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短扬长 摆脱困境
我83年1月底来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刚到的时候,我遇到的困难非常大,主要表现在生活、学习和语言方面。首先是生活问题。由于我是自费公派,自费和公派的好处都得不到。因为不是公费留学,所有的公费待遇完全没有,自己需要交学费和买医疗保险,也不象自费留学生,都有亲戚在美国,需要时能得到帮助。我到美国时几乎身无分文,80年代初,国内美元异常缺乏,有钱也换不到美元。去了以后,第一个月的奖学金要等到一月后才能拿到。幸好一位来自于香港叫练乙铮的学长异常热情,给了我很多帮助,没出国之前,就主动写信与我联系,告诉我有关出国事项,到美后接我飞机,帮着找房子,带着我注册,并借给我400美元做生活费,雷鼎鸣学长在我刚到美国时也给了我许多帮助。学费是系研究生主任布朗利教授自掏腰包借给我的。练乙铮和雷鼎鸣在美国当了几年教授后现在都回到香港工作。练乙铮在香港科技大学任过教,当过香港信报总编辑,现在在香港政府政策研究室工作。雷鼎鸣回到香港后就一直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他们两人现在都是香港的知名人士。布朗利教授在我还在明尼苏达大学时就由于癌症去世了。当时四个中国留学生合租了一间两居室的公寓,床垫、家具都是捡别人扔掉的。其实在美国捡家具是一件正常的事,许多人都捡,我们几个研究生捡的家具、床垫都不错。我们华中理工大学数学系还有个学生也去了明尼苏达,他在给家人的信中提及此事。结果消息传到了华工的数学系,有的老师就说,田国强很潦倒,捡了一个床垫睡觉,田国强混不下去了。林少宫老师听到以后很生气,他说:田国强有困难也是暂时的,我相信他一定能克服。我听说了以后很感动,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学得最好,不让林老师失望。林少宫老师的人格魅力非常大,他的研究生都和他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华中科技大学是最早在中国大陆介绍和讲授现代经济学的大学之一,培养了一批现代经济学人才。其中不少人象我一样在国外继续深造后取得了博士学位,在学术上有所建树。2001年夏天,林老师的十多个学生从世界各地回到母校,专门为祝贺林老师从教50周年及80华诞而特地举行讲座,大家介绍了各自研究领域的最新发展和个人研究成果。讲座论文也专为祝贺林老师80华诞编集为《经济学与金融学前沿发展》论文集,已于2002年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其次是学习问题。我当时去美国学经济学时困难的确很大。我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时,学校早已开学了大半年,况且自己现代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几乎等于零,困难可想而知。现代经济学在上世纪50年代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在国内研究生阶段学的主要是计量经济学、数理统计,及运筹学方面的东西。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几乎没有什么了解。但几个月后,我就基本上没有困难了。因为别人的困难是学经济学时遇到一个数学公式他看不懂,需要花很多时间去了解。而我当时的困难却不同,由于数理基础强,一看就懂,只是自己经济学基础差,需要抓紧时间去恶补。我首先花了两个星期就把维瑞安 (Varian) 的《微观经济分析》自学完了,基本上有了信心。我的听力差,听不太懂教授讲的课,但是我的自学能力很强,这是考研究生时候锻炼出来的,我就向同学借笔记。我的许多课程就是这样通过自学完成的,毕业时,我所有课程的成绩都是A。 第三就是语言问题。我的英语差对我的学习也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由于我没有通过英语考试,学校就让我边上专业课边去学英语。当时我的英语口语几乎等于零,和奇普曼教授一谈话,我猜想他一定非常失望。因为我的英语根本没法和他交流,而又是他给我奖学金让我过去的。当时奇普曼只好让我作一些核查数据这样简单的工作。我看了数据就头痛,费时间,且学不到东西。我想,这多半是一个对我失望的信号。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我应该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我就问奇普曼:你有什么文章能给我看。花了一个月看了他的一些文章后,我说我有一些想法想与他讨论,我一说出来他就两眼发亮。然后我又花了一个月把这篇文章写了出来。这时,我刚到美国才两个月左右,这篇文章是关于线性开支函数估计问题的一篇论文。这个问题现在还很难,难度是其误差项的方差距阵是奇异的,有很多种估计方法,就是没有一个精确估计的完美答案。后来奇普曼对系里的一位美籍华人教授说,田国强真的不错!从此奇普曼不再让我弄数据了,即使暑假也给我提供奖学金,和他一起写论文,到我毕业时,我一共和他写了5篇论文,后来都发表在经济学期刊和论文集中了。等到我博士毕业,奇普曼在为我找工作的推荐信中写到:“田国强是我在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30多年来最杰出的学生之一,令所有人吃惊的是,他不仅取得了杰出的学术成就,而且进步神速,远超于一般的博士研究生 ……” ,“田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多面手……通过他的研究成果,我对田抓住问题核心的能力与解决疑难问题的独创性印象深刻 ……”,“他非常具有创造性,他对他所接触的任何领域都会在已有的观点上进行突破。他可以同我们已在顶尖高校中任教的最优秀学生相媲美。” ,在信的结尾中,奇普曼写到:“田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人才,对于任何拥有田的学校来讲,他都是一笔很大的财富。”我发现有时候命运真的掌握在你自己手中,当你遇到困难,别人不了解你看不起你时,那么你能不能补短扬长,自己摆脱困境,找到一个突破点,来证明你自己呢?
名师云集 进步神速
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是很好的经济系,主要在宏观和微观经济方面特别强,是理性预期学派的大本营。当时,除了卢克斯(Robert Lucas)外,其他理性期望学派的大师都在明尼苏达大学,象萨靳特(Thomas Sargent), 沃勒斯( Neil Wallace), 普艾斯卡(Edward Prescott), 赛姆斯(Chris Sims)等教授。理性期望学派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它接近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它的核心是强调经济自由的根本重要性及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无效性。这是由于人们往往会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来抵消和降低政府经济政策的作用。按中国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从而使得政府政策失灵。微观经济理论和数理经济学方面有赫维茨 (Leonid Hurwicz) 和奇普曼这两位美国科学院院士,赫维茨主要是做经济理论和数理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奇普曼主要做国际贸易和计量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奇普曼是新古典国际贸易方面的权威,是一个真正的多面手,在国际贸易、偏好总和理论、消费理论、计量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线性代数、经济文献史、总和需求开支函数的估计等许多领域中作出了重大贡献。除此,还有数理经济学家威克特(Marcel Richter)和乔丹(James Jordan)等一批知名教授。在美国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一般非常难。特别是在明尼苏达经济系一般要5到7年才能拿到博士学位,明尼苏达经济系非常强调扎实的宏微观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培养和理论分析工具的训练,但三分之二的博士生在求学期间会被淘汰,拿不到学位。 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的博士资格考试非常难,一年之后几乎要淘汰一半左右的学生。主要是要求通过四门课程的博士资格考试来淘汰学生。一年学时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系列课程是必须考的博士资格课程,还要自选两门一年学时的专业系列课程作为博士资格考试课程。好的学生按正常进度一般也要两年才能通过四门课的资格考试,有些学生三、四年后还没有通过所有资格考试。只有通过了四门课程的博士资格考试才能有资格成为博士候选人。当时我和我的同学最大的愿望就是能通过每门课的博士资格考试。考试完以后,要等两、三个星期才能知道结果,考试成绩放在封好的信封中。我记得有个美国同学拿到通知信后,不敢马上打开,开车跑到很远的湖边,先向上帝祷告一番后,才拆开看结果。除此,还要上另外两个一年学时的专业系列课程及其他博士课程。然后是博士论文的选题,博士论文题目答辨,写作博士论文,到最后博士论文答辨,才能拿到博士学位。 尽管如此,几个月之后,我自学补上了拉下的所有课程,成为班上最好的学生之一,自己也变得雄心万丈,起初想一下子将四门课程博士资格考试全部通过。为此,我复印了同学借给我的所有课程笔记,阅读了授课老师所指定的大量论文,反复练习当时十年来的所有资格考试试题。最后为了有把握,同时也在一些学长的劝告下,我放弃了两门,在83年夏天首先通过了自认为有把握的微观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两门资格考试,然后过了半年通过了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两门课程的资格考试。这样,来到美国短短一年之后,我成为了博士候选人。之后我开始选修资格考试以外的其他系列课程,有时注册,有时为了省钱自己去听而不注册。我感到非常的幸运能在名师云集的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学习,使得自己进步快速。在经济系学习的同时,我差不多花了一半的时间去数学系旁听为数学博士生开的课,为今后的高深研究打好数理基础。
学界泰斗 亲自指导
1984年春季我基本上完了所有课程,秋季开始做博士论文的选题工作。在国内我是在林少宫教授的指导下做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本来打算跟奇普曼教授写我的博士论文,其风险很小,因为到那时为此,我已经与他合写了三篇论文,完全可以作为我的博士论文一部份。但是,赫维茨教授的经济机制理论这门课引发了我的研究兴趣。激励机制设计理论是专门研究一个经济制度或企业组织中个人理性与社会目标或委托人目标是否及如何让它们激励兼容的理论,这个理论的一些结果和思路正好可以用到中国的经济制度转型和经济改革当中去。于是我就决定选经济机制理论的开创者赫维茨作我的博士论文导师。为了怕奇普曼教授不高兴,我特别要求他作为我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席。明尼苏达大学与美国许多学校不一样,指导老师和答辩委员会主席可以由不同的教授来担任。开始,我向赫维茨教授要博士论文题目。赫维茨对学生要求很严,从不给学生论文题目,要你自己去找。对我也一样,他没有给我任何题目,而是给我了一堆文章和列了一批论文文献让我去读。通过三个月左右的大量阅读论文,我列了四个博士论文题目和对每个题目我想解决的问题给赫维茨看,他看后对我说,任何一个课题做出来后,都可拿到博士学位。其中有一个题目就是关于如何设计出简单、可行和具有一些良好性质具体激励机制的题目,另一个就是最近几年我刚做出来的,论证私有的竞争市场机制是唯一的利用最少信息并且产生了资源有效配置和个人理性配置的机制。我当时为了保险,就选了第一个课题作为我的博士论文。这个题目相对容易,就是关于具体激励机制设计方面的题目。我的老板赫维茨还对我说,你应该以先拿到博士学位为首要目标,要减少自己不能拿到博士学位或教职的风险,等毕业后再做重大或开创性的研究。 赫维茨教授是犹太人,1917年出生于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来到美国,是我至今遇到的最聪明,最有才智的的人。最高学位是在波兰时拿的相当于硕士学位的一个法学学位,来美国后,他没有去拿博士学位,就直接从助教授做到正教授。赫维茨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开始的兴趣主要是计量经济学,对动态计量模型的识别问题作出了奠基性的工作,他在1947年首先提出并定义了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概念。他和阿罗 (Kenneth J. Arrow) 等人做出了如何从需求函数的存在来证明效用函数的存在这一结果,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结果。效用是现代微观经济学消费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整个现代经济学的基础。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认为效用是一个唯心的概念,它不存在,在以往的国内政治经济教科书中一直受批判。他和阿罗等人还对竞争市场一般均衡的稳定性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当然,他最重要的研究工作是开创了经济机制设计理论。激励或激励兼容现在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中一个核心的概念。 尽管赫维茨教授 在 学术上 获得 了 许多 荣誉 , 比如 他 是 美国 科学 院 院士 , 美国经济 学会 院士( 一 年 只有 一个 ,比 美国 科学 院 院士 更 难 拿) , 总统 奖 获得 者 ,明尼苏达大学校董事会讲座教授等,20多年以来,一直被提名为经济学诺贝尔奖候选人,可惜至今还没有获得。但应用该激励机制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开创信息经济学领域的委托代理人理论的密勒斯(James Mirrlees) 和维克瑞( William Vickrey)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奖。许多人都为此感到遗憾,但获奖与否具有一定随机性,并且可能是机制设计理论太抽象,所用数学太高深,还没有被经济学家所广泛了解。赫维茨的数学和数理统计都非常好,也是明尼苏达大学数学系和统计系的教授。同时,他的兴趣非常广泛,对语言学颇有研究,和我们学生聊天时,很多时间往往聊的是语种的发源和各语种之间的关系。赫维茨教授也非常风趣,很能活跃课堂和会场气氛。他对中国的经济改革非常有兴趣,到中国访问过多次。可能是关心中国的原因,我和他师生关系很好,经常被邀请到他家去吃饭。为了访问中国时方便,我在明尼苏达大学念书时,他还自学中文,认识好几百中国字。赫维茨这个人特有意思,可能是犹太人的原因,虽然拿系里最高工资,却有时象我这个穷学生一样到处找免费停车的地方,而不去要交费的地方停车。赫维茨教授还有一大特色,他能够根据每个人的经济学知识的多少和训练的不同,用非常通俗或严谨的语言把高深问题讲得异常地透彻。他的课非常有趣、且通俗易懂,同学们都喜欢听,但他的考试却很难,我记得在我修他上的微观经济系列III时,有三分之一的同学得C,三分之一人不给成绩,需要重修或完成附加的要求后再评定成绩。我这个老板对他指导的博士生也非常严格,他手下的学生一般要学6、7年才能拿到博士学位,很多人最后往往拿不到学位,所以他的博士生不多。但是,“严师出高徒”,他培养的学生一般都比较优秀,比如他的学生麦克法登 (Daniel L. McFadden) 在200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选定博士论文题目后,花了半年的时间,博士论文的主要结果就基本出来了。在赫维茨指导我作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例如考虑问题的方法和角度,写文章的简洁和严谨性。论文第一章的初稿是84年底完成的。赫维茨在一个星期后将论文交还给我,他把我的论文看得非常仔细,论文上写得密密麻麻。赫维茨告诉我写论文一定要直接了当,不要故弄玄虚,不通常见的术语要给出定义,新定义还要适当作经济含义方面的解释,思维要连贯,文字要简单,证明要严谨,还指出了论文引理中一个错误。我回到办公室后,坐在书桌前细读在文稿上的修改与质疑,越看越佩服,崇敬之心油然而生。非常荣幸能这么一位经济学界泰斗的亲自指导和教诲下学习,让我学到了许多终身受用的东西,使我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境界。我在明尼苏达大学用了四年多一点的时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但其实在前两年多的时间内我就完成了论文,此后两年主要是旁听各种学术讲座和翻阅大量经济学方面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