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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新中国60年经济史，中国经济发生了两次重大而意义深远的转型，分别是1949年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下的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向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转型，以及1978再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两次转型方向相反，方式迥异，绩效差异很大，但都是经济体制的根本巨变，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运行轨迹。对两次转型进行比较分析对于理解大规模制度变迁过程，掌握经济转型规律性，指导今后的改革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两次经济转型的回顾与分析
（一）第一次转型：由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向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型
1.转型的初始条件：不发达的市场经济
转型主体在制度变迁初始时刻其政治、经济、文化所处的初始状态即转型的初始条件，比较重要的有一国的经济结构、政治特征、意识形态等等。已有研究表明（哈勒根、张军，1999；Sachs、胡永泰、杨小凯，2003），初始条件是转型的一个重要约束变量，对转型绩效具有重要的解释作用。总体而言第一次转型前，民国时期的经济结构呈现出典型的不发达市场经济特征。那时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制度仍然不健全；另一方面全国远未形成统一的经济市场，经济结构呈现出典型的刘易斯二元结构特征。从当时经济发展特征及制度框架来判断，第一次转型的初始条件为不发达的市场经济。
2.转型的动因：通过国家工业化实现国家富强
诺斯（1990）认为引起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在于相对价格的根本性变化以及统治者偏好。转型作为大规模制度变迁过程也应满足这两个要求。公元元年至1800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然而从1861年洋务运动到1949年解放战争结束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处于衰退期，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大幅下降，成为现代工业社会的落伍者和边缘者。新中国成立后，执政者从苏联的实践中，认识到通过对国家资源的统一调配，实施国家工业化能够实现显著报酬递增及显著地降低交易费用。从政治偏好上分析，苏联建立起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在实现国家工业化方面比市场经济显示了更大的制度优越性，这对中国经济转型具有重要示范效应（胡鞍钢，2008）。根据麦迪逊的计算，1928—1939年间，苏联GDP增长率为5.8%，同期美国为0.8%，英国为1.9%，法国为0.9%，西欧为1.6%。1929年苏联占世界GDP比重为6.9%，到1938年已经上升至10.5%。尤其是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经济大危机，使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遭受重创。当时，苏联模式已成为落后国家经济体制的最优选择。②因此，当时实行经济转型，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既符合国家工业化的客观需要，也符合当时的国家意志，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3.转型的目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转型的目标一般指转型的预期达到的制度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的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1949—1978年这一期间可以称为引进、模仿和采用“苏联模式”③时期。苏联模式即中央计划经济模式，其最重要的基础是公有制经济。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建立的公有制经济有两种形式：一是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二是以集体农庄为代表的集体所有制。这对毛泽东影响很大，也成为他追求的理论模式（胡鞍钢，2008）④。以156个重点项目为核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标志着“苏联模式”在中国的全面实施。之后，决策者尽管对此进行了多次调整，但总体上看，第一次转型期间中国始终延续着这一发展模式。⑤
4.转型的方式：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的方式一般可以划分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从转型的方式看，第一次经济转型是由国家主导、计划和控制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在确立建立“苏联模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目标后，开始以国家计划和控制的方式在经济各领域迅速推进。⑥农村经济集体化改革成为这一时期的焦点。1952年底，全国农业合作社数量仅为3600多个，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比例仅为0.05%，1954年后，通过政治动员、群众运动等集中统筹控制的措施逐步地建立起了农业合作化，迅速实现了农村经济集体化的改革。这是一个典型的激进主义的社会变革。在城市地区，1954年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发了一系列文件推动国有化运动，通过“三大改造”，我国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在国民收入中，国有经济比重由1952年的19.1%上升到1956年的32.2%；城乡集体经济比重由1.5%上升至53.4%；国家经济比重上升为7.3%，与此同时，私人经济比重由71.8%迅速下降至7.1%，资本主义经济比重降至8%。尽管在“三大改造”中反复强调“自愿”原则，但实际上都是在广泛发动群众，进行政治动员的基础上，采取“强迫命令”的手段，以阶级斗争方式实现的。
5.转型的绩效：初步建立工业体系的同时也错过了一段黄金发展机遇期
由于不同经济的长期绩效差异从根本上受制度演化方式的影响，因此，衡量经济转型绩效的主要标准在于经济增长率。根据麦迪逊的估算，1952—1978年，中国GDP平均增长4.4%，1978年的经济总量相当于1952年的3.06倍，人均GDP增长了1-2倍。从中国经济发展历史上看，1952—1978年的经济增长率大大超过1949年以前的任何时期。同时，这一时期中国基本实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制定的国家工业化的初期目标，迅速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但同时我们也错过了一段黄金发展机遇期。20世纪50-80年代是世界经济难得的黄金发展期，在这一时期，中国未能实现计划设定的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及大国崛起的目标，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是一个相当落后不发达的大国。1950年，美国、西欧、日本的人均GDP分别是中国的21.34倍、10.22倍及4.29倍，1973年，这一数字变为19.91倍、13.62倍及13.64倍。
（二）第二次转型：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
1.转型的初始条件：落后的发展中大国
第二次转型的初始条件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1）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生产要素、产品施行统销统购，企业按计划指令完成生产任务。（2）居民收入水平较低。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1978年中国人均GNI（国民总收入）仅为340美元，相当于世界低收入组平均数（660美元）的52%，相当于世界下中等收入组平均数（1290美元）的26%。（3）城乡经济分割，人口不能自由流动。
2.转型的动因：实现经济稳态增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其内在制度缺陷日益显露，主要表现是经济增长率低下（见图1）。长期的经济增长下降或停滞已经使得相当一部分群众陷入贫困。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经济增长却趋于平稳。这种制度竞争使得处于支配地位的政治权利集团趋向于变法而维持其统治，同时市场经济的存在也符合广大民众对于经济利益的需求，由此经济转型便有了自上而下形成共识的基础。
第一次转型的目标可以概括为摸着石头过河。纵观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践历程，其具有显著的政府主导特征，因此中国经济转型的速度、层次、重点主要取决于中央决策机构政策偏好的改变，而中央决策机构政策偏好的改变又与决策者理性界限有关，决策者的理性又需要通过制度实践来不断拓展而无法事前获得完全的信息。因此，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我国经济改革一开始就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事实上初期的改革政策也是在不断地放权与收权、试验与推广、激进与保守之间徘徊，最终在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获得合法地位。
4.经济转型的方式：政府主导的渐进式制度变迁
中国的转型是渐进的引入市场机制，在计划经济体制外培育发展了非公有制经济，这是中国经济转型最大的制度特征。就过程而言，国家在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制度变迁的次序与时机的权衡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使得中国经济转型始终在可控、有序、平稳的状态下展开。具体表现为：（1）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进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形成了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和家庭承包经营相结合的统分双层经营体制，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也逐步发展起来。（2）以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市场主体再造。1978—1984年是国有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阶段；1984—1986年开始实施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并允许多种经营方式并存；1987—1993年则强调企业改革的重点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换企业经营机制。通过逐步建立与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这些成就标志着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5.转型的绩效：30多年经济增长的“奇迹”
1988年以来，中国经济除1989、1990年外均处于高速增长状态，年均增长率为9.5%；而东欧转型国家增长比较缓慢，在有些年份甚至为负值。1998年，东欧转型国家在经历了9年衰退之后，加权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只达到了转型前的67%。虽然近几年随着国际能源市场价格的大幅上涨，东欧各国和俄罗斯经济增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比如俄罗斯近年来一直保持6%-7%的经济增长率，但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要想恢复到1990年水平还需要到2010年后（张字，2008）⑦。近几年俄罗斯经济增长较快，许多学者认为这是其制度变革的后期效应，但实际上俄罗斯近几年不断在调整其政治经济政策，从“休克”到“治疗”，实行可控民主与可控市场经济，使制度能够不断契合其民众意识形态，这可能是俄罗斯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原因（李新，2007）⑧。而中国经济在1978年经济开始进入转型期后逐渐实现平稳而快速的增长，经济增长的波动性较之前降低，国民经济的整体实力日渐增强。
二、两次经济转型的比较与启示
（一）两次经济转型的比较
1.转型动因的差异
两次经济转型均是在原有体制的内在效率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的背景下进行的，这种冲突和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催生社会制度变革。但是具体而言，两次转型的动因有所差异。第一次转型是由于原有制度彻底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原有制度的消亡和新制度的产生。而第二次经济转型是由于原有制度内部矛盾的冲突，是在根本制度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制度内在结构的调整。
2.转型目标的差异
第一次转型目标是明确的，就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即农村实行集体化，城市实行国有化。第二次转型目标则经历了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由计划经济体制的改良逐步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转型的实践表明，经济转型是一个复杂且不可明确与准确预测的动态发展过程，转型的道路是发散的、多样的，而不是收敛的、唯一的，这样一种学习、选择、试错和模仿的经济转型过程是制度进化的真实过程。在关键阶段存在着巨大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加上成本巨大的社会调整，使得任何细微的错误都可能带来巨大的风险。
3.转型方式的差异
第一次转型是由国家主导、计划、控制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在短期内通过政治动员、命令迅速建立一种新体制；而第二次转型则是政府主导的渐进式制度变迁过程，强调制度的适应能力、学习能力，在较长的时期内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尽管两次转型都是由政府主导的，但两次转型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有本质区别的。第一次转型是向计划经济体制过渡，而计划经济体制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强调政府的作用，这就决定了第一次转型的过程是政府作用日益加强的过程。第二次转型是向市场经济转型，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分权经济，从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则是政府权力不断缩小的过程，但政府在转型中对转型方向的控制较为明显。
4.转型绩效的差异
毫无疑问第一次转型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周边主要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落后于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这三个经济体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相继进入了“起飞阶段”，创造了“东亚奇迹”。同时也不应该忽视第一次转型的代价，如三年灾荒的发生、城乡二元结构的加深等等。第二次转型则是优异的，连续保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同期增长最快的奇迹。与东欧激进式转型相比，中国渐进式转型的绩效尤为显著。从建国初期发展历史看，中国经济转型的历程中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思路，一种是新民主主义思路，另外一种是苏联模式思路。第一次转型选择了苏联模式思路，而1978年后中国经济转型的理论基础依然是新民主主义思路（胡鞍钢，2008），这是引起两次转型绩效迥异的重点所在。
（二）两次经济转型的启示
1.经济转型具有连续性
经济转型作为一种制度变迁，不是一次性的；不同阶段的转型也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具有连续性，需要客观评价不同阶段转型的地位与功能。建国初期的第一次经济转型虽然以高昂的代价建立了工业化体系，但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应当肯定第一次转型的初始阶段，回收官僚资本之后迅速地加强了国民经济的实力，巩固了政权，促使形成了在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此时的工业化成就也同样引人瞩目，如莫里斯·麦斯纳（2002）指出的这一时期是世界历史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中国的表现毫不逊色。第一次经济转型为中国发展工业化、繁荣国民经济以及走向世界舞台提供了基础条件，同时第一次转型也是第二次转型的基础，它所付出的高昂转型代价正成为第二次经济转型的内在动因，也为第二次经济转型的成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2.经济转型具有规律性
两次转型表明，经济发展的快慢、社会生产力进步的速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经济体制，更进一步说取决于社会经济体制与经济体本身怎样的契合性。国有化并不等于工业化，它恰恰强化了已有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广大农民被排除在现代化浪潮之外。计划经济体制本质上是一种由当权者理性构建的集权经济，而市场经济体制则是一种自然演化而来的经济运行机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研究者认为，真正的企业家不可能出现，政企不可能实现，预算约束不可能硬化，破产不可能有效地约束经理，以国有股为主导的公司化不可能解决经营者选择问题（张维迎，1999）。两次经济转型的绩效表明任何“拔苗助长”式的激进过渡和主观构思“美好蓝图”式的理性构建都是不可能取得良好效果的，因此在经济转型的实践中应当关注转型过程中那些自然演化的过程，根据经济演进规律选择经济转型的方向，并制定相应而合理的政策是取得良好转型绩效的关键所在。
3.根据初始条件选择经济转型的方式
从两次转型速度看第一次转型是疾风暴雨式的转型，而第二次则是渐进式转型。渐进式的市场化转型道路或许不是最优的选择，但至日前为止却也不是最差的。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国而言，渐进式改革至少提供一个逐渐学习、检验以及示范的过程和机会，尽管有时它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部分效率的损失。正如张军（1998）所指出的那样，在市场制度还不完善，非国有部门还未壮大到相当份额，以及一些重要投入品还十分紧张的时候，继续实行对国有部门的价格控制，继续在国有部门内部执行生产资料或其他重要资源的计划分配，可以避免企业之间对稀缺资源的恶性竞争，这对于保障传统国有部门的平稳过渡以及保障经济平稳运行，避免突发性通货膨胀都是十分重要的。
4.合理的政治权利与市场机制是转型绩效的前提
两次经济转型均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政治权利可以通过控制主要经济参数而支配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应当说在不发达的市场条件下，或者市场发育不完全的情况下确实能够替代市场行为，实现经济发展。但这种替代具有负面效应，往往造成权力寻租的泛滥，所以政府干预市场行为应当有一个边界或者合理的度，这对政府来说是一个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权衡的博弈。就中国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焦点看，建立成熟的市场体制其关键不在于市场机制本身，而在于政治或权利中心如何对政治权利与市场进行科学合理的界定。
三、结论
新中国60年来中国两次逆向经济转型的实践表明，理性构建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建国初期为较快地恢复国民经济做出了贡献，并帮助建立起了初步的工业化体系。但是随着实践进程的推进，这种体制的弊端日益显露。第一次经济转型的实践表明这种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给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困惑和贫穷。第二次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转型以其让世界瞩目的成就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合理性。尽管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部分效率损失，然而这样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走市场经济道路的选择，为一个泱泱大国提供了一次渐进式改革的示范过程，使中国走出了生产低效率的困境。在第二次经济转型取得持续30年辉煌成就的同时，我们应当吸取第一次经济转型的经验，尤其需要看到政府的有限理性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影响。构建有限政府，重视经济演进的规律对于当前和今后时期的经济转型十分必要。新中国60年的经济转型实践证明经济制度的完善和有效率的执行有利于经济结构的维持和经济的稳定增长。然而制度的完善和有效率的执行最终需要政府调控主体作用的发挥，因此还需要通过建立统一完备的经济法规与监管制度来构建有限政府，在现阶段和未来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保证能够在有效率的宏观调控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调节经济的主导作用。
注释：
①据拉迪记载，在1949年之前，中国拥有三大块相互分割、联系性较差的经济区域：一是具有重工业基础的东北经济，20世纪30年代中期，东北产量占全国产量的10%一15%，但是大部分活动是与日本相联系，较少与美国联系；二是沿海地区的纺织业和轻工业，是区域式的现代经济，从国外进口原料，加工之后再向国际市场出口制成品；三是几乎未被现代工业接纳的广大农村地区，仍处于半封建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
②这一时期发达国家也纷纷放弃原来政府不干预经济的信条，转向支持加强政府干预的政策，开始有步骤、大规模地推进国有化。
③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充分阐述和总结了“苏联模式”，如大工业是社会主义的基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本质是首先发展重工业，在农村实现全盘集体化和消灭富农阶级，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两种形式，社会主义计划化等等。
④胡鞍钢认为1956年开始的在城市国有化和公私合营运动，以及农村开展的合作化乃至人民公社理沦渊源都来自斯大林的论述。
⑤苏联模式不仅是一种计划经济模式，而且是一种赶超模式，对此，林毅夫（1995）有精辟的论述。
⑥受苏联模式影响，特别是斯大林制定的国有工业企业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农业集体农庄为代表的集体所有制影响，1955年前后，毛泽东修改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路线，提出全面向高度集中地计划经济体制过渡“一化三改造”的号召。
⑦张宇：《转型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3页。
⑧李新：《普京时期的俄罗斯经济转型：从制度移植到制度创新》，《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6期，第42页。
作者：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陈丹丹 任保平 来源：《中州学刊》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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