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加强基础研究 弘扬优良学风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介绍
发布时间： 2010-07-14 07:34 来源：光明日报
编者按
国家社科基金于2004年设立了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领域中的优秀科研成果，目的在于鼓励和倡导甘于寂寞、潜心学术的治学精神，进一步发扬国家社科基金对于严谨扎实的科研态度和学术风气的导向示范作用。6年来，国家
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资助方式和成果质量得到了学术界的充分肯定，资助的学科范围不断扩大，产生了一批导向正确、价值厚重的基础研究成果。本报此次刊发的四篇书评，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四部著作的理论意义、学术价值以及蕴含的学术精神，有助于读者阅研著作内容，弘扬优良学风。
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的新收获
——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究》 许怀中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简称《讲话》)68周年，长期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专家学者、文艺工作者以及各方人士，对这部指导我国新文学发展的纲领性文献所做的研究、阐述的文著，浩如烟海，成果极其丰富。最近，刘忠同志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究》，吸收多方面成果，以专著形式系统阐明了《讲话》的产生背景、内涵和影响，不仅是研究《讲话》的新收获，而且是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新收获，是一部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
全书完整、系统地揭示了《讲话》产生的大背景和《讲话》本身的理论价值。
本书的上编从延安时期的社会结构与知识分子政策、延安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形态等方面加以论述，扫描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原因及过程，从当时延安的实际出发，联系苏共的文艺政策和我国30年代左翼文学传统，深刻凸现出《讲话》产生的背景。作者分析当时延安的社会结构，指出农民是依托对象，而知识分子是团结对象，富有新意地分析一些有代表性人物的精神状态，如丁玲的“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王实味的“文艺与政治歧途”、萧军的“精神界的流浪汉”、周扬的“党的文艺干部和权威理论家”等，他（她）们在精神形态上的差异和赴延安的个人背景初衷上的差别，说明延安知识分子的精神形态，孕育了《讲话》，催生了《讲话》。此外，作者根据王瑶先生的“研究40年代文学，一方面我们必须充分注意与把握40年代文学的历史特殊性：它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民族解放与革命战争条件下的文学……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把40年代文学置于‘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与联系来加以考察”。（《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理论卷·序言》），以这一宏观视野，既能够从新文学发展史上把握延安文艺中工农兵形象、民族形式、大众风格等问题，而且能够从整体上理解延安文学最基本的属性：全民抗战下的文学，文学必须为抗战服务，必须为工农兵服务。
本书的下编从文本意义上来看《讲话》的理论价值，解决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生活美与艺术美的关系等，阐明《讲话》的理论品格，如“实践性”品格，“整体主义”认识理路，《讲话》与传统文学、新文学的关系，回答了《讲话》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还是重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充分肯定《讲话》的理论价值。作者又从文本接受的角度，阐述《讲话》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传播、接受，突出《讲话》对文艺理论的巨大贡献及其深远影响。在叙述关于新时期对《讲话》的研究、在国外的译介与评价之后，以邓小平于1979年10月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祝辞》为终篇，说明新时期对《讲话》的继承与发展。
本书的学术价值还体现在作者占有大量丰富、翔实的资料上。书中引用大量古今中外文论，联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文论，还大量引用我国党史资料、回忆录、作家传记、名人文集、全集以及我国现当代专家学者和外国学者的论著，其中对40年代作家的分析，运用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材料。
考释精严超越前贤
——评辛德勇教授的《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 朱士光
秦汉时期政区与边界地理，是中国历史地理学领域内传统性的又是最基本的研究课题。辛德勇教授在其新著《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
》中，面对这一甚具学术价值同时难度又很大的课题，不囿于已有诸多名家权威学者之成见，通过广搜博采，辨疑释惑，以新的学术视野与理论观点，对相关的几个主要问题作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阐释。确如一些专家所论，堪称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精品成果之一。
以《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这一重大事件而言，因是与车同轨、书同文、统一法令与度量衡意义同等重大的一项开国擘划，因而自西汉司马迁始，即对之十分关注。迄至上世纪中，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开创者之一的谭其骧先生，集清儒以降考据研究之大成，发表《秦郡新考》一文，一一指认三十六郡之名目，几已成为定论。然而本书作者却从清以来诸多学者所定此三十六郡名目之异同中，分类排比，逐一分析，在进一步论析了清人钱大昕将《汉书·地理志》中所记三十六个秦郡作为秦始皇二十六年所设之三十六郡不合史实不足凭信后，转而发现刘宋裴骃所定之秦三十六郡，实际上是根据当时所见之系统史料录写而成；因而对之重加考释，获得肯定结论。同时，在论明秦初并天下分之为三十六郡是秦始皇刻意所为后，遂得出秦始皇二十六年在完成统一大业后，即将这之前已设立的四十二郡裁并析分为三十六郡。由于考释精严，这四十二郡与三十六郡之郡名均一一考定，并绘成示意图加以标示。经过上述精细研究而又严谨论述之后，秦始皇二十六年所设之三十六郡的名目与大致分布区域，基本上厘清；也化解了前贤在论及这一问题时所发现的难以作出符合史实解说的困惑与无奈，并且使整个秦代郡级行政区划设置之变迁历程也昭然揭示出来。
书中所论及的两汉州制，本为后世诸朝最高一级政区的渊源，自是我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基础性问题之一。然而，对这一重要问题，由于今本《史记》失载，而《汉书·地理志》对汉武帝时之十三剌史部所记前后不一，因而迄於近代，学界对之仍无明晰结论。后至上世纪30年代中，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开创者顾颉刚、谭其骧师生二人经过相互辩难切磋，分别著成《两汉州制考》与《两汉州制考跋》，方使这一研究向前大为推进了一步，遂成一时不易之论。本书作者在发现顾、谭二位前辈学者所论大部分内容还有进一步商榷处，特别是对西汉州制起源之本质特征未见触及后，即从廓清两汉时设置的州与剌史部原为两种不同的行政管理制度入手，再依据两汉400余年间内外政局变化与疆域扩缩史实,依序将西汉文帝十二年初设之九州、武帝时改行之十二州及之后设置的十三剌史部以及加上司隶校尉负责京畿地区之“中州”所形成的十四大区等之名目逐一订正厘清，还将它们之裁分并合状况论明。
就秦汉时期边界地理而言，以西北地区情况最为复杂多变。作者从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张家山汉简记载西汉初年县道建置史料、直道北段走向经行及相关历史事件入手，做了大量考释，提出不少新解；其中以对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的辨析着力最深。在考释中，作者依据史籍文献中的相关记载，结合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山河形势及其变化，对由阴山高阙至阳山高阙之关隘推移问题等均作了精辟论述。
至于西汉时之东南边界地区，由于以往学者论及当时之边患，往往只着重西北地区，对之多有忽略。本书作者对这一问题别具慧眼，从《汉书·武帝纪》所载元狩“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这一事件论起，首先从史料角度，遵循古书通例，对我国历史人口地理权威学者葛剑雄及作者业师史念海先生否定《汉书·武帝纪》所载上述史实进行了驳
正，从多个方面论定了上述史实是可信的，而非“衍文”或“有误”；进而又分析了会稽处于西汉时东南边患最为严重的区域，向其徙民正是加强东南边防重要而必需的举措。从而为西汉王朝东南军事地理研究补上了一项富于新知卓见的成果。
当然书中也有微疵与不足之处，主要在所论及的一些问题，如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后为因应疆域拓展与加强管控之需要增设析置之四十八郡以及汉文帝十二年始设九州视察区等，因史籍挖掘与新史料发现不足，尚多推测成分，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对此当然不能苛求作者。但我们也期待作者能在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继续努力，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并加大研究深度，使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更臻完善。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