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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金融危机和低碳经济这两个话题基本上是一个此起彼伏的关系，当有人说目前已进入后危机时代的时候，低碳经济的呼声就越来越高了。本轮全球金融危机源自房地产次级贷款，中国目前的发展特别是城市化进程中也出现房价不断走高和房地产依赖，房价成为随时可能破灭的泡沫。金融危机对美国的金融业形成了一个定向爆破，美国现在面临一个战略选择，按奥巴马总统的话说，美国不能继续依靠金融巫术来维持美国经济的发展和美国人民的生活了。
人类工业化的技术应用大多数来自20世纪上半叶以前的技术积累。在20世纪后50年，人类又有很多的新的技术发现和发明，最重要的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核能技术、空间和材料技术的发现和积累。这些技术最早主要用于军事用途，在冷战结束和全球协同的大背景下这些技术有了越来越多的产业化的应用，并在新的产业选择中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美国要调整进入到一种新的发展方向，那么这个新的发展方向就是现在宣传得比较普遍的低碳经济的发展，是新能源、智能电网和生物技术，这些东西成为美国的新的产业和战略选择。
二、低碳经济是世界政治格局调整的新标杆
在2008年到2009年的时候，有一个词在网上出现的频率很高，就是“中国崛起”。 中国崛起和高碳经济，也形成了一个对应关系，因为中国是以中国制造和世界工厂的形象在最近30年不断崛起的，中国崛起的过程也是中国能源消耗不断增加，中国对世界的资源依赖越来越严重的过程。
这也就是为什么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但奥巴马政府高调宣布要加入世界气候谈判，要加入这个气候政治的舞台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美国的核心利益实际上是美元保卫战和确保美国对全球资源的控制力，但是美国的发展的目标或者策略，应该是变碳经济为碳政治，或者说是通过碳经济向碳政治的转变来换取美国在金融危机后在国际上的牢固地位。这对中国就是一个外部的压力，因为美国在新能源上已经有了很多的技术储备，美国产业的服务业化和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科技水平，使得美国在碳经济方面又可能占先。美国可能通过低碳经济的发展纠正过度偏重金融业的经济结构，通过美国实体产业的竞争力的回升解决美国国内严重的失业问题。那么美国的这种战略的目标和欧洲的目标也较易取得一致，因为欧洲的产业结构与美国类似，欧洲在金融危机的拖累下也更愿意通过对其已经成功进行能源结构调整的肯定和宣扬，强化其在能源结构上的优势，同时占领道德的制高点。欧洲也需要寻找一个后危机时代的发展的目标，在这一年之前，欧洲主要国家就已经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已经取得了系列技术成果，英国、德国甚至已经进行了相关立法，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往前推动有利于欧洲国际政治地位的整体提升。因为欧洲很多国家，虽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它们的经济实力和其已经享有的国际地位是不相称的。如果把历史排碳放到一边，欧洲生产性排碳处于下降状态，而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生产性排碳和消费性排碳都处于上升状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它们充当了先锋。中国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确实在经济总体实力上走在了世界前列，现在呈现了和西方国家可以平等对话的这么一个局面。这是世界经济和政治结构近70年来的第三次大重组。为什么会出现第三次重组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是强权在控制，军事实力决定一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主要战胜国通过对战败国去军事化重建和建立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一系列的国际组织，确立了对各国领土主权的相对完整的尊重，也就是说国家领土的不可侵犯性，后来发生的几次局部战争，大多不是以国家的名义对另一国进行占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也会以联合国或多国的名义进行第三方干预，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政治版图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确认，但以美国和前苏联为中心分为两个意识形态敌对的阵营，分别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和计划经济制度。
在这之后，应该说第二次演变就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东欧剧变，东欧剧变之后市场经济迅速地向全世界普及，全球化时代正式到来。中国在本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种情况下市场化就成为20世纪40年代中期之后的重要事件。就经济版图的划分，按规则就是WTO的规则，但是中国就算加入WTO，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在西方主要国家并没有得到确认，所以一旦中国的经济实力或者说中国的产业和西方国家的产业发生了一定冲突的时候，那么贸易保护主义就重新起来了。现在的气候谈判，就是反映了现在在工业化发展、市场化扩展，到了一定的阶段以后，进入到第三次权利划分，这次权利划分就是以人类共同利益的名义，特别强调小岛国家、低海拔和低纬度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气候变化中所处的危险的状态，以这个为重要表达方式来形成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和约束基准，并以此重新划分世界的经济发展权利。如果说当初的联合国公约是对民族国家的疆域约定，WTO规则是对全球化条件下的市场约定，从《京都议定书》到哥本哈根会议则是准备对世界各国特别是新兴工业国家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约定。
三、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挑战与政策选择
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发展空间问题。各国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由于回归实体经济，产业扶持导致的贸易保护可能会在一个时期比较严重，产业创新型技术的获取可能更加困难，各国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保护可能导致资源价格处于高位。
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讲，发展低碳经济应是一种自主选择而不能轻易接受外部的强制约束。由于中国能源结构对煤炭的严重依赖性，煤炭所具有的高碳排放性质和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的大量排放，使得中国的低碳经济之路在关注碳排放的温室效应的同时，更应关注有害气体排放的污染效应，强调节能降耗减排，关注人民生活质量的真正提高。
中国的发展，必须要确认低碳经济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然后通过国际谈判的中应有权益的争取，参与国际气候框架规则的制定；通过技术的引进和开发，调整产业和技术结构，来赢得自己在国际国内的发展空间。实际上这里所理解的低碳经济，应该是一个方向性、引领性的东西，低碳所包括的内涵不仅仅是二氧化碳低排放。对中国来讲，低碳是一个标志物，它要求的是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从理念到行为的低碳化调整，人们生活、生产内在质量的提升和消费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通过这种方式中国就可能在未来的发展中找到一种产业发展方向，而通过对这个产业发展的方向的遵循，对原有的经济结构进行全面的重新布局。目前中国号称制造大国，但同时也是一个排放大国。我们把碳排放作为一个控制目标，就有理由来朝着这个方向调整结构。
当低碳成为共识，国际贸易中的贸易保护又会找到新的依据，碳关税将难以避免。中国在接受国际产业转移时，也应将碳排放作为新的标准。将大量碳排放留在国内的出口依赖型发展模式必须向内需主导型转变。中国应加紧发展有助于生产效率提升的生产性服务业，提升第三产业的比重，扶持技术创新，通过支持符合环保标准的创业扩大就业，通过强化国民教育中的产业发展能力培养为经济发展提供有竞争力的人力资源，通过对粗放经营的强制规制提高经营效能，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为国内产业的发展拓展市场空间。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副主编 杨万东 来源：《理论视野》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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