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立：当经济转向内生性增长时，积极财政政策才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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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逐渐复苏、中国经济走过了波折起伏的2009年。进入新的一年以来，央行连续两次提高存款准备金，财政政策刺激转向民生工程，房地产优惠政策逐步回收，产能过剩行业的调控力度加大，中国的刺激政策似乎已经展开有步骤的调整。　　3月3日、3月5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陆续召开。2008年底以来实施的大规模刺激经济计划是否仍将延续；在短期实现增长的前提下，如何让经济恢复到长期增长的轨道中？这些问题都将是此次“两会”的热点议题。
　　3月2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向大会报到后随即接受了记者专访。
　　作为中国最高级别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长期从事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针对今年“两会”热议的刺激政策退出、4万亿投资、收入分配改革等议题，郑新立回答了本报记者的提问。
　　既要保增长又要转变发展方式
　　记者：经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率先恢复。“两会”前夕，很多改革议题被重新提及，在您的排序中，哪些问题是当下急需解决的。
　　郑新立：眼下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还是保增长、保稳定。
　　尽管去年的经济增速回升到8.7%，但是支撑经济增长的因素现在看来都是不可持续的。4万亿财政性投资，对拉动经济的回升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靠政府、政策的带动，不是市场自主自发的，民间的投资还没有跟上。
　　如果这些政策因素消失，当前回升向好的局面就有可能发生逆转。我们将会面临着第二次启动经济的任务，而二次启动付出的代价将会比第一次还要大。
　　所以，当前的首要问题还是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巩固回升向好的形势。
　　记者：那么经济中哪些问题需要花长时间根本性地解决？
　　郑新立：从长远来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通过转变发展方式，增强内生型的经济增长机制——主要依靠消费的增长以及民间投资的增长来拉动经济增长，特别是扩大消费对经济的带动，弥补出口下降的影响。
　　第二个就是要改变过度依赖工业的局面，比如发展服务业，提高国民经济中服务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另外就是要通过自主创新发挥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者素质来拉动经济增长，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的局面。
　　我们既要着眼于解决当前保增长的问题，也要着眼于转变发展方式，把近期和长期很好地结合起来。
　　记者：你认为中国经济刺激措施的退出时间表是怎样的？
　　郑新立：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没有到退出的时候。
　　什么时候可以退出？就是国民经济增长转向依靠内生性的增长机制的时候——依靠企业投资的增长、依靠社会投资的增长以及消费的增长，同时出口也恢复到2008年的水平。
　　当消费、投资、出口都进入了正常增长的态势，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退出，现在讲退出还为时过早。
　　“铁公机”将是未来的优良资产
　　记者：按照“4万亿”的投资结构，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占37.5%，教育、文化、卫生等占3.75%，民生工程投资比重占10%。占比较大的“铁公机”项目投资见效比较慢，对就业拉动作用也是短期的，如何评价“4万亿”的效率？
　　郑新立：资金投向“铁公机”这个说法本身是片面的，因为根据“4万亿”投资的计划，第一是投向民生工程。第二个是节能降耗减排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第三是以铁路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
　　“铁公机”只是投资的三大重点之一。铁路建设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同时铁路也是一种绿色运输方式，铁路单位运量的耗能只有公路运输的十分之一，占地也比公路要少。
　　“铁公机”只是投资的三大重点之一。铁路建设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同时铁路也是一种绿色运输方式，铁路单位运量的耗能只有公路运输的十分之一，占地也比公路要少。
　　长期以来，铁路建设由政府独家投资，发展缓慢。这一次借助扩大内需的机会，铁路建设可以说进入黄金时期。
　　通过这一轮建设，中国将建成高速客运体系，不仅方便广大居民的出行，还把全国的大市场紧密连接在一起。所以这一轮扩大内需一个标志性的改善，可以说就是高速铁路客运体系的形成。
　　这跟上一轮扩大内需，建设高速公路的框架体系一样，将会使国民经济提升到新的台阶，为今后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快速发展奠定基础。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利用这个机遇把这些瓶颈部门的问题解决，为未来留下一笔优良资产。
　　恰当估计地方债务管理水平
　　记者：目前地方融资平台和地方“高负债”引起不少担忧，有观点甚至认为这可能是中国经济下一个火药桶。你如何看，解决方案是什么？
　　郑新立：我觉得对地方政府的管理水平应该有一个恰当的估计，因为地方政府借债也是经过地方人大讨论通过，受地方人大监督的。
　　2009年发行的2000亿元地方债，仍然采取了中央代发的办法。考虑到地方有一些财力，允许地方由中央借债，再转借给地方，这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一些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一般都充分考虑到地方还债的能力。
　　应当看到随着我国分税制的建立，中央地方的事权、财权的划分在明确，相信地方债的问题还是比较积极的，不至于出现很大的问题。但是不排除个别地方会出现还债困难的情况，如果有这种情况应及早给地方提醒。
　　记者：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银行对放贷并不是很积极，但是这次危机中商业银行很积极的给项目提供贷款，尤其大项目招标竞争异常激烈。商业银行这些年已经完成了股份制的改制，他们对风险的控制其实比以前更加注重了，银行贷款积极性变化说明什么？
　　郑新立：跟1998年相比，现在银行的贷款约束机制都建立起来了，上一次扩大内需正在银行体制改革的初期。这一次我们经过银行体系改革，贷款的约束机制建立起来了，银行的内控机制也建立起来了，所以这次贷款虽然增加得比较多，但是这些贷款基本上都是投向了有回报的项目，而且贷款对象都是经过认真选择的，是具有还款能力的。从去年来看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还是下降的。
　　收入分配调整是双刃剑
　　记者：收入分配改革现在被置于重要位置，有观点认为调结构首先是调整收入分配问题，你如何评价？
　　郑新立：收入分配问题是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一个前提条件，关系到能否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只有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了，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再分配提高广大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同时通过分配结构调整，使广大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有较快的增加；这样才有利于增强居民消费支付能力，从而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另外，还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这些跟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就能够使消费有一个较快的提高。
　　提高消费率，适当降低投资率，是十七大提出来的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但是，去年由于应对金融危机的需要，投资率进一步提高了，这与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正好相背离。出现这种情况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在消费难以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增加投资来弥补出口大幅度下降的影响。
　　记者：收入分配改革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除了经济发展阶段的原因，改革难点难在什么地方？
　　郑新立：收入分配调整难就难在它是个双刃剑，它要涉及到一部分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蛋糕这边多切一点，那边就少一点，所以怎么把蛋糕切好需要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制定一个妥当、周全的调整方案。
　　这不是出台一两个调整措施就能够解决的。比如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是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突出问题，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增加财政补贴等等。
　　记者：收入分配调整中最先动的会是“蛋糕”的哪一部分？
　　郑新立：现在收入分配结构里边最需要调整的还是农民，因为农民的收入水平跟城镇居民相比还是比较低。
　　其次就是增加城镇低收入行业职工的收入。当前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也需要调整。
　　首先要把调整的着力点放在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上，比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实行工资协商制度，制订行业的平均人工成本发布等等。

作者：耿雁冰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03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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