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论文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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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解蔽”

用刘易斯等人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解释当代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核心命题上：（1）中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2）劳动力剩余决定劳动力无限供给；（3）劳动力无限供给是二元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本文认为，正是这三个命题“遮蔽”（coverage）了当代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与转移研究中的“真问题”。

一、农村劳动力剩余究竟意味着什么？

作为一个事实判断，第一个命题似乎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纵观近30年来经济学的农村劳动力剩余研究似乎只有一个“中国农村究竟还有多少剩余劳动力”问题，而即使是这一问题也只是被视为是一个“经验问题”（蔡昉，2007），其估算结果从数千万到数亿，从未形成过真正的共识。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固然与估算标准、方法的多样化以及基础数据来源的不一致有关，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与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长期被经济学置于一种既重要又不重要的位置上有着很大关系：说其重要，每当“三农”问题日益尖锐、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经济增长内需不足的时候，“剩余”问题往往成为众矢之的，即“太多的农民生产了太少的GDP”（黄祖辉、王敏，2002）；说其不重要，“剩余”仅仅意味着劳动力资源的浪费，而“转移”则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剩余”的意义似乎只是为了证明“转移”或者“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换言之，真正重要的是“转移”而非“剩余”问题。

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究竟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问题是为什么重要？强调“太多的农民生产了太少的GDP”其实是倒果为因，它只是解释为什么重视这一问题的一个理由。关键在于，如果要用农村劳动力剩余来解释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仅仅证明“中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一事实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理解这一社会事实是如何对其它社会事实产生“决定性”作用的，这才是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95）强调“一种社会事实的决定性原因，应该到先于它存在的社会事实之中去寻找”（1995/1919：125）的本意。

以农村劳动力剩余与转移的关系问题为例。近20年来，学术界在讨论农民外出就业现象时经常涉及到“‘转移’的究竟是不是‘剩余’的？”之类的问题，并以此质疑“因为‘剩余’所以‘转移’”的逻辑。其实，这一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假问题”，因为基于“比较利益”基础之上的“转移”本来就不需要“剩余”这样一个前提，而如果把“剩余”当作“转移”的前提反倒是架空了“剩余”问题。更重要的是，纠缠于“‘转移’的究竟是不是‘剩余’的？”这类问题实际上“遮蔽”了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剩余”作为一种制度性、结构性的社会事实，其“决定性”影响并不在于要不要“转移”，而在于对“转移”的制约作用，这种制约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农民非农就业行为上，同时也体现在其农业生产行为上，不仅仅体现在“被转移者”的行为选择上，同时也体现在作为“转移者”的企业的行为选择上，不仅仅体现在单个个体的行为机制上，同时也体现在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上。不去认识这种普遍存在的制约作用，一味纠缠于“中国农村究竟还有多少剩余劳动力”或者“究竟谁是‘剩余’的？”之类的问题，会导致对“剩余”问题的理解出现刻舟求剑、舍本逐末的倾向。

二、农村劳动力剩余决定劳动力无限供给？

从逻辑上说，第一个命题是为第二个命题服务的。一般认为，“农村劳动力剩余决定劳动力无限供给”来自于刘易斯1954年发表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用“零值劳动力”假设来说明资本主义部门为什么能够获得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从理论上说，如果“零值劳动力”假设真的成立，“劳动力剩余决定劳动力无限供给”命题的确是可以不证自明的。然而，刘易斯同时又指出，“无论边际生产率是不是零或很小，这对我们的分析并不重要”（1989/1954：4），后来甚至承认“提到它也许是个错误”（1989/1972：105）。刘易斯在“零值劳动力”假设上的模棱两可的态度引起过很多争议。然而，本文认为，真正重要的问题是要理解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问题上的深层语境。
在《经济增长理论》（1955）一书中，刘易斯曾指出：“经济增长的条件之一是要创造无地阶级。这件事可以通过剥夺农民的土地来完成，如某种程度上像英国过去的圈地运动那样；或者由于人口过剩造成这种情况。”（1983/1955:107）刘易斯之所以强调“经济增长的条件之一是要创造无地阶级”，是因为他意识到把附着于土地的农民转化为“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不可能没有阻力：“使用劳动力，不仅受到过于分散的土地所有权的限制，而且也受到把人束缚于特殊职业或雇主的制度的限制”（1983/1955:108），而“人口过剩”的意义恰恰在于它能像“圈地运动那样”打破这种“制度的限制”。显然，在刘易斯看来，“零值劳动力”假设的确不重要，因为真正重要的是要为经济增长创造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而“人口过剩”只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何把“饥荒、人口过剩、战争或其他自然灾害”与“提高税收、没收人们的土地、或者强令非洲土著居民离开他们的保留地去干挣工资的行业”作为“大规模地改变习惯通常需要一些压力”相提并论。（1983/1955:55）
从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问题上的这种深层语境出发，“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决定劳动力无限供给”显然是一个伪命题：以能否创造“无地阶级”为标准，刘易斯那里作为一种消极手段的“人口过剩”所产生的效果与“分田到户”所释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显然存在天壤之别，倒是与90年代后期农民税费负担加重等“三农”问题恶化所造成的大量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外流以及“圈地运动”所造成的大量“失地农民”有着几分相似，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符合刘易斯本意的命题应该是“‘三农’问题恶化决定劳动力无限供给”。
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经济学界对第二个命题也并不完全认同。例如曹正汉（1994）曾明确指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是劳动力大量剩余”是对“刘-费-拉”模型的误读。他的理由是劳动力无限供给不仅需要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同时还需要竞争性劳动力市场以压制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的努力。应当说，“农村剩余劳动力+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无限供给”代表了当下经济学界普遍的观点。然而，这种理解是否真的符合刘易斯的本意呢？不可否认，刘易斯的确重视“经济自由”问题、强调“只有靠雇佣就业，劳动力才是流动的”（1983/1955:107），但这种重视与强调是以“劳动力无限供给”为前提的，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没有“饥荒、人口过剩、战争或其他自然灾害”等消极手段或“提高税收、没收人们的土地、或者强令非洲土著居民离开他们的保留地去干挣工资的行业”等积极手段，根本不可能给市场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而没有这种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市场或者说资本又如何能够压制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的努力呢？显然，把“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作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前提其实是颠倒了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事实上，刘易斯甚至并不认为他的二元经济发展道路仅仅适用于“民主社会”而不适用于“集权社会”，因为后者在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方面往往更有效。正因为如此，所以刘易斯（1958）强调：“我们不应该力图从这一经济发展模型中推导出任何关于经济发展所需的社会制度的规定。”（1989/1958:74）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易斯并不属于那种新古典意义上的经济自由主义者。
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曾开门见山地指出：“本文是按照古典学派的传统写成的，作出古典学派的假设，并提出古典学派的问题。”（1989/1954:1）应当说，他对“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理解的确是“古典”的，即如卡尔·波兰尼（1944）所言：“劳动者别无选择，要么接受市场提供的工资，要么忍饥挨饿。”（2007/2001:141）
三、劳动力无限供给：中国二元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表面上看，第三个命题似乎是多余的，因为从前两个命题完全可以推论劳动力无限供给是中国二元经济发展的既定前提，也就谈不上什么“必要”的问题了。事实上，学术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并不愿意接受第三个命题而只愿意在第二个命题的基础上强调劳动力无限供给是中国二元经济发展“不得不接受”的客观前提。然而，既然“农村劳动力剩余决定劳动力无限供给”本身是个伪命题，那么这种“强调”显然就只能是一种一厢情愿。
其实，尽管刘易斯在“零值劳动力”问题上态度模棱两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与二元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他的态度却是非常明确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是二元经济发展能否取得成功的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用了大量篇幅讨论如何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之前防止工人工资的上涨——也就意味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提前终结与“刘易斯转折点”的提前来临——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个命题才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所在，前两个命题恰恰是可有可无的。然而，由于后来的经济学家——包括费景汉与拉尼斯——把劳动力无限供给理解为刘易斯模型的外生给定前提，刘易斯对这一问题的强调实际上在模型化的过程中被“抽象”掉了，导致长期以来经济学界——不管是持支持还是反对立场的学者——都把焦点集中在“零值劳动力”、“劳动力无限供给”假设是否成立等问题上，进而出现方向性的误读。
为什么刘易斯如此重视劳动力无限供给对于二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原因很简单，因为“劳动力无限供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力供大于求，其实质在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行的全部收益都（应该）归（资本家）剩余；这是因为实际工资是不变的，工人在（资本主义部门）扩大中所得的全部好处只是他们之中有更多的人按高于维持生计部门收入的工资水平得到就业”（刘易斯，1989/1954:18）。从马尔萨斯（Malthus）、李嘉图（Ricardo）的“工资铁律”（Iron Law of Wages）到刘易斯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所强调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如何防止工资“侵蚀”利润？他们不是没有意识到“工资铁律”或者“劳动力无限供给”背后的社会不平等与社会成本问题，只是在他们看来，这种问题与他们所追求的经济增长之间是一种“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而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这种代价的付出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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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代价的付出真的是值得的吗？在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真的存在所谓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吗？抑或如亚当·斯密（1776）所言：“所谓劳动报酬优厚，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国民财富的自然征候”（1972/1880：67）？本文不打算讨论这些“抽象”问题，因为所有这些问题似乎都“敌”不过一个“事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正是凭借“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一跃成为“世界工厂”。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家也正是鉴于这“铁一般的事实”而不得不接受用刘易斯等人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来解释当代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本文的问题是，这一“事实”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究竟得到了什么？仅仅是GDP的亮丽数字？我们究竟又失去了什么？或者说，我们究竟在付出何种代价？仅仅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或许经过这样的考察之后，我们才能最终就这一问题得出结论：“劳动力无限供给”究竟是中国二元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抑或仅仅是一种代价高昂的副产品？

恩，不错

想知道这方面更多的信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