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鹏杰 当代社会已经进入了媒介信息社会阶段,通过各种媒介,不同的社会现实、文化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美国学者亨利·雷马认为,“我们身处的当代社会是一个融经济、社会、政治、种族、宗教为一体的现实”,在这样一个综合性社会现实体里面,每一个对象的存在都与其他各个对象紧密联系。然而,我们面对社会现实进行的学术研究却被划分为几百个不同的学科,各个学科自成体系,学科之间壁垒森严,有些学科之间甚至出现“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这种过于细致的和注重界限的学科划分方法显得拘泥和作茧自缚。 中国古代之所以能够文史哲不分,进行通科的研究,主要在于古代的“士大夫”,即古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正是古代的知识分子本身所具有的高度综合素养,才使得他们能够通晓经史子集,从而在当时的“跨学科”领域研究方面如鱼得水。而自从中国引入西方的学科体系划分方法之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把大部分时间放在对本学科的纵深研究上,失去了对学科横向研究的关注与努力,从而导致学科的细化和分化,并由此带来种种弊端,尤其是在知识分子自身身份定位方面出现较大偏差。 这种学科过于细分带来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导致学科研究严重脱离社会现实。从表象上看,当下中国学术界各学科的理论方法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在针对具体的社会现实、文化现实的时候,各个学科却失去了解释应对的能力,集体出现了“失语症”。究其原因,跟学科的过细划分和对跨学科研究的忽视有关。随着学科划分的进一步细化,愈来愈多的学科脱离了现实的土壤,进入到一种自我满足甚至自我欺骗的地步。有些学科甚至去制造出一些虚假的知识,以便维持这个学科存在的必要性。各学科的不断细化必然导致学术和现实的日渐疏离,更会造就一大批“专业知识分子”,他们只知道本学科知识,对其他学科知识知之甚少,对社会现实缺少必要的关心和反应能力。 第二,导致学科研究者介入社会的能力的丧失。学科分化所产生的各个学科的“专家”往往只关注自己学科范围内的理论和现象,对于周围的现实视而不见,成为高蹈于虚幻之端的舞者。当各个学科研究者们都只关注本学科的理论现象,从而“遗世而独立”的时候,他们就走向了自我狭隘化,丧失了介入社会的能力。 第三,导致学科研究者专家化的趋势。作为一个学科研究者,即通常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除了对知识的掌握和再生产等基本责任外,更重要的是发扬“悲天悯人”的知识分子情怀。当代社会,随着学科的细分,知识分子的身份发生了变化——由“心怀天下”变成“专精一事”的“专家”。这些专家只关注本学科领域内的理论现象,对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现状缺少了解,对社会现实缺少必要的关心。他们往往在没有充分了解其他学科和社会现实的基础上,从狭隘的学科领域出发,动辄以“专家”名义发表长篇大论,对大众造成误导,给社会带来动荡。例如北京大学经济学某教授关于深圳房价进行预测甚至和别人打赌,结果最终不得不登报道歉;又如同济大学的某些建筑专家在总结汶川地震房屋倒塌原因方面忽视事实的做法,最终引起众声喧哗。 如上所述,学科划分过细带来种种弊端,宏观跨学科领域研究成为必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势必要对进行跨学科研究的主体进行定位,对知识分子的身份进行界定。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如陶东风所言“不只是文人,也不只是观念的生产与传播者……而是观念与社会实践的中介者与桥梁纽带,是一定的社会关系与文化秩序的合法化者或解合法化者”。他们应该把跨学科研究和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感紧密结合,恢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胸怀,在深入进行学科研究的同时关注重大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现实问题,为整个社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 |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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