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的制度经济学1】为什么苏南模式不敌温州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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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90年代，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一度成为风靡全国的两种地方企业发展模式，然而时至今日，苏南模式一去不复返，而温州模式大行其道。其中道理何在？欢迎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也欢迎大家补充一些实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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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 温州模式 经济学 大行其道 模式 制度经济学 温州 苏南

背景材料1

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较量

作者:龚浔泽 中国政治学 2004-10-13

无论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其关键都是民间的张力得以释放和涌流，只不过路径不同罢了。在所有人都开始相信宁波人修建杭州湾大桥是为了与上海接轨，与正宗的长三角联动时，宁波人在窃笑　 　　苏南模式肇始于无锡、常熟、江阴，但典型的苏南模式不仅仅在于此，还有浙北的萧山、绍兴、鄞县。只不过随后的温州模式更具备无中生有的魅力，让人们误以为苏南模式仅仅开始于江苏。而浙江省在1993年后向浙东和浙北地区大力推广温州模式，有先见之明地改造了浙东北的“苏南模式”。苏南在占得了无尽的先机时也加深了人们的这种误会。于是，提到江苏就是苏南模式，提到浙江就是温州模式。江苏把吴越核心区域的乡村工业化模式抢先冠以“苏南模式”的称号，在赢得无限风光的同时也被这种胜利冲昏头脑。 　　第一次的优劣互换 　　经济的发展往往超出人们想像地改变生活，改变地域竞争态势。变化比计划来得快，这是工业化加速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1980年代武进曾是苏南模式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在1992年第一届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的评比中它名列第二，仅次于无锡县，而高于第三的江阴县。当时的苏南内部并非如今天人们想像的那样，越靠近上海就越发达。无锡县、武进县和江阴县的铁三角是当时苏南地区最发达的三极，他们都不属于江苏离上海最近的苏州。经典的苏南模式的创新也是围绕这一核心的。那时昆山还很平庸，张家港也才小荷露角。而且在苏州所辖的六县中，当时最发达的、发展最快的都不是直接与上海接壤的太仓、昆山和吴江。此时也是苏南模式声誉最著和实惠最多并存的黄金时期。尽管溧阳、金坛稍次，但那时提到苏锡常，不仅强将无弱兵，而且彼此也不敢小瞧。不论声势还是人均，基本上是无锡第一，而常州与苏州相差并不悬殊。可仅仅过了几年，苏锡就渐渐无“潮了。伴随这种变化的，还有武进甚至宜兴的相对衰落，和苏州总量和人均的节节攀升“苏锡无潮并非是江苏的胜利，而是上海的胜利。苏锡特别是苏州的繁荣得益于上海而不再是内生的结果。这样，常州遥遥领先镇江等地的盛况亦已不再。镇江对常州也不是望而不及。经典的苏南模式从1995年风光最无限的巅峰突然滑落不仅让中央始料未及，也让苏南人和江苏人无法理解。 　　很多人谈论传统的苏南模式从万众欢呼滑落至举步艰难时，仅仅停留于苏南模式的集体经济的性质。这虽不肤浅却不深刻。如果在苏南模式风光后把武进、宜兴、无锡县、丹阳等地放到浙江那种行政状况下，这些地方今天的城乡面貌会跟温州、晋江那里一样繁嚣：外地人比本地人多，本地人楼房起码六层，人人是老板，家家有汽车，满街是蹬三轮的外地人，尽管杂乱无章却生机勃勃。可惜的是历史不可重写，假设也不可能是现实。经典的苏南模式成也政府，败也政府，有一定的道理。苏南模式中的政府特点在张家港的两个文明建设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张家港精神本质上是大寨精神的延续，本身也并非一无是处，然而在长期坚持下必然始终是粗放型的而不可能是集约化的。结果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极易钝化居民。长此以往，必然会窒息内生型的民间张力。而经典的温州模式虽然得益于政府某时的保护，但主要动力在民间，它的兴起和富民得利始终仰仗于民间对政府的敬而远之和政府心知肚明的袖手旁观。 　　经历数百亿资金打水漂于南方的地产、邓斌的集资案和省内被迫北上做秀般的扶贫，江苏经济也软着陆了“二国有”的苏南企业体制相继走入绝境。作为1980年代全国最富裕的农民的苏南人一朝醒来才发现桂冠是如此的烫手，富裕亦已相对名不符实。曾经不屑的浙江那些专门造假坑蒙拐骗的土帽如今似乎个个都是腰缠万贯的老板，而苏南人却依旧只能是农民式的工人。每天要去工厂上班，集资款转眼间化为乌有。更重要的是见识有限，却还总期望政府，这特别是苏州以西的曾经是苏南模式核心地区的乡村写照。 　　苏南人普遍劳工化的起因 　　根源很多，惟有细细梳理。无论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其关键都是民间的张力得以释放和涌流，只不过路径不同罢了。苏南模式成长和壮大，在其企业投资机制和经营方式上存在一个向上走的趋势：即兴办企业的最主要动力存在一个由民间到政府，由下级政府向上级政府转移的趋向。而在温州这种现象是不存在的。苏南模式首先肇始于大集体时期的农村生产小队的自办加工作坊（后来的村民小组），再到生产大队（行政村），再到人民公社（乡、镇），再到县，甚至市。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的规模愈来愈大，模式的光环越来越亮。可是企业产权的主体却越来越模糊，企业一步一步地蜕化为准国有企业。固定资产越来越多，机制却越来越死；与政府越来越近，离民间却越来越远；企业招收的农业富余人员越多，农民整体的创新能力就越来越弱：整个苏南地区的发展活力愈来愈弱也就不那么让人稀奇和深感诧异了。苏南农民的创业冲动被无形地抵消，农民甘愿成为劳工者，而非经营者。这是对经典的苏南模式走过的路途所作的理性描绘。 　　翻开当代的改革开放史，中国成功的区域发展模式中，农民都是无可厚非的领导者之一和绝对主力。无论在珠三角，还是长三角，无论是温州还是晋江。解放农民创业的束缚是上述四地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于是当苏南把大量土著农民保护式地转移进当地的集体工厂时，危机就已经潜伏。这种状况延续至今，也是苏南之所以成为国际资本大量进驻无阻而入的关键，这同样也是苏南GDP越高，而人均收入相对而减的症结之一。 　　而在温州则远不一样。在温台那里，不论企业还是当初的作坊，行政权力始终无法介入。当家庭作坊式的企业初现时，政府不愿干预；当前店后厂雨后春笋般多起来时，政府无暇顾及；当合作企业做大时，政府已经无力介入了。政府无可厚非地都有嗜利的一面，否则江苏的各级政府不会如此勤勉地介入乡镇企业——这是乡镇企业最终失去活力的重要根源。而浙江政府也会从地方和政府利益考虑行使地方保护的政策：在中央三令五申要求浙江省严厉查办造假企业的背景和压力下，浙江造假企业仍然打而不灭。尽管浙江付出了巨大的声誉代价和道德成本，但企业最终却越做越大，经历了一次风波，企业就上一个台阶。地方保护主义并不一定要彻底摈弃，关键是仅是遮丑还是夹紧尾巴力图卧薪尝胆。这个历程同样值得广东汕头人寻味。 　　两个发展资质类同的地区，经济发展好的地区，政府未必是好政府；但经济发展活力不足的地区，当地政府或前届或当届一定难逃其咎。1995～2000年的苏南模式的绝境及其重整的巨大代价，政府显然不能置身度外。浙江GDP在总量上远落后于江苏，可浙江的老板数目之多，资本之巨却足令江苏汗颜。江苏鲜有王均瑶、徐冠巨那样白手起家的风云人物，这不会是偶然。这是苏南模式江苏化与温州模式浙江化的必然后果。苏南模式是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城市化。尽管苏南是村村冒烟，但只是村办厂、镇办厂，而少有家办厂。然而在温州早期却相反，那里鲜有集体办的工厂，多是家庭办的作坊。这就使1980年代苏南的企业规模远大于温州。在1980年代，全国民工数还很有限，而且大量涌入的是大城市和广东等外资勃兴的地区。当时江浙的外来民工还是涓涓细流。这样，苏南的乡镇企业需要大量的员工，就为当地的农业剩余劳力提供了就近且风险不大的转移归宿。大多数农民于是顺理成章地成为工人。这也是直至如今苏南的民工数量与广东甚至浙江都无法比肩的历史原因。而在温州，农业剩余劳力比例远大于江苏，而当地集体属规模大的工厂有限，于是只有外出经商。与苏南比较起来，温州这种模式中个体需要冒的风险超出想像。 　　苏南模式的优点多具即期性，而温州模式的优点相对滞后。因而，苏南模式的不足让本地人随后承担得更多，而温州模式的弊端则是更多地抛给了当时和后来的外地和外地人。并不是浙江群体的有意为之，但面对这个格局“越人”的确比“吴人”幸运。今天的苏南人普遍劳工化和相对贫穷正是缘于此。政府勤勉作为，却为光环褪却后的经济相对停滞准备了致命的起因。这种“政府好心办坏事”是当时的苏南及江苏政府始料未及的。 　　苏南是作为下一个短暂时期的世界工厂的加工车间，还是今后较长时期无可争议的全球制造业基地，不仅仅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当地政府的亲商程度，更取决于当地民间活力的激发和互动。1990年前后，当集体性质的企业束缚了苏南民间自主创业的活力后，一向勤勉的政府眼光开始向外，适逢浦东开发开放，长江大流动，外向型经济成了一根救命的缆绳。它使因温顺地接受1988年开始的治理整顿而在总量上先后被广东、山东超过的江苏，在1990年代初再度火冒，虽然追不上广东，却勉强压过了山东。这一是由于江苏的开发区经济，二是由于乡镇企业基础庞大，而且在1992～1995年还恶性膨胀。但这两点都与政府强力推动密切相关，很可能翻水覆舟般地转眼间变成致命伤。于是回味江苏的发展，总让人欣羡浙江发展大戏中那种行云流水般的感觉。 　　置之死地而后生，人均0.3亩地的温州人奋起正得于此。给之艳羡而后活，像城里人一样安逸地生活，这是苏南农民兴办社队工业的朴素理想和原始动力。农民创造出财富膨胀的神话后，集中、建镇、进城，农民企业家的空间身份完成了变迁，富裕的农民进城后，一是提高了城里人的平均生活水准，二是狼入羊群，羊皆变狼。城镇居民一改安逸地等待国家安排的懒惰，主动出击，自主生产，城乡一起联动，居民泛老板化，收入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了。这是对浙江城镇居民收入居高难赶、节节上涨的简要描述。而江苏自发的行程却因乡镇企业恶性膨胀，导致相当部分农民的集资款血本无归而被迫中断。于是，退而求其次，小富即安，守着征地款，穿着工作服，住着两层楼，安享别人对苏南赞誉的同时，自己只能老老实实地成为新的有一点私产却不能个人风光的新工人阶级。这是今天苏南大多农民的心理和实况。这种危险的心理，与西北白天放几头羊，晚上蜷缩热炕头，吃饱即安的文盲老农区别只在于，那里自然条件太恶劣，而这里得尽地利和天时。 　　不仅在苏南，而且在温州以及大佛山，成功的地区发展的中坚必是制造业，而打造制造业兴旺景象的主力必来自乡村精英。如今有许多人把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希望放在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身上，这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高科技能带来巨大财富确是事实，但其风险同样巨大。拥有光环的知识分子和一穷二白的农民比起来，谁更有创业致富的冲动，谁更有不择手段遨游市场海洋的潜力，知情者有自己的发言。市场是一个无法穷尽的黑箱，专业的经济学人士也无法全部琢磨透彻，无论是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还是胸中无沟壑的激情农民，对于市场本质上只能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知识越多，思考越多；考虑越多，担心越多；担忧越多，胆量就会越小。并不是空穴来风的“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曾经是生动的写真，现在亦没有完全失效。 　　缺乏创业激情，一味引用别人资金，成为加工车间，就只能是附属而无法独立。在今日苏南，东部的昆山，一掷千金的是台湾阿土伯，在南部的盛泽，腰缠万贯的多是闽浙越蛮，只是在北部的江阴、张家港、常熟，本地的富人还能风光正盛，然而由于他们的资产实在太大，整个社会分配得并不均匀。老板更多的是曾有政府背景的由乡镇企业经理人转制而来的大老板，并不存在大、中、小老板从小到大的梯队和有序跟进的连动。而且由于就那么几个人被披红戴绿地供奉为民营经济的能手，满身贴遍对于企业家而言并不实用的勋章。这种气氛不仅在事实上阻碍了苏南本地中、小企业主的成长，而且掣肘了苏南大企业主的继续做大。在众目睽睽之下，即使做着早已耳熟能详的琐事，激动紧张也是必不可免的，而失误也就在所难免了。 　　第二次优势互转的危机已在涌动 　　当苏州、昆山已经指望无缝隙融入大上海时，宁波、慈溪只能提出“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口号本身的差异也反映出两地与上海地缘似的亲疏。 　　浙江与上海地理上最接近的是嘉兴。但嘉兴与周边的苏州、杭州、无锡、宁波、绍兴比起来，还是弱了点。嘉兴、湖州以及北杭州古属于“吴”，而跨过钱塘江才是“越”。 　　“吴”的核心区域就是狭义的江浙，而这必然包括浙江的湖嘉。浙省的吴地与苏省的吴地天然亲近，而与越地因钱江和杭州湾的阻隔而相对疏远。因为吴地属于浙江太少，更由于江苏的吴地太过显耀，于是浙江省向来以“越”自称。这不仅促成了江苏以“吴”自居而把吴越等同于广义的江浙，也影响到浙江的发展策略。 　　烽烟不断的江浙间的竞争也影响到浙江的吴地的命运。从浙江省历来的发展策略和政策倾斜来说，湖嘉也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有边缘化的趋向。尽管不能完全归因于此，但多少与此有关却是无疑。因为苏南的吴地太正宗，因而不管从实惠上还是情感血缘上，“越”才是浙江的灵魂。在1990年代的浙江省区域发展讨论中，曾经认定地区的发展极有可能黑洞似地吸光周边资源，进而认为如果任凭上海的中心地位，必然会把浙江的资源吸走而让浙江空壳化。在这个背景下，浙江省的政策制定和基础设施建设明显地偏向了越地的宁绍而冷落了吴地的湖嘉。 　　1990年代以后，江苏的苏州奉行“大树底下种好碧螺春”的方针，主动融入上海，做好错位发展的文章。而浙江及宁波则竭力疑惧作为区域中心的上海会无底洞般吸走本属于浙地的资源，由此对上海尽量做出敬而远之的姿态，把打造杭甬经济轴作为浙江的主要对策。于是在江苏抓住浦东开发，甘愿与上海合作，换来外资蜂拥而入时，浙江却竭力与上海争夺，尽量拖滞合作。虽然当时的上海市委黄菊书记来自嘉兴，但当上海将沪杭高速修到嘉善路口多年时，浙江的杭沪高速段还是纹丝不动。浙江把精力集中到北仑港和杭甬高速的建设上。这一政策导向有着高深的野心，却暂时给浙江带来了负面影响，拖缓了浙江引资的幅度和力度。结果是人才产量和投资环境不逊苏州的宁波，在外资这一块无法不向苏州俯首称臣。然而这种格局最终对两地的影响却祸福难料。因为在江苏希冀外资时，宁波浙江民企乘机兴旺，自有品牌林立，这乃一笔无形的竞争后劲。但外资蜂拥而入，GDP总量迅速膨胀的苏州，在苏、甬两地的争夺中，虽不是全胜，也略占上风。但在苏州尚无暇休整时，优势互转的危机已经暗流涌动。 　　13%的上海家庭来自宁波，陈良宇、韩正两位上海大员是宁波籍。杭州湾大桥已经动工，雅戈尔<行情资讯 论坛 点评>、罗蒙、洛兹、太平鸟、奥克斯等优势品牌的效益和本地企业家群体的强势，北仑港的第一深水良港的地位，等等，特别是杭州湾大桥的兴建，将会使宁波和绍兴的优势无限放大。而苏州则面临土地储量枯竭，内部造血功能欠缺，劳动力成本上升，居民生活水平改善乏力，强势政府的弊端，内部行政区离心倾向加剧等诸多不足。这种后劲不足的缺憾是摆在苏州面前的巨大危险。对于90年代初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在刹那间优劣互转的危机可能重现的恐惧，像悬在苏州、江苏面前晃悠的利剑在乡镇企业神话破灭之后，因苏南地理优势而勉强撑起的江苏繁荣，将会因宁波浙江的加剧竞争而凶兆毕现。倘若国际资本断流的迹象一旦出现，与浙江相比失去优势的江苏经济增速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整个社会发展也会出现根源性的危机，包括“两个率先”在内必将成为空话。而这可能就以杭州湾大桥的开工为起点。 　　在所有人都开始相信宁波人修建杭州湾大桥是为了与上海接轨，与正宗的长三角联动时，宁波人在窃笑。当江苏人赶紧试图捂紧外商的钱袋，防止浙江引资后来居上时，站在背后的越东人得意洋洋。其实他们的目标并非是做上海的后花园，也不是与苏州争当别人金宝宝的炕房。被上海洋山港逼到险境的宁波正在将计就计，准备力促昔日辉煌的再现。杭州湾大桥修建后，上海与宁波的公路连线虽然缩短，却很有限。有心人可能已经发现，宁波到上海仍然是一个半圆，但大桥及配套的高速经嘉兴和慈溪将苏州、宁波几乎连成了一条直线。虽然宁波到上海的公路里程减少了120公里掩盖了这一直线，但这却是杭州湾大桥对于宁波和浙江的意义的关键。杭州湾大桥修建的真实目的并非仅仅着眼于上孩宁波的联动。如果它是这个目的，它必然不惜一切代价争取从金山卫下海直达镇海或慈溪东围的杭州湾大桥，而不是现在的这个。大肆渲染的背后是一个表面的幌子和预设的退路。杭州湾大桥重新洗刷了浙江的经济版图，它的出现为宁波叫板苏南提供了更充足的力气和更充分的底本。

来源: 国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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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发展现状比较

发布时间：2002-12-18　文章来源：本站 文章作者：张应强

[内容提要] 苏南模式是政府超强干预模式，温州模式则是自发自生的发展模式，二者本质上的不同决定了其不同的经济绩效和发展前景。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 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民营经济 　　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地区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的最具代表性的两种发展模式。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这两种模式一直是理论界和实践界讨论的热点。但是，自1997年以来，随着我国买方市场的形成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十分突出，而温州的民间投资却一枝独秀，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刻反思。重新审视这两种模式及其发展现状对于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仍具有重要意义。 　　一、两种模式的差异比较 　　苏南模式的特点是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乡镇政府主导乡镇企业的发展。温州模式的特点是以家庭工业为基础、以供销员为发动骨干、以农村集镇为依托、以专业化市场为纽带的市场主导运行模式。二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初始发展条件不同。苏南地区位于太湖之滨、长江三角洲中部，农业生产条件得天独厚。该地区毗邻上海、苏州、无锡和常州等大中城市，水陆交通便利，接受经济、技术的辐射能力较强。温州地区位于浙江省东南部，地处偏僻，土地贫瘠，经济基础差，客观条件与苏南相去甚远。但温州人顽强、洒脱、自主、务实，且长期受到叶适等先贤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历来就有从事家庭手工业的传统，在极“左”时期一直是“资本主义尾巴”的重灾区。 　　2、工业化和市场化路径不同。苏南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走的是先工业化再市场化的发展路径，历史上的积累和接受上海等地的辐射为苏南地区工业化的起步创造了良好条件。温州地区因缺乏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和技术，走的是私人资本经营的发展道路，采取走出去闯市场的办法，通过市场化来促进工业化。 　　3、资源组织方式不同。苏南地区采取以乡镇政府为主组织资源的方式，并由政府指派所谓的能人来担任企业负责人。在温州地区，由于集体资源有限，人们通过市场自发组织资源的成本相对较低，因而主要采取家庭工业的形式配置资源。他们很注意专业化市场的培育，其中的民间资本市场在地区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4、财富积累主体和方式不同。在苏南，由乡镇集体支配资源，他们同时也是财富积累的主体。而在温州，由个人积累财富和支配资源，但他们也通过股份合作制、股份制等方式实现资源共享，只不过这种资源共享的前提是个人财富的积累。财富积累主体不同产生了不同的激励效果，这正是苏南经济增长乏力，而温州经济增长势头强劲的根本原因。 　　5、政府职能的定位和作用不同。苏南模式是“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能人经济模式”和“政绩经济模式”，本质上是“政府超强干预模式”。温州模式被概括为“市场解决模式”、“自发自生的发展模式”和“自组织模式”，核心是自发和内生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温州模式的形成中，市场机制发挥着广泛的作用，政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提供制度环境和公共产品上，管理职能相对弱化。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苏南模式存在一系列类似于传统国企的弊端，如企业产权不明、政企不分、所有制实现形式单一等问题。尽管改革之初大量经济空隙的存在为苏南地区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提供了历史机遇，致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南地区政府超强干预模式取得了辉煌成就，但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尤其是买方市场的出现，苏南经济开始滑坡。到1996年，苏南乡镇企业销售收入增幅降到10％以下，其中苏州、常州两市的利润额出现负增长。苏南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而温州模式尽管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人们都看好温州模式制度创新的意义和势头。困扰着我们的许多问题，在温州以至整个浙江地区几乎都不成问题。如下岗失业，数字虚报，企业搞不活，经济不景气等等。有资料显示，目前浙江经济实力已与广东并驾齐驱。 　　二、两种模式的发展现状比较 　　(一)苏南人的艰难变革历程 　　苏南人意识到自身问题的严重性，同时迫于经济形势的要求，于1998年在政府推动下实行了第一次改制。当时的做法大多是把乡镇企业改成集体控股的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但这次股份合作制化以后，乡镇村的地方产权制度问题仍然存在，政企不分的毛病仍然没有根本改观。由于设置“不可分配给个人的集体股”以及地方政府通过集体股掌握决策权等做法，地方产权制度以另外一种形式制度化和合法化了。 　　面对这种情况，苏南地区许多县市正在着手进行必要的“二次改制”。二次改制的方向是政企分开，打破地方政府的地方产权制度，确立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市场中的自主地位以及私人作为独立产权主体的地位。其实质是让市场内生力量发挥作用。二次改制转移出来的社会职能需由政府来承担。由此出现一种趋势，就是苏南的发展路径将与温州趋同。但是，二次改制由于仍然是自上而下，政府推动，力度大，速度快，以致在改制中出现了一些不规范的做法甚至黑箱操作，地方政府、社区政府、企业经营者、社区居民、企业内部职工，各怀心思。在这场应有上述五方共同参加的转制谈判中，社区居民和企业内部职工始终是缺席者。二次改制暴露出极大复杂性和艰巨性。整个苏南，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尚需进一步深化改革：一是产权制度改革尚不彻底；二是政企不分等微观机制问题尚未解决。党政企不分给权力带来巨大经济利益，导致权力阶层家族化、官本位的等级制、家长制随处泛滥；三是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尚未完成，要素配置上市场取向的改革相对滞缓，党政权力向市场领域过溢；四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滞后，受到种种有形无形的抑制，个体私营经济的政策环境还不够理想，民间生产力没有得到充分释放。总之，苏南人在市场化、民主化改革的征途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二)温州人的“超越温州模式” 　　温州人也没有停步。在今日温州大地上，一场称为“超越温州模式”的新的改革正在迅猛而又深入地进行着。与苏南模式的改革由政府推动不同，它是由温州模式的创建者们和温州企业家们提出来的，并且在极力倡导和实行这场新的改革。其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思想观念方面的超越。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发展起来的温州模式，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温州人重商、言利的传统和人生哲学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是，对于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温州企业家所秉承的传统观念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从而使以它为指导建立起来的温州模式具有先天的不足之处，这就决定了温州企业家们首先必须在传统观念方面进行彻底超越，超越农民意识，树立现代市场经济理念。第二，企业制度方面的超越。温州地区私营企业在发展初期一般采用合伙制或不规范的股份合作制组织形式，这种产权制度和资本组织形式适应了当时温州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因此，合伙制成为温州模式的一种典型制度安排。但是，这种合伙制组织形式及家庭工业资本随着温州经济的巨大发展，其缺陷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首先在于它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制度要求。因为温州合伙制企业的合伙人大多是以血缘、地缘为纽带联系起来的，资本具有家庭化和本土化特征，从而具有浓厚的封闭性。而市场经济中的人、财、物都要求具有流动性和开放性。因此，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合伙制已成为温州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面对形势的发展，温州的企业家们顺应时代潮流，积极采取措施，将合伙推进到现代公司制的发展阶段，从而实现了超越合伙制、超越家庭工业资本的跨越，打破了“谁打江山、谁坐江山”的“家天下”局面。第三，企业生存环境方面的超越。一是要超越农村，实现农村城市化。二是要超越国界，努力开拓国际市场，为企业的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 　　三、结论 　　温州经济发展的历程和良好势头向人们表明了这样一个硬道理：真正的发展权蕴藏在民间，来自底层的自发秩序和自组织形式往往是人类行为的理性选择。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科斯，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 　　2.埃斯特林等：《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时报出版社，1993。 　　3.张连杰主编：《温州老板》，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似乎免不了突出政府的作用，区域之间最大的差别来自于政府及其政策。拿苏南与温州比，是比的结果，而难以考究过程。政府强作用经济的过程是苏南特色，政府弱作用经济的过程是温州特色，不过最值得注意和研究的是在统一国家和政权里，居然有如此迥异的区域经济政策。与其说是苏南模式的不敌，不如说是苏南模式进行的是不断的政府制度及政策的创新，温州是进行的民间制度创新，孰优孰劣？苏南并没有失去辉煌，温州也不是没有困境。说实在的，苏州学了不少新加坡经验，各地又在学习苏州经验，从而只是表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主流是政府创新，还不是民间创新。在如此背景下，强调温州模式的可贵，显得必要，不过民间创新终究不易模仿和扩散，所以苏南模式必然更为流行。

温州模式：作为区域工业化范式的一种理解[}

赵伟 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H VU.5R 【内容提要】"fM

“温州模式”是最近20多年来中国快速工业化进程中涌现出来的最为独特、最具争议的区 域 工业化模式之一，作为转型经济的一个地区，这种模式既属于一种区域制度转型范式，也属 于一种区域工业化范式。本文借助纵横向比较及实证研究方法，就作为区域工业化范式的温 州模式之内涵、特点及其未来发展趋向，做了较为广泛的探讨，提出如下看法：温州模式从 其内涵上可以称为“中国式新古典区域工业化范式”；温州模式的主要特点至少有三，即产 权明晰的企业制度、内源性资本形成格局及区际贸易为主的市场分布；温州模式下一步发展 的趋向，最明显的莫过于二：(1)工业化重心由“二产化”向“三产化”的移动；(2)市场分 布由区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转移。&L'!©大家论坛 -- 大家论坛，咸丰走向世界的天地　　n+#n

\j一、问题的提出8`fGg©大家论坛 -- 大家论坛，咸丰走向世界的天地　　.

2X 中国最近20余年的快速工业化进程，促成过数个具有鲜明地域特点的工业化区域模式，199 0 年代后期之前最引人注目的此类模式有三，即(1)珠江三角洲模式，(2)“苏南模式”，(3) “温州模式”。数年前笔者曾撰文（赵伟，1997）将珠江三角洲模式称作“外资导向的工业化 模式”，而将苏南模式称作“乡镇（集体）企业导向的工业化模式”。之所以如斯称谓，主要 是基于如下事实：珠江三角洲模式是靠了1980年代中央政府单独给予的一系列对外开放优惠 政策起步的，其突出特点是对外来直接投资和国际市场的广泛利用和高度依赖；苏南模式是 在计划经济时期之“社队企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突出特点在于乡镇集体企业之组织形 式（注：苏南地方官员普遍认为，“苏南模式的核心内涵，毫无疑问就是以集体所有制形式来发展非农经济，尤其是农村工业。”（常征2001）。）。并得出结论：单就外部结构而言，1990年代中期开始，苏南模式在向珠江模式看齐。 具体来说，由于苏南地区推行了“三外（外资、外贸、外经）齐上，以外养内”的战略，这个 地区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开始迅速上升，接近珠江三角洲模式。然而，这只是1997年之前的变 化。实际上，自1997年起，苏南地区掀起了一场以产权明晰为核心内容的乡镇企业改制浪潮 ，时至今日，许多集体企业已经被改成了私有企业或私人资本控股的“股份制企业”，其企 业制度变得又与温州模式之主体企业制度一致起来（参见常征，2001）。由此似可认为，苏南 模式之内部特征又有“温州模式化”的趋向。mmPe 苏南模式的上述变化，从一个侧面佐证了温州模式的优势，引致学术界重新审视温州模式 。客观地来说，由于中国经济正在进行的是一场二重或“两化”意义的转型，一重是经济体 制的市场化，另一重是经济社会的工业化，因此对于温州模式的考察、研究，既可以作为制 度转型的范式进行，也可以作为区域工业化的范式进行。本文主要将其作为一种区域工业化 范式来考察，目的在于探讨以下三个彼此相联系的问题：(1)作为区域工业化范式的温州模 式之界定；(2)作为区域工业化范式的温州模式之主要特点；(3)这种模式下工业化继续推进 的前景与趋向。6!qB 先行工业国工业化的经历表明，大国的工业化一般发端、突破于几个有限的区域，而后扩 散至全国。这一规律，中国显然不能打破。作为一种转型经济，中国工业化最近20多年的经 历也表明，如果不是全部，那么至少绝大多数好的改革与发展模式，都是由具体区域基层的 老 百姓首创的，而不是高层发明的。这一点从最早的农村生产责任制到最近的农村工业化，概 莫能外。由此可以断言，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与行政藩篱下，工业化、现代化的突破与最终 完成，不仅有赖于宏观层面上发展战略的准确选择，而且有赖于区域层面上基础进程的突破 。因此，经济学家应该关注中国的区域工业化模式。{^c

©大家论坛 G二、温州模式：一种新古典区域工业化范式3'N1yw©大家论坛 -- 大家论坛，咸丰走向世界的天地　　ws^

纵向考察温州模式的形成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将这种模式与发端于英格兰西北部兰开 郡的欧洲古典工业化做一些比较。而比较之后便不难认同笔者（赵伟，1999）早些时候提出的 如 下看法：这种模式讫于目前的发展，具有欧洲古典市场经济工业化早期发展的主要特征。其 中在四个方面与欧洲古典工业化的经历颇为相似：~j 第一个方面是创业资本或原始资本的获得。与先行国家一样，温州也经历过艰难的资本原 始积累阶段。这一点与中国其它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及苏南模式地区有所不同。大量 事实表明，珠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化的原始资本，主要是由港、澳商人及海外华人带入的，江 苏南部地区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社队企业”，业已积累了可观的原始资本。与这两个地 区不同，温州在工业化起步时期，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国有”经济摊子不大，在1978 年的11.12亿元的工业产值中，“国有”企业只占35.6%，大大低于浙江全省的比重(61.34%) 。而其非国有工业中，尚有9.3%可归入“非公有”（实为私有）之列。这不仅在全国是少有的 ，而且在浙江也不大，因为当时浙江全省工业产值中，公有（国有+集体）企业就占了99.99% 以上。正是得益于这9.3%的私营企业，温州自1980年代初期掀起了一场原始积累浪潮。其过 程虽不可与欧洲早期相提并论，但原始积累的微观主体及其艰难性，却与先行国家相似。经 济史研究揭示，欧洲原始积累的微观主体，是追求商业利益的私人，其过程漫长而富有传奇 、冒险色彩，其手段既有非法的也有合法的。与欧洲早期经历相比，温州原始积累的过程虽 短促，声势虽微小，但也同样充满着传奇、冒险色彩，期间也夹杂着几分“丑陋”，几分心 酸，早期的许多手段也介于法与非法之间。而伴随着原始积累产生的走私贩私、地下童工 、假冒伪劣、社会道德破坏以及社会“丑恶现象”返潮等等，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也证明了原 始积累丑陋的一面。s 第二个方面是企业组织形式的演进。私营企业最初发端于分散的作坊式家庭企业，现代公 司企业制度发端于家庭工业制度。经济史研究揭示，欧洲的工业化尤其是第一个工业社会（ 英国）的工业化，发端于家庭作坊式企业或“家庭工业制度”。家庭工业最初的组织形式大 多属于分散手工工场，工人或小业主分散在自己家里，按照中间商的定货生产。正是分散在 劳 动者或小业主家庭的分散手工工场，孕育了集中的手工工场，而后者又孕育了近代的“工厂 制度”(factory system)。温州早期的家庭工业，与此颇为相似。其中仓南县的标牌业、瑞 安扬桥镇的羊毛衫工业，乐清柳市镇的低压电器业等等，最初大多孵化于家庭，借助“挂户 经营”形式得以发展。而所谓挂户经营，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古典的分散工场。以仓南文具 业发展为例，最初生产与销售均分散于一家一户，1980年，该县一乡村（金星大队）率先实 现组织创新，挂出“金星大队文具厂”的牌子，对外统一厂名、银行账号、税收、上缴管理 费等等，内部则实行分户生产，称为“挂户经营”。这种组织形式既适应了内部私有产权关 系，又合乎外部集体（公有）偏好的社会需求时尚，因此为周边地区所仿效。一年之内，仅在 该县的塑料标识、工艺品制造行业，就形成了2500多个挂户经营式企业。相比较之下，无论 是苏南地区还是珠江三角洲地区，都不同程度地跃过了家庭工业的阶段，其中前者以初具规 模 的“社队企业”为基础，后者则直接引进外资，建立颇具现代特色的非国有企业。但与古典 工业化经历不同的是，由家庭工业制度到近代“工厂制度”的建立，在欧洲经历了由手工制 造到机器生产的技术变革，耗时百年到数百年不等，但在温州，由于家庭工业一开始就使用 机器生产，因此技术呈跳跃式变革，由家庭工业制到工厂制度乃至新近露头的现代股份公司 制的演进，经历了不到20年时间。c 第三个方面是发展过程中的制度环境，有点像欧洲前近代。我们知道，直到中共“十五大 ”之前，私营经济一直被当作异己，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乃至压制，最好的时期，也仅被当 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补充”，定位于“体制外”之最低层次，受到“体制内”国有、集 体和“体制外”之“三资”、集体企业的夹击，而体制内、外上述企业，要么占有某种行业 垄断，要么拥有部门、区域政府保护，要么享有优惠政策或正式融资渠道，经营环境要优于 私有企业。经济史料显示，在欧洲前近代，曾经存在过许多特权企业，这些企业利用它们与 官方的密切关系，获得许多行业的经营特许，其经营环境优于小规模的私人企业。客观地来 分析，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初十几年间，私有企业、私营经济与“体制内”企业、三资企业经 营环境的差异，类似于欧洲前近代两种企业间的差异，其中“国有”和“三资”企业，大 体上类似于欧洲中世纪晚期的特许企业。由于温州工业化是由民间力量推动的，其中私有经 济起了主导的作用，因此温州模式的工业化在发展的大部分时间，得不到超区域政府的认可 、支持，省级政府对这种模式的最好政策，实际上属于某种“无为而治”的政策。但具有讽 刺意味的结果是，无论在温州还是在浙江，受到政府政策忽视乃至抑制的私营经济发展最好 ，而为政府政策格外照顾的“体制内”企业的发展，并不理想。这一点，也与“前近代”时 期欧洲的经历有几分相似，那些得到官方特许、特权保护的企业、产业，（如英格兰的羊毛 纺织业）都先后衰落了，而那些为官方所忽略的乡村工业（如曼彻斯特的棉纺织业），却在竞 争的夹缝中孕育了近代企业制度和机器大工业（参见赵伟，1994）。O0;^S 第四个方面是促成工业化快速起步的原因，也与促成古典工业化的原因有些相似。经济史 研 究揭示，英格兰兰开郡的棉纺织业之兴盛，主要与两个因素密不可分：一个是农村大量过剩 劳动力的突然形成，这些人必须离开土地从事非农产业；另一个是一个庞大的商人群体的形 成，这个群体连同其雇员，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营销大军，编制了一张遍布海内外的营销网络 ，正是这个网络，将英格兰的乡村工业与世界市场联结在了一起，而世界市场的巨大需求， 则促成了兰开郡乡村工业的历史嬗变，掀起了工业化浪潮（参见保尔•芒图，1983）。客观地 来分析，温州乡村工业的最初发端，也与两个彼此关联的因素密不可分：一个是区域要素禀 赋 特点，最突出的特点是劳动与耕地供给之相对丰裕程度。人均3分耕地意味着乡村存在大量 边际产出为零的过剩劳动力；另一个是，作为区域人文环境的有机构成，温州民间一直潜伏 着强烈的商业文化冲动。正是这两个因素的同时释放，促成了温州家庭工业的大发展：农村 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突然释放，迫使人们寻找农业之外的生计；民间商业冲动的释放，迅速促 成了一个销售大军的兴起。不断壮大的销售大军，将温州的乡村工业与远地的商品市场联系 在了一起。而直到1990年代中期的“短缺经济”环境则意味着，一个地区一旦在商业营销上 形成优势，就会创造出无限的商业机会。{ 然而类比只能到此为止，与欧洲古典工业化的发端相比较，温州区域工业化发生与演进的 其 他许多条件，则大相径庭。其中较为明显的不同，至少有三：XI 其一是发端的外部条件不同。古典工业化是在农业经济的汪洋大海中起步的，温州的工业 化则不同，它属于半工业化经济中之有限地区的工业化，因此，区域工业化是在国内外大工 业的夹缝中掀起的。但是由于中国之特殊计划经济造成的工业品供应短缺，因而温州工业化 起步时期面临的市场环境，又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PV 其二是发端的内部政治制度环境不同。古典工业化是在资本主义坚实的私有产权制度确立 之后发起的，温州的工业化则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发起的。因此，在其形成与 推 进的最初阶段，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怀疑、责难乃至压制。/L7 其三是起步前的经济体制安排不同，古典工业化发起之前，市场力量在配置资源方面已经 在起基础性作用，工业化与自由市场制度的完善并行不悖，温州工业化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占 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发起的，工业化与制度转型同时进行。F 既然一种区域工业化发端的主要特点与古典工业化相似，只是在时代及内外环境方面有所 不同，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温州模式称作“中国式新古典区域工业化范式”。-FR^

©大家论坛 　　070g三、温州模式：主要特点及其标志N©大家论坛 -- 大家论坛，咸丰走向世界的天地　　~<@2

作为一种区域工业化范式，温州模式的特点值得特别予以关注。关于温州模式的主要特点 ，可以从区域横向比较中发现。如若将温州模式与沿海地区其它几个代表性区域工业化模式 进行比较，便不难发现，在1990年代末期之前，这种区域工业化模式大体呈现出四个较为鲜 明的特点：*ERFb 第一个特点可以从微观产业组织（企业）之产权结构上看到，即明晰的产权制度。产权明晰 的 基本标志是，具备产权明晰前提条件的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占了工业产值的大头。统计资 料揭示，在1990年代末期，温州的全部工业总产值中，公有（国有、集体）企业产值比重仅占 15%左右（其中国有工业产值比重不足4%，集体工业产值约占12%），非公有制工业（私营、股 份合作制等企业）比重高达84%以上。同期全国公有制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在63% 以上，其中仅“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产值，就占总产值的28%以上，浙江全省这两个比重 分别为38%强和11%弱。省、市、区比较研究（赵伟，2000）表明，浙江工业产值中“国有工业 ”比重为全国最低，而浙江内部地区之间比较，则表明温州最低。在温州，非公有制的产权 明晰的企业由三类企业汇集而来：第一类是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建立的私营企业，第二类是 1990年代后期脱去“红帽子”的“戴红帽子企业”（实为私营但挂着“集体”牌子的企业）， 第三类是“转制”过程中被拍卖的国有企业。时止1990年代末，这些企业的产权完全或基本 上是明晰的。这一点在制造业、商品零售、公路客货运输行业表现得最为突出。相比之下， 在中国沿海不少地区，尤其在两三年前的苏南地区，“集体所有”下的模糊产权，成为基本 的特征。w} 第二个特点表现在资本形成结构上，温州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本，具有鲜明的内源性。具体 来说，从工业化起步直到最近的发展中，资本主要是通过内部（区内、省内和国内）获得的， 引进的外资很少。即使在1992年之后，在全国各地都在大张旗鼓引进外资，沿海许多地区（ 包括苏南模式代表县市）外资依存度大幅度提高的背景下，温州的外资依存度依然很低。统 计资料显示，1995年至1998年，珠三角模式主要县、市实际引进外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 资中的比重，最低不低于47%，多数年份在55%以上；苏南地区平均不低于30%，温州则不到3 %。其中最高的1997年，也只有2.79%，1998年则降为1.5%。这一比重不仅在沿海地区罕见地 低，而且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比重（同两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实际利用外资——直接投资， 所占比重分别为15%和13%）。由此不难推断，温州工业化进程中的关键要素——资本，基本 上是立足于区内、国内获得的。同样不难推断的是，区内、国内资本的获得，主要是通过私 营企业的跨区域商业活动，而非通过银行、资本市场等正式金融渠道，因为正式金融渠 道对于小规模的私营企业一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第三个特点表现在市场结构上，突出的特点是贸易流动的区际性以及对于国内市场极高的 依 存度。纵向考察温州经济发展中的市场结构，可以较为容易地得出结论，在讫止1990年代末 期的经济发展中，温州的商品市场主要在国内而非海外。因此可以认为，区际贸易(inter-r egional)而非国际贸易是其得以发展的主要动力。统计资料显示，1990年代下半叶，珠三角 地区外贸出口依存度（出口额/GDP百分率）接近100%，苏南模式代表性县市不低于40%，温州 一直在10%以下，即使在当地政府加强外贸工作之后的1990年代末，温州经济外贸（进口+出 口）依存度，尚不到15%。而在1990年代初期之前，多数年份在5%之下，这无论与苏南模式所 在经济江苏全省相比，还是与珠三角模式所在经济广东全省相比，都显得极低。7{!H 第四个特点表现在工业化的产业选择与技术选择上。由于温州工业化基本上是由民间投资 驱动的，发展过程中投资规模是渐次增加的，与私人小规模投资相一致的是，投资的产业选 择，集中于回收期限较短，风险相对小的传统制造业。同时，在产业技术选择上，也基本上 局限于低技术行业。统计资料揭示，直到1998年，温州制造业的主体行业，多数属于西方国 家在第一、二次产业革命时期就已经发展了的主导产业，多数技术要求低，投资进入门槛低 ， 适合小规模的私营企业发展。至于新兴产业、中高技术领域的投资，迄今还属凤毛麟角。Oq-y 由温州模式发展中呈现的上述四个特点，不难得出结论：作为区域工业化范式的温州模式 ，在其发展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吸引或动员了大众参与，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国内资源与国内市 场，由传统制造业起步并且主要围绕传统制造业在扩展。从这个意义上，显然可以把温州模 式看作一种立足于内部市场与内部资源与传统制造业，自下而上发起与推进的区域工业化范 式。vYfuLd©大家论坛 -- 大家论坛，咸丰走向世界的天地　　

Nj四、温州模式：下一步发展的趋向}1A@,©

客观地来分析，讫止世纪初期，作为区域工业化范式的温州模式，显然已经形成了一些推 动 工业化持续扩展的内在因素。在所有因素中，三个因素当值得特别予以关注：u^x 第一个因素是资本形成的基础较为扎实。其重要标志之一是，急剧增长的私人储蓄，以及 私人投资回报，在区域资本形成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研究表明，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温 州的储蓄率尤其是私人储蓄率就一路攀升，连年位居浙江各地区前列。仅2000年一年，金融 机构存款余额就猛增22.1%，其中企业存款增幅不大，私人储蓄存款增幅高达22.3%，高出浙 江省平均增幅将近5个百分点，而浙江私人储蓄率增幅本身就位居全国前茅。不断增长的 私人储蓄，加上民间累积储蓄、投资的“财富效应”，不断加强着民间资本形成的源泉。不 仅如此，这个源泉还通过分布于全国各经济中心乃至边远市镇的温州商人群体，予以放大。,Z@4&d 第二个因素是投资决策的分散化、大众参与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微观经济决策的民间主体 化。由此使经济增长动力内生化。这与明晰的企业产权制度直接联系在一起。分析表明，在 温州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投资比重一直占第一位，比浙江全省的同一份额，要高出 十多个百分点，而浙江的民间投资在总投资中的份额，又居于沿海省份前茅。我们知道，就 投资决策机制来说，民间投资与国有投资决策机制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分散，后者集 中；前者将决策者与投资者捆绑在一起，后者则将二者分割开来；前者发自投资人内在追逐 利润的冲动，后者靠政府、社区组织推动。而分散投资决策机制及与之互为存在条件的产权 明晰的企业制度一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温州经济发展的主导类型：由传统的政府主导型 ，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与民间力量主导型。因而使经济增长摆脱了依赖政府推动的传统 模式。我们知道，在政府主导经济的传统模式下，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是外生的，政府决策是 最大的外生变量，因而政府“失灵”，或者稍有懈怠，对公有经济“领导班子”“失察”， 公有投资决策失误，都可能会使本地经济受到严重影响。而在市场与民间主导的经济，经济 增长的动力是内生的，政府的暂时懈怠或失灵，无法抑制民间的投资涌动与企业家精神的发 挥，因此对于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要微弱得多。OZ#/" 第三个因素是市场分布与要素吸纳的区际化，因而使经济发展可以最大限度地免受国际因 素的影响。前已述及，温州模式的重要特点之一是贸易的区际化以及资本形成的内源性。这 种模式大体符合大国经济之区域发展的一般特点，由于它有效地利用了大国内部区际贸易和 要素区域间流动优势，主要借助国内区际商品市场、要素市场扩张，因此其经济发展受外部 因素冲击的概率要小，自身稳定性高。这一点，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动荡频仍的国际经济环 境下，显得尤其突出。当然，笔者的研究（赵伟，2001）也揭示，按照工业化进程中区域经济 外向化的一般规律来推断，一个有限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中的区域开放，既可以从区际化一边 开始，也可以从国际化一边开始。但对于大国内部的有限地区来说，先从区际化开始，将其 资本形成与市场分布与国内其他区域紧密联系在一起，既可以从区际分工中获得比较优势的 利益，又可以避免工业化早期来自国际层面之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温州 工业化推进到今天，已经将其资本与市场与正在迅速扩大的国内跨区域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了 一起，其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无疑是坚实的。:|<6uE 基于上述三个因素，可以认为，作为区域工业化范式的温州模式，迄今为止的发展动力仍 在持续增长，其进一步推进的势头将是不可逆转的。但同时必须认识到，作为一种区域工业 化范式，温州工业化的下一步推进，无疑将会出现新的趋向。U 就目前已经露头的发展苗头来判断，未来若干年内，在温州模式工业化的推进中，两个新 趋向值得关注：k"Cg$ 趋向之一可以从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变化来判断，即由“二产化”向“三产化”的过 渡。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表明，一个经济的整个工业化过程中，虽然产业结构的变化总体 上 表现为“非农化”倾向，但非农化的重心则随工业化的深度、广度而有所不同。一般来说， 在工业化的前期，产业结构的“非农化”重心位于制造业一边，因此所谓非农化，主要表现 为制造业化或“二产化”；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尤其是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非农化重心则 移往服务业一边，这个阶段产业结构的变化特点是：“二产”或制造业在总产出中的份额先 停止上升，而后开始下降，与二产份额下降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以服务业为核心内容的第 三产业异军突起，逐步取代制造业而成为GDP（国内生产总值）的主要创造者。由此，这个阶 段 的“非农化”表现出强烈的“三产化”或服务业化倾向。如若分析温州GDP产业来源结构演 进，可以清楚地看到，以1996年为时间界限，“非农业化”重心变化分前后两个阶段：在那 之前，非农化重心位于制造业一边，带有强烈的“二产化”倾向。“二产”增加值在GDP中 所占份额不断攀升：由1980年的35.8%先攀升到1986年的43.2%，1993年的58.5%，而后在199 6年达到59.2%的历史记录；同一时期，“一产”由42.2%降至31.3%和13.4%，1996年进一步 降至9.4%；在那之后，“二产”GDP份额不再上升，且呈现缓慢下降之势。到1999年，降至5 7. 4%，2000年进一步降至56%以下。相比较来看，整个进程中“三产”的比重一直在稳定攀升 ，其中在1996之前攀升缓慢，从1986年到1996年十年间，仅仅攀升了4个多百分点，但从1 996年之后，则呈加速上升之势，从该年到1999年，短短三年中，其份额就攀升了将近4 个百分点。由此不难看出，温州工业化之“非农化”重心，已经在发生变化。可以推断，未 来若干年间，工业化的重心将进一步移往“三产”一边，服务业将进入一个超常规发展时期 。如若按照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历，三产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至少可以达到50%以上。因 此，对于温州经济来说，工业化进一步推进中产业之“三产化”的空间，是相当大的。Av~ 趋向之二可以从工业化进程中的市场结构变化来判断，即由贸易区际化向国际化的拓展。 前已论及，作为工业化范式的温州模式的重要特点之一，是贸易的区际化，国内贸易尤其是 跨地区的贸易在总贸易中占压倒优势地位。但这并不能掩盖另一个趋向，即国际贸易比重虽 然 较低，但却一直呈上升之势。反映国际贸易重要程度的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GDP百分比 ），在1993年仅为2.39%，1996年攀升至7.43%，而从1998年开始，呈现出跳跃式上升：1998 年达到10.75%，1999年达到12.43%，2000年猛增近7个百分点，突破20%！其中出口依存度也 突破了14%。这两个依存度虽然均远远低于苏南地区，更无法与珠江三角洲地区比拟，但199 0年代末期以来的迅速攀升，表明温州经济之市场与贸易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由对于国内 区际市场压倒优势的依赖，变为区际、国际市场并重。这一趋向，与笔者近期研究（赵伟 ，2001a，b）所揭示的区域经济开放模式中的不列颠模式显示的路径，大体一致，即地区开 放起步于区际化，拓展于国际化。无独有偶，温州工业化模式本身就与英格兰古典模式相似 。可以预料，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温州模式之市场结构演进方面的这一趋向，将迅速 得到加强。\d©大家论坛 -- 大家论坛，咸丰走向世界的天地　　3 笔者认为，上述两大趋向既是工业化进程的必然，也是作为一种工业化范式的温州模式得 以在深度与广度两个方面拓展的必要条件，随着这两大趋向的加强，温州模式之“新古典” 特征将得到加强。yQ%©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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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期，政府的作用自然不可或缺，但是要看如何发挥作用。苏南模式其实是一直用政府代替企业家功能，长远来看显然不行，集体所有制的缺陷也是先天的。而温州，政府也起了很多作用，就是通过打假来维护区域品牌。关键是，政府何时进入，何时退出。

请问4楼，“民间创新终究不易模仿和扩散，所以苏南模式必然更为流行。”——理由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者说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一个扩散型经济，放开民间活力，其势无穷！

温州模式准确地讲应是温州人模式，苏南模式准确地讲应是苏南人模式。以为民营和市场经济是一放就可以放出来的扩展秩序，未免将问题简单化。温州的实质在于全民皆商和全民皆企，这是一种普遍的、几成习惯的社会风气，因此在机会出现时（国家放的结果），温州如鱼得水，创造了经济奇迹。试想如果是在云南、贵州、西藏等，在所有缺少温州人和温州人精神的地方，即使允许民营和市场经济大发展，是否就能大发展？97、98年以来民营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及其政策已由限制转向扶持、促进和推动，然而有那个地区能达致温州的成就。相反，政府学习易，全民学习难，所以各地只见政府招商热、开发热，民间却难以一下子具有普遍的发家致富的强烈意愿、胆识和能力，要把各地人变成温州人的确太难，但要各地政府及其官员变成苏南式的政府及其官员，则要简单得多。

楼上的从习俗的角度来谈经济发展，自然可以，但是可否举证苏南人在精神状态上不如温州人？似乎文化、习俗不好求证吧。产权、所有制总是相对好验证的。

个人觉得，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不能简单地概括为“集体制vs.私营制”。政府在其中起了两种不同的作用，应该说跟初始禀赋有关，跟政府掌握的资源有关。不过，这至少在弱意义上证明了，产权明晰胜于产权模糊，市场力量胜于政府调控。

如何看待苏州经济发展模式

http://news.jschina.com.cn 2005-1-7 10: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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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下半年以来,各类反映苏州经济快速发展的新闻频频见诸媒体 苏州引进外资居全国第一；苏州GDP增速位列长三角地区15个城市之首，总量跃居全国第四，其中工业跃居全国第二，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工业基地等等。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些报道刊登后，却引来了很多读者、网民甚至一些著名学者和地方领导干部的尖锐批评。批评者的主要观点集中在一点，那就是苏州名声响不实惠，引进外资多，GDP增长快，但人均收入与GDP大不相称，增幅远远低于GDP增幅，老百姓从引进外资和经济增长中得益不多。其主要依据是：苏州人均GDP超过上海，但人均收入只有上海一半；在长三角15个大中城市中，苏州GDP总量超过浙江任何一个城市，但论人均收入浙江几个城市全部高于苏州；在许多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经济指标方面，如商品零售总额、储蓄余额、私车拥有量、人均住房面积等，苏州甚至比不上地处西部内陆、经济发展较迟缓的成都。为此,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重庆市的一位领导公开质疑“苏州模式”,认为这是典型的“只长骨头不长肉”。 　　从理论上讲，经济总量较多地区的居民就该有较高的收入，但苏州GDP总量与人均收入之间却存在着如此之大的反差，着实令人吃惊。对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关专家归因于以下两条：一是苏州外资带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近年来，苏州成了全国引进外资的典型，媒体称苏州已是“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厂”，但一些专家认为实际上只是世界工厂的加工车间，出口的都是技术含量不高的低端产品，连做衣服都是贴的人家的牌子，赚的是极其低廉的加工费，扮演的是挣钱最少的打工者的角色。即使拿苏州、昆山那里密集的电脑生产企业来说，名义上是高科技产业，实际上与研发、设计无缘，装配女工长时间坐着一动不动，从事的是简单重复的装配工作，只能说是高科技产业链条末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环节部分。例如，罗技公司是一家总部设在加州的美国公司，每年有2000万个在苏州制造并贴着“中国制造”标签的鼠标运往美国。在美国其售价约40美元，在其价格构成中，罗技拿8美元，销售商拿15美元，零部件供应商拿14美元，而中国只能从每只鼠标中拿到3美元，其中包括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性开支。为此，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教授、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指出，这种经济模式的增长给百姓带来的福利不及经济本身增长的幅度，更比不上外资在中国的收益增长，中国遭外资掠夺太重。这种政府主导型经济下过多依赖外资的经济结构，不具有可持续性，有必要引起人们对外资主导型经济的反思；第二个原因是苏州以二产为主的产业结构。一般来说，一个地方的第三产业比重高，百姓收入一定高。工业增长带来的GDP增加值仅30％是职工收入，60％是税收、折旧和利润，因此尽管工业增加值巨大，但老百姓的收入不一定高。有的专家还提出，纯粹地依赖工资性收入难以迅速提升当地人民生活水平，而且，地方经济一旦患上“外资依赖症”，将对当地民营经济的发展产生“挤出效应”。 　　但是，对于苏州经济发展模式的这种非议，记者在近日的采访中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葛守昆研究员认为，苏州经济发展模式的成绩还是主要的，苏州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收入在全省都是领先的，这几年苏州经济快速发展，政府财政实力大大增强，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基础设施和各项社会事业日益完善，百姓生活水平提高迅速，取得这些成就，外资功不可没。与受到不少专家推崇的以发展民营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温州模式”相比，我更看好苏州。温州经济发展靠的是机制灵活，但论产业层次、技术含量、基础设施、投资环境远远不能与苏州相比。苏州经过近几年的改制，企业竞争力大大 　　提高，发展后劲更为强劲。当然，我们也要正视外资带动型经济带来的老百姓直接得益较少的弊病。今后，苏州引进外资要更加注重质量，提高自身技术创新能力，开发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变“苏州制造”为“苏州创造”。要注重把外向型经济与本地经济结合起来，让更多的本地企业为外资配套，拉长产业链，以外资带动民资，而不是外资代替民资。 　　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沈坤荣教授更是对苏州经济发展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苏州从历史上来看，实业发展一直是以工业为主，同时，正是因为苏州有着较好的工业产业基础，在吸引外资过程中形成了明显的竞争优势，形成了目前引进外资中上海以三产为主而苏州以二产为主的分工格局。对于苏州人均收入增幅与GDP不相称的问题，沈坤荣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他说，江苏尤其是苏州一向是中央政府财政的重点来源地，目前各地税收上交政策不一样，江苏上交比例高于别的省市，苏州上交又是全省最高的。如果各地实行一样的税收上交政策，苏州现在可能比新加坡还要富裕。苏州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支援了全国各地经济发展，却反而受到人们批评，被指责为盲目引进外资，片面追求GDP增长，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即使如此，苏州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人均收入，以及基础设施和各项社会事业方面在全国都是先进的甚至是领先的。苏州经济和社会发展更多地体现了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的原则，更能体现全面小康社会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宗旨。今后，无论是苏州还是全省其他地区，仍然应该大力引进外资。当然，像苏州这样的地区在引进外资达到一定程度以后，也要及时实行转型，引资方式上要从以资金换市场向以技术换市场转变，在引进资本的同时引进先进技术，带动本地产业升级。同时，项目引进上要从引进生产型项目向生产与服务结合型项目转变，在发挥原有优势的同时，带动本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完善，以利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快地促进百姓收入的增长。 　　还有的专家指出，实际上，无论是“苏州模式”还是“温州模式”能称为一种模式，说明这两个地方经济发展都是很成功的。两种模式都是因地制宜的发展路子，两者各有利弊，而且这两种模式也不是固定和一成不变的，两个地方也都在不断调整转变。前几年靠发展民营经济出足风头的温州目前经济发展却出现了比较突出的问题，本地资本大量外流，企业大量外迁，发展后劲不足，GDP增速已经连续两年全省排名靠后，2003年间甚至一度排名全省倒数第一，为此温州提出要积极改善投资环境，大力开展招商引资。而被称为外资带动型经济模式典型的苏州则提出了“内外并重、富民优先”的发展新思路，出台一系列扶持激励政策，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第三产业，尽快补长这两块“短板”，力争与外向经济一起构筑“三足鼎立”的发展新格局。

编辑:杨凌青 来源:新华日报 作者:邹建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