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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来不缺忽悠。
从牟其中炸开喜马拉雅山的豪言,到气功大师严新、张宏堡,再到以产业整合之名、行股价操纵之实的新疆德隆和闪电收购健力宝的“神奇小子”张海,他们的忽悠手法之高令人惊叹。最近一段时间忽悠更呈集中爆发之势:提倡《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的神医张悟本,《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的“打工皇帝”唐骏,号称是马云师父的半仙李一,除了性别以外全部造假的石家庄团市委原副书记王亚丽,为维护校友唐骏而被网民揭露造假连连的禹晋永……
任何国家都可能存在忽悠。贪婪是人的本性,忽悠者正是洞察了这一人性的弱点而屡试不爽。君不见,连美国银行等金融机构都被麦道夫给忽悠进去了？而中国式忽悠则结合中国的文化和制度环境,进行了巧妙的伪装和创新。
撒手锏之一:上面有人。禹晋永不仅在网上炫耀与领导人的合影,还怒斥网友“难道你不认识某某某和某某吗？”张悟本也号称其父曾是领导人的保健医生。通过营造神秘感,他们将自己包裹上一层作为护身符的光环。
撒手锏之二:吹嘘与障眼法。禹晋永曾经在奥运会期间号称向鸟巢捐款17.5亿元,占鸟巢总成本一半有余。唐骏则对别人称呼他为“加州理工大学”博士半推半就。李一道长则以水下闭气两小时的“障眼手法”来显示神力。
撒手锏之三:媒体炒作。所有的忽悠者都是驾驭媒体的高手,频频接受媒体采访。《我的成功可以复制》长期高居图书畅销榜前列。1997年遭遇下岗的张悟本,2000年时还在卖保健品、函授“中医药”,到了2009年就成为“神医”了,《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2010年到北京电视台做节目,三上湖南卫视,一举火遍全国。
忽悠当然要谴责到底。但我们不要忘记了他们诞生的制度土壤,唯有深刻反思,才能让更多的张悟本们无所遁形。
其一,媒体的急功近利和不求甚解。很多媒体只注重吸引眼球,在未经深入调查的情况下就草率地发表报道,往往成为忽悠者的工具。作为无冕之王,媒体应视公信力和品牌为生命,断不可为了一时之快而成为若干年以后的笑谈。在李一的官网上,他号称自己受聘于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等,要证伪其实并不困难。
其二,社会公众的集体喧嚣与浮躁。在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过程中,由于体制的不完善,产生了大量一夜暴富的机会。尽管不少暴富背后都有着这样那样的原罪,对快速成功的渴望还是让公众趋之若鹜。在物质诱惑面前,道义的劝告是苍白无力的,唯有严格法治,消除体制的寻租空间,促进合法致富,才能让公众回归理性与努力。
其三,国人科学精神的缺乏。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提出了一个被称为“李约瑟之谜”的问题:为什么古代中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但近代科学却没有产生在中国？在导致这一现象的众多原因中,文化的因素是非常关键的。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一大特点是抽象思维不足,缺乏“科学精神”。时至今日,“差不多”、“马马虎虎”仍是中国人的几个关键词。
其四,法治不完善和政府权力过大,为忽悠们提供了腾挪空间。忽悠要发展壮大,光靠虚的是不行的,必须不时地创造出一些业绩来取信于人,而现行体制的漏洞则为忽悠提供了茁壮成长的土壤。禹晋永之所以能长期依靠“空手道”在银行、地方政府之间辗转腾挪,与地方政府只关心项目多大不问“英雄”出身何处不无干系。
其五,社会公信力的丧失。三鹿奶粉事件、云南普宁县“躲猫猫”事件,长期以来一系列事件的积累,导致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下降。这进而导致公众安全感的缺乏,诱发了传统遗留下来的求神拜佛的复兴,成为李一和张悟本们迅速崛起的文化土壤。
因此,中国式忽悠是一个系统现象,只要他们赖以生存的文化、制度土壤还在,他们就仍将继续存在,只是会改头换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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