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一、我国粮食安全的成就和经验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一个人口大国和粮食生产消费大国，在旧中国的历史上，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缺粮和饥荒始终是引起社会经济震荡的重要原因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为发展粮食生产和解决吃饭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努力，同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08年，我国粮食实现了连续5年增产，总产量创历史新高，达到52850万吨。粮食总产量跃居世界首位，人均占有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在由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冲击背景下，我国的经济依然平衡，社会安定和谐，无不得益于粮食的增产与供给安全。回顾和总结我国取得目前粮食安全大好形势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党和国家始终把解决好人民的吃饭问题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不断提高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
旧中国由于长时间的受到战争的创伤，以致饥饿和贫穷笼罩了神州大地。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西方的政治家就曾经预言，没有一个中国政府能解决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为了打破西方政策家们的预言，党和政府始终把解决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重视粮食生产基本条件的改善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粮食产量跨上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台阶。从1949年到2008年粮食总产从11318万吨增加到52850万吨，增长了3.78倍；在人口增长近2倍的情况下，人均占有粮食由209公斤增加到389公斤，增长了85%，超过了世界人均粮食占有平均水平，创造了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的奇迹。不仅做到了温饱有余，而且总体上实现了小康，为发展中国家自力更生解决粮食问题做出了榜样。受到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
（二）根据形势和任务，不断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粮食生产上水平，产量上台阶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土地和大型农具及生产资料的大部分被地主占有，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粮食产量很低，饥饿和贫困成为制约新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的严重障碍。据此，党和政府在农村全面推进了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了土地，再加上粮食市场制度改革和合理的价格政策，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迅速提高，粮食生产很快得到了恢复性的增长。全国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11318万吨增加到1957的19505万吨，增长了72.3%，年均增长7%，人均占有量也相应地由209公斤增加到306公斤，增长了46.4%，年均增长4.9%。在1958年至1978年的20年间，由于不适当地在农业经营制度上追求“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在粮食流通上实行统购统销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加上“文革”极左思潮的干扰，粮食生产出现了长时期的徘徊甚至减产，尤其是1960-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人均占有粮食陡然下降到214公斤，粮食严重短缺，人民生活极端困苦。据此，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农业生产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家庭作为最基本的农业生产经营单位被确立了下来，农民获得了相对独立的经营自主权，加上国家大幅度的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减少粮食征购量，使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再次高涨，从1978年到1984年的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先后登上了3亿吨和4亿吨两个新台阶，由30477万吨增加到40731万吨，增长了33.6%，年均增长5%，人均占有粮食由319公斤增加到396公斤，增长了24.1%，年均增长3.7%，从根本上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
（三）及时实施系列粮食保护支持政策，逐年增加粮食补贴，创造了粮食连续5年持续增产，保证安全有效供给的大好局面
1992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宏观调控力度，实施了系列粮食扶持与保护措施，增加了对农业的投入，建立了粮食专储制度，执行了粮食保护价，实行了“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使粮食产量1996年突破5亿吨大关，从1993年到1996年的4年间，粮食总产量增长了10.5%。1998年虽然全国发生了特大的洪涝灾害，但粮食产量仍创历史新高，总产量达52600万吨，人均占有量达到416公斤。可是自1998年以后，粮价一路下跌，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扬，粮食生产成本快速上升，导致粮农收益大幅度减少，种粮积极性下降，致使从1999年开始，粮食生产出现了连续5年的减产。到2003年粮食产量减产到43070万吨，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最低水平，人均占有粮食倒退到1983年的水平。据此，中央采取了系列粮食保护和粮农利益保护措施，有效地促进了粮食生产发展。一是从2005年开始全部减免了农业税；二是从2004年开始对种粮农民进行良种补贴、购置农机具补贴、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和不挂钩的直接补贴，补贴资金从2004年的145.2亿元、2005年的173.7亿元、2006年的309亿元一直增加到2007年的314亿元和2008年的540亿元；三是坚持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逐步放开了粮食购销市场，并且及时地执行了粮食最低保护价收购制度，从而创造了粮食产量从2004年到2008年连续5年持续稳步增产、保证安全有效供给的大好局面。
（四）坚持改革的市场化取向，不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建立多元化的流通调控体系，逐步增强粮食安全的宏观调控能力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根据一些不法粮商囤积居奇、哄抬粮价、扰乱粮食市场供给、引起社会动荡不安的局势，党和政府制定和执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旨在控制粮源粮权，平抑市场粮价，保证粮食供需平衡。可是长期过度实施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最终导致了僵化局面的发生。农民种粮靠计划、粮源靠统购、消费靠统销、余缺靠调拨，供应凭票证，农民种植粮食的品种数量也由政府决定，市场机制根本不能发挥作用。与其统购统销制度相配套的国有粮食流通体制及其国有粮食企业，也出现了吃国家和银行的大锅饭、政企不分、经营机制不活、机构臃肿、人员过多、经营费用过高、对粮食供求调控无力、缺乏市场竞争力等问题。据此，党和政府在改革的大潮中，对粮食流通政策和流通体制进行了全面改革。一是在1978年至1984年期间大幅度的调整了统购派购制度，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恢复了议价粮收购，缩小了统购派购的范围，开放了城乡粮食集贸市场；二是在1985年至1990年期间，全面取消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改为合同定购，并实施了粮食价格双轨制和多渠道经营；三是在1991年至2000年期间，国家开始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粮食宏观调控手段，取消了粮食统销制度，实行购销同价和“保量放价政策”，充分发挥了市场调节产销的作用，并开始实施粮食地区平衡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对粮食流通体制进行了“四分开、一完善”（即政企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新老财务账目分开、完善粮食价格机制）和“三项政策、一项改革”（即坚决贯彻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粮食收储企业顺价销售、农业发展银行收购资金封闭运行三项政策，加快国有粮食企业自身改革）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改革，并逐步建立了中央储备粮垂直管理体系，加大了以粮食批发市场为中心的粮食市场体系建设，开始推出了小麦、大豆等粮食品种的期货交易，使粮食销售彻底放开，收购渠道不断拓宽，价格越来越接近由市场决定；四是从2001年起，逐步建立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放开了粮食市场和价格，建立和完善了粮食最低保护价收购制度和粮农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生产资料补贴为主要内容的粮食补贴政策体系，建立了以中央储备为主体、地方政府储备相配套、粮食企业库存、农户存粮和社会存粮相结合的多元化粮食储备调节体系，对粮食企业进行了政企分开、人员分流、资产重组、中外合资、外商独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产业化一体化经营等一系列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逐步提高了粮食的流通效率和国家对粮食安全的宏观调控能力。
（五）尊重科学，依靠农业科技进步，推动粮食生产发展和安全水平不断提高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粮食生产的科技进步，不断增加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和支持，使得科学技术在粮食增产中的贡献率达到48%以上。一是十分重视农作物新品种的研制、引进和推广使用，截止目前，农业科技人员已选育出40多种农作物的新品种5000多个，从1949年到现在，粮食作物的品种已经更换了3-5次，每次更换品种，都取得了提高单产10%以上的效果，近30年来，仅研究和推广杂交水稻品种一项科技成果，大约累计增产粮食在40000万吨以上。二是十分重视物质投入的技术进步及其在粮食生产中的应用。据粗略估计，化肥、农药、农用地膜、农业机械等投入品的技术进步很快，普遍进行了2-3次更新换代。我国每增产1000万吨粮食，大约需要增加化肥4400万吨，玉米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的应用可使玉米单产提高30%-60%。三是十分重视粮食作物栽培技术的进步与应用，近年来全国大面积地推广了玉米地膜覆盖栽培、水稻旱育稀植和抛秧技术；四是十分重视灌溉条件改善和灌溉设备改造等农业工程设施技术的进步和应用，使得科技进步对农业及粮食生产发展的贡献逐步增加，“五五”期间为27%，“六五”期间为35%，“九五”期间为40%，“十五”期间为48%以上。目前，我国每年取得的农业科技成果有6000多项，其中获省部级以上的奖励的成果在2000项以上，科技进步有力地推进了粮食生产的发展和粮食安全水平的提高。
二、粮食安全形势的展望与趋势分析
立足眼前，展望未来，分析当前我国的粮食安全形势，可以说是近看无虑，远看有忧。随着粮食生产资源环境条件的变迁和需求水平的提高，粮食安全增产的压力也在增大，尽管我国粮食生产发展有潜力，政策环境也有利于粮食生产发展及其潜力的挖掘，但其存在的障碍和隐患也不可忽视。
（一）粮食生产连续5年增产，显现出持续发展的好势头，粮食物流基础设施加强，提高了国家对粮食安全的宏观调控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1996年我国粮食首次突破5亿吨大关，此后几年仍然保持了较好的增长态势。可是到2000年，全国粮食生产形势开始逆转，全国粮食产量比1999年猛减9.1%，净减产462亿公斤。2003年再次减产，总产下降到43070亿吨，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的最低水平，人均占有粮食呈现近20年最低，粮食供需缺口达10%以上。据此，党中央及时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对粮食生产发展采取了系列政策性补贴措施，使粮食生产呈现出恢复性增长的好势头。2004年粮食总产量达4.69亿吨，比上年增产9.0%，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增产最多的一年；2005-2008年粮食总产分别达到4.84亿吨、4.97亿吨、5.02亿吨和5.285亿吨，产量增长的势头良好。除此之外，从1990年以来，国家相继专门成立了国家粮食储备局和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及其分支机构，通过“三库”建设、18个机械化粮食骨干企业建设、世行贷款粮食流通项目和三期国债资金国家粮库建设，先后为粮食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了440多亿元，相继建成了6100多万吨设施先进的现代化仓库、4个大型现代化海港粮食码头和6个内河粮食码头，在东北粮食主产区配置了4720辆新型散粮铁路运输车，使东北各主要粮食物流节点实现了中转运输由计算机操控的全自动化、机械化作业，粮食“四散”（散装、散运、散卸、散存）储运率达60%以上，大大提高了粮食的储备、流通水平和效率，[1]使国家和政府对粮食安全的年际间供需平衡调节和区域间供需平衡调节能力增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调控配置粮食资源的水平提高，充分显示了市场调节与政府宏观调控结合的生机与活力。
（二）粮食增产潜力仍然较大，具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证供需平衡的可能和条件
一是良种应用和推广的潜力。回顾我国粮食生产的发展，在陕西及北方小麦生产区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分别推广小麦优良品种碧玛1号、6028号、丰产3号、小偃6号等品种，每次都可使小麦亩产提高100公斤；河南省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本省推广应用小麦新品种豫麦18、豫麦21、豫麦41，使小麦亩产从1990年的228.6公斤提高到1997年的321公斤。而目前我国的小麦单产年均仅为250公斤左右，增产的潜力很大。二是中低产田改造的潜力。我国有中低产田面积13.12亿亩，占耕地面积的71.26%，这些田块大部分处于我国的北方地区，由于生态环境条件脆弱，农业资源配置不合理，粮食生产条件差，一般单产要比高产田低20%-40%，如果能够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进行节水灌溉，实施科学合理施肥，都有可能使产量相应上一个台阶，即低产可以变中产、中产可以变高产。三是科学合理施用化肥的潜力。粮食生产实际上是人们利用粮食作物的生理机能与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过程，肥料的补充，土壤肥力的增加，实际是对物质能量的补偿。目前我国化肥投入不少，单位面积耕地投肥水平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但肥料的利用率仅为30%，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一半。这既有肥料投入使用中氮、磷、钾配比不当的问题，也有施肥环境和技术方面的问题。如果能够通过测土配方施肥和改善植物对物质能量及营养吸收的环境，则肥料利用效率可以提高，粮食增产还有很大的空间。四是灌溉技术的潜力。我国目前的灌溉面积仅有7.6亿亩，大部分农田没有水利灌溉条件，每年都有1/4的农田因干旱缺水而受灾；另一方面灌溉农田水的利用率很低，仅为35%-40%。据陕西省统计分析，陕西省每年大约用1/3的灌溉农田拿回2/3的粮食产量，灌溉的潜力很大。如果我国能够普及和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在农田中增加节水灌溉基础设施，一方面可以缓解我国的水资源供给矛盾；另一方面还可以继续扩大农田有效灌溉面积1/3，增产的潜力巨大。五是覆盖栽培和工程设施栽培技术的潜力。地膜覆盖栽培技术增温保墒，在玉米生产中增产作用十分明显。我国年玉米播种面积3亿亩左右，如对1/3的玉米面积进行地膜覆盖栽培，则每年至少可以增产50亿公斤粮食。工程设施栽培由于通过工程技术可以创造一个农作物生产理想的、人们可以调控的生产环境，使农作物免遭灾害，并在人们给定的环境中生长发育，其增长作用显著，问题是需要投资多，建设的成本和运行成本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则工程设施栽培技术必然会得到普级和推广，其对粮食增产的推动作用也将进一步增强。
（三）粮食生产总的发展趋势是产量在波动中逐步增长，但有的年份产量变化波动较大，需要我们提高警惕，始终把粮食安全问题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考察新中国成立60年来粮食产量的变化情况，从1949年到2008年，粮食产量共经历了11个波动周期，其中减产较猛、波动较大的年份有1960年和2002年，1960年较上一年减产15.22%，2002年较上一年减产10.07%。而每一次粮食生产滑坡和减产，对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和社会安定团结影响很大。其一，我国粮食供求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粮食减产，必然会使供求失衡，粮价上涨，进而带动整个社会物价指数上涨，出现新的通货膨胀；其二，粮食减产以后，必然会使粮食的需求消费结构变化，饲料粮和工业用粮减少甚至出现短缺，以致畜牧业生产发展和食品加工业发展受到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失衡；其三，粮食大幅度减产，会使粮食产销区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工业化、城市化水平相对较高，农民工和非农产业人口相对集中的东南沿海地区的粮食供求失衡现象会率先表现出来，使这些地区处于供求压力的端口，这些地区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及其对其它地区的幅射带动作用会因粮食供求矛盾激化而减弱。所以，在未来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发展，把粮食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抓紧抓好。
（四）我国粮食供给有压力，安全有隐患，其生产发展与安全水平的提高需要有宏观性、全局性的综合措施
从目前的粮食生产和消费变化的趋势看，一是粮食生产虽然仍然处于产量增长期，但增产的势头明显减缓，2004年至2008年，粮食总产增长的幅度分别是9%、3.1%、2.78%、0.81%、5.40%，增产的绝对量分别是2877.4万吨、1455.1万吨、1344.0万吨、404.0万吨、2700万吨。但粮食需求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一是工业用粮和饲料用粮每年都以5%的增幅上升；二是农民工群体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从粮食主产区向粮食主销区的转移，生活水平的提高，带动了粮食需求的增长；三是人口的增长，将使粮食需求量逐年增加。人口专家预测，我国人口可能在2045年达到16.6亿的峰值以后才会逆转下降，这就意味着今后十几年，中国每年将增添800-1000万人口，按照每人年均综合消费400公斤粮食的水平计算，仅新增人口一项需要每年增产320万吨～400万吨的粮食。但是我国粮食生产发展存在有一系列的障碍，粮食安全具有潜在性的隐患。第一是资源和生产要素供给的隐患。从耕地资源供给情况看，我国人均耕地少，人均仅0.10公顷，仅及世界人均的1/3，十分稀缺，但城镇化和工业化每年都要占用400万亩以上的耕地，加上自然界的风蚀、水毁和沙漠化，农民为追求经济利益而进行的压缩粮食面积、扩大林果、蔬菜面积的结构调整，使粮食生产难以得到耕地资源充分供给的支持。从水资源看，我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家之一，人均淡水资源仅2400立方米，仅及世界的1/4.但是，对有限的水资源在农业上的利用仍然受到来自多方面的障碍。城市化、工业化速度的加快，与农业争夺用水，挤压农业及粮食生产中的水资源供给；灌溉技术和水利设施发展缓慢，水土资源在南北区域间匹配失调，使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很低；对环境保护及污染防控不力，使水资源受到来自工业污水、生活污水及农业中过量投入化肥所造成的面源污染等多方面的侵害。从劳动力资源供给看，劳动力趋利流动，向非农产业及城市转移的结构不合理，农村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壮年劳动力纷纷离农，使粮食生产的劳动力投入呈现出兼业化和边缘化。第二是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不利于粮食生产，现在的农业生产经营决策权在农民手中，市场中的粮食与其它农产品比价不合理，种粮效益偏低，引致农民在农业结构调整中经常是压减粮食面积而发展非粮作物，粮食播种面积很难保证。第三是技术进步的隐患，除了因农业技术推广体制改革使技术推广不力外，由于技术投入不足，对技术成果的评价有偏误，以致粮食生产技术的创制滞后，技术储备不足，粮食生产发展得不到应有的技术支撑。第四是生产经营制度上的隐患，我国粮食生产经营制度自20世纪80年代确立为家庭承包经营以后，再没有进行大的变革，以致难收规模经营之利，一些规模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技术难以在粮食生产中发挥作用。故此，要发展我国粮食生产，提高安全水平，必须从宏观整体的高度出发，采取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措施。如持续性的增加对粮食生产的补贴，提高粮食生产效益，吸引资源和要素配置于粮食生产；提高粮食价格，增加农民种粮收入，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使其在结构调整中自觉的保护粮食生产；对土地经营制度和家庭经营制度进一步完善，让土地向粮食生产经营大户集中，推进规模经营，以获取规模经营之利等等。
（五）粮食生产将受到更多、更大的外部环境影响，中国粮食供求平衡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的难度会更大，依靠自己的资源条件保证自己的粮食安全供给是中国未来最为可行的道路之一
2007年世界粮食总产量为21亿吨，贸易量为2.5亿吨，库存量从1986年的可以保证世界人口消费130天、2000年的可以保证世界人口消费113天下降到2007年的只能保证世界人口消费53天。饥饿和贫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肆虐，全球有37个国家正面临着粮食危机。[2]事实告诉我们，中国的粮食只能靠自己的生产来解决，不可能依赖世界市场和世界粮食资源。当前我国每年进口大豆1700万吨左右，进口食用油3800万吨左右。这两种产品的大量进口，就等于我国在国外占用了4亿亩耕地。这一方面使国家的经济包袱更重，对外依存度更高，风险更大；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的需求缺口太大，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养活得起中国众多的人口。同时，目前世界气候变迁，温室气体效应不断漫延，全球性的气候变暖，以致粮食灾害频繁，受灾面积不断扩大。据统计，我国每年因灾减产的粮食都在5%左右，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气象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危害将进一步加重和扩大，这一切都警示我们必须重视粮食生产及资源保护。因此，在未来不论党和政府还是广大人民群众，一定要重视粮食生产发展，对于国际粮食市场的应用，主要是要解决好外部粮源基地的建设和进出口的贸易量的调控及时机选择问题；对于气候变迁和环境影响的防御，主要是要加强粮食生产基本条件改善和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
三、粮食安全水平的提升与持续发展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正视矛盾，笔者认为，要提高我国的粮食安全水平，并且能够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保证粮食持续安全，应采取如下对策。
（一）切实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粮食生产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内可以稳定达到的产量水平和可以实现的产出能力。从目前的情况看，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主要取决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生产环境条件。我国每年投入粮食生产的耕地达到耕地总量的70%左右，但是在投入粮食生产的耕地中，产量水平差异悬殊，高产田的产量往往是中低产田的几倍，原因是中低产田要不立地条件太差，是坡耕地或低洼渍生盐碱化耕地；要不区位条件太差，处于粮食作物可以生长发育的生态适应性边缘地区；要不缺乏相应的农田基本配套设施，如没有相应的灌溉排涝基础设施配套，没有相应的耕作机械及生态环境条件配套等等。为此，一定要切实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认真的改变农业生产基本条件。要充分利用目前国家应对世界经济危机、扩大内需、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有利时机，搞好农田水利设施的配套，搞好土地平整和立地条件的改善，培配土壤肥力，优化农田生产、生态环境；要树立藏粮于地的观点，重视耕地资源的保护和水资源的保护，消除粮食安全的资源供给隐患。对于借工业化、城市化之名，滥用、占用耕地的地方政府和随意弃耕抛荒的农民，要建立相应的资源损失问责制度和经济赔偿制度，以保证有限的资源能够足量投入粮食生产。
（二）切实加强粮食生产科技进步，不断提高我国粮食生产的科技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我国粮食生产的潜力在于科技进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生产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高低，取决于科技进步水平。分析我国粮食安全水平的提高历程，在耕地资源不断减少，人口不断增加，消费需求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安全供给水平之所以能够不断提高，主要还是得益于科技进步。据此，要实现我国粮食安全水平的长期稳定和持续提高，我们只有狠抓粮食生产科技进步而别无他途。一是要有效地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力争在“十二五”期内农业科技的投入占GDP的比重能够赶上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二是加强农业科技经费投入的使用管理，让有限的科研经费足额应用于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之中；三是建立由科学家、农业经营管理者共同参加的农业科技成果评价小组，从科学性、实用性及应用效果两个方面对科技成果和科技人员的业绩进行评价，以便形成良好的社会导向，促使科技进步；四是积极探索和创造条件，组建市场化运作和政府行为相结合的粮食科技推广服务体系，让科技成果能够在粮食生产中充分得到应用，以保证粮食生产的科技水平提高和市场竞争力增强。
（三）切实落实有关粮食支持保护政策，不断提高我国粮食安全的稳定性及抗风险能力
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波和2008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发生之时，也恰好是中国粮食产量大增之时，在危机面前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独善其身，稳定持续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粮食供给安全。分析1998年和2008年两个年份的粮食增产高产的原因，主要和前几年的政策效应积累及政策作用有效发挥有关，即高产增产是历史的必然。据此，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农民种植规模无法扩大的背景下，我们必须切实的贯彻落实粮食生产补贴政策和粮农利益保护政策。一是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补贴量，有效地平衡粮食生产经营者与其它非粮生产经营者的收益；二是要积极探索有效合理的补贴方式，让粮食补贴真正补贴到粮食生产经营者手中，真正起到促进粮食生产发展的作用；三是注意政府的补贴保护机制和市场调控机制的有机结合，如美国的粮食生产无追索贷款，就是市场价格调节和政府贷款支持的结合。我们可以吸收借鉴其有益的方面，必要时放开粮食价格，如果粮食价格每公斤增加0.2元，全国粮食的总收益就可以增加1000亿元，相当于政府两年的粮食补贴金额。所以，要不断完善补贴政策，让补贴机制和市场机制共同在粮食保护支持中发挥作用，不断提高粮食安全的风险抵御能力。
（四）继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流通的市场调节作用，不断提高粮食安全水平
一是要积极深化粮食储备调节体系的改革。现在国家委托中储粮总公司为国家收购代储粮食，而中储粮总公司一般在收购中再委托地方粮食局设点代收，在储备中再委托原有的国有粮库或地方粮库代储。其结果是中储粮总公司为了借助从国家获得的委托代理权而套取利益，对下一级的委托代理收储机构进行盘剥，使真正的粮食收储企业得不到应有的利润，或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而又把损失向粮食生产者转嫁，最终使农民获得的收购价往往与国家所规定的保护价有差距而利益受损。同时，国家对粮食收储完全由中储粮总公司独家代理，就等于国家制造了一个新的最大的市场垄断集团，这必然不利于市场调节功能的充分有效发挥。必须进行改革，真正建立起多元化的竞争性的粮食收储调节体系。二是要加强粮食流通企业的改革与重组，积极探索所有权性质多样性、经营主体多元化、经营形式产业化之路，促进粮食流通企业效率逐步提高，竞争力不断增强，真正能在粮食安全体系中起到导向生产、引导消费、平衡市场供求矛盾的积极作用。三是要继续加强现代化的粮食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要从应对突发性事件的高度出发，建立敏感快捷、运转灵活的现代粮食物流体系，同时要注意物流硬件设备的增添和物流软环境的配套建设，使粮食流通真正能在粮食安全中发挥调节作用，以便提升我国的粮食安全水平。
注释：
[1]中国粮食经济学会、中国粮食行业协会：《粮食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与经验》，中国粮食经济，2009年2期。
[2]粮食问题研究编辑部：《世界粮食危机与中国粮食安全》，粮食问题研究，2008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中国粮食经济学会：《中国粮食行业协会“粮食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与经验”》，《中国粮食经济》，2009年第2期。
[2]孙良尤：《“完善三大体系建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国粮食经济》，2009年第2期。
[3]白玉兴、李彪、王保祥、王小莉、王惠玲：《“浅谈国内粮食产量的波动与粮食安全“》，《粮食科技与经济》，2009年第4期。
[4]朱泽：《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实证研究与政策选择》，湖北科技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5]朱希刚：《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2月第一版。
[6]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办公室：《保障粮食安全与提高农产品质量》，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7]宋洪远：《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
[8]粮食问题研究编辑部：《世界粮食危机与中国粮食安全》，《粮食问题研究》，2008年第3期。
[9]王雅鹏：《“粮食增产靠科技、科技增粮靠推广”》，《中国农村经济》，1996年第5期。
[10]王雅鹏：《“当前我国粮食问题的辩识与对策”》，《湖北农学院学报》，2000年2月。
[11]王雅鹏：《“警惕粮食问题再起风波”》，《中国农村经济》，2001年第3期。
[12]王雅鹏：《“对粮食安全路径选择的思考——基于农民增收的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5年第3期。
[13]王雅鹏：《“我国粮食安全的潜在性危机分析”》，《农业现代化研究》，2008年9月，第29卷第5期。
[14]王雅鹏、邓玲：《“生物质液态燃料开发利用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分析”》，《农业技术经济》，2008年第4期。
[15]王雅鹏：《粮食安全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16]王雅鹏、叶慧：《中西部城镇化加速期粮食安全长效机制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
[17]刘田喜、王华新、吕江文、王雅鹏：《湖北农村改革30年》，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
（作者简介：王雅鹏，湖北武汉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娟，湖北武汉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生；陈娟，湖北武汉华中农业大学讲师）
作者：王雅鹏 吴娟 陈娟 来源：《湖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