时的绝对下降，并导致从整个经济来看更大的收入不平等。然而，正如上面已经阐释过的那样，制度变革也意味着正式部门初始收益提高，不论是从相对还是绝对的角度。正式部门很可能通过成为“体系”的一部分而直接从改革中受益。因此，改革一开始不平等可能会扩大，但在改革的后期当正式部门规模巨大的初始收益消失，而非正式经济适应了新的游戏规则以后，不平等将逐渐地缩小。


　　经济学家普遍承认教育质量与分配平等正相关，其作用机制为何？S.R. Mehta (2000)建立了一个以工人、管理者和等级制生产为基础的二重经济一般均衡模型，并假设人的能力是可持续的，产品市场完全竞争，较高的教育质量被视作科技进步的一种形式，不同种类的技术和生产力变化产生各种获益方和受损方。他将教育质量对不平等的作用分为两部分，一般生产力和劳动力培训。一般生产力提高导致所有人收入的增长，总体工资曲线向上向外平移，获益集中于第一产业工人和管理者能力的边际变化。但是同理，假如存在例如外国竞争激烈而导致的生产力(现将其解释为边际产品价值而不仅仅是物质生产力)下降，那么损失可能不对称地分配在教育、生产力和收入分配上，受损也集中于第一产业工人和管理者能力的边际变化。劳动力培训可能仅仅由于例如教育标准的降低而改变，也可能是由技术本身偏好的改变引起的一般生产力变化的伴生物。Mehta检验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中教育和能力是相互替代的(此时教育质量降低主要使掌握最低层次技能的工人受损)，在另一个例子中它们是互补的(此时教育质量降低主要使掌握最高层次技能的工人受损)。本质上说，培训成本增加会导致两个结果。第一，当人们变得更难培训时公司成本上升，利润下降，公司从经济中退出，第一产业规模缩小，给该部门就业者带来的租金减少。人们适应了的“好”工作数目减少，工资分配曲线下移。第二，在教育和能力相互替代的情况下，当人们变得更难培训时，有能力的人变得更值钱，给他们带来的租金就更贵。因此，该部门工资曲线的斜率提高，该部门具有很强能力的劳动者的工资急剧提高。上述两种作用合力的结果一般是不平等的扩大。

　　全球化的压力和国际贸易的扩张是许多国家中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祸首吗？P. Neary (2002) 提出一种观点，寡头垄断控制的产业中国际竞争越激烈，将鼓励越多的资源配置到研发活动中，从而，即使价格不变，全球化也将拉大因为职业技能而获得的报酬差异。S.P. Das (2000) 揭示了相似国家间国际贸易与财富和收入的个人分配之间的联系，研究思路区别于传统的贸易和功能收入分配模式。他关注北北贸易(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间)与南北贸易(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不同环境，构造了一个特定的北北贸易模型。相似国家间贸易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是，各家庭(时代)不同的储蓄率是不平等的渊源，贸易通过寡头垄断竞争和规模经济放大了不平等。要素报酬和资本品价格变动影响资本的分配，进而收入分配，关键性参数是风险厌恶的程度。传统理论往往将贸易的角色限制在培育更具竞争性的最终产品市场，事实上，许多资本品也是在非竞争性市场上生产而在国际市场销售的。通过创造更富竞争性的资本品部门，从长期看国际贸易可以带来更多的产出和更大量的股份资本，因而倾向于降低资本品价格而提高资本报酬。在该过程中，高储蓄率的家庭(时代)积累相对更快，从而财富和收入不平等扩大。

　　F. Levy (1999) 指出，产生较为严重不公平的一个原因是家庭结构的多元化。随着单身女士为主的家庭和双收入家庭的增多，家庭结构多元化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是高薪工作对教育程度要求的提高。教育程度低的工人由于无法赶上新的生产系统对人才需求的步伐，也就只能在低工资岗位上工作。技术变革引起通信和交通设施的改进，将地方、国家以及国际劳动力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市场越广阔，能力越强的人获得的报酬就越高。此外，日渐降低低工资标准、不断弱化的工会组织以及产业向更低工资收入国家的转移，是工资下降的主要原因。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措施来影响最低工资收入标准、工会组织的力量和对外贸易。

　　三、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的关系

　　1963年和1973年，库兹涅兹基于一些有关规模分配的数据提出了一条简单的倒U形曲线。之后，大量文献是围绕“库兹涅兹倒U假说”是否成立而展开的。对倒U假设的实证分析一般进行横向截面资料分析。从已有的截面实证分析看，绝大多数研究结果都支持倒U假设。然而，战后许多收入分配差距相对小的东亚国家(用国家间可比价格计算)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相反，许多收入分配差距相对大的拉美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远比不上东亚国家。这种情况激发了对倒U形曲线的争议。

　　C.S. Fields (1993) 利用Paukert的资料形象地描绘出各国相关数字的散点图。结果发现各国的收入不平等数值并没有比较集中地围绕在平均值显示出的倒，U形曲线周围。Fields通过对香港、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发现，他们在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不仅没有恶化，反而都有所改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收入分配差距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经历过明显恶化时期，与倒U形曲线不相符合)。

　　C.J. Forbes (1999) 根据1995年以来国别固定影响数据做了面板回归，表明收入不平等的负面影响在长时期得到加强。比如，较高的不平等水平可能限制对教育的投资，从而在长期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再如，短期内更高的累进税率可能同时减轻不平等和增长率，而累进税率的降低可能会同时提高这两个变量。尤其是在不完全市场中，负激励效应可能会在短期内占主导地位。当然，高税收往往提高公共教育质量，从而尽管短期内生产力水平下降，但长期看生产力水平会回升。该结果可视作各国增长和收入分配平等性关系的平均短期联系的评估。相反地，更早的评估涉及未来25～30年间各国初始不平等对增长的长期负面影响。

　　从分析方法来看，截面研究实际上是假设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相当于同一个国家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因而把倒U规律由动态的历史现象变为静态的国别现象。纵向时序分析比截面分析更可取。C.J. Forbes (2001) 使用了一组改进了的用来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数据集，这不仅减少了计量误差，而且使估算利用到典型调查估算法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对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理论传统提出了挑战。结论表明，在中短期，一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加剧对下期的经济增长有明显刺激作用。一系列细致的检验表明对大量模型来说，汇集的最小平方法对5年期间差距与增长关系的估算结果是不明显的，但当国家因素被包括在这个汇集模型中时，差距与增长的关系变成正的且很明显。这表明特定国家不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在收入分配差距系数的估算中会产生很大的负偏差。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偏差？尽管在多变量方程中预言遗漏变量所产生的偏差方向是不可能的，理论表明，很多变量在单变量方程中能产生强烈的负面偏差，如更高比例的腐败(它和差距正相关，和增长负相关)、政府支出在基本健康方面或初等教育方面上有更大的份额，或更高质量的普通教育(它们都和差距负相关，和增长正相关)。

　　此外，还有一类研究聚焦于转型经济体不平等和经济发展的关系。Aghion & Commander(1999)建立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来模拟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得到了一个倒U型的模式。这一结论得到了Fan(2000)所给出的经验证据的支持。与此相反，Ferreira(1999)则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起先负随后为正。介于这两种观点之间的是Keane & Prasad(2002)一文，它证明了在波兰存在一种过山车(顶峰、下降、然后再上升)的模式，并把这种模式扩展到所有的转型经济体。过山车的模式也出现在匈牙利，见Kattuman & Redmond(1997)。最近，Fedorov(2002)的研究表明，俄罗斯的不平等在1991～1996年间迅速上升，稳定了一段时间后又开始下降。与此同时，Kattuman & Redmond(2001)发现在匈牙利发展和不平等之间具有一个长期的正向关系。Garner & Terrell(1998)则发现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不平等比较稳定。

　　四、简评

　　伴随着第二次全球化浪潮的席卷，最近20年世界各国收入分配平等性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恶化，继而，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思考。

　　纵观可搜索到的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文献，各国学者们从人口统计模型、制度分析、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国家救济、转移支付等宏观变量以及教育、家庭结构多元化等微观因素两方面，分析了拉大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诸原因，并深刻反思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倡导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以及以俄罗斯为代表的转型经济对于普通群众来说，究竟是经济收入上的福星还是灾难？将人口统计学、交易成本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家庭经济学等新的经济分析工具引入到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分析中来，丰富和拓展了传统上仅仅属于福利经济学所关注的领域。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沈尤佳 来源：《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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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收入不平等 经济增长 不平等 新进展 distribution 关系 收入 经济增长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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