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危机”对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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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由于次贷危机的影响，花旗银行受到破产冲击。文章在分析花旗危机的基础上，指出我国商业银行应从花旗危机中汲取教训，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以提高抵抗风险的能力。    【关键词】 花旗危机，商业银行，内部控制，金融生态环境
    一、“花旗危机”的背景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次贷也称次级按揭贷款，是给信用状况较差、没有收入证明和还款能力证明及其他负债较重的个人提供的住房按揭贷款。贷款机构向信用分数较低、收入证明缺失、负债较重的人提供的次级按揭贷款，不必持有到期就可以出售给一些机构进行资产证券化，打包成不同等级的按揭抵押证券出售给机构投资者或个人。随着利率水平出现逆转，许多处于还款中后期的次级借款人无法承受利率大幅提高后的偿还义务，只能选择违约，不良贷款迅速积累，次贷危机开始显现并愈演愈烈。
    由于众多机构投资者参与其中，因此次债危机不断蔓延至全球金融市场，曾是全球第一大银行的花旗银行受到破产冲击。2008年初，花旗集团宣布2007年四季度亏损高达98亿美元，这是该公司196年历史中最大的亏损。2008年11月16日至21日，一周之内花旗银行股价跌幅高达68%。从2007年高点的35美元左右一路狂跌到21日的3.77美元。之后，花旗银行的股价继续下挫。最低时每股只有1.6美元，其市值甚至不到2006年年底时2740亿美元的5%。花旗银行墙倾楫摧，随时可能崩溃倒下，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于2008年10月在短的时间内，连续三次对花旗银行进行救助，注入巨资。
    二、“花旗危机”产生的成因
    花旗银行从全球银行竞相模仿学习的榜样到濒临破产被救助的境地，背后有着深层次原因。
    （一）内控机制的缺陷是危机爆发的内因
    1.内控机制难以对建立在房价上涨以及低利率假设基础上的次级抵押贷款发挥作用。作为证券化衍生品的设计、发售和承销者，花旗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将贷款转手，赚取手续费，把相当部分的信贷风险转移到了外部。可是由于次级抵押贷款借款人自身不具备拥有房屋的能力，所依赖的外部条件是房价不断上涨以及低利率环境，但这两个外部因素又是最不确定的，也是内控机制鞭长莫及的。因此，在房价低迷，利率上升时，次级抵押贷款拖欠率就会上升，这必然导致次级抵押贷款证券的购买者锐减，银行的利润来源被掐断，增加了银行风险。
    2.花旗银行作为次级债的债权人，有关信息是不对称的，风险状况无法评估。作为美国资产证券化交易市场的重要参与者，花旗银行同时又进行证券化基础资产的收购，以及二级市场的证券产品交易业务和相关信用支持业务，从而导致已经转移出去的信贷风险，又通过资本及衍生品市场业务再次循环回来。由于花旗银行又是一二级市场的主要交易商，其他银行发行的许多证券化产品所蕴藏的风险也更多地集中到了花旗银行身上。在这个过程中，原始贷款人的信用状况和其他信息是不通畅的，投资者与基础资产持有人之间信息高度不对称。金融衍生产品具有的不透明性，使其内在价值和风险状况无法准确评估，其真实风险无法知晓，花旗银行的内控机制难以发挥作用。这种信息不对称使花旗银行失去了及时采取措施规避风险的时机。根据2008年2月美国媒体调查显示，花旗银行的次级债损失高达180亿美元。
    3.激励机制具有短期性。长期以来，华尔街奉行高盈利就可以高分红，且宣扬80%的收益是由20%的人创造的。因而金融机构高管们薪酬与业绩的正相关性，往往成几何级数上升。华尔街的这一激励模式，甚至被人们奉若神明地奉为绩效评价模式，从而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问题是，这种激励机制具有明显的当期性、短期性和不对称性。当公司获得高盈利时，高管们就可以获得巨额奖金和红利，动辄上亿上千万美元，而当经营失败时又可以不承担损失，甚至是再巨大的损失，都可以扔给股东和整个社会。这种激励模式毫无疑问地将经营风险偏好大大提高，助长为追求短期回报而不断地去冒险、去“赌博”，去冒更大的险、去进行更大的“赌博”。随着花旗银行日益综合化，投资银行短期激励的风气势必影响到银行其他的业务条线，在冒险就可能获得巨额奖励的诱导下，作为商业银行的花旗银行，传统商业银行的审慎经营逐步让位于冒险扩张，而且还给披上了银行就是承担风险和管理风险这件华丽的外衣，实质上已经将商业银行的经营变为了投资银行的赌博。
    （二）金融生态的不利影响是危机爆发的外因
    1.货币政策大幅调整，不够稳健。宏观上讲，从2002年至2005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一直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这一政策大大鼓舞了各家银行及房地产金融机构，它们纷纷放宽购房贷款标准，推动了大批消费者购置房产，导致不动产价格攀升，继而形成市场泡沫。从2004年6月开始，为抑制通货膨胀，给过热经济降温，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从1%提升到5.25%。利率大幅攀升加重了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很多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借款人无法按期偿还借款，违约大量产生。因此，依托次级贷款发行的债券持有人也遭受损失。2007年初，美国部分地区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按揭违约率不断飙升，房价也因此进一步下跌，次级抵押贷款市场情况急剧恶化，进而，刺激了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爆发。
    2.信用评级失实，风险预警失灵。次贷危机中，在利益驱动下，穆迪和标准普尔等评级公司、评级机构不是站在中立的角度被动地为公司债务评级，而是人为提高次贷债券信用级别，促使其顺利出售。根据标准普尔发布的研究报告，2005-2007年间创立的抵押贷款CDO类别中的85%被给予AAA级，而2007年，其中一些CDO的AAA级债券竟变得一文不值。资信评级机构在次级抵押贷款中，向可能存在风险的无核查贷款发放评级证书，折射出美国银行和债券评级机构诚信沦丧。
    3.次级债市场缺少透明度和监管。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错误地将“滞胀”原因归结为战后实行的凯恩斯国家干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由此抬头并盛行。其表现之一就是放松对金融领域的监管，这也正迎合了华尔街金融机构极力鼓吹的“最好的监管就是最少的监管”。在这种理念及欲望之下形成了：一是对金融创新产品监管缺失，没有监管的金融创新，必然导致金融创新产品信息不透明和真实风险无法评估等一系列问题；二是对某些金融机构运作监管缺失，美国对冲基金、投资银行、私人按揭保险公司、股权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都处于监管的盲区；三是对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缺失，高风险抵押担保债券、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流通的再证券化和信用违约互换等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基本不受监管；四是对金融中介机构监管不到位，特别是对一些信用评级机构及审计机构作假监管不力。
    三、花旗危机对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启示
    （一）完善的内控制度是保证商业银行正常运作的基础
    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要具备以下一些条件：完整的内部控制系统的框架，科学的现代企业组织制度，独立权威的内部监察监督制度，明确的业务部门风险控制分工及相互制约的关系，谨慎的授权审批制度，严格的会计控制以及以现代电子技术为依托的电子化风险控制系统。从银行实践看，一些发展较好的商业银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内部控制制度制定与执行得好。
    花旗危机警示我们：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作为一种最直接、最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是提高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保持银行体系稳健运行的关键所在。如果银行内控制度存在漏洞或缺陷，必将招致损失甚至倒闭。
    （二）不断改革内控制度是增强商业银行内控有效性的前提
    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动力，是推动金融深化、实现金融现代化的必然选择。金融创新在金融机构转移自身风险、增强流动性和信用创造等方面都具有积极作用。随着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尤其是衍生金融产品的迅速崛起，在给商业银行开辟新业务领域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性风险因素。此外，银行业务日趋复杂化和国际化，使得银行规模越来越大，且涉外机构也越来越多，给银行自身的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
    花旗危机警示我们：第一，银行应坚持“审慎经营”的理念，按照“成本可算、风险可控，提高透明度”的原则，在自身发展战略的框架内进行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应面向实体经济并为实体经济服务；第二，不管是在经济高峰还是低谷，风险管理应贯穿始终，面对新的市场变化，风险模型应根据新形势的变化迅速更新；第三，商业银行必须及时将新业务、新情况纳入现有的风险管理框架中，不断改革与完善现有的内控制度，否则，一成不变的内控制度面对新的业务内容将变得苍白无力，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增强内部控制的执行力是提升内部控制效果的关键
    执行力是左右商业银行内控管理成败的重要力量，也是评判一家商业银行平庸与卓越的重要标准。在制度管理中，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固然重要，而认真贯彻制度更是管理的关键，否则，再好的制度也将形同一纸空文。各项内控制度的制定、内控标准的确定、内控效果的计量和内控制度的执行终归都必须由人去做，因此人是内部控制的主体。本次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人”的因素造成的。表现在，一是银行家为了追逐利益，抛弃了自己的道德底线，放松了必要的贷前审查和贷后追踪管理；二是股东没有对过度的冒险行为进行有效地约束。
    花旗危机警示我们：增强内部控制执行力的核心在于加强对“人”的制度约束。从严进行责任追究是保障内部控制的权威性，杜绝内部控制执行不力、违章不究、究而不严的有力手段。
    （四）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是内控制度有效运行的保障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金融生态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监管体制等各个方面）的优劣都对内控制度能否有效运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完善的内控制度只有在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中才能充分发挥作用，有效地防范风险。只有内控制度建设和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齐头并进，才能提高内部控制成效。
    花旗危机警示我们：第一，商业银行要密切关注宏观经济运行中政策和市场的变化，加强对风险源的防控工作，变被动退出为主动防范。第二，金融产品和创新要充分考量宏观货币政策对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宏观货币政策必须要考虑金融产品和创新对其产生的反作用。第三，加强金融监管。一是银行业监管部门要深入研究国家经济政策走向，及时指导银行业注意防范政策风险；二是监管部门要对金融创新中潜在利益共同体加强监管；三是对金融创新产品要建立更为严格和透明的披露制度和监管标准，以提高市场的透明度和竞争性。
    【参考文献】
    [1] 谢荣，钟凌。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系统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 张小霞。现代商业银行内控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3] 徐诺金。论我国金融生态若干问题[M].金融时报，2005-1-11.
    [4] 辛乔丽，孙卫东。次贷危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5] 程艳。次贷危机与我国金融风险防范[J].商场现代化，2008（10）：323.
    [6] 李东卫。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启示[J].福建金融，2008（10）：52-54.
    [7] 郭世坤。花旗银行危机的深刻教训和启示。中国信息产业网，2009-5-18.
    [8] 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课题组。国有商业银行助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策略研究[J].金融论坛，2006（3）：18-23.

作者：钱诗曼 来源：《会计之友》2010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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