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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小企业以其产权明晰、机制灵活和富于创新的优势，成为全球市场经济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和最具活力的市场主体，但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在资源获取、研究开发与市场开拓等方面处于劣势，不少中小企业自发地走上了集群化发展的道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已涌现出一大批中小企业集群，如美国加利福尼亚的葡萄酒业集群、德国纽伦堡的制笔业集群、意大利威尼斯的玻璃器具集群等。在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产生了一些专业化程度不同的中小企业集群，如印度班加罗尔的软件产业集群、中国台湾新竹的信息产业集群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国际组织和欧美国家政府开始制定和推广中小企业集群政策，推动中小企业集群化发展，中小企业集群化成长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大趋势。
尽管中小企业集群有诸多的创新优势，但历史与现实证明，并非所有的中小企业集群都能保持长久的创新活力与竞争优势，即使在企业集群发展成熟的发达国家，也有不少企业集群在发展演进中逐渐衰退并趋于消亡，如德国巴登符腾堡针织品企业集群因群内恶性竞争而衰败、美国加尼福尼亚酿酒企业集群的衰落、美国硅谷集群的低迷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部分地区出现了民营企业的空间聚集现象，尤其是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更为普遍，但一些民营中小企业集群也遭遇了创新困境，盛极而衰，如温州苍南的编织袋企业集群、重庆摩托企业集群、浙江永康保温杯集群的衰落等。
中国民营中小企业集群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系统复杂性及其自身缺陷，通过集群的自组织治理难以克服集群创新困境，需要在一定的权威组织下完成集群治理。从中国民营中小企业集群发展历史来看，推动民营中小企业集群治理的权威主要是政府。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下，政府如何选择合理的集群政策及有效的政策工具创新，促进民营中小企业集群可持续创新。
二、中国民营中小企业集群演化轨迹
中国民营中小企业集群是伴随着民营企业的壮大和民营经济的繁荣而发展起来的。建国初期，中国的民营经济曾有过短暂的发展，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完成了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民营经济失去其生存与发展的空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民营经济逐步获得法律上的承认和政策上的支持，广大的民营企业逐步发展和繁荣起来，在部分地区出现了民营企业的空间聚集现象。从整个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民营企业集群有着不同的组织特征、分工协作和组织效率，并在逻辑上存在着相互转换和不断演进的关系。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商品经济的存在和个体经济的发展，但直到1988年颁布的《宪法修正案》中才承认“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必要补充”，第一次从宪法的高度确立了民营经济在中国的法律地位。在人均土地少的地区，农民开始创办私人企业，由于社会对私营企业固有的所有制歧视，以挂靠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这种能被地方政府默许的形式从事生产。这些企业将传统产业加工技术与当地资源结合起来，具有很强的根植性，生产的产品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如食品、家具、五金和陶瓷等，逐步形成了民营中小企业集群的雏形。由于企业大多采取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形式，生产规模小，生产技术与技能作为一种隐性知识多限于代际传承，技术知识的空间传播与扩散能力较弱，群内企业之间并没有形成紧密的分工协作，主要表现为水平型的企业集群，如湖南浏阳的花炮企业集群、苏州的刺绣企业集群、景德镇的瓷器企业集群、河北辛集的皮革企业集群等。
1992年，中共“十四大”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基础上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明确了支持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中国民营经济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民营经济发展较快的江浙地区，一些民营企业在共同的血缘、地缘、业缘关系的基础上，企业间的经济行为深深嵌入到地方社会、文化和政治体系中，在共同的文化背景和信任机制下，经长期演化形成了紧密的企业集群。群内企业的地方根植性强，企业间专业化分工协作程度高，价值链较为完整，由早期非紧密型的企业集聚逐步发展为网络型的企业集聚，浙江嵊州的领带业、温州的鞋业、绍兴的轻纺、永康的五金、海宁的皮革、大唐的袜业、柳市的低压电器等企业集群在国内外都享有盛名。
在这期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市县，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劳动力成本优势和优惠政策优势，开始外向国际化经营。刚开始，一些企业接受国外的委托，承接对外装配业务，形成OEA（Original Equipment Assembling），在此基础上，引进设备并逐步掌握产品加工与制造技术，形成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初步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随着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群内少数企业能够利用自己技术进行设计和加工，形成ODM（Own Designing and Manufacturing），直至能够生产并销售自主品牌的产品，从而跃迁至OBM（Own Brand Manufacturing），成长为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集群。沿海地区正是抓住了全球产业转移的机会，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形成了许多外向型的民营中小企业集群，如广东佛山的陶瓷业、中山的灯具业、顺德的家具业、东莞的电子业、惠州的制鞋业、福建晋江的鞋业等产业集群。
纵观中国民营中小企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可以总结出中国民营中小企业集群演化的一些典型特征。
一是起步于市场经济极不完善和制度严重缺失的初始条件，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首创精神和地方政府的开明做法，自下而上地发展起来。
二是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所涉行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进入门槛低，初始投资与技术要求不高，产品的市场需求较稳定，群内企业规模相对偏小，企业间同质竞争激烈。
三是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间特色，耦合于当地的区位优势与资源优势，植根于当地的经济文化积淀，难以为其他地区所复制。四是内向化发展导致的封闭性，集群基于关系型信任与计算型信任的集体行为而形成，交易半径小，集群开放度不足，削弱了集群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五是非正式制度发挥重要作用，由于企业制度与法律制度不健全，诸如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关系、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对民营中小企业集群形成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三、中国民营中小企业集群演进困境分析
中国民营中小企业集群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生力军，企业集群创新不足是引发集群演进困境的主要原因，集群衰落会导致群内企业解体或外迁，地方失业人数增加，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效应。因此，深入了解和研究中国民营中小企业集群创新与演进中的内在冲突与矛盾，采取措施加以预防与治理，将有利于促进区域企业集群可持续发展。
（一）集群根植性与区域网络锁定
根植性是Granovetter（1985）提出的社会学概念，是指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只有深深地嵌入到当地社会关系网络中，以获取相应的信息和信任，才能够长期保持效率。中国民营中小企业集群大多是由地理接近的企业之间，以家族关系和共同的文化背景为基础，基于相互信任、相互合作和声誉机制的作用而形成。集群的根植性有益于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这是民营中小企业集群早期竞争优势的来源。但是，集群内的企业行为深深嵌入到当地社会经济关系中，形成基于私人关系的非扩展型信任体系，限制了集群成员的合作边界与合作半径，形成内向的、僵化的、封闭的本地专业化网络系统。这种本地专业化网络对内具有明显的强联结（Strong Tie）特征，但与外界联系少，对于外部新知识和新技术的获取能力以及外部环境的应变能力弱，难以对外部技术变革和市场需求变化作出快速反应，引起集群创新活动衰减甚至停滞。
（二）集群过度专业化与技术锁定
科技发展使分工越来越专业化，任何一个专业化生产的企业很难拥有生产一个终端产品所需要的全部技术。集群内企业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使得价值链的不同环节由不同的专业化企业以最佳规模去生产，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每个企业和整个集群的生产效率。但是，分工专业化的加强使群内企业的资产专用化程度越来越高，锁定了价值链上不同企业的功能，提高了企业生产功能的转换成本。集群内部因资产专用性形成的技术关联与产业协作，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群内的单个企业积极采用新技术，使集群发展长期锁定于陈旧的技术轨道和技术孤岛而失去“创造性毁灭”的创新潜力，当集群外部技术经济条件或消费者需求发生变化时，集群很容易因技术守旧而走向衰落。
（三）集群的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
集群效率取决于集群企业的集体行为，但企业集体行为面临着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冲突。在中小企业集群内，技术与知识通过各种非正式渠道潜移默化地进行快速扩散和传播，率先创新企业的创新活动对网络其他企业具有明显的知识溢出效应，并在企业之间实现交互协同创新，有利于克服传统的线性创新模式的不足。然而，大范围的非正式的知识扩散，群内其它企业能免费享有或低成本获取创新成果，群内率先创新企业失去本因知识独占性给其带来的应得创新收益，抑制了群内企业的创新动力与创新热情。知识的地方化溢出容易让群内企业滋生“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和“非合作博弈”，群内合作创新停滞不前，企业低级模仿盛行，产品雷同化严重，企业匀质化现象突出，企业间的恶性竞争加剧。恶性竞争使群内个别企业的机会主义倾向日益增强，甚至不惜生产劣质产品，“柠檬市场”一旦形成，必然破坏集群原有的正常信任与承诺机制，对整个集群的声誉和区域品牌形象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四）嵌入全球价值链与比较优势陷阱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的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中，一些跨国公司保留关键技术，专注于价值链两端利润率高的研发和销售环节，而将价值链中间的低附加值加工组装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民营企业利用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承接跨国公司的外包生产业务，形成了一批外向型的民营中小企业集群。但在全球价值链中，民营中小企业大多从事OEA、OEM和ODM生产活动，形成一种中间加工制造环节强、两头研发与销售环节弱的“橄榄型”产业承接模式。中小民营企业利润微薄，人力资本投资和企业研发投入不足，追求成本比较优势的倾向不断强化，最后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受困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而难以升级，沿海的一些企业不得不迁移至经营成本更低的内地或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四、促进民营中小企业集群演进的政策设计
目前，各国政府已普遍认识到集群政策存在的合理性，欧美等集群发达国家政府都把集群当作一种政策工具，以取代传统的产业政策来刺激集群创新和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中国民营中小企业集群大多不是在政府规划下发展起来的，而主要是在市场导向下自发形成的，集群发展规模小且尚处于初级阶段，面临着集群创新困境，更需要政府政策的扶持与培育。
（一）完善企业集群网络的第三方治理机制
在中小企业集群形成的初期，由于政府政策、法律制度等正式制度的缺乏，非正式制度在促进企业集群形成中发挥了主导作用。随着集群规模扩大和集群竞争的加剧，非正式制度对集群企业合作行为约束作用的局限性开始显现，必须及时引进和完善第三方治理机制，包括创新中心治理、行业协会治理和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中心可为集群企业提供一个创新成果的交易平台，减少创新成果的交易成本，抑制因知识溢出产生的集群创新惰性。行业协会为集群企业提供信息搜集与发布平台，通过监督与惩罚机制，克服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集群企业机会主义倾向。政府规制是企业集群形成与演进的重要影响因素，政府行为要符合企业集群演化规律，发挥“市场增进”的功能。政府政策的落脚点不应是刻意创造企业集群，而是提供丰富的公共产品，解决市场失灵，创造良好的区域创新环境，促进区域内的各类行为主体有效结网，形成富有活力的合作创新网络。
（二）提高民营中小企业集群网络结构弹性
中国民营中小企业集群具有自增强的根植性与网络结构刚性，系统内长期的共同学习和持续的知识积累，可能使集群锁定于既有的技术轨道，削弱集群的持续创新能力。因此，对于传统的地方中小企业集群，政府要通过政策引导来提高集群网络的开放度，建设一个高度弹性的集群网络，以减少技术的不连续性与市场需求突变对集群发展带来的威胁。一种途径是改善基础设施和外部环境，吸引更多有活力的民营企业进人集群网络，引进新的知识和动态信息，拓宽集群的学习渠道，提高集群内部的竞争压力。另一个途径是扶持和鼓励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把区域创新网络建设成一个适应全球开放与竞争的创新系统，支持本地企业在与跨国公司合资、合作或与跨国公司建立战略联盟，进入高端产业和高端环节，实现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集群升级。
（三）培育集群创新网络的动态竞争优势
中国民营中小企业集群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在全球价值链治理中不占主导地位，要持续推进民营中小企业集群技术创新，走出低成本比较优势陷阱。一要健全区域创新网络，完善投资担保、出口保险、咨询服务、职业培训等中介组织机构，充分发挥区域创新网络的非线性交互协同效应，使系统中任何微小的涨落能得以放大。二要积极创造高级生产要素，摆脱集群对土地、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等低级生产要素的依赖，培养集群升级所需要的专门人才，建立共性技术研发中心，保护创新企业的知识产权，鼓励企业在技术引进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新。三是创造条件，主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增强国际产业转移的根植性和本地化，促进外国资本对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投资，带动企业集群的国际化经营。
（四）加强面向民营企业集群的政府公共采购激励
市场需求及其改变可以拉动集群的技术创新与技术合作，政府应设立专门机构，为民营中小企业集群提供市场信息支持服务，拓宽信息采集渠道，及时提供境外市场需求信息，帮助其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变化，提高市场预测和快速反应能力，促进集群创新和外向化发展。政府无法左右消费者和企业对民营中小企业集群的产品需求，但可以通过扩大面向民营企业集群的政府公共采购产品的范围和提高采购产品的技术质量要求，激励民营中小企业集群进行技术创新。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提高了军事工业用品的采购技术要求，拉动了美国硅谷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发展。中国《“十一五”规划纲要》开始把政府采购上升为宏观经济管理的公共政策工具，2008年政府采购规模为5900多亿元，占全年GDP的1.96%，由此看来，政府采购需求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能为民营中小企业集群创新提供强大的激励。
作者：淮南联合大学经济系 周五七 来源：《经济与管理》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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