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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外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学术成果都集中在关于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研究，究其原因“不仅在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不仅在于中国众多的人口中农民占了80%……而且还在于中国的文明本质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文明，我们民族的传统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都是由漫长的小农家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酿造的。”甚至有学者提出，“中华民族是在传统的精耕细作农业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民族，而中华民族的八千年历史可以说始终就是一部农民史。”
城市以及与此概念相对应的都市景观、工业空间、公共性、广场、资产阶级、法权意识……一直以来似乎与中国传统社会格格不入。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的地主有2000万个，资本家数量只有数万人，可谓屈指可数。在这样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中，虽然有上海等城市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现代化发展，但对于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星汉错落般散布着的数以百万计的自然村落而言，所谓的城市与城市文明则如同黑夜中一束孱弱的烛光，虽然自身闪亮但无法形成燎原之势，相反却映衬出夜色更加的浓黑。随后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各方的对峙带来的是更为广泛的乡村对城市的全面封锁，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中，城市更是最终沦为被各个击破的“孤岛”。到1949年解放战争结束时，中国城市化的水平跌到了近代以来最深的谷底，相比于1848年10.9%的城市化水平，此时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竟比100年前还低，刚到10%。
一、前三十年：城市化进程的启动与徘徊
具有近乎极致的农村工作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在进城之初就敏锐地意识到城市对于国家工业与国民经济的重要性。1949年中期，毛泽东有些焦虑地说：“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在从西柏坡前往北平的路上他还把“进城”喻为“赶考”，坦言绝不做李自成。从接管沈阳开始，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恢复和整顿城市社会秩序，强化了城市生产功能，使城镇吸收劳动力能力在恢复的基础上得到了扩展。随着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156个重点工业发展项目布局在各大中城市，以及推行城市对农村开放的政策，积极吸收农民进入城市和工厂矿区就业。新中国建立伊始，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就迎来了一个黄金年代，到1957年城市数量就从1949年的86个增长到176个，城市人口达到995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5.4%。然而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很快打断了一切，1960年7月全国各大中小城市基本实现了城市人民公社，这是一场与农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相对应的疯狂性城市建设与规模膨胀运动，196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竟飙升至19.5%（成为1978年以前的最高峰值）。随之而来的国民经济全面萎缩，1961年国家为缓解饥荒开始大规模压缩城市人口，动员在城市里一切可能动员出来的劳动力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全国压缩城镇人口3000多万，精简职工2000万左右，出现了在城市化初级阶段罕见的“逆城市化”现象，1964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猛跌落到14%。而进入“文革”，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荒诞现象在中国社会的呈现则显得更加正常化，“上山下乡”与“三线建设”使得中国出现第二次“逆城市化”现象。直到“文革”后期，经济秩序有所恢复，城市恢复招工，一部分下放知青通过招工又回到城市，城市化水平持续降低的趋势得到了遏制，从1975年起，城市人口比重开始逐年上升。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全国城市人口为1.7亿，城市化水平为17.8%。
总体而言，从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的29年里，中国城市化的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总体速度非常缓慢。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内地仅由11.2%上升到19.4%。这种城市化的缓慢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停滞或缓慢的基础上，正相反，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内地的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工业总产值1978年比1949年增长了38.1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1978年的72.2%；社会总产值增长12.44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47.4%上升到1978年的77.1%；国民收入总额则从1949年的35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3010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提高7.47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国民收入构成中的比重，也由1949年的31.6%上升到1978年的64.6%。
这种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独特现象，是与改革开放前中国内地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由此导致的计划经济体制分不开的。二战后，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和重化工业超前发展战略，在短时期内取得了巨大成功。在苏联的影响下，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在建国后也选择了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并通过苏联的帮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模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模式，基本建立起了高度分工的城市工业体系。但此时中国经济在整体上仍是以农业经济为主，1952年中国的农业产值比重为57.7%，工业仅为19.5%，农业就业人口比重高达83.5%。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的实施，需要大量的资金以购买设备和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建国初期仍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情况下，只有依靠过渡汲取农业积累来提供初始资本，为此中国建立起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根本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提供生产积累（特别是农业积累）来投资重工业。在农村通过“统购统销”的流通体制和“人民公社”的组织体制，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农业剩余，为城市工业提供低价的原材料和食品供给；在城市里，以计划体制的内部分配，通过低工资的消费品的计划配给方式，获取城市工业剩余，以投入重工业的扩大再生产。
英国学者柯克比在其著作《中国的城市化：1949-2000年的发展中经济下的城市与国家》（Urbanization in China：Town and Country in a Developing Economy 1949-2000AD）中也认为，新中国城市化的缓慢增长是由于过分注重既定的工业化大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忽视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经济的扩大再生产，而将大量的资金集中于重工业建设，从而削弱了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坎农（Cannon）进一步阐释了这一论点，认为中国工业向“三线”地区分散化的布局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务实选择，而这种分散化的工业布局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Young和Deng引入城市化供需模型（supply-demand model of urbanization），基于工业和农业的共同作用来考察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指出在改革开放前粮食供给是决定城市增长的关键性因素，农民生产积极性不足、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民生活的贫困所带来的农业发展的缓慢与农业积累的不足，约束并导致了城市和工业发展的滞后。武力在考察1978年之前的中国城市化历程时指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城市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政府是城市化动力机制的主体；（2）城市化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很低；（3）城市化的区域发展受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制约；（4）劳动力的职业转换优先于地域转换；（5）城市运行机制具有非商品经济的特征。
在这种重工业优先战略下城市化的结果，就是形成了城乡之间相互隔离和相互封闭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这里所说的“二元社会”结构，是指政府对城市和市民实行“统包”，而对农村和农民则实行“统制”，即由财产制度、户籍制度、住宅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就业制度、养老制度、劳动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甚至婚姻制度等具体制度所造成的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构成了城乡之间的壁垒，阻止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开始酝酿着中国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而这一划时代改革正是从中央计划控制相对薄弱的农村开始的，城市的改革是相对滞后的。
二、后三十年：城市化理论的“中国范式”
由于1978年以前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迟滞不前，相当多的学者都认为中国城市化历程真正的启动，实际上源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之前虽然出现过“建制城市化”或称“表面加速”的现象，即城市数量增长很快，但非农业人口比重仅有缓慢上升。一般性的城市化理论似乎难以解释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新中国建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立了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但是这并没有使中国经历一个典型意义上的工业社会与城市化过程。
1.道路选择：从“小城镇论”到“综合发展”
1980年，国务院批转《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制定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中国才进入推进城市化的社会发展阶段。与此方针相呼应，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才重新产生整体意义的整合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苏南农村创造出了一种农村工业化的形式——乡镇企业。中国的城市化首先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小城镇转移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大中城市吸纳农村人口的过程，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现象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尤其是社会学家的关注。
从经验中构建中国城市化本土化理论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学家一开始就将研究的重点定位在根植于中国且具独创性的中国城市化理论研究上。1983年，费孝通进行江苏省吴江县的社会调查，并发表《小城镇大问题》的长篇报告，认为小城镇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途径，更为重要的是他指出了“现在所谓‘离土不离乡’的遍地开花的社队小工业，根植于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是将人多地少的压力转化为动力”。由于工业发展自身的特点，“它必须要有一个集中的地方，这个地方一要交通便利，二是对来自各个村庄的务工社员来说地理位置适中，这两个要求使社队工业找到了处于衰落的原有小城镇。”1986年费孝通又发表《小城镇新开拓》，论证了小城镇在四个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1986年，“江苏小城镇”课题组发表《小城镇区域分析》，费孝通在序言中强调了小城镇发展的意义，也对“离土不离乡”的城镇化“苏南模式”及当时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家庭小规模土地经营方式是否能持续保持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提出质疑。费老对小城镇的经典研究在学界刮起了“小城镇论”的旋风，中国的城市化研究好像进入了一个“一统天下”的时期。在20世纪80年代，似乎整个学界只有一种声音，这或许是中国特殊的城市化进程的结果，又或许是政府政策的作用。总而言之，改革开放初期的城市化研究决定了中国城市化的理论研究主线——城市化道路的确定，并且是从发展小城镇是中国“城市化”的正确道路的立论开始的。
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对中国的财政税收、出口创汇和GDP总值的贡献超过了1／3。与此同时，中国大部分的大中型城市还依然扮演着政治中心和重工业基地的角色，对农民采取“进镇不进城”的政策。1988年底，甚至还出现了一次全国性“清退城市农民工”的现象。1987年深圳市首次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1988年宪法修正案肯定了土地使用权通过市场流动的必要性，并赋予它宪法地位。自此国家对土地制度的改革，使得土地使用从行政划拨到有偿使用，大量可用资金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一重大的改革措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城市发展以及相关的城市化实践。
改革开放初期以工业化推动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衰落，并以1989年治理整顿政策效应的直接后果——市场疲软而告结束，经过1991年的经济复苏，1992年开始了新一轮的经济高增长。1990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城市规划法》中，提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使得20世纪90年代整体上延续了前10年的城镇化政策。然而，与之前80年代不同的是，此轮经济增长出现了重工业增长速度持续快于轻工业的态势，而这种不同以往的重工业化态势是“中国进入以非必需品消费为主阶段后城市化滞后带来一系列矛盾的必然结果”，在此基础：上周振华提出中国“增长轴心的转移”已经“进入城市化推动型经济增长阶段”的命题，即这次经济增长是城市化背景下以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为主导的产业关联带动性发展。而这种增长轴心转移所表现的强大内在动力就是中国城市化长期滞后的累计效应。这种长期扭曲的累计效应在90年代市场化条件下进行了调整，在改变原先城市化与工业化割裂状态的过程中，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因素转变为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体的投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的增长轴心已转移到基础设施为主体的投资需求拉动上来，进入了一个以城市化推动的经济增长新阶段，即“城市化将成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提供极大的可能性”。
随着“短缺经济”时代的告别，乡镇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展到顶峰后开始衰落，与此同时，“小城镇论”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逐渐被打破。早在20世纪80年末期，已经有相当多的学者指出“小城镇论”忽视城市规模效益的缺点，提出对大中型城市尤其是发展大城市的重视。李迎生用具体的指标说明，“从实际发展状况来看，我国大城市的主要经济效益指标也是明显高于中小城市的，百万人口以上大城市的经济效益尤其突出”。饶会林甚至在1989年就指出，“中国现阶段大城市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同时也有学者开始怀疑这种以规模为标志的“道路”对城市化进行约束的思路。许学强等从区域发展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各个省区发展的差异，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多元论”、“综合发展”的具体实践方案——区域城市化。区域城市化的提出，也为各个地区根据自身发展情况的不同，采用不同的速度和选择模式提供了参照。进入90年代中期，随着城市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增加，有学者提出城市化必须“大中小并举”，即“挖掘大城市的潜力，扩大和建设中等城市，择优和适度发展小城市”。在此基础上，牛凤瑞还预测了未来中国城镇体系的大致轮廓，即“有近百座1007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数百座30-1007人口的中等城市，数千座10-30万人口的小城市和3-5万人口以上的建制镇”。
然而，中央在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仍然把发展小城镇正式提升为中国的“一大战略”，即“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有利于乡镇企业相对集中，更大规模地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避免向大中城市盲目流动，有利于提高农民组织，改善生活质量，也有利于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更快增长”。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地方政府对城市的改造实践和对城市化的推进并未按照“十五”计划的设想展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大大加速是始料未及的。尤其是自2000年以来，“浦东开发”和苏州工业园区的成功，开始成为各地城市化推进的普遍经验，各地普遍启动并呈现活力的是中心城市的都市区规模急速扩张以及与此相应的新产业空间建设。原本滞后的城市化进程，叠加着“补课”型的速度，更加粗犷地展开，同时区域发展的差异进一步显现，在城市化过程、道路与模式上显现了很大的地区差异性，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也在惊人的拉大。
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九大目标任务，在其中位列第二的就是“到2020年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中共十七大报告中也先后在几个部分论及了当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城乡统筹问题，并且在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上，胡锦涛同志提出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至此，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是“小城镇”还是“大城市”的争论已经不再成为城市化研究的核心问题，而关于中国各区域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发展路径与模式的研究逐步被学术界重视。
2.动力机制：从“国家与市场”到“地方与全球”
对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理解，可简化为二元理论模式，即自上而下型和自下而上型。前者指国家有计划投资建设新城或扩建旧城以实现乡村一城市转型；后者以乡村集体或个人为投资主体，通过乡村工业化实现乡村城市化。自上而下型城市化支配了中国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城市化进程，至今仍在起作用。而发端于70年代的乡村工业化从80年代起出现了迅猛增长的势头，由此导致的县域城镇的发展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张庭伟（1983年）最早对农村城市化的动力问题进行了研究，他将城市化的动力分为自上而下的动力和自下而上的动力，国家投资兴建小城镇就属于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动力，农村剩余农副产品的交换而促进城市的发展属于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动力。自上而下的城市化主要是依靠政府的制度性投入而推动的一种城市化，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则是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乡村内部经济的发展、村民个人等民间力量发动的城市化。
崔功豪和马润潮在对中国“自下而上”城市化发展机制的研究中，认为所谓“自下而上”城市化其实就是指动力“自下”发展起来的城市化过程，即指发生在农村地域，由基层社区政府发动和农民自主推动的、以农村人口在农村内就地转移，建立小城镇为中心的城市化过程。他们将1978年至今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发展阶段进行了细分：20世纪70年代末至1983年，是新一轮城市化的启动阶段，农业生产责任制使粮食生产大幅度提高，政策支持使乡镇企业实现了逐步发展推进，种种因素繁荣了建制镇、提高了乡村城市化水平；1984年-1988年城市化快速起飞阶段，在中央1984年1号、4号文件进一步积极发展乡镇企业的政策推动下，出现了全国乡镇企业发展的第一次高潮，与此同时国家对人口流动政策的放宽，加剧了农民向小城镇的流入，大大推进了农村城市化进程；20世纪90年代起城市化进入了提高和扩展阶段，随着乡镇企业的调整提高，促进了农村经济和人口向小城镇集聚即空间转移过程的加快，从而提高了农村城市化水平及在全国城市化中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展现了一种新城市化进程：以多元城市化动力替代以往单一的或以二元为主的城市化动力，以较为集中的城市开发模式替代分散的乡村工业发展模式。在这一时期，“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已经显示出不足之处，政府、企业、个人成为城市化新的动力机制，“资本以不同形式流通所产生的城市化后果”。当然，这种新城市化进程表现最为明显的是沿海部分地区，内地城市化动力在相当程度上仍表现为一元或二元结构。但是，新的发展趋势证明了20世纪80年代小城镇一枝独秀的发展态势只是城市化总进程中的一个阶段。随着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及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城市化必然会进入更高级的发展阶段，并体现出与世界城市化发展相一致的特点，这就是形成以国际城市为中心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体系。而且，在当代中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除了内部的推力与拉力的作用，还有外部全球化、跨国资本力量的带动。
尤其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加速，特别是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的发展和中国城市群及都市带的崛起，使人们更加关注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综合研究。石忆绍，顾萌青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发展的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吸引外资改变了我国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型城市化的单一模式，形成了与依靠民间资本推动的自下而上的内生型城市化模式并行的另一种自下而上的外生型城市化模式，被称为“外向型城市化”。张晓平，刘卫东认为开发区是近2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经济活动在开发区的集聚，对所在地区的空间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提出我国开发区与城市空间结构演进的基本类型可分为双核结构、连片带状结构、多极触角结构等，并指出开发区与城市空间结构的演进主要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外部作用力、城市与乡村的扩散力和开发区的集聚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世界工业空间分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与重组，重心从老牌的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西欧国家、日本）向亚太、拉美和迅速工业化的其他国家与地区转移。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逐步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制造业和国际直接投资（FDI）的流入国，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城市化浪潮相对应，中国自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央一地方分税制改革、中国地方经济力量的崛起、地方政府作用的加强、地方性社会结构的抵抗与嬗变等，使得中国城市化出现了许多不仅与过去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不同，也与国内过去城市化特征迥异的新的城市化现象和过程不同，这个特殊而复杂的过程，对西方经典城市化理论和传统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假说，均提出了挑战。跨国资本在中国城市化尤其沿海地区城市化，以及地方政府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形成上的作用，都成为当代中国城市化独特的现象。
当代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背景远比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高潮时期以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状态和问题更加错综复杂。一方面，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强；另一方面，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的城乡迁移、跨区流动对城市化推动作用无与伦比；与此同时，全球化、信息化也在对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化施加越来越重要的影。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学者创立的城市化理论，无论是发达国家城市化理论，还是第三世界城市化理论，其理论框架均不能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和城市化研究的现实。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与社会巨大转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城市的发展环境和作用机制，中国正经历着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发展转型与城市化进程，“中国城市化”不仅是一个经验过程，更是一个城市化理论本土化重构的“中国范式”。然而在城市社会学研究领域，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化，置于全球化过程的“外部流动性框架”和中国体制转型的“内在变动性结构”双重条件下的研究成果不多，或者说才刚刚开始。
作者：周蜀秦 来源：《中国名城》200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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