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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现在的人学经济学，必是西人所论。然比这些西人之论丝毫不逊的，当属司马迁所著《货殖列传》。货殖列传无论从微观还是宏观，从农业还是工商业，从行业经济到地域经济都有论及。可谓中国古代的《国富论》《通论》和《经济学原理》，仔细品读就会发现，其实当代经济学除了比比皆是的软硬伤之外，可取的部分很少有超出司马迁所记述的古代经济思想水平的。
【原文】《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翻译】《老子》一书中写到：“清平的政治达到顶峰，（应该是）邻近国家的居民可以互相望见，鸡犬的声音也能互相听到，百姓们各自品尝着甘甜的食品，穿戴着美丽的服装，习惯于安宁的风俗，从事于快乐的职业，直至老死之时也不相互往来。”
如果一定要按照这种方式去生活，那么，对于近世来说，无疑等于堵塞了人民的耳目，（实际上）则是行不通的。
【读后】看来，自司马迁时代“闭关锁国”的做法就已经不再时髦了，但这种认识已经背离了老子对和谐社会的认识。老子的《道德经》现在又非常热，大概是人的思想认识的一个轮回吧。
在提倡“和谐社会”的时候同时鼓励“充分竞争”，“竞争”与“和谐”能否达到完美统一或者说竞争之下还有没有“和谐”，这是需要当政者深思的一个问题。
【原文】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矣。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翻译】太史公说：神农氏以前的情况，我也不知道。至于象《诗经》与《书经》上所描述的虞舜以及夏朝以来的情况，则是人们总是要使自己的耳目尽情地得到音乐和女色的享受，使口中尽多地品尝牲畜肉类的美味，身躯尽量安处于舒适而快乐的环境，而精神上还要炫耀自己的权势与才能的荣耀，使这种风俗浸染百姓的思想已经很悠久了，即使用老子那样微妙的言辞挨门逐户地去劝说他们，终究也不能使他们的精神淳化。所以，（掌权者对于人民），最高明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诱导他们，再其次是教育他们，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来）束缚他们，最愚蠢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
【读后】当今各国政府在推行市场化，并且以市场角色进行所谓的“市场操作”对经济进行干预；各地政府都以发展地域经济为己任；财政从均衡财政变成了赢利财政或者赤字财政……这些不都是“最下者”之策吗？
国不与民争利，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连封建君主都知道这是治国的下下策。行政机构以种种借口敛聚民财。国企的存在，就是一个国与民争利的工具，实属不当。国企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剥离其“企业”功能，做为纯粹一个生产单位服务于基本的民生方面，即变“国企”为“国厂”。
【原文】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翻译】太行山以西饶有木材、竹子、楮木、野麻、旄牛尾和玉石，太行山以东多出鱼、盐、漆、丝和音乐、女色，江南盛产楠木、梓木、生姜、木犀、金、锡、铅矿石、丹砂、犀牛角、玳瑁、珠玑、兽角、皮革，龙门山、碣石山以北广产马、牛、羊、毛毡、毛皮和兽筋、兽角，铜、铁则往往在千里山峦中布满，如同摆满棋子的棋盘一般。这还仅仅是物产分布的大概情况。这些物品都是中原人民所喜爱的，是百姓们衣着饮食与养生送死所必备的东西。
所以，人们依赖农民耕种来供给他们食物，虞人开出木材来（供给他们使用），工匠做成器皿来（供他们的所需），商人输通这些财物（供他们选购）。这难道还需要政令教导、征发人民如期集会来完成吗？人们各自以自己的才能来行事，竭尽自己的力量，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价低廉，他们就寻求买货的门路，物价昂贵，他们就寻求销售的途径，各自勤勉而致力于他们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处流，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他们不请自来，各种物产不须征求而百姓们自己就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合乎规律的而自然就是如此的证明吗？
【读后】这可以说是中国版的“看不见的手”理论，比斯密早了一千八百多年的。据此也可以说斯密的《国富论》其实是欧洲版的《货殖列传》。司马迁将自由的交换秩序看作是“道之所符”“自然之验”，这种经济思想放在当今，应该是排斥和反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的。
古代的这种自由经济秩序之所以可以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稳定存在着，其实有其前提，即自然资源足够丰富，以当时之人力开发其一小部分即可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不存在为争夺资源而战的事情。广袤无垠的资源，只要你有能力，尽可以去开发。因此当时不存在现在经济学所说的资源稀缺问题。
而现在资源相对于人的能力发展和近乎贪婪的需求来说，已经不再是足够充裕的了，那么争夺资源的现象就自然产生，资源有了归属权问题，也就无法实现司马迁所描述的自然经济秩序了。
“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看来，高抛低吸是自古的经商之道，亘古未变，当今的商业也不过如此，似乎没有多少新意。不同的是，现在的人不知道何时算物贵何时算物贱。
【原文】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
故太公望封於营丘，地潟卤，人民寡，於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於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於威、宣也。
【翻译】《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出来粮食，食物就要匮乏，工匠不生产出器物，劳动与生活就要陷于困厄，商人不进行流通，那么粮食、器物、财富就要断绝，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缺少。”反过来，资源缺少，山泽也就不能重新得到开发。这四种行业，是人民衣着食物的源泉。源泉广阔，就会富饶起来；源泉窄小，就会贫穷下去。它们对上可以使国家富强，对下可以使家族富有。贫富的形成，没有人能给予他们，也没有人能剥夺他们，只是聪明的人能使财富有余，愚蠢的人只能使财物不足。
所以姜太公吕望被封在营丘，那里的土地本来是盐碱地，人口稀少，于是姜太公就鼓励女子纺绩，极力提倡工艺技巧，把鱼、盐运到别处去销售。这样，其他地方的人民归附于他，货物也源源不断地运来了，象钱串一般，络绎不绝，又如车辐一般，向这里集中。
所以，齐国生产的帽子、带子，衣服、鞋子畅销天下，从海滨到泰山之间的诸侯都整好衣袖来齐国朝拜。此后，齐国中经衰落，管仲又修治姜太公的事业，设立调整物价的九个官府，而齐桓公因此能够称霸天下，多次盟会诸侯，匡正天下，而管仲自己也修筑了三归台，他的地位虽在陪臣之列，财富却胜于列国的君王。从此，齐国又富强起来，一直持续到威王和宣王时期。
【读后】在八十年代中国流行一句格言，叫做“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兵不安”，颇有点抄袭周书之嫌。
姜太公的治国之策，用现代的术语讲就是很懂得“发展地方特色经济”，有特色则发扬特色，没有特色就创造、培育特色来发扬之，形成自己的拳头产品。
自古以来，经济发达的地方必定是人流、物流、财流的中心，其中以人为主，毕竟经济活动是人的活动，没有了人就枉谈经济了。
古代，类似管仲这等“富可敌国”的现象是现实，但是商人和贵族是两码事。而今是政商合一的社会，只要富可敌国，就可以以商摄政，问鼎天下。另一方面，政府代表的全民权力又在防范着私有权力的膨胀，所以，企业大到一定程度，即便是声称经济自由的西方国家，也是要施以“反托拉斯”“反垄断”大棒的。
（全文已在http://2and2.blogspot.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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