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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门学科而言，往往在大的学科名称之前加上某个定语，所代表的一般是这个大学科的一个子部门，经济法学，必然是法学的一部分，量子物理学，必然也是物理学的一部分，中国古代文学，理所应当是文学的一部分。但是唯独略显特殊的，是经济学，经济学确实是一门奇妙的科学，“经济学”尽管听起来像是一门概括性的大学科的名称，但是经济学家们，却通常默认一个事实，一般语义的里的“经济学”，并不是对所有经济科学学说的总成，而专门指“新古典”经济学，特别对于中国经济学家和中国经济学界，“经济学”几乎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为主流的西方经济学的代称，“经济学”这个词又尤其与“政治经济学”相区别，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和经济学几乎是默认的两个截然分别的学科，政治经济学不是经济学，简直有些公孙龙“白马非马”的意思。
不仅如此，新古典经济学还以亦鸟亦兽的面目游走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一方面是分析最基础的社会行为——经济行为，另一方面确实利用高度复杂的数学分析方法对经济现象进行演绎，使得西方社会对经济学又有“社会物理学”之称——也借此标榜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如何利用数学演绎法则精密的揭示了经济现实后的规律法则，新古典经济学也因此越发的炙手可热。
其实新古典经济学占领西方乃至于世界经济学界的头把交椅，并非是在马歇尔整合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近代庸俗经济学创立了Neoclassical学派的时代，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古典综合派整合新古典学派与凯恩斯主义，打下今天主流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的学科框架之后，而且也仅仅限于对西方世界经济学界的占领，对俄苏、中国经济学界形成全面巨大的影响，更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了。
不过对于中国经济学界，新古典经济学的潮起潮落，相比较于西方而言，着实存在着那么一个几十年的“时滞”，西方世界内部对新古典经济学已经广泛掀起质疑和批判，而中国亦步亦趋于西方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却刚刚坐稳中国经济学界的王位；意识形态里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偶像，在西方世界已经随着经济危机的卷土重来而黯淡下去，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弄潮儿却正演的起性。
不由得要问一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何去何从呢？莫非我们也要随着这个时滞，在几十年后等待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自发的衰落吗？按照理性预期的说法，当前以及过去的所有信息应该都为决策者所利用，不过并非所有笃信理性预期学说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新古典经济学会在短期内萧条下去。
从以前谈起……
经济学是一门怎样的科学？毫无疑问，大家都会把它归到社会科学里面去，但是相对于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科学，对其研究问题更重要的，往往并非是方法，而是位于方法确定和规范之前的立场——或者说，一门科学的价值准则，判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的依据。不过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一贯有一个鲜明的态度——价值中立，或者说，倾向于认为经济学仅仅在于实证的研究与描述，而非站在道德立场上去评判经济现象，特别是微观经济领域。例如，我们认为垄断是无效率的，因为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剩余没有最大化，税收是无效率的，因为存在无谓损失，这些判断都是价值中立的，因为其分析问题依靠的是数理演绎，效率表现为一个函数值，既然函数值没有实现最大化，那么就不是有效率的。这是新古典经济学一个惯常思维，以函数关系和数量大小度量经济现象并作出判断，问题不在与演绎法的数理逻辑正不正确，而在于基于经济现象与行为，进行演绎的假设是否合理，是否足够充分地把握了经济现象的本质，是否有效准确地使用了抽象力。我们常见的生产函数，Y=F（K,L），看着是和谐的很，但是这之中就剥离掉了很多本质层次的经济因素，比如说，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资本雇佣劳动还是劳动雇佣资本呢？我看不出来，但是这个问题就涉及到经济权力问题，经济生产的决策到底是谁在进行呢？是资本还是劳动呢？西方经济学显然是倾向于等价地审视劳动与资本，因为它们都是“生产要素”，如果我想研究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抱歉，那就是生产组织理论了，那是管理学或社会学的内容，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偏好研究的。而这恰恰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致命弱点，那就是偏执于对经济事实的抽象和演绎，用数理思维建立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城堡，把非新古典经济学而与经济行为和现象密切相关的其他学科和思维方式统统赶了出去，数理演绎法则构成了格挡其他学科渗透的工具屏障——不把繁复的数理工具学好，休想跨进新古典经济学的大门！数学工具和计算机技术无疑正是新古典经济学城堡门前的哼哈二将。
这种垒山头、建城堡的做法，使新古典经济学确实得意于一时，构建了庞大的经济学体系，而且其最大特色是一代又一代新古典经济学家们都是站在否定前人的基础上而熠熠生辉的——当然不是全面地否定，而是否定并修正前人的认识，但新古典的基本价值理念和分析方法是没有大的变化的，理性经济人，一般均衡分析，边际决定论——这是几乎所有新古典经济学家都承认的原则，但是如何理解这些原则，这些原则在时间上的体现又是怎么样的，不同学派的理解迥异。
早期新古典（Neoclassical）基本是建立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近代庸俗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分析基础上的，第一代新古典经济学是没有现代意义的宏观经济分析的，主要是第一代新古典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和微观经济分析没有太大区别，所以也就没有经济学的微观和宏观之别。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无疑是从分析方法上对新古典的一个大冲击，不过凯恩斯自己到没有掀翻新古典体系的意愿和野心，他认为（新）古典体系仅仅是描述经济现象的某些极端情况，凯恩斯是从宏观领域为新古典体系提出了一般化的理论启示，不过可惜凯恩斯寿数不够长，1946年就因急病辞世，如何从晦涩难懂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抽取凯恩斯主义的精华，立刻成为一个问题和论点，也因此诞生了英美“两个剑桥”的激烈争辩，后凯恩斯主义（Post-Keynesian）和新古典综合派的新凯恩斯主义（Neo-Keynesian，不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凯恩斯主义即“New Keynesian”）势同冰火。英国的新剑桥学派认为“不确定性”和“反一般均衡”才是凯恩斯主义的第一要义，而萨缪尔森领衔的新古典综合派显然是利用了新古典的一般均衡分析法解读演绎了凯恩斯学说，把新古典体系和凯恩斯体系看似和谐的整合到了一起，形成了第一代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一般均衡分析下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宏观经济学）综合体系，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看的大多数原理类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基本内容——当然了，宏观部分随时间变化更大一些。
可以说，新古典综合派借此打败了一个对其体系构成最大直接威胁的“内部”对手，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消解了对其理论内核的威胁，反而巩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地位，而且协助其在空间上向全世界进行扩张，特别是挤垮了欧洲大陆长期所兴盛的历史-制度层次分析问题的“社会本体”经济学，代之以数理演绎的“自然本体”经济学，萨缪尔森在经济学数理演绎的运用发展上，可谓是居功至伟，也无怪乎他成为计量经济学创始人拉格纳和丁伯根后，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
不过新古典经济学吸收了凯恩斯主义后，并没有停止发展，到了70年代中后期，随着西方世界新经济危机的到来，早期反凯恩斯主义的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后来的理性预期学派聚集联合，形成了复兴新古典经济学原教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也就是第二代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凯恩斯主义所认定的市场不均衡是一种极短期现象，政府干预是低效率的。而与其对垒，新凯恩斯主义（New Keynesian）继而崛起，从微观经济领域寻找支持证据，一反传统的信息完全、市场完全竞争假设，其中斯蒂格利茨所研究的信息经济学，正因此应运而生。
说到这儿，我不由得想起了2001年新凯恩斯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阿克洛夫在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候的演讲，指出了6个新古典宏观所难以解释的现象：非自愿失业的存在、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的作用、高失业时通货紧缩并未加剧、普遍的退休储蓄不足、相对于经济基本面而言股票价格的过度波动、长期存在自暴自弃的低下阶层。其中非自愿失业、退休储蓄不足、自暴自弃的低下阶层三个问题，绝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更是伴生于经济中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绝不是拿几个数学模型所可以解释的，哪怕用每秒上亿次的计算机进行演算，因为人的行为不是简单的个体目的——行为，用简单的个人理性即最优化方法绝对难以解释全部问题，人的行为究其主要方面而言，是社会行为，或者说，人的行为必然重要方面体现其社会关系，而就主要方面，经济关系或者说生产关系起着首要作用，从个人理性入手简单地分析人的行为显然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别看西方经济学里那么多复杂的数学模型，但是没有经济学的独立逻辑，思想干瘪的很，简直就是假设之后去求n个方程的解。而社会关系显然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擅长分析的，因为其中包含了太多的不确定性，为了形式的完美，不惜扭曲真理和真相——这就是新古典经济学要命的弱点，或者说，这是虚伪的科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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