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劳动价值为基础的新概念——财富价值

第二节自然资源绝对租金影响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

自然资源的的绝对租金，是指在现有的正常生产和经济运行情况下，在最不利条件下，投入劳动力等各项成本费用支出与产出相比较相一致时的租金，因此，自然资源的的绝对租金理论值为零。
按照这个标准，土地的绝对地租的理论值也为零，这不同于传统的概念，以往的概念是，绝对地租是指不论土地的好坏，只要使用就必须缴纳的地租，并把绝对地租产生的条件归结为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于社会平均的资本有机构成所形成的超额利润，在笔者看来，传统的绝对地租概念仍然是属于自然资源的相对租金，因为相对于投入与产出相比，毕竟出现了结余。
土地资源的相对租金是不同土地上，由于相同的劳动量及其他投入，而产出不相等的农产品财富所形成的，土地资源相对租金的财富量大小，常常通过是同等的土地面积之间相比较而得出；在论述级差地租时，把土地形象地分成若干等级，仅仅是为了便于分析和比较不同土地之间的农产品产出与地租额，实际上不同土地之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和绝对的不变土地等级。纯碎而言，农耕社会兴起以后，在土地属于不同的所有者的情况下，支付地租的行为就应运而生了，就贫民或佃农租种地主土地来说，无论土地多么贫瘠，租种者总要或多或少的给予地主一定的地租，多和少是因为相比较而得出的，即便是地租非常少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比较出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异，因此，这无论如何也必须收取的地租仍然不能够称为绝对地租，因为其产出物在可以供养劳动力及其家庭成员的基础上必须有结余，才可以支付地租，当耕种某些土地不足以供养劳动力及其家庭成员时，即便土地所有者不收取地租，无地的农耕者也不会去耕种。
在上一节中，我们知道，在农业耕种技术和手段只能耕种一等土地的情况下，当一等土地出产物所能供养的人口达到极限值时，劳动价值量与出产物（财富量）之间为1 ：1的关系；即：劳动价值＝财富价值 。 而由于农业耕种技术与手段的提高，使得人们不仅可以耕种一等土地，而且可以耕种二等土地，那么人们耕种二等土地所必需的前提条件是：农业耕种技术和手段的提高必须使得人们在耕种二等土地时，所投入的劳动量与出产物之间的比例，不高于上述1 ：1的关系。因为劳动量与出产物之间的比例，如果高于上述1 ：1的关系，那么产出物就不足以供养新增的劳动力及其家庭成员。
通常情况下，人们在可以开垦新的较差等级土地时，相较于上述1 ：1 的比例，需要投入的劳动量与出产物相比较，或多或少的总要低一些，这个相比较而形成的差额劳动量所对应出产的农产品，究其实质来说，仍然是土地的级差地租的表现形式，因为具有耕种价值的土地与没有耕种价值的土地之间，分界线就是投入与产出相一致，没有结余也没有亏欠的平衡点。如果耕种土地会亏欠，就必然会出现土地无人租种，只有让土地荒芜或者改作他用。
在资本主义农业兴起以后，的确存在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于社会平均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情形，但是，对于资本有机构成低的行业，按照传统的生产价格理论，其产品的价格应该会更低一些才合适，在农产品的价格被进一步压低的情况之下，就更没有额外缴纳绝对地租的可能了，就农业资本的周转速度来说，相对于社会的平均资本周转速度来说，的确是很低的，但是，较低的资本周转速度仅仅只能够提高单位农产品的价格，而绝不能够因此而提高农业资本的利润率，也是不可能产生额外地租的，总之，这些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虽然土地的绝对地租的理论值为零，但是我们不能够否定绝对地租的存在，因为，在特殊的情况之下，这绝对地租有可能大于零，也可能会小于零。绝对地租大于零的典型例子，就是以往经济学中所称的“垄断地租”，绝对地租不是任何土地都能产生的，它只产生于具有某种独特自然条件的土地。如只有某些土地能生产某类珍贵产品(如香稻米、葡萄、人参、名茶等)，利用这种土地生产的商品具有独特的品质，由于这类土地面积有限，因而产量有限，供不应求，即便是在最不利条件下，投入劳动力等各项成本费用支出与产出相比较也会出现售卖收入的结余，这种收入的结余是通过抬高着该特殊商品与其他商品的相对单价来实现的，是与投入劳动力和成本耗费无关的、高于一般生产价格的销售“加价”，因此，这种“加价”是因为某种土地资源的绝对短缺，产品供不应求形成的。绝对地租小于零的典型例子，如北美殖民地的开垦，由于最初移民北美的人口很少和劳动力的极度短缺，而且生产技术先进，而可耕的肥沃土地太多，因此，这些初期的移民者只需要花费很少的劳动动力付出，就可以获得多得多的农业产出，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劳动者（农奴除外）实际收入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时期，即便是已耕种的最差的土地，投入劳动力等各项成本费用支出与产出相比较也会出现真实收入的大量结余，但是，这大量结余的真实收入并没有全部转化为实际的收入，而是通过降低单位农产品价格的形式被市场给“没收”了，农场主因此损失了这部分地租。相对于工业品和除却食物类之外的日常用品来说，由于农产品的生产长时间的供大于求，所以农产品的相对价格长时间处于低位，形成了北美殖民地开垦初期绝对地租小于零的现象。
除了土地资源的绝对地租会受到土地资源的绝对短缺或土地资源的绝对宽裕影响之外，其他自然资源也会出现相对于市场需求来说的绝对短缺或绝对宽裕的影响，自然资源的绝对租金也会因为某种自然资源的供给限制与市场供求变化的影响，而出现大于零或小于零的现象，并会影响该自然资源及其产品相对于其他商品的市场价格。除了正常的经济运行周期性影响之外，某些矿产资源的供给还会受到战乱以及垄断性操控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某种矿产资源的总供给出现短缺，当没有出现新的替代办法和手段不足以弥补这种短缺时，或者是新的替代办法和手段成本过高时，都会使得一部分资源所有者获取相应的自然资源绝对租金。撇开石油生产随着最不利条件下开采成本的增加而导致价格上涨之外，20世纪以来发生的三次石油危机以及2003年的石油价格暴涨，都是因为战乱或垄断性操控引起的世界性石油供给短缺，这几场供给短缺都不是因为市场需求的突然增加而引起的，而是人为地制造短缺引发的，在石油危机期间，某部分产油国因此而获取石油资源的绝对租金。当原油价格因为供给短缺而价格大涨之后，人们一方面会尽力减少相应的消费，另一方面由于原油价格的高涨，会使得一些原来不具备开采价值的油田储备加入到开采行列中，同时，人们会寻找可以替代原油消费的新能源，比如美国的大规模页岩气开采，都会抑制原油价格的上涨，并最终形成新的市场平衡状态，此时原油资源的绝对租金消失。
在经济的周期性运行过程中，由于生产的不断扩张，经济运行逐步步入高涨期，使得相应的自然资源价格不断上涨，一些自然资源的绝对租金也会从无到有，不断增加并在经济的高涨期达到顶峰，在经济危机期间迅速下降，绝对租金会迅速变为负数并持续整个萧条期间直至达到新的平衡状态，也就是开采自然资源所投入劳动力等各项成本费用支出与产出相比较大致一致时的状态。
煤炭、石油、铁矿石、铜矿石等自然资源矿床的开采产品价格，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非常明显。在整个经济复苏期，它们的价格基本稳定并温和上涨，这种上涨更多的是与开采自然资源所投入劳动力等各项成本费用支出的增加相一致的，因而，在经济复苏期期间，这些自然资源的绝对租金大体上保持在等于零的状态；而在经济运行到高涨期时，这些自然资源矿产品的价格会迅速提升，其绝对租金开始出现并迅速增加，并直至危机期的前一刻达到最大值；在危机期间，这些矿产品的价格将会迅速下降，此时，最不利条件下的开采企业将会随着危机的发生，迅速减产或干脆停止开采，而这些自然资源的绝对租金由正数值迅速变为负数值；在其后的萧条期，由于积压的矿产品和过剩的开采能力，一些处于较不利条件下的开采企业，销售矿产品的收益将不足以弥补开采该自然资源所投入劳动力等各项成本费用的支出，但是，出于维持企业的生存和延续等各种原因的考虑，即便是亏损的情况下，也会维持少量的生产，而一些处在较有利条件下的开采企业，即便其正常生产受到的影响很小，但其纯收益也将减少，只要积压的矿产品和过剩的开采能力不能够释放到一定的程度，这些自然资源的绝对租金就会一直为负数，直到达到新的平衡点，也就是所处经济环境条件下，开采某种自然资源所投入劳动力等各项成本费用支出与产出收益相一致时，才标志着萧条期的结束。
因为对某种自然资源的垄断性经营，操控其开采产品的价格，并因之而取得绝对租金的行为，也是典型的寻租行为。比如某些财团或组织，控制了某种自然矿藏的一国之内或者是世界上的主要矿藏储备或开采，那么，这些财团或组织就会对该自然资源的矿产品产生巨大影响，并具有在一定幅度内操控相应矿产品价格的能力，通过控制该矿产品的市场供应，人为地制造短缺以增加价格来获取额外的自然资源绝对租金，通过刻意的制造供应过剩以压低价格而打击和摧毁处于不利地位的开采企业，从而为未来的人为短缺和重新提价制造条件。
某种普遍的财政补贴，既是保证其补贴对象出产品生产稳定的必要条件，也是其产品价格相对于其他商品价格比较低廉的原因，比如当前中国实行的农业补贴和储备粮收购制度，可以说，如果中国没有实行这一制度，那么粮食的生产和消费市场将会频繁出现粮食价格的大起大落，粮食市场必然是混乱的，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必会受其干扰而不胜其烦，粮食价格的高昂也将传导到的国内生产的其他商品生产，并进一步提高整个社会商品生产的普遍成本，进而导致各社会经营主体的利润普遍降低。与以获取私利为目的寻租行为不同，这种补贴是自然资源绝对租金的贴租行为，这补贴最初会由被补贴者得到，但这普遍贴租很快就会转化为出产品的价格下跌或收益被相关经营环节所分享，这普遍补贴最终会被市场不露声色的“没收”。
自然资源的绝对租金与自然资源的相对租金相比，两者之间没有交叉点。自然资源的相对租金是指在最不利条件下，开采自然资源所投入劳动力等各项成本费用支出与产出相比较大致一致的状态时，因开采相对优越的自然资源时所得到的额外的相对收益。自然资源的绝对租金指在最不利条件下，开采自然资源所投入劳动力等各项成本费用支出与产出相比较大致一致时的状态，因开采最不利条件下的自然资源时所得到的额外的绝对收益或损失。自然资源的相对租金不影响的自然资源矿产品或出产品相对于其他商品的相对价格，但是，自然资源的绝对租金却会对自然资源矿产品或出产品与其他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产生相应的影响。

臧东峰 发表于 2020-1-20 10:47
比的是GDP的增长程度。

GDP这东西人们早就比了，不用引进什么新概念了吧？

天知地知 发表于 2020-1-20 13:22
GDP这东西人们早就比了，不用引进什么新概念了吧？

你这是 ，想当然的先入为主的习惯性认识，要真的如你所言，我就不会花费大量的精力，来做这个东西了。

臧东峰 发表于 2020-1-20 13:37
你这是 ，想当然的先入为主的习惯性认识，要真的如你所言，我就不会花费大量的精力，来做这个东西了。

GDP发展这个东西，国家每年都出数据呀，这怎么成了我的想当然呢？

至于花费大量精力做无用功的事情，比比皆是，你做了这种事情也不足为奇。

第三章 论创新租金

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生产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新的生产工艺运用于生产过程，在于社会制度和社会财富生产管理的创新发展，在于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不断改善，在于各种知识的不断积累和文明的不断进步，总之，没有创新就没有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生产的增长。创新租金是指创新运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在同等劳动力付出情况下，也就是在不通过压低劳动力工资的情况下，对于创新者和运用者所带来的差异性收益。这种差异性收益在某创新成果扩散整个市场并无偿使用之前，始终是存在的，但是，当该创新成果扩散至整个市场并无偿使用之后，该创新所带来的差异性收益将自动消失。资本利润的取得是一个企业因为拥有创新竞争优势，在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在同等劳动力付出或成本付出的情况下，可生产更多的财富而获得的差异性收益，并通过分享这种差异性收益而形成的，因此，资本利润的实质是资本参与创新租金分配的表现形式，而这种表现形式又分为两个相互衔接而又性质完全不同的部分，也就是相对资本租金与绝对资本租金。相对资本租金不会影响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绝对资本租金的理论值为零，但是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而出现供不应求的正值和供大于求的负值，通过具体商品的价格变化并进而影响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自然资源租金和寻租行为虽然会影响企业的收益，并进而影响现实中的资本利润，但是，在这里是将自然资源租金和寻租行为所取得的收益排除在资本利润之外的，这一点与过往的常识性和习惯性界定明显不同，因为这样界定更有利于清晰地分析问题。

第一节 创新是社会财富增进的根本原因

（一）分工与商业交换——论社会劳动时间的节约

最初的游牧社会是没有国家的，世界上存在的仅仅是一些游牧部落，他们仅仅只能制作一些简单而原始的狩猎及游牧工具，农业的最初形成，即在最初的农耕部落，也是农耕与畜牧并存的，他们也仅仅只能手工制作一些简单而原始的农耕、畜牧及狩猎工具。凭借着农耕更高的生产率及部落定居的出现，人口的大量增加，使得手工制作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随着手工制作人员的出现并逐渐形成独立的行业，使得人类社会形成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即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伴随着手工业的兴起，某些农耕村落逐渐发展成为最初的城市，以城市为托起，以部落或部落联盟为基础，形成了最初的国家形式。手工业的兴起，使得集市做为交换场所成为常态，可以说，如果没有手工业的兴起，世界上就不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在手工业出现以前，游牧部落及农耕部落内部所发生的物品交换仅仅只是偶发性的，没有形成常态的必要，况且不同部落间常常为了生存空间而发生部落战争。游牧部落内部或相邻的游牧部落，所产物相同或相似，人们基本上不需要用性质相同或相近使用价值的牲畜，以及人人都会制作的简易而原始的狩猎及游牧工具来相互交换。对于农耕部落内部及部落间，情况也大抵如此。手工业的兴起，是伴随着手工制作技艺，以及人们对新的自然事物的不断发现与利用而发展起来的，而手工业的兴起，反过来又为农耕生产提供了更有效的农耕工具及运输工具，提高了农耕的效率，也为畜牧业提供了更好的狩猎及游牧工具；可以说手工业的发展，不仅使得手工业与农业之间，手工业与畜牧业之间进行商品交换成为常态，而且大大促进了农业与畜牧业之间的商品交换。
手工业生产的制品，除了进行手工加工所必需的加工工具外，主要的不是提供给手工业内部使用，而是为农耕以及畜牧服务，所以，手工业的绝大部分产品是作为商品形态，通过交换的形式提供给农耕者用于农业生产，或提供给牧人用于畜牧，或提供给猎人用于狩猎。手工产品与农业产品或畜牧产品相比较，虽然总量较小，但产品的种类繁多，不同产品的使用价值差异较大，这就可以使人们相互之间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用自有物来交换不同的物品。当交换称为常态后，货币这种“一般等价物”便应运而生。可以说货币的出现，是手工业兴起并发展成为一种常态所必然的需要。
事实上，无论是农业从畜牧业中分离出来，还是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伴随着社会大分工的实现，所带来的都是社会生产效率的大大提高，以及社会财富总量的大量增加，这种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是通过分工实现的，而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劳动人口总量的增加。
伴随着手工业的兴起，商品交换成为常态便自然而然地发生，社会分工生产的存在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必然出现不同产品间的频繁交换，不进行交换则分工生产的发展就不能单独实现，没有分工生产则交换也就没有了基础，分工与交换是商品社会中如影随形的关系。
按照纯粹的劳动价值理论观点，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最终表现为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价值的等价交换，交换的实质是劳动力的等量交换，人们进行交换的目地是为了取得不同质的使用价值。这种观点似乎很正确，很完美，但它存在一个很明显地重大的缺憾，而这个缺憾就是没有进一步分析商品交换行为对节约社会劳动以及增进社会财富所产生的影响，也没有就由此而引起的商品价格变动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比如甲、乙两个人，每人都需要羊和粮食，每个人在有限的时间内既从事打猎，也从事生产粮食，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可以得到三只羊和100斤粮食，平均到每个人，只能得到1.5只羊和50斤粮食，现在甲乙两人进行了分工，在各自总的劳动量不变的情况下，甲可以得到5只羊，乙可以生产160斤粮食，如果他们各自拿出一半进行交换，那么平均每个人就可以得到2.5只羊和80斤粮食，这样他们总的劳动效率就提高了60%，所得的劳动财富也增加了60%。如果他们不进行交换，甲的粮食需要就不能进行满足，乙也不能得到所需要的羊，这样他们两人也就不会进行专业分工。
专业的分工提高了劳动效率，而交换则实现了相互劳动时间的节约。从表面上看，甲乙两人交换的目的是为了取得不同的使用价值（羊和粮食），也进行了劳动的等量交换，但是从经济的角度看，各自的目的则是为了取得更多的财富，相互节约劳动，可见，这种表面的等价交换行为，实际上是一种互利行为，如果不能互利，这种交换也就没有必要。
通过商品交换行为可以互相节约劳动。这种节约行为必然表现为交换商品的劳动者双方各自劳动量的节约，进而表现为社会总的劳动量的节约，而通过商品交换行为所相互节约的劳动量，正是商品交换行为真正的社会意义。
从事畜牧活动、从事农耕生产、从事手工制作，都需要从事生产活动者付出必要的劳动量，同样，从事商品交换活动，也要付出相应的劳动量，商品交换活动，不可能在不耗费人们劳动的情况下，自动实现，因此，从事商品交换活动所付出的劳动理应获得必要的补偿。在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者之间直接进行的交换行为，这种补偿应该由其自行负担。随着交换成为常态，出现了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商人在商品交换活动中付出的劳动所需要的补偿，则应由交换活动所节约的商品生产劳动量所负担。无论是生产劳动者，还是专业商业活动者，他们的商业劳动所需的补偿，都只能由交换活动所节约的商品生产劳动量负担，而这种负担的最大限度不应超过所节约的劳动量对应的财富生产量。专业分工提高了劳动效率，商品交换则实现了生产劳动者劳动的节约，在劳动者总劳动量不变的情况下使得社会总的财富量增加，这部分增加的财富理应由生产劳动者和商业劳动者共享，而这种共享的合理标尺应该是各自所付出的劳动量，即按照社会一定时段内总的新增财富量与相应的总的劳动量进行分配共享。
专业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一般来说，他必须拥有一部分财富做为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基础，而这部分专门用于商品交换的基础，就是最初的资本形态——商业资本。商人从事商品交换活动，一方面其商业活动应该按照其付出的劳动量获得合理补偿，另一方面，其商业资本在商品交换的活动中必然面对许多风险，必须获得相应的合理保障，再者，由于社会财富的有限性（相对稀缺性），商业资本在运用过程中与地租相似还要取得相应的使用费（租金），只有在满足在这三个方面要求的条件下，商人才会有动力投入商业资本进行商业活动。

（二）农牧社会及资本利润的初级阶段

私营工场手工业的出现，是最初的生产资本形式。由于同一工场内制作手工业制品，往往需要多道工序，这就需要多人分工协作，通过专项工序的分工，提高了单项工序的劳动效率，进而大幅提高了工场手工成品的劳动效率；同时，这种工场内的分工协作，在每道工序分工之间，不是通过产品交换，而是通过协作的形式，完成了相互劳动时间的节约。对于个人手工业者，完成一件复杂的手工制品，需要一个人分步骤的完成数道工序并最终形成相应的手工成品，其每件手工成品所耗费的总劳动量，相对于工场手工业者会更多，也就是说，采取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形式，消耗在单件手工成品上的劳动量将会大大节约，这种节约表现为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就是在总的劳动量耗费（或劳动时间耗费）一定的情况下，生产同质量的同种劳动产品的量的增加。
在生产同种手工成品的工场手工业者与个人手工业者并存的情况下，同种同质量的单件（或单位）的手工成品对外售价应该是相同的，而工场手工业者由于在相同的总劳动量（或劳动时间）耗费情况下，多生产出来的手工成品对外销售所得到的价款，在扣除材料费等必需费用后，就会成为手工工场主的利润。对于单个手工工场主来说，利润的数量取决于本工场内生产手工产品所耗费的雇工的平均劳动量与市场个人手工业者生产同种手工产品所耗费的劳动量之间的差额以及雇工人数。
假设同一市场内，生产同种手工制品的工场有两家，个人手工业者有五十个。甲工场雇佣十人，年生产成品1300件；乙工场雇佣二十人，每年生产成品2500件；而五十个个人手工业者每人每年生产成品100件，合计5000件。假定每件成品售价一元，那么甲工场的利润大约为300元，乙工场的利润大约为500元，而五十个个人手工业者则没有得到利润，仅仅获得了维持其生活费的收入。由此可见，工场主的利润取决于工场手工业者在生产过程中所节约的劳动量。实际上，工场主一般不会让雇佣工人所得到的收入达到或超过市场个人手工业者所得到的平均收入水平，而是会适当低于个人手工业者的收入，因为个人手工业者在生产过程中需要使用自有的生产资料，而雇用工人仅仅只是出卖劳动力，所以工场主的实际利润还会稍高一点。
如果工场手工业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生产率不能比个人手工业者在生产工程中的劳动生产率更高，那么工场手工业者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和必要。工场手工业者在生产过程中通过专业的分工与合作，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节约了单位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劳动量，也就是相比较与个人手工业者，在耗费相同劳动量的情况下，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单就上述假设来说，毫无疑问，手工成品的交换价格是按照财富价值为依据来交换的，而不是按照劳动价值为依据来交换的。
在制造业以手工为主的时代，存在着众多种类的手工行业，这些行业往往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各自依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和可利用的自然物资源），进行手工生产，利用遥远地方的资源来制作手工制品虽然存在，但是数量很少（主要是一些体积较小，比如金银、珠宝、玉器等）。在私营手工工场出现以后，也往往是工场手工业与个人手工业并存，只有某种类手工业品在工场生产相比纯个人生产明显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或节约有限资源的时候，工场手工业才会基本上取代个人生产，如酿酒业、制铁业、制革业等，而在一些工场生产不比个人生产可以明显提高劳动生产率或节约有限资源的手工品生产行业，工场生产与个人生产则会并存，工场生产就不会居于主导地位，甚至于没有实行工场生产的必要，而个人手工生产在这些手工行业中甚至长久地居于主要地位，如纺织业、家具制造、刺绣、服装等。在中国，至少在鸦片战争以前的状况就是如此。
在近代机器工业出现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一方面大量使用机器代替部分人力的劳动，极大地提高了几乎所有生产行业的劳动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交通运输工具与道路的改善，新的通讯与网络工具的运用，一些新的行业的出现，使得社会分工更加精细和多样化，使得市场持续扩大，商品交换更加频繁和便利，也使得市场信息的获得更加便捷和快速。在当代，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基本上已经纳入了世界市场，现在世界上存在多少种行业，多少种职业，恐怕很少有人可以列举的完全。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确认和计量市场经济中，商品的财富价值呢？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仍然不能离开劳动量这个概念基础。现在假设：没有资本雇佣、没有地租与矿山租金、没有赋税、没有中间商人、没有非生产劳动者、当然也没有资本利润，劳动者的劳动工具和原材料都是直接取自自然界，所有的产品（或财富）生产者都是个人生产者，整个社会就是分别由牧人、农民和各行业手工业者这些生产者所组成的简单商品经济。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商品交换双方进行商品交换的依据是什么呢？李嘉图说：商品交换的比例和交换物的具体使用价值无关，而只同取得这种交换物时的困难程度相关，也就是与生产该物品所付出的劳动量相关。即 衡量不同交换物的比例依据是：生产（或取得）不同交换物所耗费的劳动量。李嘉图又说：“在社会的早期阶段，这些商品的交换价值，即决定这一商品交换另一商品时所应付出的数量的尺度，几乎完全取决于各商品上所费的相对劳动量。” 李嘉图对于社会早期阶段商品交换价值基础的论述，和本书中所假设的原始价值状态是相吻合的，即财富价值＝劳动价值。
举例说明，如生产（或取得）甲物品每人每天可以生产五件，而乙物品则需每人两天才能生产一件，丙物品每人每天可以生产一件，那么这三种交换物的比例则需按以下比例相交换： 甲物品10件可以交换乙物品1件，乙物品1件可以交换丙物品2件，甲物品5件可以交换丙物品1件；他们之间的交换比例是甲物品:乙物品:丙物品＝10:1:2 。在这种情况下，商品交换的依据是商品生产（或取得）过程中所耗费的劳动量，也就是按照劳动价值（原始劳动价值）相交换，此时商品的劳动价值与财富价值相一致或相等。
做上述假设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说明问题的需要，实际上，即便在没有资本雇佣与专业商人的情况下，地租和赋税也是必不可少的，而在任何社会状态下都存在非生产性劳动者，即便在人类远古的原始时代也存在巫师等神职人员。在此，我们可以暂时抛开这些，而仅从生产这个角度来展开分析。
既然把劳动价值与财富价值相等状态下的原始劳动价值作为分析问题的基础，那么劳动人口就成了衡量一个社会总的劳动价值量的决定因素，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可以假定社会总劳动人口固定不变并充分就业，社会各行业生产的商品种类也固定不变，在上述假设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资本因素，并且无交换费用。
假如整个社会从事谷物种植业90万人，从事畜牧业5万人，从事手工业5万人，三个行业的年新增财富量分别为90万、5万、5万，并且在总体上当年消费掉（即最低生活标准）。现在由于从事种植业的某个种植者发现可以使用耕牛代替人来运输、代替人来耕地，并进一步改进犁、耙、耧等农耕工具，并改进由人背运输为牛车运输，而这些改进需要在耕种之前花费很多积蓄的财富，因此，预付财富者就会要求从未来的产出中补偿这些预付的积蓄财富并得到相应的报酬。如果该谷物种植者由于这些改进，在自己劳动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使得自己的谷物产量增加一倍，那么他就会认为这些增加的谷物收入，是由于耕作技术的改进和预付积蓄财富运用的结果，因为自己在增加谷物产量的情况下，自己并没有付出更多的劳动量。而这些增加的谷物收入不会归“技术”所有，而只能归预付积蓄者所有——也就是归预付资本的所有者所有。
随着改进后的耕作技术的传播和普及，越来越多的农耕者会把积蓄的财富作为农耕资本用于购置耕牛、改进后的农具和运输工具，从而使得整个谷物种植业的劳动效率大大提高；但是，对于没有积蓄用于农业资本投入的农耕者，他们的自耕劳动效率并没有提高，而谷物的价格会因为供应的增加而适度降低，这样他们的收入就可能会不足以维持自耕。同时对于成功地把预付资本投入农耕的农耕者来说，要取得更多的谷物收入，在农耕技术条件已为确定的情况下，不仅需要把更多的预付资本用于购置农耕必需的器具和农耕生产资料，而且需要雇佣一些劳动力，以达到扩大谷物种植的要求。这样一部分无积蓄的农耕者就会成为雇工，而一些有条件转行的原农耕者则会转入手工业或畜牧业，并且无自耕农存在。如果原来90万的农耕者，在谷物种植因劳动效率的提高而使得谷物产量提高一倍的情况下，假设最终转移到手工业和畜牧业的劳动人口为9万人，那么谷物种植业的年产谷物将增加到相当于原来162万人的年产量（财富量），而手工业和畜牧业的年新增财富将达到19万，整个社会的年产财富将会是181万，而谷物种植业中的162万财富，支付给雇工81万后，剩余的81万财富在扣除预付资本中用于购置农耕必需的器具和农耕生产资料的消耗后，就会成为种植资本的利润。如果畜牧业和手工业也随后发生了同样的变化，那么畜牧业和手工业也会发生和谷物种植业同样类似的结果，也同样会产生资本利润。
实际上，在人类社会私有制产生以来，在很长一个时期，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能够得到温饱就已经很不错了，而绝大多数情况下，普通劳动人民都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他们在劳作之后所分得的财富仅仅能够维持本人及其家属的生存（也就是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对此，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第一篇第八章论劳动工资中有很详细的论述。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自人类私有社会产生以来，直到资本主义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程中，在社会财富大大增加以后，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所得，仅仅相当于纯碎的原始劳动价值，也就是说，在社会总财富大大增加和人均财富也大大增加的情况下，普通劳动者的人均财富并没有增加，他们所分得的财富量大体上仍然相当于原始的劳动价值。
需要声明一下，此处所说的纯碎的劳动价值，并不是否定劳动创造价值，实际上人类的所有财富都是由劳动创造的，即便你在荒山野游探险时捡到一块狗头金，也并不能否定自己的劳动。
在农牧社会，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在粮食产量增加以后，增加粮食的主要结果是导致社会人口的增加，而总人口增加必然导致社会劳动人口的增加，这样则会导致人均财富减少，而社会总的劳动人口的增加则必然伴随着社会中总的劳动量的增加，而地租和税收也将参与新增加的财富分配，所以，农业资本实际得到的所谓利润是很少的，在古代中国，这纯碎的农业资本者就是“佃户”，农耕的改进所增加的最大分享部分实际上是地租。在城市，由于有严格的行会组织，所以不同行业并不具有相同的利润率，在此，当然也没有分析平均利润率的必要。之所以在本章中进行某种假设或某种假定，目的仅仅是为了说明纯碎的劳动价值与财富价值的区别和关联，也就是商品交换的依据并非劳动价值，而是财富价值。

（三）不同层面的创新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

前文提到，在一个封闭的自循环市场中，在各种生产资源条件确定的情况下，只要各种不同商品生产之间应有的配比关系不发生变化，社会生产是无法在充分就业的基础之上继续扩大的，除非出现新的创新可以改变这种配比关系。因此，资本积累只是扩大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和基础，对社会再生产的扩大和收缩产生影响，而不是社会再生产得以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因为资本积累本身并不能够扩大社会边际生产的边界空间。只有不断地创新才是社会再生产得以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因此，打破社会再生产循环过程中的已有的不同商品生产之间的配比关系，并使之发生变化，是改变社会再生产边际空间的唯一手段，只有创新才是社会财富不断增进的根本原因。
从经济学的视觉来看，“创新”一词更多的表现为新的改变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是可以增进单个经济主体的效益，是不是可以增进整个社会的利益。当然，单个经济主体的效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之间既存在一致性的一面，也可能存在完全不一致和冲突的一面，因为，通过对增进社会总财富做出贡献可以增加单个经济主体的效益，而有些单个经济主体通过阻碍增进社会总财富增加的方式也可以增加自己的效益，因此，制度因素也是影响社会总财富增长的重要方面。
按照约瑟夫•熊彼特的观点，创新指的是企业家所做的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包括一种新产品、一种新工艺、打开一个新市场、开辟一个新的原料供应源、实施一个新的企业组织形式等。熊彼特在这里更多的是从单个经济主体，也就是从企业家的角度来看待创新。但是，通过技术封锁、产业垄断或市场垄断的方式来增加单个大企业或财团的利益，我们也不能够否定其最初的创新性质，不过这种创新是以牺牲社会总效益为代价的，对于单个经济主体是正效益的创新，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却是负效益的创新，所以，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一般国家，对于新技术和工艺的推广运用，对于专利的保护都会有相应的限制，而对于垄断，则会采取反垄断的政策或制定反垄断法律，以避免或减少其不利于社会总财富增长的影响。所以，我们对于创新的定义，应该是可以增进整个社会利益正效应的创新，特别是单个经济主体的效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相一致的创新，唯有如此，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才不会伸到自己不该伸手的地方。
新技术的运用，新工艺的产生，新产品的出现、新的生产经营组织形式，新的原料供应地和新市场的开辟，只要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都可以增加一个企业的收入和利润，在增加企业收益的同时，也会对社会做出同等量的贡献，这类创新行为是值得肯定的，而且是市场竞争机制条件下，社会实体经济创新的主体部分，这类创新的真正作用是提高了一部分实体经济参与者的劳动效率，从而改变了社会再生产循环过程中已有的不同商品生产之间的配比关系，扩大了社会再生产边际生产的理论空间，不过，某个企业或部分企业单纯的技术和工艺的进步以及企业内部组织管理方式方法的改进，并不等于可以真正实现社会总财富的相应增长，因为企业单纯的技术和工艺的进步以及企业内部组织管理方式方法的改进仅仅只是对扩大社会再生产边际生产的空间提供了一种可能，并不等于这种可能在现实社会中就会实现。如果社会环境和制度因素不能够配合新科技运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或者是不能够保护创新企业因为提高生产经营效率而获得应有的收益，那么企业的创新动力必然会大打折扣，甚至是遏止企业的创新；同时，为了促进社会总财富增长的需要，促进创新运用范围扩大，也是社会必须追求的目标，但是，必须建立给予首创者合理的补偿机制。
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产生可以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效率的创新基础，也是产生可以提高社会效率的创新基础，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持续不断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效率和提高社会效率的追求只不过是痴人说梦，但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本身并不会直接形成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的提高，也不会直接形成社会效率的提高，科学技术只有通过运用，转化为可以提高企业效率的新产品、新工艺和新的管理和组织方式，才可以转化为现实的企业经济效益，才可以转化为现实的社会财富。而企业家的创新，实质上是以提高企业利益为中心，对已有的各种生产要素进行选择予以优化组合运用，所发挥的作用更像是把各种食材予以搭配烹调的厨师，创制出新的菜品、改进已有的菜品的口味、对食材和燃料的充分利用等，因此，企业家作为市场经营主体的利益代表和实际管理者，是市场经济中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创新主体和枢纽，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主要的作用是发现已有新技术、新工艺、新发明的经济价值。
新技术离不开基础科学研究的研究成果，而从事基础科学研究是不会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许多重大的科学发现，许多重大的科学突破，许多重大的科研成果是与其投入不成比例的，这些新发现、新突破、新成果，特别是首创的创新，更多的表现为“偶然”，而不是投入很大就一定会获得收获，然而，不投入则绝不会有收获，无论这种投入是国家的、组织的、个人的，也无论投入的多与少，总之，必须有投入，才会收获。每一项新的科学发现、新的科学突破，新的技术掌握，对于人类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将来都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最终转化为社会的财富，从而大大增加社会的财富生产的增长，比如火的发现和运用、原始的畜牧养殖、发现农作物的可种植，在今天看来毫不起眼的新发现，在历史上都曾对人类的生活改善和财富的增长产生了无可代替的重大影响，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近代以来，蒸汽机的发明、内燃机的发明、石油和煤炭的开采、电磁波的发现、汽车和飞机的制造等，对于工业文明的兴起起到了巨大的基础推动作用，使得人类社会迅速进入空前的繁荣，使得人类社会的财富生产以几何倍数迅速增长，电子计算机、数据通讯技术、智能技术、核技术、基因技术更是成为现代化社会的新标志。所有这些科学技术的进步都是以基础科学研究的新发现、新突破、新成果为依托的，没有基础科学研究的新发现、新突破、新成果，就没有人类社会生产力进步与社会财富生产增长的基础，但是，这些新发现、新突破、新成果，在最初情况下更多的表现为科学的价值，而不是被市场承认的价值和现实的财富价值，一句话，是潜在的和不确定的价值，这些投入如何获得补偿？取得的新发现、新突破、新成果如何得到社会的奖励？而不是发现人、突破人、发明人的成果被利用于增加社会财富和个人财富的同时，却把发现人、突破人、发明人应该得到的利益忽略了。
不仅自然科学每一个发现与突破，都会对人类社会的财富生产和财富增长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而且社会科学的每一个发现与突破，也会对人类社会的财富生产和财富增长产生重大的影响。技术进步和生产工艺以及生产组织形式的创新可以提高社会财富生产的能力，具体到社会再生产循环过程中，这种能力可以发挥到什么程度，则会受到社会制度和文化因素以及分配规则的制约。人类文明的发展，不仅是对自然界的不断认识，还有对人类社会自身的不断认识，社会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对经济规律的研究，对于各种经济现象认识的不断深化，既可以为人类社会的财富生产和财富增长保驾护航，也可以用以保护某些特殊阶层的利益，而不合理的或扭曲的分配规则，则会阻碍人类社会的财富生产和财富增长，甚至是造成社会生产的倒退。
货币的出现与运用，对于商品的流通和交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对于社会整体的财富生产和财富增长所起到的作用是无比巨大的，金融业的兴起，极大地消除了社会资本配置过程中存在的障碍，使得资本流动更加便利，为实体经济的发展的提供了更为宽松的环境，更便于市场的资源配置，为社会整体的财富生产和财富增长，进一步扫除了障碍，使得市场经济空前繁荣成为现实。但是，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由于货币的滥发、过度的金融创新所导致的金融不稳定与金融危机也给实体经济的造成了极大地打击，甚至会引发社会经济的倒退。
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着基础性作用，没有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就没有现代的经济繁荣，但是市场也需要监管和规范，市场也会有失灵的时候，因此，政府的适度介入和必要干预是必须的。不同的经济体制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有的体制对于经济的发展介入和干预过度，不该介入的介入了，不该干预的干预了，或者该介入的不介入，该干预的不干预，都必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只有恰当的介入和干预才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无论是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还是货币的发行与金融创新，以及政府对经济行为的监管与干预，及其在监管和干预过程中出现的不和谐音符——寻租行为，都会引起社会财富在不同主体间的博弈和再分配，在不同主体间的博弈过程中，除了正常的等价交换和公共服务补偿等相对零损益性质的行为之外，充斥着寻租行为，无论这种寻租行为是合法或不合法的，也无论这种寻租行为是合理或不合理的，总之，这种寻租行为都会引起社会财富在不同主体间的再分配，当这种再分配对于社会财富占有结构的影响累积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引起社会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当累积达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将会引起正常的社会再生产循环无法维持，导致这种现象的直接和根本的原因，不是社会现有的实体经济本身的结构不均衡或不平衡，而是社会财富占有结构的不均衡或不平衡，导致社会再生产的资金链运转不灵或资金链断裂，进而使得社会再生产循环无法维持正常，从而导致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以来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
寻租行为是导致社会财富占有结构不均衡或不平衡的非系统性因素，与之相比，自然资源的租金则是导致社会财富占有结构不均衡或不平衡的系统性因素，因为自然资源租金对于社会再生产的抽血功能相较于寻租行为来说，抽血量更大也更稳定，因而，对于社会财富占有结构的累积性影响也更大，即便是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封建社会时期，对于社会的再生产和社会的稳定就已经反复发生过重大影响，例如，过度的土地兼并所导致的贫富分化加剧，就曾经导致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反复的农民起义和战争，甚至是封建政权的改朝换代，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封建式经济危机，相比较于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其对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危害程度犹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资源资源租金依然是导致社会财富占有结构失衡的最重要的基本因素之一，也是发生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
社会科学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起根本作用的核心因素，在于社会财富分配规则的变化和发展，而分配规则对于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即便是在相同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工艺以及自然资源条件下，对于相对独立的两个经济系统来说，在不同的财富分配规则之下，社会的财富生产和财富增长也将会产生巨大的差异，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工艺以及自然资源等条件为社会财富生产和财富增长提供了物质和技术基础，仅仅只是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但是，由于分配规则的差异，则决定着这种可能的实现程度，比如，在某种物质和技术基础下，也就是在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工艺以及自然资源等确定的条件下，在保证社会再生产循环正常运行的情况下，某个社会的年财富生产量和社会财富存量理论值分别为1万亿元和3万亿元，但是由于社会经济制度和分配规则对于经济运行的阻碍作用，有可能使这个社会的实际年财富生产量和社会财富存量分别为2千亿元和1万亿元，大大低于理论值。恰当的分配规则应当是合理的和公平的，而不是不合理的和平均的，应该是可以避免社会财富占有结构失衡的，而不是导致过度贫富分化以至于影响正常的社会再生产循环的，应该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资为本的，应该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为中心的，而不是一个人利益为中心的。虽然分配规则的核心是为了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保护个人利益却是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基本手段和最重要的方面，因为没有个人利益的实现，就没有社会利益的实现，个人利益本来就是社会利益的形成基础和基本组成部分，真正需要限制和否定的个人利益是指对社会利益的增进没有贡献和损害社会利益的行为。
个人的科学发现、技术成就、发明和创造，企业或组织的创新成果，企业或其他组织的管理创新，社会管理的创新，是一个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的根本理由，创新是一个社会经济得到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财富生产增长的根本源泉，凡是对于社会财富生产和财富增长做出新的贡献的创新行为，都是应当受到奖励的，这种奖励的程度应该与其对社会财富生产和财富增长做出的贡献程度相对应，对其相应的个人利益给予最大的保护和鼓励，是社会对于创新者的责任，是对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最好的维护，也是对社会财富生产增长源泉的最好保护。

第二节 创新租金与自然资源租金

创新是指人类为了满足自身需要，不断拓展对客观世界及其自身认知与实践的活动。具体而言，创新是指人为了一定的目的，发现和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事物的组构或者构成元素进行变革，从而使其得以更新与发展的活动。
被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认为：“使人力和物质资源拥有更大的物质生产能力的活动；任何改变现有物质财富创造潜力的方式都可称为创新；创新是创造一种资源”。 彼得•德鲁克对于创新的观点，更加侧重于论述创新与财富增长的关系，特别是侧重于创新与企业效益的关系，指出创新精神是现代优秀企业家必不可少的素质要求。
创新是一个社会经济得到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财富生产增长的根本源泉。凡是可以对社会财富生产和财富增长做出新贡献的方式、方法，凡是可以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的行为，凡是可以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服务新举措，总之，凡是可以拓展人类可资利用的自然资源种类和提高人力与自然资源利用效率的活动，都会对人类财富的增进作出新贡献。
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社会中，任何可以增进社会财富的创新，一经运用于企业或个人的生产经营，都会对社会的财富增长作出新的贡献，在对社会总财富生产作出新贡献的同时，对于这新增加的财富生产成果如何进行分配，也就是新增的财富部分之总量及其分配比重，取决于这创新向社会的扩散程度。如果运用这创新的企业与未运用这创新的企业并存，那么社会因为该创新所增加的财富等于运用这创新的企业所新增的财富，并且这新增加的财富将主要由运用这创新的企业或个人所分配和占有；如果这创新公开并扩散至社会无偿使用，不论这创新是整个社会都可以无偿使用，还是仅仅只能够供作某一行业的所有企业无偿使用，那么因为运用这创新所新形成的财富都将由整个社会所分配和占有。
什么是创新租金？顾名思义，就是创新成果运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在同等劳动力付出的情况下，也就是在不通过压低劳动力工资的情况下，对于创新者和运用者所带来的差异性收益。这种差异性收益在某创新扩散整个市场并无偿使用之前，始终是存在的，但是，当该创新扩散整个市场并无偿使用之后，该创新所带来的差异性收益自动消失。
假设，某个市场中，存在同种类同质量等各方面完全相同的某种产品，生产该种产品的企业有若干家，分别是A、B、C……Y、Z等不同的企业，在市场稳定和饱和的情况下，每年该产品的生产量和销售量均为5000万件，总价值50亿元，即每件产品的价值100元，而每件产品的制造成本为80元，管理费和销售费用等以及相关税费折合后每件产品负担20元，也就是说生产该产品的所有企业都是在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利润率为零。假如A企业该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为5%，现在，A企业获得了一项自有创新，运用于该产品的生产，使得企业该产品的制造成本降为每件60元，我们暂不去考虑A企业是通过优化组织和管理减少用工人数，还是运用新技术或新工艺减少了原材料和动力的消耗，总之，A企业每件产品节约了20元的成本，此时，A企业面临两种有利选择：一是不增加该产品的生产和销量，这样就不会对市场造成冲击，在市场占有份额和产品售价不变的情况下，A企业将由每年的零利润变为每年大约5000万元的利润，但是，这种方式不能持续的迅速增大企业总利润，而且并不能保证秘密不外泄；二是通过融资的的形式追加投资，扩大该产品的生产规模，采用适度降价的方式扩大销售量和市场占有率，其代价是减少了单件产品的毛利润，好处是迅速增大企业规模和企业总利润，同时，造成市场冲击，导致生产该产品的其他企业亏损甚至倒闭。由于A企业该产品的售价降低和企业迅速扩张，必然会引起其他企业的关注，那么，A        企业运用自有创新降低单件商品制造成本的相关信息就会为同行业的其他企业所获知，这些同行们必然会千方百计的获得A企业的创新成果并运用于本企业的生产，以抵消A企业的创新成果所带来的生产经营优势。如果A企业的创新为管理或组织优化方面的，那么其他企业就会模仿和吸收，当然也不能够排除在模仿的吸收的同时，将具有自身特点的具有某些优势的因素加入其中予以改进，从而实现进一步的创新；如果A企业的创新为技术或工艺方面的生产秘密或已经申请了专利，那么其他企业就会购买生产秘密（包括窃取秘密）或购买专利，来获得A企业的新技术或新工艺，同时还可以通过改进企业生产管理的方式，发挥自己企业的特长，甚至不排除可以比A企业做得更好。在由A企业所引发的这一轮创新成果运用过程中，A企业由于首先运用创新成果，提高了生产经营的效率，取得了明显高于其他同行的差异性收益，所获得的创新租最大，一部分嗅觉敏锐和行动迅捷的企业，先于其他企业从A企业获得该创新并运用于本企业的生产经营，也可以取得一部分该创新所带来的差异性收益，仍然可以获得一部分创新租，而一些被动的行动迟缓者即便最终获得并运用了A企业的创新成果，也将会因为该创新的普遍运用而得不到该创新所带来的差异性收益，而一些没有运用该创新也没有其它措施以抵消A企业创新优势的企业，则不免会被市场淘汰。如果由A企业首先运用的该创新是通过向专利所有者购买专利使用权而获得的，那么其他企业在发现运用该创新有利可图后，也会群起而仿效之，即便如此，从这创新的最初运用到市场普及仍然会需要一个过程，A企业与其他一些较早运用该创新的企业仍然会在这个过程中取得或多或少的创新租，所不同的是，无论这创新是否在整个市场普及，该创新的专利所有者都会在一定时期之内，取得其应该得到的创新租，因为购买专利的使用权支出就是对创新者创新成果的使用权支付租金，在整个过程中，使用专利的企业无论是否因此而取得了相比较于其他企业的差异性收益，这专利使用权的支出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不支付这笔支出或不使用该专利，而又没有其他方法抵消该专利所带来的生产经营效率优势时，那么，等待这样的企业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被淘汰。总之，每一项创新，从其最初运用，到持续扩散，都会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给最初运用该创新以及部分后续者的生产经营带来差异性收益，这差异性收益就是由于运用创新所带来的，并不是因为更多的劳动力付出而带来的，也不是因为自然资源租金的变动而影响的，给创新者和创新运用者所带来的纯收入，即是创新租金。
上述假设，仅仅是为了分析创新租的形成所进行的理想化论述，在实际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情况要复杂得多，在市场的众多行业中，在每一个行业的众多种类产品生产经营活动中，创新无时无刻不在发生，而这些大大小小的创新活动及其成果的运用，对于单个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都会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在市场竞争环境下，通过优胜劣汰，将会造成一部分优势企业的规模扩张或诞生新的企业，也将会造成一部分企业的规模萎缩或企业被淘汰，而长时间规模稳定的企业往往都是一些微利的或处在盈亏平衡点的企业。即便是规模萎缩和微利的或处在盈亏平衡点的企业，我们也不能够认为其不存在创新活动或创新成果的运用，只不过这些企业创新太少或创新成果的运用不足以维持其企业成长，甚至不足以维持其简单再生产或没必要继续保持其生产经营的原有规模。
一项新的创新成果运用于人们的生产经营活动，对先期运用者带来了创新租收益，随着该创新的普遍运用，这创新租就会消弭于无形，先期运用者在给自己带来了创新租收益的同时，对于社会总财富的新贡献并不会低于自身所取得的创新租收益，对于后期运用者和该创新普遍运用之后的所有运用者来说，创新租的收益都将重归于零，先期运用者也将不能够继续得到创新租。但是，因为某项创新给社会总财富生产所带来的增长，并不会的创新租消失而消失，而是在该创新租消失的同时，达到最大化。创新租消失了，由某项创新给社会所带来的财富增长成果并不会由整个社会所共享，其中很大一部分最终将会转化为自然资源的租金，并由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占有。
在上一章关于地租产生的论述中，我们知道，在人们仅仅只能耕种一等土地的情况下，是不会产生相对地租的，但是，随着农业耕种技术的改进，使得人们不仅可以在一等土地上取得更好的收成，而且使得耕种二等土地成为可能，并且，因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给社会所带来的总财富中，将会有一部分会转化为地租，这个地租就是因为土地资源本身的差异所带来的差异性收益。同理，当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到可以耕种五等土地时，那么前四等土地与第五等土地相比，在劳动量等投入相同的情况下，将会表现出四种不同的差异性额外收益，这四种差异性额外收益就分别是前四等土地的相对地租额，在暂时不考虑农业资本利润的前提下，我们说，每一次农业技术的进步并且得到普及后，所新增的社会财富生产成果，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将会成为地租。对于进入工业社会以来，除了土地之外的其他可开采自然资源来说，随着开采和冶炼技术的进步和运用的普及，不同的自然资源也会因为开采和冶炼技术的进步而获得相应的相对租金。城市房地产价格的高企，是城市土地消费性地租资本化价格的表现，是未来地租收益在当下的预收取形式，也是对社会生产和消费创新成果普及后新增社会总财富的分享，由于牵涉到金融，情况比较复杂，暂不做论述。总之，创新给社会所带来的财富生产增长的成果并不会由整个社会所共享，其中很大一部分最终将会转化为自然资源的租金，并由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占有。创新成果的普及及无偿使用之后，其对于社会总财富生产增长的益处将达到最大化，但创新运用者将不会因此而获得由于差异性收益而形成的创新租金收益，而新增的社会财富生产成果，除了由自然资源的所有者挖去一大块以外，另外的部分将主要用于社会劳动力再生产和社会的公共增长支出，同时，社会创新活跃的时期，也是普通民众生活相对宽裕和社会发展迅速的时期，反之，社会创新的消寂期，将是普通民众生活相对困苦和社会发展停滞的时期。
创新租金是某创新扩散至整个市场并无偿使用之前，对于创新者和运用者所带来的差异性收益，当该创新扩散整个市场并无偿使用之后，相应的创新租自动消失。自然资源的相对租金是在创新租消失之后，由创新所带来的社会财富增长成果，依据自然资源本身的差异对于产出的影响而获得的差异性收益。虽然，无论是创新租金，还是自然资源的相对租金，其根本来源都是在于创新及其成果的运用，但两种租金之间不存在任何的交集。

第三节 资本利润的实质是参与创新租金的分配

资本对于所有者来说可以产生收益（利润），但是绝不能创造价值；创造价值的只能是参与劳动的人，资本利润的实质是参与创新租金的分配。
有些经济学家，为了证明“以资为本”，把土地、矿山、机器、原料、资金等统称为资本，甚至把原始社会人们手中的原始简易工具也称之为“资本”，并把资本称之为产生利润的源泉，而参与生产劳动的人，仅仅是形成财富的其中一个要素。为了证明资本可以创造价值，甚至列举了“无人工厂”作为证明。对于这些被称为资本的东西，我们可以找出其共同点，那就是有效用、稀缺性。其实，一切人类用于交换的东西，也同样具有这两个共同点。没有效用的东西，不被人们需要，当然不能作为资本；人人都可轻易得到，并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东西，当然也不会作为资本，只有具有某种稀缺性的东西，才能被作为资本使用。
与当下经济学界主流的常识性的资本概念不同，在本书中关于资本的概念，是把自然资源排除在资本范围之外的，而无论其是否具有效用，也无论其是否稀缺，唯有如此，才能够更清晰的论述笔者所要表达的观点，也即是说，自然资源的租金虽然在市场经济具体实践中，可以为企业带来收益或利润，但是，绝不应该把它作为资本的利润。
欧洲资本主义兴起的时期，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李嘉图在阐述劳动价值论的同时，对于地租和矿山租金有专门的章节进行论述：土地、矿山对于所有者产生的收益，不是土地、矿山创造了价值，而是因为土地、矿山的有限性，向使用者所收取的租金，其实质是剩余产品的分配形式。李嘉图借此来证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不合理性，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对于工业生产过程中的机器、原料等价值转移形式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但是，李嘉图并没有认识到资本利润的实质是资本参与创新租金分配的表现形式，正是因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才导致了“李嘉图困境”，因为创新租金与自然资源的相对租金一样，并不会影响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在其后大约二百年间，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流派都没有明确地认定（或认识到）这一点。
土地所有者把土地出租给农业资本家进行农业生产，土地所有者收取地租，农业资本家获取利润。如果土地所有者自己投资直接进行农业生产，而不是租给农业资本家耕种，那么土地所有者所获取的利润就将相当于包括地租和资本利润两个部分的收益，如果土地所有者不能够得到实际的资本利润收益，那么土地所有者就不会自行耕种，而宁愿把这部分资本投入到其他行业。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大卫•李嘉图，都没有把地租归类为资本的利润，同理，自然资源的租金也不应该归类为资本的利润，虽然，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角度来来看，无论这所得的来源和出处，都会把其归入“利润”。
亚当•斯密在“论资本利润”那一章中说“资本利润的增减，与劳动工资的增减，同样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增减。但财富状态对两者的影响却大不相同。 资本的增加，提高了工资，因而倾向于减低利润。在同一行业中，如有许多富商投下了资本，他们的相互竞争，自然倾向于减低这一行业的利润；同一社会各种行业的资本，如果全都同样增加了，那末同样的竞争必对所有行业产生同样的结果。 前面已经说过，即使要确定某一特定地方和某一特定时间的劳动的平均工资，也不容易。而且，所能确定的，只不过是最普通的工资。但就资本利润说，就连最普通的利润，我们也很少能够确定。利润极易变动，经营某特定行业的人，未必都能够说出他的每年平均利润是多少。他的利润，不但要受他所经营的那些商品价格的变动的影响，而且要受他的竞争者和顾客运气的好坏、商品在海陆运输上甚或在堆栈内所可能遭遇的许许多多意外事故的影响。所以，利润率不仅年年变动，日日变动，甚至时时刻刻都在变动。要确定一个大国内各行业平均利润，必然更加困难；至于要相当准确地确定以前或现今的利润，那必定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不过，我们要相当准确地确定往昔或现今的资本平均利润，虽不可能，但我们可以货币的利息上略知其梗概。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在使用货币所获较多的地方，对于货币的使用，通常支付较多的报酬；在使用货币所获较少的地方，对于货币的使用，通常支付较少的报酬。我们由此确信，一国内资本的一般利润，必定随着其市场的一般利息率的变动而变动。利息率下落，利润必随着下落；利息率上升，利润必随着上升。所以，利息的变动情况，可使我们略知利润的变动情况。”
我们不能完全苟同亚当•斯密的观点，但是“资本利润的增减，与劳动工资的增减，同样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增减。”这句却是完全正确，至于利润与一般利润（亚当•斯密说的是平均利润）的关系，亚当.斯密则完全说反了，不是由利息率决定利润，而是由利润决定利息率。当然，利息率又会反过来影响社会资本投资，有使得社会投入到各行业的资本出现某种平均利润的倾向，但是，资本的自由流动对利润平均化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也即是说，这种平均化趋势仅仅对没有特殊竞争优势的企业有效，而对于拥有某些特殊竞争优势的企业来说，在这种竞争优势没有失去的情况下，所谓资本利润平均化的趋势，对其不会起到任何作用。
追逐利润最大化是资本所有者从事投资、生产和经营的根本目的。虽然通过资本在不同行业、不同产品生产企业之间的流动和投资方向的转移，并通过不同行业之间、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使得整个社会不同行业之间、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的资本利润率有平均化的趋势；但是每个行业之间，每个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利润率并不是和社会平均利润率相一致，只有不同行业之间、每个行业内最低利润率的企业之间才会形成平均的利润率。这个平均的利润率就相当于正常的市场资本利息率，因为，如果低于这个利润率，那资本所有者就情愿把资本借贷出去，而不是自己来组织和进行生产，只有等于或者高于这个利润率，才有维持其继续经营的必要，当然，实际的情形要复杂一些，企业如何决策，主要是受具体企业对未来预期的影响。
事实上，自有市场以来，虽然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是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所必然导致的趋势，但是每个资本所有者、每个资本经营者所追逐的目标是自己的利润最大化，而不是利润率的平均化，而且每个资本所有者、每个资本经营者的具体情况是千差万别的，为了自己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实现，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千方百计地保持自己企业的经营秘密，千方百计地保持自己企业的技术优势，总之一句话：保持自己的效率优势。因此，利润平均化虽然是趋势，但是利润不平均却会是绝对和长期存在的。同行业的企业之间利润率不一致是永恒的，不同行业之间的平均利润率不一致也是永恒的。
资本利润的实质是资本参与创新租金分配的表现形式，而这种表现形式又分为两个相互衔接而又性质完全不同的部分，也就是相对资本租金与绝对资本租金。相对资本租金不会影响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绝对资本租金的理论值为零，但是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而出现供不应求的正值和供大于求的负值，通过具体商品的价格变化并进而影响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