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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进入过大区间，把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区间，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和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
一、廓清居民收入差距认识上的误区
目前在居民收入差距认识问题上主要存在以下误区：
一是认为我国的收入差距都是不合理的。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既有现实原因，也有历史原因；既有体制原因，也有机制原因；既有社会原因，也有个人禀赋原因特别是个人努力的程度与结果。因此，我们不能把高收入者获得的收入都看成是不合理收入，并把由此形成的收入差距都看成是不合理差距。应该看到，我国大多数高收入者获得的收入是合法收入，是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结果，目前的收入差距中既有合理的一面，也有不合理的一面。既然如此，政策的着力点就不是要缩小合理差距，而是要缩小不合理差距，重点是解决少数人通过非法手段获得非法收入而造成的收入差距问题。
二是认为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目标就是要实现收入的均等化。少数人仍然留恋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希望能够实现收入的完全均等，把共同富裕与收入均等画等号，把平均主义与公平画等号，把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完全归咎于改革，认为是改革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如果不改革、不搞市场经济就不会产生贫富不均。其基本主张就是不要改革，不要开放，不要发展，企望回到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笔者认为，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目标不是要实现居民收入均等化，而是要通过努力把过大的收入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区间，实现公平分配和共同富裕。所谓公平分配，就是等量贡献获得等量报酬，但公平分配也会导致不公平的结果，如同样的收入会因家庭人口不同导致不同的人均收入。所谓共同富裕有两层含义：一是富裕，邓小平多次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二是共同，邓小平同时强调，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的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他说，“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1]：“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2]。
三是企望一朝一夕就能够把居民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区间。这种观点主观愿望是好的，也反映了缩小收入差距的迫切心情。但是这种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之间有着很大的距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体制转轨过程中企望于一朝一夕就把收入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是不现实的。因为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具有扩张收入差距的作用；每个人的能力是有差别的，人与人之间的收入也必然存在差距；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规律性，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将长期存在。因此，缩小收入差距要分阶段、分步骤稳步推进，既不能无所作为，也不能急躁冒进，否则就不会收到良好效果。
四是把缩小收入差距的目标仅仅理解为简单地缩小收入差距。缩小收入差距是我们的目标，但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收入差距的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物价水平、生活成本均有巨大差异，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让所有的农村居民拥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收入，不可能让所有欠发达地区的居民拥有与发达地区一样的收入。目标在于实现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等值化、欠发达地区居民与发达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等值化。
二、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目标体系
缩小收入差距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年，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收入差距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趋势。2010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既然如此，就应该有一个大体的时间表，有一个目标，这样才能给人们以信心，让人们看到希望。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可以设定短期、中期、长期目标，把5年左右时间作为一个短期目标，把5～10年作为一个中期目标，把10～20年作为一个长期目标。
从短期目标来看，就是从2010年到2015年要实现的目标。在这一阶段，主要任务是把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降下来，并略微有所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由2009年的3.33倍缩小至3.0～3.3倍；各大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由2008年的4.77倍缩小到4.5倍以内，细分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由2008年的15.93倍缩小到15倍以内。不同省、自治区、直辖市城镇居民的名义收入差距由2008年的2.33倍缩小到2.2倍以内；农村居民的名义收入差距由2008年的4.22倍缩小至4倍以内。
从中期目标来看，在前一个阶段的基础上，再用5年的时间，也就是从2015年到2020年，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控制在2.5倍以内，各大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控制在3.5倍以内，细分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控制在10倍以内。不同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城镇居民的名义收入差距控制在2倍以内，不同地区农村居民的名义收入差距控制在3倍以内。
从长期目标即从2020年到2030年要实现的目标来看，这一时期要实现收入差距的明显缩小，无论是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行业差距等都要控制在合理区间，全国城乡居民的基尼系数回到0.3～0.4的合理区间，城乡收入差距控制在2倍以内，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控制在3倍以内，细分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控制在5～8倍，不同省区市之间的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控制在1.5倍以内，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控制在2倍以内。企业内部经营管理者与普通劳动者均可以按贡献获得报酬。
三、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应坚持“六结合”的基本原则：
一是把缩小收入差距与深化教育制度、金融制度、税收制度改革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结合起来。收入差距问题不只是收入问题，而是与其他一系列相关制度联系在一起的，需要通过深化改革缩小收入差距。
二是把缩小收入差距与缓解贫困结合起来。要缩小收入差距，不是要劫富济贫，高收入者的合法收入合法财产必须保护，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在这一前提下，就需要把缓解贫困的工作作为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举措。只要低收入者的收入以更快的速度增加，收入差距自然就会缩小。
三是把缩小收入差距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结合起来。缩小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需要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不是要把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降低下来，而是要加快落后地区的发展。
四是把缩小收入差距与促进公平和提高效率结合起来。收入分配问题的实质也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既有因分配不公产生的，也有因效率不高产生的。所以，要缩小收入差距，就需要把促进公平和提高效率结合起来。
五是把缩小收入差距与增加全民族的人力资本投资结合起来。人力资本投资的不同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内在的基本的因素，要缩小收入差距还需要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中华民族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改变收入差距扩大的内生因素。
六是把缩小收入差距与政府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缩小收入差距需要不断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加大政府对市场失灵领域的干预力度，特别是加大对收入分配的调控力度。
四、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体系
第一，清理和完善政策，为收入分配公平提供前提条件。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制定了许多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策，如城乡户籍制度等。改革开放之后，也制定了许多与当时条件相适应的政策，这些政策和措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有的政策却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也形成了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前提条件。要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就需要清理不合时宜的政策。主要包括：要消除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政策，特别是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二元社会福利政策，以不分城乡的居住证制度代替户籍制度，城乡居民只有居住地点的差异，没有身份高下之别；要消除不平等的就业政策等。
第二，规范高收入者的收入。一是从行业来看，重点是打破垄断，解决部分垄断行业收入过高问题。解决垄断行业存在的分配问题，需要从深化垄断行业体制改革即打破垄断入手。从我国行业之间存在过大收入差距来看，主要在于行业垄断。我国各行业职工收入水平基本上与竞争程度成反比，即竞争程度越高，职工收入越低；与垄断程度成正比，即垄断程度越高，职工收入越高。因此，解决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问题需要釜底抽薪，打破行业垄断。我们不能固守传统的对垄断行业存在理由的认识，凡是关系不到国家安全的行业都可以引入竞争。石油、金融、保险、证券、电力、航空等都可以放开经营。二是从所有制来看，应加大对非国有经济的审计和税收稽查力度，重点是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从根本上解决少数企业偷税漏税等非法收入问题。三是从部门和行业内部来看，要将隐性收入显性化、显性收入规范化。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分配制度，需要继续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使隐性收入显性化、显性收入规范化。所谓隐性收入显性化，就是要取消实物分配，代之以货币分配；所谓显性收入规范化，就是在职工的收入中，应该包括哪些项目，同一行业或部门要有统一规定，而不能随意设置收入或福利项目。可以按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来统一。对于公车消费，主要是通过货币化来解决；对于公费旅游，要杜绝；对于公款请客，要严格限定标准。四是从调节个人的高收入来看，要建立个人收入及纳税档案，实行个人漏税追缴制度和偷税惩罚制度。调节居民的过高收入主要是通过税收的方式，因此，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税收制度。要让个人所得税调节的重点从以中低收入者为主，转向以中高收入者特别是高收入者为主。适时提高纳税的起征点，由目前的月收入2000元提高到5000～8000元，这样就可以使更多的中低收入者免缴个人所得税。要根据不同地区的消费水平实行有差别的纳税起征点。要建立个人收入和纳税档案。要考虑家庭人口及其他负担情况，实行差别化税率。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以家庭为单元申报个人所得税，这样更公平合理。实行个人全面申报，家庭综合缴纳。对于个人偷漏税者要给予严厉惩罚，除了经济上给予补缴税款和罚款之外，要进行个人信誉不良记录，这一记录可以分为若干档次，如果达到了个人信誉不良记录的一定程度，个人贷款等各项活动就要受到限制。从资本衍生收入来看，要完善创业环境，鼓励合法高收入者进行投资。
第三，提高低收入者收入。（1）完善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制度，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需求和健康体魄，增加低收入者对收入差距的社会承受能力。在我国财政收入不断增加的前提下，建议为贫困人口和低收入者发放消费券。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8年，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4007万，城市依靠各种低保生活的人口大约有2000万，共计6000多万，如果每人每年按照2000元发放，全国需要1200亿元。如果再为8000万低收入者每人每年发放1000元，全国为800亿元。二者相加也就是2000亿元，只占2009年我国财政收入的不到3%，未来随着财政收入的进一步增加，这一比例会进一步降低。发放消费券不仅可以从根本上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让全国所有人口的收入水平全部进入国际贫困线以上，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且可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带动企业扩大再生产，增加就业，进一步增加居民收入。（2）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为劳动者提供均等的教育机会。一是延长免费义务教育的年限，由9年制义务教育延长至12年制。二是改革教育内容。我国的教育内容长期以来以任职教育和应试教育为主，虽然有它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的一面，但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三是改革教育制度。可以尝试初中进行分班教育，即初中一年级和二年级学习普通教育内容，初中三年级则根据情况进行分班，一部分学生可以继续接受普通教育，考高中；另一部分学生则转为职业教育，用一年时间掌握1～2门实用技术，为就业做准备。高中亦如此。要继续改革完善高考制度。从短期来看，要进一步完善高考内容，尽可能考出学生的能力而不是死记硬背。从长远来看，要不断地创造条件，取消统一高考制度，实行大学自主招生。四是均衡配置教育资源。五是加大劳动技能培训力度特别是失业人员的培训力度。（3）解决广大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落后问题。要创新政府投资和经营模式。贫困地区可以采取政府投资、企业经营或以政府资金撬动社会投资等多种方式。（4）化解农村资金短缺的问题。一是创新我国的金融制度，大力发展民间金融组织，满足农村融资需求。要允许和鼓励非国有的金融组织来承担这一任务，大力发展民间金融组织。当然，发展民间金融组织，需要通过完善法律和相关政策规范其服务。二是创新融资模式。推行“银行＋公司＋村组＋农户”四位一体的融资模式。这一模式的内涵是：由银行为公司提供资金，公司即龙头企业将资金提供给村组，由村组提供给农民。村组对农户的信用起担保作用，这一“担保”并不是财产担保而是信誉担保。如果发生恶意拖欠或不偿还贷款，村组将按照村规停止对其提供的一切服务。公司还要为农户提供标准化生产所需要的种子、农药、化肥和田间管理等技术服务以及为村组提供合理的报酬等。这一模式使银行、企业、村级组织和农户形成利益共同体，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切实提高农民收入。当然，这一模式有其适用范围，适用于能够实现产业化经营的地区，农业龙头企业需要农户提供大量标准化农产品。一般农产品或者一般的农产品加工业、养殖业、种植业不宜采取这一模式。
第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断提高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比例。除了要不断提高劳动者自身文化和技能素质、形成劳动者报酬决定的集体协商谈判机制外，更重要的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战略。将长期以来的以外需拉动为主转变为内外需共同拉动的双轮驱动战略，改变通过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特别是廉价劳动力价格占领国际市场的做法，通过提高劳动力价格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将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变为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将不加选择地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强调引进资本要符合产业政策要求；将以量取胜战略转变为以增加附加值和创造品牌为主的战略。
参考文献：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4、139.
（作者简介：赵振华（1966-），男，河南省辉县市人，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赵振华 来源：《学习论坛》201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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