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中国的滞涨困境——基于科学发展观的宏观经济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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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态势，一般有通胀和通缩的两种观点。本文从两个方面对宏观经济态势作出判断，提出破解我国经济滞胀困境的新的宏观经济思维。    关键词：宏观经济，滞胀困境，科学发展
    一、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指标选择
    对于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态势，一种观点认为主要面临的是通缩的压力，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已经面临着通胀的危险了。
    第一种观点，有以下事实作为佐证：第一，就业形势并没有根本性好转；第二，国际经济形势（尤其是美国）并没有明显的好转、国际贸易摩擦日趋严重，我国出口加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前景黯淡；第三，国内消费需求并没有明显改善；第四，非ZF投资需求也没有明显增加，实体经济的利润并没有显著性增加。按照凯恩斯主义的“三驾马车”理论，出口、消费、投资（实质以赢利为目的的民间投资）增长乏力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所以判定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态势仍然处于通缩的压力下。
    第二种观点，也有若干的事实作为佐证：第一，粮食、蔬菜、食用油、肉类价格已经有了较大幅度的上涨；第二，石油、钢材等生产资料价格虽然有所回落，但仍大幅上涨；第三股市即使最近有所回落，但仍大幅飙升，市盈率居世界前列；第四，房地产价格继续上扬，虽已有回落的迹象，但泡沫很大；第五，2009年上半年新增信贷总额7.37万亿元，占上半年GDP（近14万亿）一半以上；第六，2009年6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56.9万亿元，同比增长28.5%（比GDP增长率高了21.4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19.3万亿元，增长24.8%（比GDP增长率高出了14.7个百分点），货币发行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实物产品的增长量。按照通货膨胀的定义，中国目前已经开始通货膨胀是无疑的。
    显然，上述两种观点提出的证据都是无法辩驳的，但是，说中国宏观经济既存在通缩、也存在通胀，这在逻辑上似乎是说不通的。按照对通缩和通胀的一般理解，那意味着通货升值和贬值同时存在，也意味着中国经济既处于衰退、又处于繁荣的境况中。ZF究竟应该采取何种宏观措施来进行调控，以实现经济的稳定、持续、健康增长。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我们跳出上述宏观经济分析思维。
    首先要明确的是，通货膨胀（物价指数）表现的是货币与产品之间的数量关系，与经济处于衰退、复苏还是繁荣没有直接的关系。不管经济处于什么阶段，只要货币被过多发行，通货都会贬值，只不过贬值的幅度和快慢程度会因经济所处阶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经济繁荣的时候，货币过多发行，其贬值表现来得快、贬值幅度比较大；在经济衰退的时候，货币过多发行，其贬值表现来得慢、贬值幅度比较小，因为此时存在“流动性陷阱”的问题。所以说，用物价指数来判断经济处于衰退、复苏还是繁荣的指标，是不合适的。上述悖论就是因为这种分析思维而产生的。
    其次要明确的是，究竟用什么指标来判断宏观经济是处于衰退、复苏还是繁荣的境况。虽然现在也有很多指标可以用来判断宏观经济的景气状况，但是，最直接的指标还是消费品零售额实际增长率（名义增长率扣除货币贬值部分）和失业率。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满足民众的消费需求，所以，只有消费品零售额实际增长情况才最能说明经济增长的绩效。而消费品零售额的（实际）增长既需要广大劳动力去生产、同时也需要民众手中的购买力提高，这两者都要求劳动力不能大量失业；而且，失业过多还会影响到社会和政治稳定，所以，失业率就成为另外一个直接反映宏观经济境况的重要指标。本文就选择这两个指标来尝试性地判断我国的宏观经济态势。
    二、我国宏观经济态势判断
    利用上述两个基本观点和指标，我们很容易对我国的宏观经济态势作出判断。
    一方面，由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这表现为货币发行增长率远大于GDP增长率），通货一直存在膨胀的压力，只是在经济增长下滑的时候，稍微有所缓解，但这个压力并没有因此而消除，而是往后推延而已。不管是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还是股市的泡沫，以及钢材等原材料价格的上涨，都是货币过多发行导致投机盛行的结果（因为增发的货币缺乏实体经济投资机会，而这又主要是由内需不足、或者说经济不景气导致的）。石油价格的涨落，不是中国经济是否景气能说明得了的，而主要是由国际石油寡头们决定的。粮食、食用油等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不过是由于其供给减少导致的被动型上涨罢了。总的说来，我国的通货膨胀的压力既有主动过多发行货币的原因，也有价格被动上涨的原因。
    另一方面，我国从2003年以来的就业压力是越来越大，不仅仅是城镇下岗工人和新增劳动力，农民工和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难度也越来越大。为了增加就业岗位，ZF不断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增加ZF投资和各种转移支付以拉动内需；加大出口退税力度（以及其他的优惠政策）和低估人民币汇率以促进出口。ZF投资的高速增加自然挤占了消费的增加速度，使得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就体现出的内需不足的缺口越来越大，而这又反过来加大了增加出口和ZF投资以促进就业的压力。增加ZF投资和转移支付、加大出口退税力度，无疑增加了财政负担，进而增大了财政赤字的压力，财政赤字最终又演变为货币的过量发行、投机盛行与部分行业的泡沫。低估人民币汇率虽然有利于出口，但是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国际贸易摩擦频发和加剧、国际游资对人民币的炒作；国际游资对人民币的炒作进一步加剧了人民币在国内的贬值（以及部分行业的泡沫），推动了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升值；而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升值意味着数万亿外汇储备的缩水。
    结果是，我国的经济增长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就体现出内需不足、严重依赖于ZF投资和出口、货币过量发行的特征，以及2003年以来就业压力不断加大的特征，简单地说，我国经济已经呈现出了滞胀的特征（虽然我国的GDP一直在增长，但由于GDP核算存在的种种缺陷，使其并不能准确表示宏观经济的运行态势）。而受到2008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以致于我国ZF采取了空前的大规模的积极财政和货币政策，在积累已久的通货膨胀压力和经济泡沫尚未消除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大了通胀的压力。
    三、破解我国经济滞胀困境，需要新的宏观经济思维
    事实证明，我国目前宏观经济所处的境况，不是依靠增发货币、增加ZF投资就能解决的，而促进出口在目前我国所处的非对称性国际贸易环境下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出口加工增加了就业，但国人所创造的财富却被外国人所享受，这种贸易的不对称性已经使得出口失去了交换的意义。其唯一的意义在于增加了就业，其本质是一种转移支付——国人对外国人的转移支付、国内社会对这部分就业人员的转移支付。所以，要破解我国的宏观经济滞涨困境，再也不能继续凯恩斯主义的“三驾马车”理论了，而需要新的宏观经济思维。
    1、如何减少失业，巩固社会稳定
    这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讨论，一是劳动力的供给，二是劳动力的需求。首先说劳动力的供给。中国人口13.2亿，按照我国一般的家庭结构（每家5口人，劳动力3人，劳动力人口比例60%）计算，劳动力人数在7.9亿左右，保守估计也在7.5亿人左右。其中城镇人口占45%、乡村人口占55%，按此推算，城镇劳动力在3.38亿左右，乡村劳动力人口在4.13亿左右，再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农村劳动力（因为农业的比较收益低，而不是因为是否剩余）还会不断地涌向城镇，其中一个重要的群体就是农村大学毕业生，这样一来，城镇的劳动力供给会不断增加。如果我们再假设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达到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生产方式采用机械化并规模化经营，那么我国城镇劳动力供给的极限是7亿左右，即还会有约3.6亿农村劳动力将转移到城镇。
    其次说劳动力的需求。按照目前的工业生产技术水平，2.0629亿的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包括农民工）所生产出的工业品就已经遍及全世界，而且激起了严重的国际贸易摩擦和纠纷，假设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再增加1亿人（这才仅仅是农村将转移到城镇去的劳动力总数的28%）、且现有的收入分配格局不变，估计所生产的工业品要卖到外星球才可能卖完，这说明，我国的第二产业的就业容量是非常有限的，根本不可能容纳那么多的农村劳动力，这是由工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密集性特征所决定的。再说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第三产业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第一、第二产业的，没有这前两个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当然，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有人也许会认为我们也可以将第三产业建立在外国的第一、第二产业发展的基础上，但这会带来我国产业的空洞化，而且诸如仓储邮政、批发零售、餐饮住宿、房地产业等根本不可能建立在外国的第一、第二产业基础上；如果是发展高新技术，这又受到我国教育体制和劳动力结构以及科学技术基础的限制，注定（至少在短期内）吸纳不了太多的劳动力，这对于数以亿计的劳动力而言纯属杯水车薪。
    从上述我国劳动力的供求两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工业化解决不了我国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第二，发展第三产业来解决我国就业问题，不仅受到众多客观因素的制约，而且也是杯水车薪；第三，结合新农村建设，扭转农业生产收益低的局面，减少农村的主动失业和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从而减轻城镇就业压力，就成为我国解决就业问题的不二选择。农业是吸纳劳动力能力最强的部门，何况我国现实中的农业已经表现出了劳动力不足的情况。
    2、如何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为我们指出了发展的方向和原则，但是，如何才能实现科学发展却是需要深入探讨的。在有限的篇幅里面，本文仅就其一点加以讨论——如何才能扭转农业生产比较收益低的局面，从而解决我国就业的问题，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减少农村的主动失业和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从而减轻城镇就业压力，前提是要扭转目前的农业生产比较收益低的局面。而要做到这点，仅依靠市场是不行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农产品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后导致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化的趋势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所以，ZF干预（准确地说财政转移支付）是必不可少的。虽然我国ZF目前已经采取了不少惠农政策，近年来也加大了惠农力度，但是力度仍然达不到扭转农业生产比较收益低的局面。药味对了，但剂量不足，还是治不好病。
    要扭转农业生产比较收益低的局面，又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方面是提高农业生产收益，另一方面是降低非农产业收益（或抑制非农产业收益增长）。但是在目前国内盲目崇拜工业化、城市化的思潮下，在错误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政策下，不仅大量的国民财富通过市场初次分配被转移到了非农产业、转移到了城镇（尤其是大城市），而且财政再分配还加大了这种转移的力度，农村、农业、农民所得到的国民财富比例自然不可能大幅度提高，扭转农业生产比较收益低的局面也就难以实现了。也就是说，我国要实现科学发展，首先必须转变我们盲目崇拜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观念、调整改善工业化和城市化政策，围绕可持续地减少失业，调整城乡收入分配格局、减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扭转农业生产比较收益低的局面，促进三大产业之间、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发展。
    只要农业比较收益的局面得到扭转，农村生活条件按照城乡一体化要求得到改善，农村劳动力就不会像目前这种规模和趋势涌入城市和非农业了，城市就业问题就会在总体上得到解决，很多经济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第一，ZF也不用为了增加就业而采取那么大力度的投资、出口退税和发行货币的政策了，主动型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就不会那么大了；第二，农民的相对收入水平提高、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内需也自然会大幅度增加了，工业产品的相对过剩问题也就会相应地减轻许多（在收入分配结构不变的情况下，每一轮的再生产都再生产了这种相对过剩）；第三，农村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主动失业了，农业生产也就稳住了，因为缺乏劳动力和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带来的粮食安全问题也就自然烟消云散了，因为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上涨导致的被动型通胀也就可以避免，至少可以大为缓解了；第四，城乡一体化了，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农民涌入城市，城市交通、住房、教育、医疗卫生、安全等问题也就会得到缓解，从而可以减少城市公共品供给的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下降，这反过来又使得ZF可以将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改善农村生活条件、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提高农民相对收入水平以及其他更有价值的用途，如教育、科技创新、生态环境和资源的保护等。

作者：贵州财经学院 西南财经大学 刘明国 来源：《当代经济》2010年第2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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