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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在我的生命里，一直沐浴着一种光明，它来自遥远的亘古，随风而至，渗入灵魂，将我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农家孩子，熏染成一个受百姓欢迎的作家。它使我超越了闭塞的环境，使我避免了庸碌的同化，使我在喧闹之中拥有一份清凉，使我在孤寂之时滋生一种大气。
它便是佛教独有的智慧光明。它牵引着我，走出小天地，走向大世界。
说不清从何时起，我就跟佛教接了缘。在同龄的孩子尚在玩土窝窝时，我就感到了生命的无常和易逝。
我的家乡处在偏远西部一个更偏僻的角落。当你出长安，过天水，经兰州，沿祁连山和腾格里大沙漠中间的狭长通道，你会走入一个叫“河西走廊”的所在。在中国的历史上，这儿多为“胡人”所居，周时西戎，汉时匈奴，西夏时六谷部，吐蕃更是屡屡将其掠入版图。大漠和大山间，一条道路游蛇般西窜，扭向一个叫嘉峪关的所在。此关雄奇，关内生豪气，出关现悲情，跨出关门，瞭眼便见满眼戈壁，苍凉之气，扑面而来。由此而西，虽有几个叫“阳关”“玉门关”的著名所在，但观其形貌，亦多为苍凉大海中之一片枯叶。它们的存在，仅能充抚慰之念想，而难疗灵魂之焦灼。所以，我很小的时候，父辈们就说：“一出嘉峪关，两眼泪汪汪。”
好在嘉峪关东侧的凉州是公认的好地方。但这“好”，也是相对于戈壁沙漠而言，跟东南诸地，实在是不能比的。这儿山多焦秃，荒无寸草，风沙时现，遮天蔽日，干旱缺水，辄有纠纷。不知上溯至多少辈祖宗起，这儿便因抢水而血流盈地。我用脚丈量凉州大地的那几年，每到一处，便见历朝历代关于处理水纠纷的史料。至于传说，其数目之多，种类之广，不在《天方夜谭》之下。有好些地方，多“以石为证”，欲将无常之石刻，处理永久之纠纷。但那纠纷之血，并不因“石”的存在而绝迹。
我的家乡，就是其中一个极不起眼的所在：凉州洪祥乡陈儿村。关于那乡名和村名，已无法考证其来历。正如我至今不知曾祖父的大名一样，蒙昧的乡人是不会将他们认为的无聊事录之于书传于后世的--再说也没几个识字的人――在他们眼中，吃穿之外的所有事都是扯淡的。也如我十岁以前，心中念想的，总是如何填饱肚子，灵魂呀，信仰呀，在心中连影子也找不到的。
关于我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各种报道极多，多以“苦难”命之。但必须强调的是：我小时候并没有一种苦难的感觉。恰恰相反，童年少年在我的生命中留下的，是许多诗意的东西。记得那时，我总跟同院一位大姐姐挖生产队地里的大豆种子。那被湿土泡得软软的，胖胖的东西是我眼中最美的景致。刨出几个后，点燃麦秸，将那所得，丢入火中，不一会儿，我口中便会充满夹带着生面气的美味。我相信，我那时尝到的，是天堂的感觉。
我十岁后的某一天，这种乐而无忧的生活很快被打破了。一天，我发现村里死了人。我一再追问父母，他们也没说清啥是“死”，但我却怪怪地“明白”了“死”。那时的幼小心灵里，死是个巨大的黑洞，老躲在一旁，偷窥我。我明明知道，我一不小心，“死”就会吞下我。记得那时，没人告诉我还有来世。我的家乡没有寺院，没有僧侣，没有信仰，没有书籍，没有六道轮回的传说，乡亲们都说：“人死如灯灭。死了，就啥都没有了。”这种观点被唯物论者所接受，一些人怕日后“啥都就没有了”，就利用手中职权大肆搜刮。长大后，我才知道，佛教将这种观点称为“断灭”。
在那种“断灭”的文化圈里，“明白”了“死”的我拼命哆嗦。没人知道一个孩子的恐惧，没人能排解他灵魂的惶恐。每次问大人，他们总笑我。白天还好过些，繁杂总能填满脑子。一入夜，那“黑洞”就向我逼了来，我不敢入睡，总怕一闭眼，它就会吞了我。即使我在疲惫至极后入梦，也每每被梦中的黑洞吞噬，更被自己尖叫惊醒，而发觉自己一身的虚汗。
于是，我常常从梦中醒来，常常望着被黑暗吞噬的万物胡思乱想。那种没有主题的联想跟我后来放牧时爬在马背上时一样，成为我最早的智慧求索和艺术训练。这种对死神的直观感悟一直伴随至今。一天，一位甘肃作家以为我把他视为对手，我笑道：“你要是这样想，就太看不起我了。我从不将作家当成对手的，无论活着的，还是死去的。我的对手是死神。”同样，今生里，我也不会将文学上的成功，当成我生命的成功。我明明知道，面对死神，所有文学上的声誉毫无意义。我曾对作家杨显惠说，我对他的成功由衷表示敬意。因为，百年后，雪漠和杨显惠没啥两样，都仅仅是个符号。而最重要的，是你的作品中是否有一种利众精神。你的所有价值，仅仅是因为你曾经的存在，使这个世界相对美好了一些。当然，这美好，也包括真，包括善。
因为我明白地看到了死神在窥视我，后来的生涯中，我一直能窥破一些东西。我从不与一些人计较眼前的得失，从不在外物上动心思。我在教委工作了多年，我所在科室管着职称评定，但我一直没有职称。著此书时，我仍是一个连中级职称也没有的专业作家。说实话，对职称，我是唾手可得的。但我明明知道，相较于死亡，它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很少参加单位每年的评职称述职会。
人的一生里，总该有一种高贵的心灵和姿态的，对权力，对金钱，对地位，都应该这样。当满世界都趋之若骛时，你应该对它淡淡一笑。
因为明白了死亡，我很小就确定好了人生目标。我的素材收集是从初中开始的。在学校里，我从不去学那些跟我的人生目标无关的课目。我必须做到我今日之所学，一定要成为我明日成功的基石。我不愿浪费生命，不愿像猴子掰苞谷一样，边掰边丢。所以，当我到四十岁时，我已经构建了我独特而丰富的知识体系。
但是，无论我怎样的追求，都无法解除面对死神时的意义丧失。为了寻找灵魂的依怙，为了寻求生命的意义，为了证悟我所向往的真理，我很早就接触到宗教。当然，有时的“接触”，是不自觉的，我甚至不知道那叫“宗教”。我长大才明白，我熟悉的凉州贤孝中就渗透了佛道内容。
我很小的时候，就能大段大段地吼唱贤孝内容。贤孝对我的影响已融入了血液。写作时，我耳边常响着贤孝的旋律，我总能从其中读出灵魂的苦苦挣扎。那种苍凉和悠远里蕴含的智慧，更成为我幼年最好的灵魂养分。如
《吕祖卖药》的结尾有段唱词，就是佛教智慧的形象表述：
“天也空来哟地也空，
唯有日月转西东；
山也空来哟水也空，
山水相连到处通；
朝也空来哟国也空，
紫禁城里不知换过了多少主人公；
父也空来子也空，
只不过临危头顶那么三尺青；
母也空来哟女也空，
只不过在亡灵面前假哭几声；
兄也空来哟弟也空，
只不过是前世的仇人转仇人；
夫也空来哟妻也空，
只不过是来世转来生。
我说那珠宝玉器一起空，
金钱财宝一起空，
世人如果知道这个空空意，
何不到碧天洞中去修行。
你看那西天路上一只鹅，
口含灵芝念弥陀，
扁毛都知道这个修行意，
难道人吃五谷还就不念佛……
孝中，佛道的界限并不严格，两种宗教常杂糅在一起。但那时，我并不知道它们是“宗教”。参加工作后，我才真正地理性地接触宗教。我首先接触了道教，我曾系统地研究和实践过道教丹法，并得到了相应的真传，但我一直没有皈依道教。我跟一些人不同，我不会皈依不能为我解除全部疑惑的理论和教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边读书练笔，一边修炼道法。这种修炼的直接结果是，我拥有了一种治疗能力。在武威市双城镇河西小学教书期间，数以百计的病人蜂拥而来，怪的是，经我治疗后，许多人确实神奇地痊愈了。
索的我一直无法从道教中找到我向往的真理。随着我智慧的渐增，我发现道教中有许多不究竟之处，进而渐失信心。我开始接触其他宗教，除了基督教、天主教、等世界知名大教外，我还接触了印度耆那教等少为人知的宗教。对耆那教，我至今仍保持着浓浓的敬意。我的接触是了解教理，参照死亡，印证真理。期间，一些教派对异教和异端屠杀和镇压令我厌恶。我一生向往的，是对所有的生灵都有善意的真理，因为我们人类的共同敌人是死神。我们不应该成为了死神的帮凶。我诅咒所有的屠杀。我认为所有的屠杀都是罪恶。
20多岁时，佛教再次微笑着向我走来。此刻，它的光临，已非我小时候从贤孝中接触的那样模糊了。我已经走出了“迷信”的云雾，进入“智信”的境界。照面的刹那，它那炫目的灵光就“击穿”了我的灵魂，我忘我地扑入其中，边研讨它的教理，边实践它的教法。我最先研究净土，而后禅宗、南传佛教、律宗、密宗等。对每一宗，我都不是浅尝辄止，而是独有所悟，探其堂奥。三十岁时，我已能在佛学沙龙里讲授小乘证果的法门，即如何从凡夫起，由戒而生定，由定而发慧，而成就无上正觉。
得遇香巴噶举时，我32岁。此时，我对佛教显宗的多宗教理，已渐能融汇贯通。期间，曾遇许多佛教中人，有居士，有和尚，许多人很喜欢我，想收我做弟子，我多学其所长，却从不皈依拜师。我的智慧告诉我，我的一生里，会有一位能做我灵魂依怙的上师，我一直等着他。
在那个夏季，我终于等到了香巴噶举。那时，我已开始写《大漠祭》，渐入佳境。那时，我在一偏僻的小院里租了一间房子，与世隔绝。每日除写作几个小时外，其余时间都用于禅修，心是宁静到了极致。我不仅放下了世事，也放下了文学。那几年间，我正在原武威市教委工作，时任教委主任的蒲龙先生不给我安排任何工作，我才能出离若斯。后来的几年间，蒲龙的接任者李宝生也默许我不上班，这种状况延续了至少五年，直到另一位官员接任李宝生后，我才不得不离开教委，到一所叫东关的小学任教。但很快，我以返还工资的方式买回了我的自由。成为甘肃省专业作家后，更有了无限的自由空间。说明这些，旨在说明在我生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以禅修之心出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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