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企业发展境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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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发展，近年来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08年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境外直接投资流量有所下降，这让我国在迎接机遇的同时也体验了风险和考验，但无论如何都不容我国选择逃避与沉默。面对动荡的国际市场，我国必须以积极的姿态，从容睿智地迎接挑战，谋求更大发展。    关键词：境外直接投资，跨国经营，发展，战略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不断加深并在当年9月演变为“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美日欧经济陷入深度衰退，使全球金融市场处于大动荡和大调整之中。在此形势下，我国对外投资机会虽会增多，但风险加大。如何化危为机，危中择机，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当前我国境外直接投资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一）金融危机导致全球投资形势不断恶化，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锐减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UNCTAD）的初步预测，2008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降至1.45万亿美元，降幅达21%，预计2009年将进一步下跌40%。最令人关注的是全球并购发生根本逆转。并购是全球FDI的主要组成，而杠杆收购和股权交换是跨国并购的主要交易方式，全球股票市场的大幅缩水必然对并购产生重创。据毕马威报告显示，2008年全球并购资产规模减少30%，1309宗计划中的并购案被取消。私人股本公司并购交易额同比下降72%，降至五年来最低，预计2009年将进一步下降30%。根据UNCTAD测算，2008年全球跨国并购下降为1.18万亿美元，降幅达27.7%。绿地投资有较强抗危机能力。2008年前10个月，绿地投资项目已经超过1.3万个，超过2007年全年的水平。但随着许多公司宣布取消和延期一些项目，其影响在2009年逐步反映出来。例如，中国香港和记黄埔地产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也是全球建筑业的领先企业，已经宣布将暂停旗下所有新投资项目。
    （二）不同类型投资受危机影响的程度不同，金融危机使投资领域和结构深度调整
    国际投资理论通常根据投资动机的不同，将FDI分为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三种类型。不同类型投资受危机影响的程度也不同，迄今受直接冲击的公司主要为市场寻求型，特别是以发达国家市场为导向的投资。危机对效率寻求型投资的影响难以一概而论。这些投资受到企业融资能力下降影响的同时，也不得不重组其海外运营以削减成本和提高效率。企业可能关闭或收缩一些缺乏成本竞争优势的项目，同时也可能新上一些效益型项目。对于资源寻求型，短期内受到需求下降、价格下跌的冲击较大。但资源寻求型投资的萧条往往发生在一段时期的极度繁荣之后，危机一过，需求迅速回升，FDI支出会很快进入快速增长的轨道。此外，UNCTAD2008-2010年世界投资前景调查（WIPS）显示，服务领域受金融危机影响较低。该部门27%的公司表示在未来两年将努力增加其投资，高于20%的平均水平。特别是电信、运输、水电气等基础设施领域，70%的公司表示将增加其FDI支出。与此相反，跨国公司在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则相对谨慎，仅有17%的公司表示将实质性增加其海外投资。特别是对纺织和服装等中低技术领域，投资前景远低于总体平均水平。
    （三）金融危机正在加速改变全球投资流向和地区格局，使投资流向和地区格局出现新变化
    在全球FDI总流量急剧下降的背景下，作为危机中的资本运送渠道，FDI正加速流向资本稀缺地区。UNCTAD预测表明，2008年发达经济体跨国并购降幅为33%，其中欧盟、美国及日本分别下降33.5%、17%和10.8%。而发展中国家跨国并购总体增长15.7%。OECD预测，2008年非OECD国家跨国公司在OECD国家的并购将增加25%，成为金融危机下少有的亮点。从占全球跨国并购总额50%的100起最大的跨国并购交易趋势看，到2008年10月22日，OECD国家源自非OECD国家的跨国并购已达到710亿美元（见表-1），相当于OECD国家100起最大跨国并购交易额的15%，而2007年仅为9%。

    随着资金可能一面倒地流入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面临巨大融资困难。OECD预计，2009年发展中国家吸收FDI跌幅可能高达40%。其中，私人资本净流入将从2007年的峰值1.03万亿美元大幅下挫至5300亿美元，私人资本流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也将从2007年的7.6%跌至3%，融资缺口可达2700亿～7000亿美元。只要发达国家深陷危机，资金就很难回流到发展中国家。许多发展中经济体，金融体系较为开放但极其脆弱，很容易受到外部冲击，未来将面临难以预测的挑战，如印尼、韩国、巴基斯坦、新加坡和土耳其等国家的FDI流入已经急剧下降。
    （四）在境外投资方面，金融危机也为我国开展以研发、市场网络、品牌为目的的海外投资提供诸多机遇
    由于对外投资和境外经济合作项目实施周期较长，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反应往往滞后于出口。2008年，在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我国海外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06.5亿美元，同比增长63.6%。其中，以收购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205亿美元，占同期我国投资总额的50.4%。今后，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还将面临很多新的机遇。例如，危机使华尔街减少数万个工作机会，大量金融入才面临重新就业，适时实施“人才采购”将是有效提升我国企业管理能力的重要途径；资产价格不断大幅缩水，为我国企业收购国际品牌、建设国际营销网络提供了良好机遇；流动性不足使发达国家对外资并购的排斥心理有所减轻，对主权财富基金的偏见也正在扭转，“中国威胁论”有所淡化。经济危机加速全球产业重组，也会带来新的投资机会。
    二、当前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中国境外直接投资已取得了较大突破，战略布局基本形成。举办境外投资企业有利于扩大利用国外资源和资金的渠道，避开各种类型的贸易壁垒，提升国际市场的占有率，更好地吸取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加速发展，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境外直接投资仍处在初级阶段，各方面经验较缺乏，在客观上我国的技术经济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因此难免出现一些问题。
    （一）我国境外直接投资总体规模偏小，投资产业结构也不尽合理
    近年来，尽管我国境外直接投资规模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但在世界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仍然偏低。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表的《2008年世界投资报告》，2007年国际直接投资额达到1.8333万亿美元，同年我国境外直接投资额为265.1亿美元，只相当于国际直接投资额的1.45%。截至2007年年底，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存量已达到7630亿美元，而同年年底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存量只有1179亿美元，后者仅相当于前者的15.5%，这表明我国资本输入与输出的比例不够协调。一方面，我国境外直接投资总体规模偏小。我国境外投资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又由于规模偏小，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也难以与世界大型跨国公司相抗衡。另一方面，投资项目的产业结构也不够合理。从近年境外直接投资流向看，过分偏重初级产品的产业投资，忽视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偏重生活消费品行业投资，忽视生产资料行业投资；偏重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忽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由于投资项目的产业结构不够合理、技术和档次较低，我国很难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
    （二）境外直接投资主体发育不成熟，政策支持与监管不到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是企业行为的基础，只有产权边界清晰，企业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投资主体。目前国有企业由于产权所有者的虚置和缺位，产权约束难以到位，加上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容易造成企业盲目决策或缺乏投资动力。政府有关部门对境外投资主体重审批，轻监管；而国内母公司往往只顾及短期的利润，同样忽视对境外企业的资产和经营状况的监管，导致国有资产在境外不仅没有增值反而大量流失。有些境外投资者利用东道国法律与中国法律不一致的矛盾，以个人名义用国有资产在国外注册公司，然后加入该国国籍，给国有资产流失造成严重隐患。此外，有的境外企业未经国内母公司的批准，擅自新设一个公司，或收购一个上市公司，将原企业资产转移到新公司内，使原有企业变成一个空壳企业，以规避有关部门和母公司的监管。新公司的资产经营收益归企业经营者非法占有，而亏损则划入原企业账下，这也形成了国有资产的变相流失。近年来，一些民营企业开始在境外投资中崭露头角，但由于没有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在资金、信息、审批、税收等方面缺乏支持，在某些方面甚至遭遇歧视性待遇，使其难以“走出去”，或者在跨出国门后得不到有力扶持，这往往也是民营企业绕过审批环节进行境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境外直接投资项目缺乏前期研究，导致投资经营风险偏高
    境外直接投资比在国内办企业的风险更大，因此必须进行严格的可行性研究。但是，我国某些企业对投资项目的前期研究不够重视，对东道国的资源供求状况、交通运输条件、企业技术装备、投资政策法规等缺乏全面的考察和论证，对境外投资的商机、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尤其是投资风险缺少深入和客观的分析，从而导致了错误的决策。有些出国考察团组不重视收集第一手资料，而是把国外合作伙伴的自我介绍或其提供的二手资料作为可行性研究的唯一依据，结果所获资料不全面和不真实，有的甚至被合伙人坑骗造成损失。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境外投资企业中有1／3盈利，1／3持平，1／3亏损，其中盈利的多为非生产性企业，而亏损的多为生产性企业。造成这种局面虽然有多种原因，但忽视境外投资项目的前期研究往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四）境外直接投资保险制度不健全，多边保护机制尚未有效利用
    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都有《境外投资保险法》，它对本国企业规避境外投资风险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我国至今尚未制定专门保护境外投资的法规，因而难以消除企业进行境外投资的后顾之忧。迄今为止，我国虽然已与115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但其中大多数协定都是与来华投资的国家签订的，即我国是以东道国的身份，而非以投资母国身份签订的，协定内容更多地考虑保护外商在华投资的权益，其主要目的是改善投资的法律环境，更多地吸引外资，而没有将保护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列为重点。近年我国设立了独立的政策性保险公司——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办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和境外投资保险业务，承保征收、汇兑限制、战争以及政府违约四类政治性风险。但这些境外投资保险产品主要是根据20世纪中后期境外投资风险的特点设计的，很难适应当今国际投资政治风险客观变化的趋势。由于适保企业覆盖面偏窄，保险产品种类设计落后，导致承保业务总量很少。另外，虽然我国是《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的缔约国和主要出资国之一，但境外投资企业却缺乏利用该公约保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从而使多边投资保护机制尚未有效发挥功能。
    三、当前发展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思考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进程加快，我国经济必将更多更深地嵌入世界经济，我国企业也将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我国应积极面对新的挑战，抓住新的机遇，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抓紧构建“走出去”战略的政策体系，完善境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对策，尽快增强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使我国企业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一）扩大境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合理调整投资的产业结构
    当前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偏小，与我国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很不相称。国际实践经验表明，影响一国境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基本因素主要包括三个：一是以GDP总量和人均量为标志的经济发展水平或阶段；二是国际收支状况及外汇储备；三是对资本流动的管制。笔者认为，这几个条件在我国都已基本具备。2007年我国GDP总量已达到3.2801万亿美元，排在世界第四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达到2360美元；国际收支多年来一直保持顺差，2007年年末我国外汇储备达到1.5282万亿美元，排在世界首位；对资本流动的管制虽然仍将继续存在，但国家支持企业发展境外投资的政策导向是确定的。根据英国著名的跨国公司专家邓宁提出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我国现在已经处于投资发展的第三阶段前期，其基本特征是外资流入减少，而流出增加。在适当扩大境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同时，还要合理调整投资的产业结构。现阶段重点投资于三类产业：一是能满足国内短缺要素需求的资源开发产业；二是能发挥本国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如轻工、纺织、家电等制造业；三是有利于推动我国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并向国内进行传输和扩散，充分发挥技术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
    （二）加快培育境外直接投资主体，构建实力较强的跨国企业集团
    我国企业要走向世界，必须抓紧时机构建一批集团化的跨国经营企业，使其成为境外直接投资的“排头兵”，经过多年的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近年来的企业并购重组，我国已有一批企业逐渐发展壮大。在2008年美国《财富》杂志评出的世界500强公司名单中，我国共有35家公司人选，其中港台地区有9家，内地公司有26家。但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大企业仍存在明显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我国大企业大多处于石油、电力、银行等具有浓厚国家背景的垄断性行业，而国外大企业主要集中在汽车、计算机应用、贸易服务等市场化程度高的行业，且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名列我国大企业首位的是中国石化，其在2007年的营业收入为1592.6亿美元，而名列世界500强第二位的同行业企业——美国埃克森美孚炼油公司，其在2007年的营业收入高达3728.24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石化的2.34倍。因此，我国应该下大力气，采取多种经济手段和政策措施，鼓励和扶持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为其迅速发展壮大创造优越的条件。诚然，在以大企业为主塑造我国境外投资主体群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经营机制灵活、应变能力较强的中小企业，要精心培育多元化的投资主体。
    （三）加强境外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努力规避投资经营风险
    境外直接投资是以整个世界作为活动舞台的，其所面临的投资环境具有复杂多变性，往往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包括政治体制变动风险、汇率风险、国有化风险、法律对抗风险等。由于近年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更加动荡，一些国家政局不稳，恐怖主义活动频繁，甚至爆发内战，海外企业面临被征收及外汇限制等风险，加上美国金融危机和美元快速贬值的影响，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增多，加大了企业跨国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为了降低投资风险，实现预期收益，必须认真做好投资前期的可行性研究工作。一是要注意多渠道地收集各方面的信息，包括内外的咨询机构、行业组织、业内相关企业、当地华人华侨以及我国驻当地的外交机构等提供的信息。二是要全面考察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包括社会政治环境、物质技术环境、自然区域环境、市场资源环境、销售市场环境、金融货币环境和政策法律环境等。三是要精心选择国外的合作伙伴，力求掌握其财务收支、技术装备、商业信誉和管理能力等状况。四是要采取适当的投资方式，灵活运用新建、并购组建战略联盟等方式进行境外投资。只有认真做好投资项目可行研究，实事求是地评价各种利弊得失，才能为项目决策提供科学而可靠的依据，从而有效地规避境外投资中的各种风险。
    （四）完善境外投资保险制度，利用国际公约规避政治风险
    国际投资保险制度是向有关保险机构转嫁投资风险的有效机制。许多发达国家为了支持企业发展对外投资，抵御投资过程中可能遭遇的政治风险，相继建立了对外投资保险机构，如美国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和北美保险公司（ICNA）、德国的黑姆斯信用保公司（Hemes Kreditversicherungs A.G.）、英国的出口信贷保证部（ECGD）、日本通商产业省的投资保险部等。本国企业在东道国投资一旦遭遇政治风险，国内保险机构可按合同约定赔偿大部分损失。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由于起步较晚，目前投资保险制度尚不完善。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在主营出口保险业务的同时，兼营境外投资保险业务，承保范围主要限于传统的政治风险，而对近年出现的非传统的政治风险（如蚕食式的征用风险、政治暴力风险、恐怖主义风险、政治势力干预风险等）无暇顾及。在完善本国投资保险制度的同时，我国还要充分利用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机制的功能。迄今为止，我国已与110多个国家或地区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但其中大多数协定内容主要是保护外商在华投资的权益，而没有将保护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列为重点。针对这种情况，我国应该通过外交渠道，积极与有关国家政府磋商，尽快修改有失偏颇的协定条款和已经陈旧过时的内容，将当代国际投资中可能出现的非传统风险也纳入双边投资保护的范畴，使协定内容更好地反映时代变革的要求，更有效地保护我国境外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此外，我国还要积极利用多边投资保护机制（如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简称ICSID）来规避政治风险，使其真正为我国企业发展境外投资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宾建成.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障碍因素与克服对策[J].工业技术经济，2009，（1）：7-9.
    [2]林海.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所面临的障碍和对策研究[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3）：62-66.
    [3]沈四宝，郑杭斌.构建我国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法律监管的若干思考[J].西部法学评论，2009，（2）：41-48.
    [4]王金洲.中外企业跨国并购的比较研究[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63-67.

作者：淮阴工学院副教授 刘苏云 来源：《改革与战略》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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