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科学主义之辨析——兼评张五常的经济学方法论(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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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自：黄权国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ahuangquanguo

（续）
四、现代经济学的二个特征
早期的经济学发展带有明显的思辨风格，随着现代科学迅猛发展，其影响所及，经济学者开始自觉地运用分析方法，分析方法因而迅速渗透到经济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今天的现代经济学的第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广泛地使用分析方法。
最典型的例子是需求曲线。需求曲线表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价格的变化如何导致需求量的变化。价格的变化引起需求量沿需求曲线变化，价格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变化则导致需求曲线的整体移动。这是典型分析方法，它将价格与其他因素分离开来单独加以考察。
分析方法还体现在众多的经济学基本定理上，这些定理往往有很多假定条件，设置这些假定条件目的主要是为了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单独考察某一因素的变化对目标变量的影响。有意思的是，这种分析考察经常得出的结论说，某特定因素对目标变量没有影响——这就是经济学中的各种无关性定理。许成钢归纳说经济学中有五个重要的无关性定理。严格地来说，这些无关性定理都是套套逻辑。以大名鼎鼎的MM定理为例。MM定理可以如此表述：假如你买了一套房产，那么无论你是借钱买、自己掏钱买，抑或借一部分自己掏一部分——都不会影响房产本身的价值。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结论，买房子的钱从何而来与房子本身的价值有什么关系呢？这显然是一个套套逻辑！当然，MM定理说的是企业的价值，笔者在此用房产代替了企业，可是在MM定理的假设条件下，持有一个企业与持有房产没有区别。套套逻辑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理论价值，事实上这些无关性定理为进一步分析提供了基础，许成钢认为这五个无关性定理是经济学中重要的理论基准。
这里要顺便谈一谈经济理论的假设条件的现实性问题。弗里德曼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他认为一个经济理论是否正确和有用，并不在于其前提或假设是否完全符合现实，而在于最后结论与观察到的事实的协调一致，即理论的假设是否真实是无关紧要的。弗里德曼的这一观点招致了很多批判，批评者之中不乏诸如萨谬尔森、库普曼斯之类的名家。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了经济学理论的分析特征，就会很容易接受弗里德曼的这一观点。经济理论中做出的各种假设其实是分析方法的需要，正如上文所说，是为了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而专注地考察某特定因素。因此，假设条件的现实性并不影响结论的正确与否，一个经济学说的理论价值以及其正确与否也不应当根据其假设条件的现实性来判断。
现代经济学的第二个重要的特征是，它以成本收益的边际变化来推测、解释行为或现象――这正如物理学中以受力来解释物体运动状态的变化一样。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中，成本与收益的变化往往只需要考察其中的一个。例如收益确定而考察成本的边际变化及其对当事人行为选择，或者反过来，在成本不变的条件下考察收益的边际变化及其对当事人行为选择的影响。
传统的需求曲线研究商品价格与其需求量之间的规律。如果将人的行为选择也看作一个特殊的“商品”；而作出这种选择的成本（代价）看作该商品的价格，那么这也是一条需求曲线。如果再进一步，将收益看作“负的价格”，则这条需求曲线便延伸到第四象限。笔者将这样一条需求曲线称之为广义的需求曲线。成本收益比较所依据的逻辑是：收益不变，成本上升，人们往往放弃某种行为的选择或减少商品的消费；成本不变收益上升，人们往往作出某种行为选择或增加商品的消费。这意味着广义的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即是需求定律的含义了。因此，需求定律是经济学解释现象的基本逻辑，由此可见需求定律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之重要。正如张五常所说，需求定律是经济学的灵魂，如果需求定律不能成立，整个经济学的解释力就溃不成军。如是如是！
因为要考察成本收益的转变，成本与收益必须是数量化的，或者至少在形式上是数量化的。张五常曾经说过一句广为人诟病的话，他说人的灵魂也是有价的。实际上，这句话仅仅反映了张先生作为经济学家的量化的思维。当然他说的这个价是代价，或者成本，例如它可能包括亲情、婚姻甚至生命等等。试想以这些为代价换你出卖灵魂，诸位以为如何？如果这些在你看来是多少金钱也换不来的，那么你可以给这个价赋值为无穷大，这样“灵魂”在形式上是仍然是量化的。
关于经济学的这两个特征，实际上张五常也曾经有过类似的表述，不过不是那么直白。张曾说他对经济学的运用只有两招：一是在局限条件下，任何人寻求利益最大化；二是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第一招是说假定（或者确认）其他因素不变，考察某一因素的边际变化如何影响人的行为选择，所谓的“局限条件下”指“其他因素不变”。这是典型的分析思维；而寻求利益最大化与第二招“需求曲线右下方倾斜”均是成本收益的比较。因此，这两招实际上经济学的两个特征的一个另类表述。
五、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思维方式之比较
经济学的这二个特征使得它与其他社会科学区别开来，事实上，它的学科体系与形式更接近于现代自然科学。有意思的是，许多经济学家并没有意识到这二个特征。从下面二个例子或以看出现代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需要申明的是，这两个例子仅仅是就事论事，不是说没有意识到现代经济学的这二个特征就一定不是好的经济学家。
例一．“经济学家”何新先生认为，汇率是货币的价格，利率是货币的租金，汇率与利率的关系就象房价与房租的关系。房租涨了，房价必涨，因此央行的加息就等于人民币升值。这位学者由此声称那些吵嚷着人民币升值或贬值的经济学家全部是“缺乏经济学基础知识”。很显然何新先生使用的并不是分析方法，而是应用了类比方法――这个方法在其他社会科学中是常见的。当然类比的方法也可能得出天才的结论，但与分析方法相比，它的缺点也很明显：第一，它没有给出成立的前提条件，无法验证；第二，随意性太大，与其他研究者没有共同的基础，也不便于后来者继承研究。例如你今天用了这个类比得出一个结论，明天要是心血来潮用另外一个类比，可能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
很多时候这种类比的结论看上去合乎逻辑，无从反驳。但是这个例子笔者在此特地关照：在房价与房租的关系中，货币作为度量两者的单位而独立存在，但在汇率与利率的关系中，则没有这样一个独立的元素，这两类事物具有不同的结构。因此，这个类比是不恰当的。
例二．北大的姚洋先生认为，在西方民主发展进程中，投票权最初给予男人是因为统治者为了避免暴力革命；而到了妇女，一则她们没有暴力革命的条件，二则在男人已经获得投票权的前提下，她们事实上已经拥有了反抗暴政的手段――因此，妇女之所以能够获得投票权，主要是因为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使然。这种观点是典型的历史学思维方式。首先，它不是以成本收益边际变化来解释行为；第二，如果以“自我意识的觉醒”来解释“妇女获得投票权”，那么“自我意识”为什么会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觉醒”？所以，这种解释是把一个问题换成了另一个问题。以历史学的思维方式为例，历史学家可能继续追究到文化的发展，如思想启蒙运动等，但是它没有归结到成本收益的边际转变上来。此外，“自我意识”本身也是不可以度量的，因此它不如经济学的解释来得严谨。
姚先生这篇文章的题目叫《经济学的科学主义谬误》，其本意是反对经济学科学主义，以这个例子来说明这类现象不宜于用经济学来解释。但是实际上，“自我价值的觉醒”同样可以以经济学来解释。其分析如下：投票权除了能抵制暴政之外，其本身能给投票人带来满足感，具有正的效用。然而这种正效用在早期是边际上不显著的。比如一个终日为衣食奔波的人不会关注自身的装饰，及至生活优裕的时候，便开始注意梳妆打扮了。妇女的投票权也是一样，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这种正的效用在边际上变得显著了，于是妇女自我价值就“觉醒”了，这就是我曾经戏称过的“饱暖思民主”。
从这个例子很明显看出经济学与历史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经济学使用分析的方法，且具备量化的形式，从而提供了验证的可能。而二个历史学家在一起，一个说自我意识觉醒了，另一个说没有觉醒，就是吵上一百年也没个结果——无法验证。
六、计量经济学的作用与缺陷
前面说过，现代自然科学的辉煌的成就来源于分析方法的运用，这其中实验科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验证一个理论往往要控制其他因素不变来考察某个因素的影响，而这要通过巧妙设计的实验才能做到。然而在经济领域，绝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学家只是被动的观察者。但是作为分析科学的经济学必须要有一种工具来分离不同因素的影响并验证其理论，这种工具就是计量经济科学。
计量经济学由统计学发展而来的，当然也具备统计学的功能，即如何从数据中获取尽可能多和可靠的信息。但是它的作用如果仅止于此的话，统计学就能满足要求，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计量经济学更重要的任务是从抽象的经济理论中导出验证条件并恰当地选择数据以验证理论。这样看来，计量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当于实验科学在现代自然科学中的地位。我们知道由于在科学实验中能自由选择投入物及其数量，实验科学不仅仅能对科学理论提供验证，它同时也能发现新的影响因素，对理论的发展有重大的促进作用甚至产生新的理论。但是计量经济学的作用则远没有这样乐观，基本上它仅仅是一种验证工具。因此，不宜过分地夸大计量经济学的作用，那种缺乏理论分析，试图以计量方法从数据中发现规律的做法是危险的。
经济数据无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无从看出具体某一因素的影响。然而如果有大量的恰当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则可以将这一因素的影响与另一些因素的影响分离出来，从而理论的验证成为可能。但是这种验证过程可能存在一些危险――也就是计量经济学的缺陷。首先，我们对数据的产生过程往往是无知的，测量的误差、数据收集者的偏好等等都会影响数据的真实性，进而影响计量结论的可靠性；其次，即使数据是真实的，每一个数据背后都有一个具体的故事，它产生的环境（即张五常所说的局限条件、约束）可能都不相同，而这些均被忽略。因此，在计量经济学中忽略了大量的其他因素，这些因素的影响用一个随机干扰项来代表，而且假定随机项符合一系列假设条件。因此计量模型可能遗漏一些重要的因素（变量），甚至，它对因素的归类也可能是不恰当的。这同时也导致随机项的假定条件被违背；第三，计量模型中函数形式的选择往往也是武断的。
当然计量经济学还有其他一些缺陷，但笔者认为这三个缺陷是最主要的，尤其是前二个缺陷是其先天痼疾，不可能有较好的解决办法。要解决这二个问题，唯有增加在每个数据调查上的投入，这势必减少数据的个数即样本容量，而样本容量的减小又会降低计量的精度，结果仍然是得不偿失。
那么，经济理论的验证有没有其他的方法与思路？答案是有。这个方法就是事例研究。但是在计量经济学炙手可热的今天，这一方法往往被主流经济学家所忽视。事例研究不仅仅可对经济理论的验证，同时也是对经济现象的解释。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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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 经济学方法 经济学科 科学主义 经济学 经济学 五常 方法论 科学主义

1# sanyi_mic
（续）
七、事例研究
事件的发生总是由于某些因素的变化所驱动，因素的变化即张五常所说的“局限条件”或“约束”的改变。事例研究正是要调查事件背后的因素变化――即局限条件的改变――来揭示事件发生的原因。现实中，一个因素发生变化时，其他因素往往还来不及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得以观察到该种因素的影响――这与人为实验殊途同归。因此，事例研究可以为理论提供验证。当然，与可控实验不同的是，给定一个经济理论，我们必须去寻找恰当的事例去验证或证伪之。
事例研究是定性分析，它以局限条件的转变，即因素的边际变化来解释现象的发生。这其中，对局限条件的处理非常重要，它实际上有两个工作：一是对因素划分或者归类，二是判断这些因素的重要程度，对不重要的因素则可忽略以降低成本。举例来说，如果有两个因素总是同时变化，那么我们应该怀疑这两个因素是相关的，即这两个因素同受某种因素的影响或控制――换句话说，这两个因素不应该分开考虑，它们实际上是一个因素，这是我们对因素的归类不当。因此，成功的事例研究给出的事件原因往往是一个，如果研究结论指向一大堆原因，那么基本上可以断定该研究的失败，因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立因素同时发生变化的概率是非常小的。至于判断因素的重要性则主要取决于研究者的经验与理论功底。
如果把事例看作一个特殊的样本――仅有一个数据的样本，那么事例研究与计量经济学的主要区别在于样本的大小。计量经济学处理大量的数据，同时忽略掉这些数据产生背后的故事；事例研究关注一个数据，对它产生的场景细节都作深入调查。两者都能为理论提供验证，但相对于计量经济学，事例研究有如下优点：首先，事件发生的有关细节信息没有遗漏，只要理论运用恰当，其结论不容易出错。而计量经济学则忽略大量的细节信息，同时它又是定量分析，其结论的可靠往往令人怀疑。其次，计量模型可以判断某一因素是否有影响，也可以分离两个或多个因素的影响，但它本身不能发现新的影响因素，因此它对于经济理论的发展完善没有太大的贡献，而事例研究则相反，对事件的调查研究往往可以发现新的因素，从而产生新的理论。再次，如果局限条件相同，人们的行为选择也相同，因此事例研究的结论很容易推广到其他事件。而计量经济学结论如果要推广到其他情形或者未来，其可信程度则依赖于其样本与现实或未来具有多大的可比性。最后，事例研究在探究现象发生原因的同时也对经济现象作出解释，这是计量模型所不具备的能力。
事例研究的主要缺点是成本有可能很高。此外，如果事件发生的时间久远，一些重要的信息可能会遗失；事件当事人有隐瞒信息或误导的倾向等等，这些都可能给研究带来困难。掌握恰当的方法，积累调查经验对于降低成本，克服这些困难将有所帮助。
结束语
从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分析方法的应用使得现代经济学建立起严谨的学科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在形式上更接近于自然科学体系。但分析方法同时也使众多的经济学大师注重于理论体系的构造，从而忽视了对现实世界的关注，经济学与现实的距离越来越远。今天，很多经济学家无视于丰富多彩的真实世界，离开了数据就不能开工干活；而那些空中楼阁的经济理论对于解释现实则一无所用。经济学的产生源于对现实世界的关注，现在是时候让经济学回归现实了。

网络故障，前面一部分没有发出来：

经济学科学主义之辨析

——兼评张五常的经济学方法论

（黄权国，长沙理工大学经济学院，410076）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52d3ae0100jsah.html

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是个异类，它从基本假设开始建立起一个严谨的理论体系，且其中大量地运用数学工具。这一切均使得它至少在形式上更接近于自然科学理论。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与自然科学更接近，这大概是 “经济学科学主义”产生的缘起吧。张五常曾举过一个例子，他说百元大钞丢在大街上，旁边又没有警察，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人捡走，经济学推测（或解释）这种现象与物理学推测自由落体现象一样准确。持此论者虽言之凿凿，但“经济学科学主义”究竟何义却未有公认的意见。本文无意赞成或批判此类观点，而是借此题目讨论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倘或有人将本文观点视为“经济学科学主义”，我将乐于接受。
一、科学的本质是分析
“科学”一词在日常中的使用是一回事，其学术上的严谨定义是另一回事。平心而论，“科学”一词是用得太滥了，在很多情况下其使用其实是相当地不“科学”的。高中时代读一位同窗的作文，看到其中有一句说“语文是一门…的科学”，笔者大为惊讶，问我的语文老师（很不幸，我应该去问物理老师的） “语文是科学吗？”，老夫子当时一脸严肃地回答“是的”。“科学”一词在学术上的定义，讨论的文献应该也是汗牛充栋了。笔者孤陋寡闻，于此并无深入研究，但是既然要讨论“经济学科学主义”，只能先就此谈谈笔者的浅见。一言以概之，笔者认为，科学的本质是分析。
所谓分析是指控制（或假定）其他因素不变而单独考察某一因素的变化及影响。人类求知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莫过各种因素混合在一起无从分辨，我们所看到的各种现象无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给定前提假定，任何一个结论，我们几乎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反例。因此，如果不分离并单独考察各种因素，我们将无法得出任何可靠的结论。
现代自然科学发源于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开拓性研究，在短短四百多年的时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所积累的知识超过以往数千年人类的知识积累。何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现代科学发展中一脉相承地使用了分析方法。现代科学先驱伽利略重视实验，这是分析方法的需要，因为利用巧妙设计的实验可以控制其他因素保持不变，从而可以单独考察某一因素的影响。因此伽利略也被称为实验科学的始祖。伽利略的工作之所以重要在于他是最早掌握了分析的方法并将其付诸实践的学者之一，这一方法的应用是现代科学的肇始。
分析方法对于现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至关重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分析方法为验证理论提供了可能性，从而能得到可靠的结论。没有分析就不可能验证。如果不对各种因素进行区分，给定明确的前提条件，即假定其中某些因素保持不变，那么几乎任何观点都能找到反例，从而任何结论均无法验证。因此没有分析就无法验证，因而也就无法得出任何可靠的结论。经过验证的结论又进一步构成研究的基础，以这些公认的结论为起点加以推理与验证又能产生更多的结论，于是人类的知识生产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加速度进行。这里说的“可靠的结论”只是一定程度上或一定范围内的“可靠”，而不是绝对的，因为事实或实验只能验证一个理论，却永远无法证实一个理论――这个很深奥的论题，本文不打算对此深入讨论。其次，分析方法提供了一种统一的研究范式，使得研究有了共同的基础，便于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与讨论，也提高了研究的持续性。一些研究可能因为研究者的死亡、兴趣改变等等原因而中断，但因为研究的前提条件都是相同或大致相同的，后来者只要确认或同意这些条件就可以很方便地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再次，分析方法的广泛应用大大方便了研究的分工，促进了学科分类的形成，使得学者们可以专注于一个领域，提高了研究的效率。
二、中国人的分析精神
中国传统哲学中，由易经发展出的阴阳对立统一的思想影响了中国人思维方式几千年。杨振宁称，易经的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此论不无道理。易经的思想当然有其特殊的价值，但它在客观上阻碍了中国人的分析精神的产生――这也是现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这里所谓的“分析精神”是指将不同因素分开考虑的思维方式。随着现代科学引入中国，分析精神也逐步地传播开来，我们说一个人是不是理性实际上是指他在多大程度上具备这种分析精神。但中国人受现代科学熏陶的时间也短，加之传统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大多数人仍然缺乏分析精神。前几天偶然路过刘晓庆的博客，里面一篇文章说由于职业性质的原因，演员的寿命一般较短，而文学大师则往往长寿。这个观点应该说是可信的，其严谨的表达方式应当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从事于演艺这一职业的人（即演员）较作家的寿命更短。”这篇博客文章后面的回复却很有意思，例如某网友回复说：那可不一定,不当明星也不一定能长寿。这位网友显然不具备分析精神，他不懂得把“演员”这个职业因素与其他因素分开考虑－－一个整天抽烟打牌熬夜的作家完全有可能比一个注重保健的演员更短命。另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我们政府所宣传的榜样人物都是“高大全”的形象。这与中国传统的戏剧一样，其中好人与坏人是截然划分，好人十全十美，坏人则坏得彻底。这些都是缺乏分析精神的表现。
不仅仅是普通民间人士缺乏分析精神，一些社会上层精英同样如此，这是很多制度安排不合理的根源。我们经常看到某些专业技术奖项的评选却要考虑参评者的年龄、职称、甚至还有所谓的人品。另一例子，笔者所在的高校对于发表论文有直接的奖励――以折算工作量与奖金的形式给予；同时在年度考核并设定岗位津贴的档次时，发表论文数量是一个主要参考依据；此外，在评职称时论文数量更是主要因素。因此，发表论文实际上给予了三重奖励――都是不懂分析方法惹的祸。可见得具备分析精神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三、关于可证伪性的讨论
正如前文所述，分析方法之所以重要，主要就是因为它为理论的验证提供了可能性。理论的可验证性（可证伪）至关重要。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任何一个研究者或者任何一个理论均不可能穷尽哪怕很小的一个研究领域内的所有知识，每个研究者只是为人类知识的积累添砖加瓦。而唯有可验证的理论才能增加人类知识，即使某个理论被证实是错误的，它同样也为人类知识的积累作出了贡献。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理论的可验证性比理论的对与错更重要。张五常甚至将可证伪性作为判断一个理论是否科学的基本准则，在其《科学说需求》中指出：“科学不是求对，也不是求错；科学所求的是‘可能被事实推翻’”。
使用分析方法是可验证的前提条件之一，但并不是所有使用了分析方法的理论都是可证伪的。这方面，在张五常的《科学说需求》中有较为全面的论述，当然，张先生没指出这些要求与分析方法的关系。在《科学说需求》中张五常指出了理论有四种不可能被事实推翻的情况，分别是：概念模糊、逻辑相互矛盾、用以验证的现象并非事实、被推断会发生的现象没有限制。本文在此仅对其中的第一和第三种情况作进一步的讨论。
任何理论学说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也就是说它都是写给别人看的，是要用来与别人交流的，否则它就没有写出来的必要。这就要求理论中所涉及的概念、用以验证的事实均要有统一的认知，这是与别人交流讨论的基础。因此，首先，概念必须明确，且在理论中一贯坚持，不可中途偷换。其次，用以验证的现象必须是人们对其具有共同的认知的现象或事实，否则该理论就不可以验证，即张五常所说“用以验证的现象并非事实”。
经济学中对于偏好（张五常所谓“品味”）的处理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偏好当然是一种事实，然而却不是人们具有共同认知的事实或现象。因此，偏好在经济学中不能作为变量处理，必须假定其不变，否则无法“推出可以验证的含意”——即无法验证。张五常以信息量的变化代替偏好的转变，而信息量的变化是具有共同认知的现象，这是高明的处理方法。
另一个重要的例子是效用分析。人与人之间的效用不能比较，因为缺乏统一的认知。但是同一个人的效用的边际转变却是可以通过其行为显示出来，是可以观察的，因而也是具有共同的认知的。效用作为一个变量，它是可以“推导出可以验证的含义的”——即是可以验证的。笔者认为，张五常反对使用效用概念有失偏颇。张先生的这一观点大概是受费雪的影响吧。费雪是不用效用概念的，在其《利息理论》中他实际上是使用了享用收入（Enjoyment income）来代替“效用”，这种表述显然不如直接使用效用概念来得清晰和简洁。更重要的是，边际效用递减定律大概是所有经济学家均承认的一个规律，如果不用效用概念，这一定律简直无法表达。

经济学科学主义之辨析

——兼评张五常的经济学方法论

（黄权国，长沙理工大学经济学院，410076）

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是个异类，它从基本假设开始建立起一个严谨的理论体系，且其中大量地运用数学工具。这一切均使得它至少在形式上更接近于自然科学理论。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与自然科学更接近，这大概是 “经济学科学主义”产生的缘起吧。张五常曾举过一个例子，他说百元大钞丢在大街上，旁边又没有警察，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人捡走，经济学推测（或解释）这种现象与物理学推测自由落体现象一样准确。持此论者虽言之凿凿，但“经济学科学主义”究竟何义却未有公认的意见。本文无意赞成或批判此类观点，而是借此题目讨论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倘或有人将本文观点视为“经济学科学主义”，我将乐于接受。

一、科学的本质是分析

“科学”一词在日常中的使用是一回事，其学术上的严谨定义是另一回事。平心而论，“科学”一词是用得太滥了，在很多情况下其使用其实是相当地不“科学”的。高中时代读一位同窗的作文，看到其中有一句说“语文是一门…的科学”，笔者大为惊讶，问我的语文老师（很不幸，我应该去问物理老师的） “语文是科学吗？”，老夫子当时一脸严肃地回答“是的”。“科学”一词在学术上的定义，讨论的文献应该也是汗牛充栋了。笔者孤陋寡闻，于此并无深入研究，但是既然要讨论“经济学科学主义”，只能先就此谈谈笔者的浅见。一言以概之，笔者认为，科学的本质是分析。

所谓分析是指控制（或假定）其他因素不变而单独考察某一因素的变化及影响。人类求知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莫过各种因素混合在一起无从分辨，我们所看到的各种现象无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给定前提假定，任何一个结论，我们几乎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反例。因此，如果不分离并单独考察各种因素，我们将无法得出任何可靠的结论。

现代自然科学发源于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开拓性研究，在短短四百多年的时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所积累的知识超过以往数千年人类的知识积累。何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现代科学发展中一脉相承地使用了分析方法。现代科学先驱伽利略重视实验，这是分析方法的需要，因为利用巧妙设计的实验可以控制其他因素保持不变，从而可以单独考察某一因素的影响。因此伽利略也被称为实验科学的始祖。伽利略的工作之所以重要在于他是最早掌握了分析的方法并将其付诸实践的学者之一，这一方法的应用是现代科学的肇始。

分析方法对于现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至关重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分析方法为验证理论提供了可能性，从而能得到可靠的结论。没有分析就不可能验证。如果不对各种因素进行区分，给定明确的前提条件，即假定其中某些因素保持不变，那么几乎任何观点都能找到反例，从而任何结论均无法验证。因此没有分析就无法验证，因而也就无法得出任何可靠的结论。经过验证的结论又进一步构成研究的基础，以这些公认的结论为起点加以推理与验证又能产生更多的结论，于是人类的知识生产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加速度进行。这里说的“可靠的结论”只是一定程度上或一定范围内的“可靠”，而不是绝对的，因为事实或实验只能验证一个理论，却永远无法证实一个理论――这个很深奥的论题，本文不打算对此深入讨论。其次，分析方法提供了一种统一的研究范式，使得研究有了共同的基础，便于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与讨论，也提高了研究的持续性。一些研究可能因为研究者的死亡、兴趣改变等等原因而中断，但因为研究的前提条件都是相同或大致相同的，后来者只要确认或同意这些条件就可以很方便地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再次，分析方法的广泛应用大大方便了研究的分工，促进了学科分类的形成，使得学者们可以专注于一个领域，提高了研究的效率。

二、中国人的分析精神

中国传统哲学中，由易经发展出的阴阳对立统一的思想影响了中国人思维方式几千年。杨振宁称，易经的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此论不无道理。易经的思想当然有其特殊的价值，但它在客观上阻碍了中国人的分析精神的产生――这也是现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这里所谓的“分析精神”是指将不同因素分开考虑的思维方式。随着现代科学引入中国，分析精神也逐步地传播开来，我们说一个人是不是理性实际上是指他在多大程度上具备这种分析精神。但中国人受现代科学熏陶的时间也短，加之传统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大多数人仍然缺乏分析精神。前几天偶然路过刘晓庆的博客，里面一篇文章说由于职业性质的原因，演员的寿命一般较短，而文学大师则往往长寿。这个观点应该说是可信的，其严谨的表达方式应当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从事于演艺这一职业的人（即演员）较作家的寿命更短。”这篇博客文章后面的回复却很有意思，例如某网友回复说：那可不一定,不当明星也不一定能长寿。这位网友显然不具备分析精神，他不懂得把“演员”这个职业因素与其他因素分开考虑－－一个整天抽烟打牌熬夜的作家完全有可能比一个注重保健的演员更短命。另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我们政府所宣传的榜样人物都是“高大全”的形象。这与中国传统的戏剧一样，其中好人与坏人是截然划分，好人十全十美，坏人则坏得彻底。这些都是缺乏分析精神的表现。

不仅仅是普通民间人士缺乏分析精神，一些社会上层精英同样如此，这是很多制度安排不合理的根源。我们经常看到某些专业技术奖项的评选却要考虑参评者的年龄、职称、甚至还有所谓的人品。另一例子，笔者所在的高校对于发表论文有直接的奖励――以折算工作量与奖金的形式给予；同时在年度考核并设定岗位津贴的档次时，发表论文数量是一个主要参考依据；此外，在评职称时论文数量更是主要因素。因此，发表论文实际上给予了三重奖励――都是不懂分析方法惹的祸。可见得具备分析精神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三、关于可证伪性的讨论

正如前文所述，分析方法之所以重要，主要就是因为它为理论的验证提供了可能性。理论的可验证性（可证伪）至关重要。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任何一个研究者或者任何一个理论均不可能穷尽哪怕很小的一个研究领域内的所有知识，每个研究者只是为人类知识的积累添砖加瓦。而唯有可验证的理论才能增加人类知识，即使某个理论被证实是错误的，它同样也为人类知识的积累作出了贡献。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理论的可验证性比理论的对与错更重要。张五常甚至将可证伪性作为判断一个理论是否科学的基本准则，在其《科学说需求》中指出：“科学不是求对，也不是求错；科学所求的是‘可能被事实推翻’”。

使用分析方法是可验证的前提条件之一，但并不是所有使用了分析方法的理论都是可证伪的。这方面，在张五常的《科学说需求》中有较为全面的论述，当然，张先生没指出这些要求与分析方法的关系。在《科学说需求》中张五常指出了理论有四种不可能被事实推翻的情况，分别是：概念模糊、逻辑相互矛盾、用以验证的现象并非事实、被推断会发生的现象没有限制。本文在此仅对其中的第一和第三种情况作进一步的讨论。

任何理论学说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也就是说它都是写给别人看的，是要用来与别人交流的，否则它就没有写出来的必要。这就要求理论中所涉及的概念、用以验证的事实均要有统一的认知，这是与别人交流讨论的基础。因此，首先，概念必须明确，且在理论中一贯坚持，不可中途偷换。其次，用以验证的现象必须是人们对其具有共同的认知的现象或事实，否则该理论就不可以验证，即张五常所说“用以验证的现象并非事实”。

经济学中对于偏好（张五常所谓“品味”）的处理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偏好当然是一种事实，然而却不是人们具有共同认知的事实或现象。因此，偏好在经济学中不能作为变量处理，必须假定其不变，否则无法“推出可以验证的含意”——即无法验证。张五常以信息量的变化代替偏好的转变，而信息量的变化是具有共同认知的现象，这是高明的处理方法。

另一个重要的例子是效用分析。人与人之间的效用不能比较，因为缺乏统一的认知。但是同一个人的效用的边际转变却是可以通过其行为显示出来，是可以观察的，因而也是具有共同的认知的。效用作为一个变量，它是可以“推导出可以验证的含义的”——即是可以验证的。笔者认为，张五常反对使用效用概念有失偏颇。张先生的这一观点大概是受费雪的影响吧。费雪是不用效用概念的，在其《利息理论》中他实际上是使用了享用收入（Enjoyment income）来代替“效用”，这种表述显然不如直接使用效用概念来得清晰和简洁。更重要的是，边际效用递减定律大概是所有经济学家均承认的一个规律，如果不用效用概念，这一定律简直无法表达。

二、中国人的分析精神

中国传统哲学中，由易经发展出的阴阳对立统一的思想影响了中国人思维方式几千年。杨振宁称，易经的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此论不无道理。易经的思想当然有其特殊的价值，但它在客观上阻碍了中国人的分析精神的产生――这也是现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这里所谓的“分析精神”是指将不同因素分开考虑的思维方式。随着现代科学引入中国，分析精神也逐步地传播开来，我们说一个人是不是理性实际上是指他在多大程度上具备这种分析精神。但中国人受现代科学熏陶的时间也短，加之传统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大多数人仍然缺乏分析精神。前几天偶然路过刘晓庆的博客，里面一篇文章说由于职业性质的原因，演员的寿命一般较短，而文学大师则往往长寿。这个观点应该说是可信的，其严谨的表达方式应当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从事于演艺这一职业的人（即演员）较作家的寿命更短。”这篇博客文章后面的回复却很有意思，例如某网友回复说：那可不一定,不当明星也不一定能长寿。这位网友显然不具备分析精神，他不懂得把“演员”这个职业因素与其他因素分开考虑－－一个整天抽烟打牌熬夜的作家完全有可能比一个注重保健的演员更短命。另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我们政府所宣传的榜样人物都是“高大全”的形象。这与中国传统的戏剧一样，其中好人与坏人是截然划分，好人十全十美，坏人则坏得彻底。这些都是缺乏分析精神的表现。

不仅仅是普通民间人士缺乏分析精神，一些社会上层精英同样如此，这是很多制度安排不合理的根源。我们经常看到某些专业技术奖项的评选却要考虑参评者的年龄、职称、甚至还有所谓的人品。另一例子，笔者所在的高校对于发表论文有直接的奖励――以折算工作量与奖金的形式给予；同时在年度考核并设定岗位津贴的档次时，发表论文数量是一个主要参考依据；此外，在评职称时论文数量更是主要因素。因此，发表论文实际上给予了三重奖励――都是不懂分析方法惹的祸。可见得具备分析精神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三、关于可证伪性的讨论

正如前文所述，分析方法之所以重要，主要就是因为它为理论的验证提供了可能性。理论的可验证性（可证伪）至关重要。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任何一个研究者或者任何一个理论均不可能穷尽哪怕很小的一个研究领域内的所有知识，每个研究者只是为人类知识的积累添砖加瓦。而唯有可验证的理论才能增加人类知识，即使某个理论被证实是错误的，它同样也为人类知识的积累作出了贡献。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理论的可验证性比理论的对与错更重要。张五常甚至将可证伪性作为判断一个理论是否科学的基本准则，在其《科学说需求》中指出：“科学不是求对，也不是求错；科学所求的是‘可能被事实推翻’”。

使用分析方法是可验证的前提条件之一，但并不是所有使用了分析方法的理论都是可证伪的。这方面，在张五常的《科学说需求》中有较为全面的论述，当然，张先生没指出这些要求与分析方法的关系。在《科学说需求》中张五常指出了理论有四种不可能被事实推翻的情况，分别是：概念模糊、逻辑相互矛盾、用以验证的现象并非事实、被推断会发生的现象没有限制。本文在此仅对其中的第一和第三种情况作进一步的讨论。

任何理论学说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也就是说它都是写给别人看的，是要用来与别人交流的，否则它就没有写出来的必要。这就要求理论中所涉及的概念、用以验证的事实均要有统一的认知，这是与别人交流讨论的基础。因此，首先，概念必须明确，且在理论中一贯坚持，不可中途偷换。其次，用以验证的现象必须是人们对其具有共同的认知的现象或事实，否则该理论就不可以验证，即张五常所说“用以验证的现象并非事实”。

经济学中对于偏好（张五常所谓“品味”）的处理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偏好当然是一种事实，然而却不是人们具有共同认知的事实或现象。因此，偏好在经济学中不能作为变量处理，必须假定其不变，否则无法“推出可以验证的含意”——即无法验证。张五常以信息量的变化代替偏好的转变，而信息量的变化是具有共同认知的现象，这是高明的处理方法。

另一个重要的例子是效用分析。人与人之间的效用不能比较，因为缺乏统一的认知。但是同一个人的效用的边际转变却是可以通过其行为显示出来，是可以观察的，因而也是具有共同的认知的。效用作为一个变量，它是可以“推导出可以验证的含义的”——即是可以验证的。笔者认为，张五常反对使用效用概念有失偏颇。张先生的这一观点大概是受费雪的影响吧。费雪是不用效用概念的，在其《利息理论》中他实际上是使用了享用收入（Enjoyment income）来代替“效用”，这种表述显然不如直接使用效用概念来得清晰和简洁。更重要的是，边际效用递减定律大概是所有经济学家均承认的一个规律，如果不用效用概念，这一定律简直无法表达。

二、中国人的分析精神

中国传统哲学中，由易经发展出的阴阳对立统一的思想影响了中国人思维方式几千年。杨振宁称，易经的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此论不无道理。易经的思想当然有其特殊的价值，但它在客观上阻碍了中国人的分析精神的产生――这也是现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这里所谓的“分析精神”是指将不同因素分开考虑的思维方式。随着现代科学引入中国，分析精神也逐步地传播开来，我们说一个人是不是理性实际上是指他在多大程度上具备这种分析精神。但中国人受现代科学熏陶的时间也短，加之传统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大多数人仍然缺乏分析精神。前几天偶然路过刘晓庆的博客，里面一篇文章说由于职业性质的原因，演员的寿命一般较短，而文学大师则往往长寿。这个观点应该说是可信的，其严谨的表达方式应当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从事于演艺这一职业的人（即演员）较作家的寿命更短。”这篇博客文章后面的回复却很有意思，例如某网友回复说：那可不一定,不当明星也不一定能长寿。这位网友显然不具备分析精神，他不懂得把“演员”这个职业因素与其他因素分开考虑－－一个整天抽烟打牌熬夜的作家完全有可能比一个注重保健的演员更短命。另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我们政府所宣传的榜样人物都是“高大全”的形象。这与中国传统的戏剧一样，其中好人与坏人是截然划分，好人十全十美，坏人则坏得彻底。这些都是缺乏分析精神的表现。

不仅仅是普通民间人士缺乏分析精神，一些社会上层精英同样如此，这是很多制度安排不合理的根源。我们经常看到某些专业技术奖项的评选却要考虑参评者的年龄、职称、甚至还有所谓的人品。另一例子，笔者所在的高校对于发表论文有直接的奖励――以折算工作量与奖金的形式给予；同时在年度考核并设定岗位津贴的档次时，发表论文数量是一个主要参考依据；此外，在评职称时论文数量更是主要因素。因此，发表论文实际上给予了三重奖励――都是不懂分析方法惹的祸。可见得具备分析精神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三、关于可证伪性的讨论

正如前文所述，分析方法之所以重要，主要就是因为它为理论的验证提供了可能性。理论的可验证性（可证伪）至关重要。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任何一个研究者或者任何一个理论均不可能穷尽哪怕很小的一个研究领域内的所有知识，每个研究者只是为人类知识的积累添砖加瓦。而唯有可验证的理论才能增加人类知识，即使某个理论被证实是错误的，它同样也为人类知识的积累作出了贡献。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理论的可验证性比理论的对与错更重要。张五常甚至将可证伪性作为判断一个理论是否科学的基本准则，在其《科学说需求》中指出：“科学不是求对，也不是求错；科学所求的是‘可能被事实推翻’”。

使用分析方法是可验证的前提条件之一，但并不是所有使用了分析方法的理论都是可证伪的。这方面，在张五常的《科学说需求》中有较为全面的论述，当然，张先生没指出这些要求与分析方法的关系。在《科学说需求》中张五常指出了理论有四种不可能被事实推翻的情况，分别是：概念模糊、逻辑相互矛盾、用以验证的现象并非事实、被推断会发生的现象没有限制。本文在此仅对其中的第一和第三种情况作进一步的讨论。

任何理论学说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也就是说它都是写给别人看的，是要用来与别人交流的，否则它就没有写出来的必要。这就要求理论中所涉及的概念、用以验证的事实均要有统一的认知，这是与别人交流讨论的基础。因此，首先，概念必须明确，且在理论中一贯坚持，不可中途偷换。其次，用以验证的现象必须是人们对其具有共同的认知的现象或事实，否则该理论就不可以验证，即张五常所说“用以验证的现象并非事实”。

经济学中对于偏好（张五常所谓“品味”）的处理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偏好当然是一种事实，然而却不是人们具有共同认知的事实或现象。因此，偏好在经济学中不能作为变量处理，必须假定其不变，否则无法“推出可以验证的含意”——即无法验证。张五常以信息量的变化代替偏好的转变，而信息量的变化是具有共同认知的现象，这是高明的处理方法。

另一个重要的例子是效用分析。人与人之间的效用不能比较，因为缺乏统一的认知。但是同一个人的效用的边际转变却是可以通过其行为显示出来，是可以观察的，因而也是具有共同的认知的。效用作为一个变量，它是可以“推导出可以验证的含义的”——即是可以验证的。笔者认为，张五常反对使用效用概念有失偏颇。张先生的这一观点大概是受费雪的影响吧。费雪是不用效用概念的，在其《利息理论》中他实际上是使用了享用收入（Enjoyment income）来代替“效用”，这种表述显然不如直接使用效用概念来得清晰和简洁。更重要的是，边际效用递减定律大概是所有经济学家均承认的一个规律，如果不用效用概念，这一定律简直无法表达。

谢谢楼主分享，好文！

分析，参照系，时间轴，条件，基本科学的根本。经济学不是为了钱，而是更好的分配稀缺资源

好贴，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