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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论家的困惑和小村官的破解

［ 作者：丑牛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89 文章录入：乌有之人 ］

大理论家的困惑和小村官的破解 丑 牛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突破口在哪里？从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成百上千的理论家，写了成上千上万篇文章，见诸报刊。从各地执行的情况来看，多是抓住“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入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为湖北新农村建设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湖北日报的《前沿》论坛上，题目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是突破口——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几点建议”。文章中有一段很具体的论述： “村村通电视、广播可以使农民更多地接触到现代化信息，村村通道路可以使农民更方便地融入现代化的市场体系中，才会有适应于现代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乡风文明’的建设。同时改革改善基础设施可以启动农村的存量需求，消化过剩生产力，打通农村劳动力转移渠道，使农民收入得以快速增长，‘生活宽裕’的目标才得以实现”。 根据理论界的这一思路，武汉市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工作中，制定了一个庞大的“2087”计划（“20870”是武汉市辖区的农村总数）。第一个实施的村是黄陂区（原黄陂县）王家河镇的卧虎村中的老屋冲自然村。之所以选中这个自然村，因为在此之前，已有该村在武汉经商的60多位老板集资改造家园的基础。老板们先后集资20多万元修路、整修塘堰，还准备盖宾馆，把家乡办成依山傍水的生态旅游村。市里知道后，决定利用老板们的积极性，把老屋冲的改造，纳入市里的“家园行动改造”计划中，并给了卧虎村110万元的补贴。 有了老板们的“赞助”，又有了市里的“补贴”，老屋冲的改造计划，应该可以大功告成的了。但从去年五月到今年三月，不到一年时间，计划卡壳了。原因在哪里？在于群众不积极配合。群众说：“出门有好路走，进门有好水喝，这是政府的恩情，也是老板们的积德”。如果要群众参与，出钱出力，他们就不干了，说：“政府要搞的事，当然由政府搞”；“你们拆了我的猪圈，当然要建好的还我”；“想做好事，你就把好事做到底”。这样一来，老板们就泄气了，干部们也迷惘了，“家园行动计划”就这样搁浅了。 《湖北日报》就老屋冲改造搁浅之事，发了一整版的通讯，题目是：《新农村遇到老观念 破解还靠新思路 老屋冲的故事发人深省》（摘文附后），只是“老观念”是什么？“新思路是什么？“发人深省”的是什么？文中并没有回答。往后，也没有理论家的高见，也没有专家学者的解惑。 近日，从参加今年“两会”归来的人大代表、洪湖市洪林村党委书记叶昌保同志手中，看到他在大会期间一份发言稿：《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我一读完，不禁惊叫了声：“这不是在为老屋冲的困境解惑么”。全文不长，却点中了老屋冲“家园行动计划”搁浅的要害，现抄录如下：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 在全国总体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要求，我觉得，这无疑给全国农村、给亿万农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同时，也为“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但在如何围绕20字要求，建设新农村的问题上，我认为，现阶段就全国农村总体情况来说，还是要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为主。我之所以这样认为，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第一，20字的新农村建设要求，本来体现的就是对一个村庄、一个集体的要求，而绝非是对一家一户的要求。既然是对一个村庄、一个集体的要求，就必须要有集体经济作支撑；第二，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无疑是农民，而在这之中，有一个靠谁去组织、去引导、去调动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问题。对这个问题，我想，上级组织给钱、给物、给政策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充分发挥好与农民联系最紧密、最直接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上下联动，形成合力，真正使新农村建设落到实处，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新农村建设具有生命力和可持续性。不然的话，新农村建设很可能就会落空。而要想让农村基层党组织真正做到有发挥这种作用的“底气”和“实力”，我认为，最大的基础和前提还要明确农村的发展道路要以集体经济为主。因为全国绝大多数村实行“大包干”后，集体经济几乎是“零”。而在集体经济为“零”的村庄，现阶段绝大多数还摆脱不了“小农意识”的农民，他们讲实惠是可以讲到这样地步的，既然“各搞各”下的村级党组织“无钱”为我们办事，我们还有多少必要同他一起走呢?同时，在这之中，村级党组织自身也很尴尬，就是自己很想为群众做点事、也很想为群众发挥点作用，但因为集体经济是“零”，从而让自己也深感被动和尴尬。 比起一些大理论家、大专家学者们，叶昌保只是一名最基层的小村官，为什么他讲的话，却比成百上千的长篇巨著更有份量，更接近真理呢？为什么他对流行的敝端能一针见血的呢？因为他的理论不是书斋里产生出来，而是他数十年实践的心血结晶。他为之奋斗的洪林村，现在不仅实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的目标，而且还实现了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村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包括住房、医疗教育、文化设施），都由集体保障。他有资格，有资本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我们现在有许多大理论家，在谈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道路时，总爱说“根据国外农村发展的历史经验”，如何如何……。国外（往往是引证西方、特别是美国）有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经验，怎么会找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道路呢？如是像党国英先生这样的研究农村发展的大专家，在得知小岗村交出土地集体经营时，竟怒气冲天地骂小岗人“迷糊”，并训诫地说：“全世界最好的农业是以家庭农场为基础”。那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完全没有必要了，大家办“家庭农场”去吧。小布什是农场主，不是成了总统么。 “老屋冲的故事发人深省”，深省之处就在这里：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的（这并不排斥借鉴外来的经验）；中国农村的革命和建设，也主要靠农民群众的实践来完成。现在，有许多有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文章中，偶尔提到“农民是主体”，其实，应该是“农民是主人”。他们不是“受众”。社会主义新农村，主要是靠农民自己，靠他们组织起来，建设自己的集体家园。如果农民是“各顾各”，你“恩赐”的再多，也难于改变农村的面貌和农民的命运。实施 “大包干”的安徽小岗村，得到各方支援的项目不多么，但还是难于解脱困境，因此，他们选择了“重走集体路”。 毛主席曾借用孔夫子的那句有名的话，告诫那些忘记社会主义的人，今天看来还有用： “言不及义 好行小惠，难关哉”。 附： 新农村遇到老观念 破解还靠新思路 老屋冲的故事发人深省 故事之一：老板们热心建山村 人称三月好，春在枝头闹。 黄陂区王家河镇党委书记万立云的心头，却闹腾着一道难题：从该镇卧虎村老屋冲走出去的一群老板，去年主动集资，建设家乡。可当武汉市政府将该村纳入“家园建设行动计划”，并拨资帮助改造后，这些老板们的激情却像霜打的茄子——蔫了。 这是为什么？ 带着同样的困惑，3月8日，记者来到老屋冲。 老屋冲是卧虎村的一个自然村，现有37户人家。近二十年来，从村里到武汉城区谋生的人不下三百，其中有60余人在汉口清芬路当上了销售五金电料的老板。 村里有个传统：每年正月十五，外出的人都要回乡玩花灯。 去年正月十五，由甘家明打头，一行人浩浩荡荡回乡来。但是，车开到村委会就“卡”住了——到老屋冲的1.3公里土路，宽度不到2米，而且凸凹不平。 40多辆小轿车，就这么“趴”在路边。老板们走在回乡的土路上，直觉得心里堵得慌。 晚上，花灯闹罢，老板们聚在一起，甘家明挑开了话头：我们在外发了，但生养我们的这片土地还是老样子，大伙能不能出点资，为改变家乡面貌做点事呢？ 此话一出，百十号人积极响应。 说干就干，以甘家明、甘人泰、甘人刚、甘官心四人为首，马上联系施工队，把2米宽的路基拓宽至4米。 清明节，60多人回乡，小车顺顺当当开到家门口。 一种成就感，油然升腾在老板们心头。趁热打铁，他们进一步谋划：建公厕、修堰塘、整村容…… 钱从哪里来？老板们慷慨解囊。甘家明、甘人刚各自出资1万元，甘人泰、甘安心出5000元；其他人我出1000元，我出500元。一下凑了10余万元。 村头那口30多年未挖过塘泥的堰塘，已雍积成一条小沟。老板们请来施工队，挖出一车车塘泥，运到后山脚下，然后到山头炸下1000多车石块，垒成齐齐整整的坡沿。一番打理，两口深5-6米、宽20多米、长300多米的堰塘，重又荡起了清波。 村头，两座粉红色的公厕也立起来了。面对环抱山村的满目葱茏，面对乡亲们渴望致富的眼神，一幅更宏伟的图景在老板们心中萌生：全面改造村落环境，建一家宾馆，利用村子背后的一座水库，把老屋冲建成依山畔水的生态旅游景区。 王家河镇党委书记万立云了解到老屋冲发生的变化，主动请来武汉市城市规划设计院专家，对老屋冲改造进行整体规划。按此规划，所有房屋将改造成为徽派风格的民居。 甘家明说，他们先后两次集资超过20万元。要完成老屋冲的整体改造，这些钱远远不够。 就在此时，事情出现了意外的转机。 故事之二：市里推出大计划 去年春天，武汉市农业局局长吴福增（现任武汉市政府副秘书长）在乡村调研，意外获悉老板们自发集资改造老屋冲的故事，顿时产生了兴趣。 吴福增一五一十向市长李宪生、副市长张学忙汇报了在老屋冲湾的收获。李宪生和张学忙听后，也很感兴趣，并率有关人员到卧虎村调研。 一个事关全局的大计划，就这样被催生出来。计划的名称，有人提议叫“农村883计划；也有人说武汉有2087个村，可叫“2087计划”；几经商榷，最终敲定，叫“家园建设行动计划”。 去年5月20日，“家园建设行动计划”在武汉市正式启动。全市2087个村中，110个村被列为试点。作为“启蒙”地，卧虎村理所当然进了“笼子。 由于进了政府的“笼子”，老屋冲获得了“家园建设行动计划”下拨的部分资金，并投入到基础设施和村容村貌的改善。 经征求村民意见，并到江西婺源和安徽宏村考察，武汉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拿出一份详尽的老屋冲规划设计图。李宪生市长看过规划图后，非常高兴，希望能把该村建设成为武汉第一村。 上有政府支持。下有百姓拥护，外有老板援助，一幅美好的发展画卷，似乎就要徐徐舒展开来。 然而，令万立云始料不及的是，老屋冲湾的家园建设行动却由此悄然停歇了。 这是怎么回事？ 故事之三：村干部碰到“硬钉子” 看起来蛮理想的一幅蓝图，实施中，老百姓的反应却有很大的差异。 老屋冲的改造，概括起来，叫做“四改一硬化”。 1.3公里的进村公路，拓宽至4米，水泥硬化到村头。竣工那天，全村老小像过年，高兴的劲儿没法说。 村民原来用的是自压式水井。按规划，在村前的山腰里建了一座水塔，水管通到各家各户。记者到村民甘小发家里，水龙头一拧，甜滋滋的清泉水哗哗流淌。这件事，甘小发说，百姓个个都润心得很！ 其余的几项改造，在村民意愿中，可就大打折扣了。 先说改厕吧。村子里，各家的厕所原来都建在房前屋后，露天式的，规划中是建3座公厕、2个沼气池还没个影，室内卫生间更不用说。村民的反应是：拉屎拉尿，自古以来都是房前屋后解决问题，哪有那多讲究？这一改，可说是基本“泡汤”。其间，虽说没什么冲突，但干部们的感觉是一头扎在了“软钉子”上。 改垃圾堆放，形式上也可以说是改了。在村里，记者确实看到了几个像模像样的垃圾堆放池，红砖砌墙，水泥糊面。但很奇怪，垃圾池里干净得很；老百姓的房屋前后，照样是垃圾遍地，有的甚至粪水横流。这一改，实际上流于形式，你改你的，我倒我的。 还有一改，对象是牛栏猪圈。规划中写道：根据村湾牲畜圈养实际情况，在村湾的东南侧建三位一体的牲畜饲养棚，面积80平方米。 这一改，村干部碰到“硬钉子”了。 干部们耐心说服：改圈，是为你们着想，改善卫生环境、少闻点臭气，还不是想提高大伙的生活质量嘛！ 村民不领情，蹦出来的话儿冲耳朵—— “要臭臭我自己，你们瞎操什么心？” “集中饲养，猪、牛被偷，找哪个赔去？” “现在猪圈在门口，煮好的猪食倒进槽，连鞋都不会湿。你搬那么远，下雨下雪么办？” 僵持，说服；再僵持，再说服。现在，村东侧的猪圈牛栏倒是建起来了，但多数村民房前屋后的猪圈牛栏也还留着，猪崽儿也还照样在房子四周拱着地皮。 村干部觉得挺为难的。武汉市“家园建设计划”，对改厕、改圈、改垃圾堆放形式，是有评分标准的。其中，改厕30分，改圈30分，改垃圾堆放形式35分。达不到标准，对上不好交代。 故事之四：镇书记非常不满意 老屋冲的改造，本是老板们一把火点燃起来的，可这把火烧起来以后，老板们的激情怎么消退了呢？ 甘家明介绍，当初，参与集资建设的老板，共有20人。虽说出资多少不等，但回报家乡的心情是一样的。自打进了政府的“笼子”，我们这些人的心思便有了变化，一个普遍的心态是：既然是政府的工程，我一个平头百姓，跟着瞎掺乎干啥。 “政府工程，你政府就得像模像样地搞”，甘人泰快人快语：“现在好多事都不透明，比如说，政府到底拿多少钱，搞哪几个项目，资金缺口有多大，不清楚。” “不是我们不愿意出钱，但哪些归政府搞，哪些归我们搞，总要说个清楚明白呀！” 老板们不满意的另一个原因，是感觉村民“不配合”。 甘家明讲了个例子。修牛栏猪圈，每一间由政府补700元，另需400元，本该村民自筹。老板们豪爽，“贴”了。汽车把砖运到村头，后来要挪个百把米重建，可这千把块砖挪个窝的事，就是没人伸个手。没有办法、老板们又叫来一辆拖拉机，就是砖头搬上搬下，举手之劳，愣是没人动。 民居改造，规划中的点睛之笔，是把山墙及建筑入口的墙垛，加入由徽派马头墙演变而来的“垛子”。甘人刚、甘人泰、甘安心以身作则，把自家老屋改建成“示范房”，但往下就很难推动了。有的人家，当面说得好好的，过段时间回来看，一动也没动。 村民怎么想呢？ “政府该搞的事，当然要由政府搞”。 “你要拆我的猪圈，当然要建好新的还我”。 “想做好事，你就把好事做到底嘛！” 采访中，记者不时听到这样的声音。那么，干部们有什么说法呢？ 在卧虎村村委会，支部书记余良顺解释，家园建设计划，2005年政府补贴到村的资金总盘子大约是110万元。老屋冲只是卧虎村的11个自然村之一。这是一笔帐。 政府拿的钱显然不足以完成老屋冲宏伟的改造计划。 不过，干部们也嘀咕：当初，政府没拿钱，老板们自发地干，干得有声有色；如今，政府支持，老板们怎么反而没劲了呢？ 王家河镇党委书记万立云说：“老屋冲早在家园计划前，就自发搞新村建设，本来走在前面的，现在却搞得上不上、下不下，我非常不满意。” 说到这件事，大家都认为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一本刚刚翻开的画册，“搁”在那儿了。 甘家明希望，能和镇领导好好沟通一下，重新启动老屋冲的新村计划。 万立云表示，要和老板及村民好好谈谈，破解目前的困局。 （原载湖北日报 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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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一条走不同的死路!因为产权不清晰,许多乡镇企业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农民为什么会骂“越搞越不如”？

恰逢今年新学年即将开学之际，我回乡下老家去了一趟。我们那里是山区，出门离不了上山、下山。一天，我到一个小镇上去购物。上到一座山的半山腰，迎面急匆匆地走来一个人。走近一看，是隔壁垸的一个熟人。寒喧过后，我问他这么急着赶路，是要到哪里去。

我这一问，到把他的气给问上来了。他于是提高了嗓门说：“嗨，别提了，还不是去给孙子搬桌子、板凳去。”看到我有些不解的神情，他又说道：“我的孙子原来是在鞍子坳儿上小学，按规定从这学期开学起就要到黄土岭上四年级了。可是黄土岭小学没有桌、凳，要学生自带。我们家哪有这样合适的桌凳呢？村小学的伢们越来越少，桌凳有多的，也都是30多年前生产大队时做的旧桌凳，不过修一修还能用。这不，我跟村干部说了，向村小学借一套，以后再还给村的。”

我听了很有些不解，就问：“怎么学生自带桌凳，难道学校里没有么？”

他说：“要是学校里有我们自己带什么呢？已经好多年了，都是学生自带桌凳。所以我说呀，共产党现在真是越搞越不如了。你看，我从前也是在黄土岭小学读书的。当时刚解放不久，要说国家困难，那时比现在该要困难多了吧？可是，那时不仅桌子、凳子都是学校给准备好了的，还做了一栋两层楼的新教室呢！学费不知比现在要低几多倍，与现在比较起来，真可以说是上学不要钱。现在到好，建国50多年了，学费高得出奇不说，还要学生自带桌凳。你说现在这个社会是不是越搞越不如了？”

接着他又说：“你冒到那个学校去看一看，我是刚去看过的，真的不像话。教室是70年代做的，青砖红瓦到也结实。可是，那门窗全都是破破烂烂的，没有一间教室的玻璃是完整的。各个教室里的桌凳，因为是学生自带的，真的是五花八门。教室的墙壁，我估计至少有十年没有粉刷，黑黝黝的。头顶上连块天花板也没有，四周的屋檐也没有封严，伢们坐在里面上课，夏天炕死人，冬天冻得哭。过去我们垸里年年都有孩子进那儿上学，都说学校条件如何如何差，我并没有在意。现在临到我家的伢读书了，我亲眼看了才有体会。”

我说：“把桌凳从鞍子坳小学搬到黄土岑小学，要翻好几座山呢。你给孙子搬桌、凳，那你的儿子呢？他们为什么不去搬？”听了这话他又是气，说：“别提儿子了。三个儿子都到外边打工去了，把伢都丢给我们老的管。年年外出打工，钱到没有挣到什么钱，把我们两个老货到是磨死了。”说着，他就急匆匆地往山下走去，边走口里边叨唠：“不是我说，现在真的是越搞越不如了。”

这之后的一天，我与一位村干部谈起这件事。他说：“平心而论，要笼统地说越搞越不如，是有些冤枉的。有些方面，近年来还是有变化的。比如，前几年国家进行农网改造，实行城市与农村同网同价，电价比过去低多了，因而电灯现在是基本上普及了。电视机各个自然村现在也差不多都有了。这都是进步嘛。又比如说，近年来减轻农民负担，虽然减负数额有限，对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状况作用不大，但毕竟负担减轻了嘛。还有，虽然外出打工的人多，能赚到钱的少，但也还是有人赚了点钱，因而做起了比土砖房漂亮得多的白砖新楼房，还安装了电话。等等，这些不都是进步么？”

我问：“那有没有不如的地方呢？”

他说：“要是上边来人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绝对要说现在与改革之前比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你虽然住在城里，却并不代表‘上边’，所以我可以跟你说点实话。其实，我不说你自己看一看，也是看得出来的。可以说，近30年来，从总体上来说，我们这里的确变化不大。”
他的话使我感到有些诧异，说：“你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

他说：“要说具体，可就多了。先说走汽车的路吧。我记得很清楚，58年把汽车路修到了黄土岭（小公社），70年前后把汽车路修到了各大队队部所在地。后来几年又逐步地把路修到了大多数生产小队。当时，路是有人管的，一直比较好走。集体解散之后，这路就再也没有人管了。经历近30年的车压雨冲和各种个人行为的乱开滥挖，现在的路真的是不好走。机动车在上边走，农民们说是车子在跳舞。这样的路，走一回人们就骂一回。”

他接着说：“再比如说水库。当年为了保证农业丰收，费了多大的劲修了不少大大小小的水库。集体触散之后这多年，水库再也没有人过问。渠道都破损了，早就不能通水了。有些水库，承包给私人养鱼，一包10年、20年。满水库的水不好养鱼，承包人把水放掉当大塘使，结果坝都被雨水冲坏了。农民，特别是上了岁数、当年参加修水库的农民们看了别提有多心疼。”

我说：“你以上所说的这些都属于硬件方面。软件方面呢？也有不如的吗？”

他说：“软件方面就更多了。比如你刚才说到的农村教育，的确大不如前。学费高，教学条件极差，老师因为待遇低，经常工资都不能按时领到，因而也没有从前负责了。又比如医疗方面，更是大不如前。不说别的，就说黄土岭医院吧（过去叫卫生院，改革后升格为医院），30年了，没有增添一样医疗器械、设备，就连桌椅板凳都是30年前的，都是破破烂烂的。如若不信，你哪天亲自到医院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我说：“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不仅仅是黄土岭有，它带有全国性。其他的呢？”

他说：“其他方面，群众反映大的是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社会风气大不如从前，现在农村的抹牌、赌博、封建迷信成风，偷盗等现象也时有发生。二是文化生活太少。过去大集体那会儿，至少每个季度有一场电影看。集体解散后，农民多少年都看不上一场电影。至于戏剧、文艺节目就更不用说了。少数有电视的家庭还可以看看电视，大多数没有电视机的家庭不打牌又干什么呢？封建迷信也乘虚而入。三是干部的作风差。现在我们这里的农村干部中有三个癖好：一是钓鱼，二是抹牌，三是信佛。至少是县、乡这两级干部，很多人都有这些爱好。有的是三占一、二，有的则是样样全。农民们编顺口溜说：‘找干部，不用忙，不在牌桌边，肯定在鱼塘。’”

我问：“据你看来，现在农民们最盼望的是什么呢？”

他不假思索地说：“那还用说，农民们最盼望的当然是脱贫致富了。尤其是盼望不用外出打工，在自己家门口就能解决致富问题。的确，像现在这样年复一年，青壮年大多都外出打工了，家中只丢下老的和小的，带来的问题实在是不少。比如，它割断和肢解了千百万个家庭的亲情不说，还使得村里的两委会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等等都无法有效进行。你想，最主要的人是青壮年，可是，他们却长年不在家乡，这些建设如何搞？所以，我们这些乡村干部现在也感到开展各项工作都很难。”我说：“看来的确如此。”他说：“怎么‘看来如此’，本来就是如此嘛！”

这位干部最后总结似的说：“我家卖了台电视机，我经常注意看新闻。据我看，解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近这30年来，国家的发展情况大致是，沿海地区变化大，内地变化小；城市变化大，农村变化小；大城市周边、交通干线和风景区周围农村也许变化大，像我们这样的农村变化小，有些方面的确还不如大集体的那个时候呢。所以，也难怪有的农民骂娘。听到农民们骂娘，我们心里也不是滋味，因为我也是共产党员啊。但是现实状况摆在那里，心里不是滋味又有什么办法呢？像你那天碰到的那个人，他都已经70岁了，按说是应该享受儿孙福的了。可是，几个儿子都到外地打工去了，一应家务都落在了他们两个老的身上，他心里能不烦？烦起来时骂两句你又能把他怎么样呢？说句公道话，中国的老百姓真算是天好的。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作为我们农村的基层干部，不能激化矛盾，因此只能由着他了。”

我从乡下回来后不久，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召开了。最近中央又召开了全国经济工作会议。这两个会议都重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也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目标。我想，这一定能给我国的亿万农民带来新的希望。最近20多年，确实把中国的广大农民搞苦了。但愿这一次不会使农民失望；为国家的稳定计，也是让农民们失望不得的。

楼主真的是可爱。农民不满意，当然有政府、社会、老板的责任，农民有没有责任？在小农经济下怎么可能没有小农意识？平时没人关心，或关心不到位，有人关心了就得介绍媳妇带包养儿子。难道那是农民的可爱之处吗？

以学校为例，农民穷，农村学校条件差，那是情理之中的事，但真穷到连桌椅都要财政转移支付的程度了吗？红旗渠靠什么造起来的？中国近80%的水库靠什么造起来的？老毛时代为什么有那么多“政绩”？难道不是靠摊派和集体劳动吗？难道那时中国更富？拨款更多？

搞集体企业，首先难在统一认识上，其次才谈到搞什么的技术问题。能搞什么？大家都一哄而上再搞乡镇企业吗？简直是开玩笑吧。多少件衬衫换一架飞机？做衬衫的有几个坐得起飞机？1978年以来，不靠对外侵略和移民，中国解决了约二亿人城市化的问题。是还有八亿。但那是一下子能解决得了的？

从理论到实际仍然缺乏执行的具体措施，照搬仍然是成本最小的途径，但是却能为执行者带来不菲的政治收益。提高政策执行的可行性不是理论家的专长，但提高执政水平却是当政者的当务之急。对农村而言，新农村建设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农村教育的普及和提高。虽然周期比较长，但可以降低诸如公共服务中的阻力，这一点在楼主的内容中怎么没有涉及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